邹雯静

摘 要：根源于叔本华哲学与海甫定心理学的王国维美学思想是对现代美学的开拓，亦是中国文学批评由旧文学向新文学转化的重要标志。然而，其作品中“境界”与“意境”这两个概念往往被读者混为一谈。文章力求通过对《人间词话》中所出现的“境界”与“意境”进行对比分析，正本清源，窥一斑而知全豹，肃清两个概念之间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关键词：境界;意境;王国维

王国维无疑是中国近代、现代相交之际的中国文坛上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其留下的《人间词话》被后世文人奉为圭臬，尊为词学、美学的根据，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在研究《人间词话》时，“境界”与“意境”两个概念会被人们反复提及，且人们常常将其混淆为一体，忽略了其中的不同之处。厘清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应该从《人间词话》本身入手。

一、境界为探本之论

无论西方美学、哲学思想有多么深远，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依旧有着极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审美的烙印。《人间词话》手定稿第一则云：

[一]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叶嘉莹先生在评论这一则时指出“境界”是指文学作品中不属于表面现实的情事，细细品味可以分为三层含义：其一，“词以境界为最上”，这是直接指出“境界”为“探本之论”，在评价词的好坏高下时，“境界”的有无应该作为其第一标准，可以说是词的理想和目标;其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有了“境界”后，主体的精神力便会得到提升，词的本身也因此有了“高格”，卓越超群，独树一帜，“名句”由此而生;其三，“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五代、北宋之词不同于其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独”具有“境界”。由此可以看出“境界”的有无应当是评价词的特殊标准。那究竟什么是王国维认为的“境界”呢？

《人间词话》手定稿第四十二则云：

[四二]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

在王国维看来，“境界”和“格调”是对举的。姜夔的词“格调”高雅，其艺术修养之高不言而喻。然而，其仅仅是在描摹，而并非体验，缺乏主体丰韵的情感和精神，文字功夫佳，但却“不于意境上用力”，为艺术而艺术，故，难以从中透视其“人生的实相”——“言外之味”“弦外之响”，亦难以被称为一流。在紧接的第四十三则中，王国维又云：

[四三]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傍素波干青云”之概。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

由此可以看出，姜夔的“无情”、陆游的“乏韵”都不能称为有“境界”。有性情、有境界的诗词当具有辛弃疾的“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之势。

再比如，《人间词话》手定稿第七则云：

[七]“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王国维举宋祁的《玉楼春·春景》中的“闹”字和张先的《天仙子》中的“弄”字为例，说明了能将审美直观中表现出来的自然力、自然生命力直观地传达出来，能使“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的瞬间的境界成为永恒，这便是“境界”的体现。

这在中国古代词论中也可以窥见其端倪。《古今词话》中称：“红杏枝头春意闹”，一‘闹字卓绝千古，字极俗，用之得当，则极雅。”而在《皱水轩词荃》中说：“词虽以险丽为宗，实不及本色语之妙……觉红杏枝头，费许大气力，安排得一‘闹字。” “雅”“本色”亦是王国维在恒定是否具有“境界”特征的标志。在他看来，境界应该是指真情或心灵境界，须有主观丰盈的情感，却不失雅致和本色，是词中必须具备的。其在《人间词话》第二十六则中云：

[二六]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借用晏殊、柳永、辛弃疾三人的词句来阐述想要取得成就必然要经历的三个阶段，亦是王国维所界定的三种 “境界”，这其中呈现出的显然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烙印。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应该有最初坚定的目标和方向;为了追寻这个目标必然需要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等到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自然会豁然开朗，有所发现。《论语·宪问》中有这样的话：“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朱熹注：“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循序渐进”与王国维的三境界中的“逐层渐修”有异曲同工之处。《老子》中亦有类似的思想，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有最后的成就都离不开之前微小的追求，只有经过之前长期的努力才能达成最后的顿悟。这种“顿悟”思想更是禅宗的一个法门，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曾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然山，看水仍然是水。王阳明著名的“龙场顿悟”后，即得“格物致知”之旨亦同于此。

