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艳妮

（广东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广东 肇庆 526100）

传统上，英语学习以英式和北美英语为主，而全球化和本地化挑战了它们的“标准”地位。在这波浪潮中，“世界英语”理论(World Englishes)，及卡其鲁(Kachru)提出的同心圆学说(Three Concentric Circles)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对“世界英语”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并提出了“中国英语”一词。以前的研究多集中于中国英语特点和学生对英国、北美英语的态度，关于世界英语的教学和可操作性的实证研究鲜少涉及。

周榕和陈国华（2008）的合作报告中显示学生主观上对美国英语明显偏好，而其实际发音却是几种口音的融合。高一虹和许宏晨（2014）通过对五个英语变体的测试，表明中国学生志愿者对英语变体的认同和了解有限。之前的语言态度研究表明，中国大学生对英国和北美口音有一致的偏好。其他英语口音，例如澳大利亚英语，则被视为非标准英语。

事实上，全球化模糊了英语内部、外部和扩展圈子之间的界限。从那以后，英语变体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到目前为止，已经建立了多个英语变体语料库，例如：维也纳牛津英语国际语料库 (Vienna Oxford International Corpus of English)、东南亚英语语料库 (Corpus South-East Asian Englishes)、语言口音档案馆（Speech Accent Archive）这些语料库将为更好地理解英语变体（World Englishes）提供极大的便利。

然而在商务英语交际中，听说交流是最重要的部分。而大多数情况下，中国的英语听力教学重视程度不够。采访中，绝大多数学生表明听力课非常无聊且有压力。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有人每周只有两个小时练听力。笔者有四年多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听力教学经验，以及课堂观摩经历，笔者注意到：大多数英语听力教学涉及被动的听力过程;英语口音很少受到关注;大多数听力材料都是从阅读材料中转化而来，并非真实语料。事实上，这三个问题在英语听力教学成效提升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将着重探讨主要英语变体即英语口音在英语教学及交际中的应用现状，以及提升英语变体听辩能力的可行性策略。

一、研究理论

我们所说的英语拥有相当多的变体。美国语言学家Kachru（2000）将英语变体划分为三个同心圆：内圈、外圈和拓展圈。内圈，包括传统的口音（英国、美国等），是“规范提供”。外圈（主要是新英联邦国家，包括印度等）是“规范发展”。拓展圈（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包括中国、俄罗斯等）都是“依赖规范的”。根据Trudgill（1999）的研究，英国只有大约9%-12%的人说RP标准英语。因此，遇到标准的英国RP和美国GA发音的概率相对较小。

二、英语变体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一）听力测试

全球化凸显文化多样性。作为国际语言测试，雅思（IELTS）和托福（TOEFL）为展现英语实际交际情境，在听力测试中逐渐加入不同英语口音，如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日本，甚至是中东英语口音，而非常见的英式和北美口音。毫无疑问，这对英语听辩听力有了更高的要求，能够应对世界各地的英语口音。这表明雅思和托福语言测试的科学性和成熟性。这一变化也对英语听力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英语实际应用现状

关于口音应关注中国实际的英语使用情况。“一带一路”不仅繁荣了经济，也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及非洲国家间的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只熟悉英美口音的人来说，与外圈及拓展圈人交流可谓是挑战。

对不同英语口音较为陌生可能会导致难以理解甚至交流失败。例如，一些印度语、土耳其语发音者的发音th/θ///可能只是听起来像齿音/t/。大多数时候，清辅音的爆破/t/像浊辅音/d/。印度英语通常缺乏爆破音和停顿，且速度快。此外，根据The Macquarie Dictionary-Australian National Dictionary词典，在澳大利亚口音中，像 paid 一样的词语（RP：/eI/）变成 //。

此外，越来越多的跨文化交流活动在中国举行，例如20国集团、上海世博会等，需要大量的英语志愿者。在高一虹的研究中，她详细描述了志愿者对不同英语口音的感受。根据她的采访，日语发音“press kit”听起来很像“press kito”;印度英语讲得非常快，语调不熟悉。一名志愿者承认他未能与阿拉伯英语讲话者交流。当一名埃及运动员说长句时，他和另一名外国语大学的英语专业学生要求运动员说英语。这位运动员回答说“我说的是英语。”他们尴尬至极，说完抱歉离开了，熟悉并能够处理不同的口音在商务谈判和外事接待中非常重要。

另一种典型情况是口译。根据Daniel Gile（1995）精力分配模式，口译基本上涉及三个部分：听力和分析、短期记忆和协调，以及产出。口音英语给翻译的理解带来了困难。人的注意力范围有限，因此对听力和分析的大量努力将导致对其他任务的不充分关注，从而导致翻译速度、准确性和质量降低。赵倩（2014）和武志伟（2008）对口译中英语口音的研究也表明：口音英语对有效口译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焦虑、恐惧等状态，往往导致无法集中精力听取和分析，甚至陷入焦虑——失去理解——焦虑的螺旋式下降循环中。

