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欣蕊 张鹏 郑丁文

摘要：从相关文献及资料记载来看，旧西藏的自然经济时期，人口呈现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原始人口模式，资源环境压力小;民主改革后至2010年，西藏人口基本呈现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模式，资源环境压力大;2010年以后，人口呈现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模式，资源环境压力降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态势初步形成。建议制定并不断完善西藏生态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发展绿色环保的高原集约型农牧业生产，视情实施生态移民政策，切实做好西藏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关键词：西藏人口;资源;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3-0153-03

人口、资源、环境是关系人类生存的重要问题。西藏地处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与世代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形成了特有的人地关系。青藏高原气候独特，山地规律变化大，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气温和降水也由东南向西北递减。西藏地区物产资源丰富，拥有各种珍稀野生动物和鸟类，也是我国和南亚地区主要江河的发源地和上游流经地区，其生态优劣直接关系到下游人民的安危冷暖，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战略地位。随着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西藏地区作为我国边疆门户的重要地位也日益凸显，党中央和国务院越来越重视西藏的生态安全，习近平总书记也不止一次提到：“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1]相比于内地其他省份，西藏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社会发育程度较低，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环境承载力差，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土地和植被等资源的恢复需要很长时间[2]。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世代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是如何依靠西藏有限且脆弱的自然资源存活下来？或者说人口与资源之间是否存在什么机制？了解清楚这些问题不仅是进一步探讨西藏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巩固西藏的国家生态屏障地位的必要步骤，因此有必要对西藏历史上人口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的认识，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

一、西藏三个主要时期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根据以往相关文献及资料记载，本文将西藏主要时期的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大致框架描绘如下（见图1），然后进行详细的分阶段说明：

（一）旧西藏时期（1959年以前）

20世纪50年代，西藏还依然是封建农奴制社会，农奴及奴隶占西藏总人口的95%，占西藏总人口仅5%的三大领主掌握着西藏绝大多数面积的土地[3]74，农奴世代依附庄园和奴隸主而生，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由于旧西藏生产力低下，苛捐杂税繁重，农奴们身体素质极差，加之传染病常有流行，高原地区恶劣的环境和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就算生了病也无法及时救治，人口死亡率极高。和平解放初期，西藏人口死亡率依然高达28‰左右，人均寿命仅为35.5岁[4]25。封建农奴制迫使收入微薄的人们不得不需要很多的劳动力向农奴主和三大贵族缴纳供赋以维持生计，多生育就自然成为弥补死亡数量的仅有办法，可是因为死亡率过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自然也就很低，多在10‰以下[5]。三大领主作为西藏政权和神权的掌控者，除了贪图享乐和剥削农奴，并没有为西藏社会的近代或现代化发展做出任何贡献，西藏社会各方面近乎停滞。因此在这一自然经济时期，人们单方面适应自然条件，社会生产力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整个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开采能力有限，人口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模式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压力也小。

（二）民主改革至2010年

西藏和平解放后，在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内地其他省份的帮助下，全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人口总量由1959年民主改革时的122.8万人逐年增长至2000年的259.83万人，继而又增加到2010年的300.22万人。民主改革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几年间，由于自治区还未正式成立，旧西藏政府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水平低，人口增长依然缓慢，1951年至1959年从115万人仅增加到122.8万人，7年增加7.8万人，年均增长率不足1%（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西藏人口飞速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各种政策开始实施。西藏自治区成立后不久，国家在西藏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导致70年代开始西藏人口数量猛增。80年代中期开始，大批内地工作者涌入西藏，响应中央政府的“援藏计划”，迁入者以青年人为主，正处于婚育的黄金年龄，西藏的人口出生率进一步升高。直至90年代初期，中央提出：“在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实行计划生育，但具体要求由各省、自治区决定。”[6]22自治区政府制定了被称为“一二三”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职工及其家属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藏族干部职工及城镇居民可生育两个孩子，对广大农牧民群众只是提倡计划生育，不限制生育数量。与内地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相比，西藏独有的宽松生育政策使得1965年左右至2000年以前人口总增长率和年均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