这样的传统倾向在《人间词话》中比比皆是，如第六则中云：

[六]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在王国维的思想中，境界可以指“外境”——景物，亦可以指“喜怒哀乐”——人心，这便有佛家强调对“外物”的修炼，更强调对“心性”的修炼的境界论的影子。词中的境界须得有“真景物”“真感情”，重复出现的 “真”是诗人心灵境界的物态化，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体现。

当然，“境界说”中叔本华哲学思想的痕迹也班班可考。王国维曾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他认为成为杰出的词人，必须摆脱世俗闻见的污染，避开意志的束缚，而以童真的、不带任何欲求的纯粹认识观审世界，表现世界。 “赤子之论”的源头便是叔本华。

在《人间词话》发表后的第三年，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又一次对“境界”这一概念进行了解说：

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诗人之秘妙也。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蹈，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先生之词，属于第二种为多。

在第四十则中还出现了“隔与不隔”的核心概念：

[四十]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

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

这两段文字中所表现出的“直观性”须得诗人才能表达、诗人与常人“反思性”的差别等思想均取自叔本华的哲学。

综上所述，作为王国维思想的“探本之论”的“境界”更趋向于一种直观纯粹的结果，其核心应为：在具备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神韵、气质等审美要素的基础上，诗人在将客观之物作为其文学描写对象时也需得体现其形式之美、本质之美、规律之美。

其中既有中国古代文论的深厚渊源，亦有叔本华理论的真切再现，两者巧妙地被和谐统一，并被进一步更新和超越，既是作诗作词的精髓，亦是为人处世的要典，其自称的“境界”为“探本之论”确乎持之有故。

二、意境为“意”“境”“观”三者的融合

不同于“境界”一词在《人间词话》中反复被提及，“意境”一词在《人间词话》中只有一次被使用，第四十二则中云：

[四二]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

细细品味，此处于“意境”上用力，更多的是强调意境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符合传统诗论中的境界说。然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乙稿序》中也明确地提出“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

这样的说法与传统的境界说并不相符，这里的“意”和“境”应该是两种并举齐驱的文学要素，王国维也多次将其分开表述，如：

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乙稿·蝶恋花》之“百尺朱楼”等阕，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

“意境两浑”“意境两忘”这樣的表达方式的反复出现说明了两者应该为并列的两种原质，而并非为一体。《文学小言》中第四则云：

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

这里的“景”与《人间词话乙稿序》中的“境”是相似的，它是指“知识”，是外在客观存在的;而“情”则同于《人间词话乙稿序》中的“意”，指“感情”“性情”。这与上文提及的“境界”中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写境”“造境”有些许相通之处。但“意境”更多的是落脚于文学创作论，“境界”则偏向于文学本体论;“意境”强调的是文学表达时需得真实、自然、生动，“境界”指向的是应将韵味、真情、格调、隔与不隔融会贯通。

在《人间词话乙稿序》中王国维还提到“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这里的“观”是意境产生的基础，决定着“意境”的性质和价值。由此可以看出，王国维的意境论应该包含了三个方面，即 “意、境、观”。“意”和“境”为具象原质，由“观”的有无和深浅来决定。“观”的这一概念在叔本华的哲学中早有体现，《叔本华哲学与教育学说》中王国维有这样一段译文：真正的知识唯存于直观，即思索（比较概念之作用）时亦不得不藉想象之助。王氏对诗歌的“直观”“不隔”的近乎苛求，要求每一首词通篇都要做到“语语在目前”，这正是根源于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观”的踪迹，《老子》中有“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北宋哲学家邵雍在继承老子的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王国维的“意境”正是由叔本华的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为强调心灵境界在评价诗词时的特征性。

从时间来看，《人间词话乙稿序》写于《人间词话》发表的前一年，某种程度上，“境界”是对“意境”中 “观”的延伸，“意境”这一概念可以看作“境界”的雏形，亦可以看作王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论和叔本华哲学之间摇摆修正的标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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