（三）英语听力教学现状

事实上，中国的英语听力教学对英语口音的重视程度不高。根据刘东彪的研究，80%的教师仅将RP和GA作为标准英语口音，其他英语变体作为非标准英语。如今在四位说英语的人中，仅一位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一项调查“你的英语老师是否已经教过你关于口音的英语”中，有六分之一的人说“不，但他自己学习”，其余大部分都说没有。因此，提高双方口音意识，极其必要。

（四）英语听力教学中涉及口音的实证研究

此项实验用以验证在英语听力教学中介绍英语变体对于提高听力和交流能力的显著效果。研究假设是在课堂上获得口音介绍和处理技能的学生在沟通交流上明显优于那些没有的人，假设其他变量相近或相同，如年龄为19-20岁，英语学习年限为7-8年，听力测试成绩通常在良好80-90分区间。两组学生，每组30名女生和4名男生参与实验，真正的会议录音作为实验素材。本实验的讲话取自马拉拉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在实验之前，实验小组听取了关于巴基斯坦英语的发音特征简介，如清辅音爆破音/ptk/受母语迁移影响易发成/bdg/;对于deal、girl、world等词，常常省去模糊舌侧音（dark lateral）/l/；-th齿间音发音类似/d/等。并从Speech Accent Archive网站下载了样本音频以供参考。除了对巴基斯坦英语的特征进行分析之外，实验组还提供了处理不熟悉的口音的技能介绍。例如，从主题进行推测、预测、英语逻辑和标记词的提示,如primarily；Today;Dear friends;There is/are;Dear sisters and brothers;We call upon;Solet us wage等。

马拉拉的演讲分为三个部分进行实验测试，然后进行复述——口译测试。将他们的视频录音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准确性、处理口音的技巧和情感（见附表1）。

实验结果为：从附表1中可知，实验组总体上比对照组具有更好的表现;首先，在对正确的意群数统计后，得出实验组对意群理解复述的准确性89%明显优于对照组80%，口译时实验组82%高于对照组73%;其次，实验组更有信心处理英语口音，焦虑和激动程度较低（图中显示：复述和口译环节，实验组烦躁放弃的人数均低于对照组）;此外，预测技能、模糊信息容忍度和情绪调节效应促成了实验组的相对优异表现。

三、建议与结论

提升英语变体听辩能力的核心在于熟悉真实语料中的世界英语。对于不同的口音，可以采取三种措施。首先，教师可根据Kachru的三个同心圆选取有代表性的英语口音介绍和培训，借助多个英语口音语料库，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常见英语变体语料库，例如：针对印度巴基斯坦地区英语，可采用附表2形式。

其次，可将不同口音的听写作为作业，并进行必要的错误分析对比，以区分相同和相似的发音，不同的单词口音以及连音，失爆破等语音特点。此外，还可提供不同英语口音的真实语料，如带有口音的演讲等来撰写大纲，或是YouTube上的口音视频进行复述模仿，或是模仿多国会议。还可将不同类型的真实语料，例如访谈、报告、故事和对话等，广泛用于听力教学。采访通常采用问答形式，会话基本上采用主题和态度形式，报告通常涉及基本要素和细节。可以采用上述方法使学生能够在不同的主题和情境中处理世界英语变体。

此外，重视积极听力思维（active listening）的培养。积极听力思维是一个涉及“预测—验证—再预测”（anticipation—Verification-prediction）的过程。听力理解是一个复杂而积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听者必须保留所收集的内容，并根据话语的上下文对其进行理解。作为一个积极的听者，不仅需要激活语境信息和以前的听力知识，还需在讲话人讲话前思考预测接下来的内容。积极的倾听者不断在脑海中建立假设，并且不断将这些假设与实际所听到的内容相匹配来持续验证并调整假设，积极思考贯穿始终，预测的技巧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听众对主题和环境的熟悉程度。因此，在实际听力练习或交际活动前，可对这些主题进行一些思辨，阅读相关材料，做好词汇辅助工作，为即将进行的交际活动做好充分准备。

交际是英语学习的终极目标。经验证据表明，不熟悉的口音对交际参与者的理解和口译会产生负面影响，削弱理解准确性，并可能导致焦虑紧张的情绪。因此，应在长期语言教育和日常实践中重视世界英语听辩技能的提升，以期拥有更开放的语言态度，实现有效交际。

附表1 视频录音分析

附表2 印度巴基斯坦地区英语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