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快速进步导致全区死亡率大幅降低。这一时期正值“西部大开发”时期，全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65年的141元逐年增长至2010年的6647元[8]122;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身体素质也越来越好，人均期望寿命由解放初期的35.5岁提升至80年代中期的58岁[9];全区医疗卫生机构由1958年的43个增加到2000年的1237个[10]45，病床和专业医生的数量也在飞速增加;解放初期，全区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85%以上，到2000年，全区各级学校达956所，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85.8%，文盲率下降到32.5%[11]，教育结构的不断优化及流行病传染病防治宣传，西藏人口死亡率大幅降低，同时人口总量和出生率也在稳步增长，这一阶段西藏人口呈现出典型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模式。

这一时期由于人口急速增长，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带来了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这必然导致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甚至威胁到其他生物的生存。首先，森林植被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原始森林几乎遭受灭顶之灾，山上的植被被次生林覆盖。出于群众取暖需要，薪柴和植物的根系等被肆意挖掘，森林遭受破坏后导致的水土流失经常引发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部分群众流离失所。其次，人口扩大导致草场过度放牧，草场退化、沙化也越来越严重，不仅牧草产量大幅下降，牲畜产量也受到很大冲击[12]。再次，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导致湖泊和湿地面积不断萎缩，珍稀动植物也失去了栖息地。另外，在市场竞争利益的驱动下，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官方管理，矿产资源浪费现象严重，而且矿山周围的生态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出现危机。

（三）2010年至今

从上世纪60年代至上世纪末的30年间西藏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情况，可以明显看出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以前，西藏人口自然增长率总体而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在2000年以后，西藏人口自然增长率有了一定回落，尤其在2009年以后，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见图2）。

育龄妇女文化素质提高是导致西藏生育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口逐渐向“三低”模式转移（见图3）。1989年全区育龄妇女中，高文化层次妇女平均生育0.89胎，低文化者为1.26胎，文盲半文盲妇女为2.73胎[13]34，并且从图3可以看出，2000年至2010年，西藏妇女总和生育率呈显著降低趋势，2010年西藏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量在减少，若保持死亡率不变，西藏已基本呈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模式。预计从2020年开始，西藏每年增长1万人左右，人口数量虽然增加，但速度已放缓，到203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将降低到8.12‰，西藏将从成年型社会转变至老年型社会，人口增长转变为“三低”模式[14]。

上世纪以来，西藏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对资源环境以及社会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引起了国家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1984年至2005年，中央政府和各省市共拨出总金额高达552.28亿元用于西藏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8]122，2010年以来，尤其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西藏是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继续坚持大力推进对西藏草原、湿地和保护区等的生态资金补助。随着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充分意识到生态环境的价值和地位，在中央和自治区政府以及西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截止到2018年，西藏生态保护区已达40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34.35%;森林覆盖率已达到12.14%，天然草原面积恢复到8893.33万公顷;生物多样性也在逐步恢复，藏羚羊从6万余只恢复到目前的20万余，其他西藏特有珍稀动物数量都在增加，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15]，人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态势初步形成。

随着受教育水平和现代医疗技术的提高以及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阶段人口总量虽在增加，但速度明显放缓，人口开始出现“低增长”趋势，人口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各种现代机械的引进也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粗放式生产方式，国家每年拨出大笔资金对西藏生态效益进行补偿，人地矛盾有一定的缓和。

二、建议及对策

西藏人口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离不开各级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应以史为鉴，总结过去社会发展中人与自然资源之间关系的矛盾点和冲突点，积极吸取经验教训。要实现西藏地区社会发展与保护自然资源相协调，生产生活与生态的和谐平等相处，需要注重以下幾点：

第一，继续制定并完善西藏生态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保护各类动植物资源。建议政府在充分总结以往发展模式的经验的基础之上，制定相关生态保护政策，合理划分草地、林地、牧地、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等生态保护区的界限，将其与人类活动区合理区分，并派专人轮岗值守，从根源遏制乱砍滥伐现象的发生;制定并完善野生及珍稀动植物保护法，并实施惩戒制度，保护珍稀野生动物栖息地，尽最大可能减少其活动地域内人类活动轨迹，保护动植物的生存家园。

第二，继续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随着西藏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人均受教育年限正在不断提高，应当充分利用各级各类学校等教育资源和全区及各地广播、电视、传媒等事业的发展，通过广告、文明标语、口号、发放宣传手册等汉藏双语结合的方式，让各个阶层、不同文化程度的人们都能了解到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身。

第三，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绿色环保的高原集约型农牧业生产。建议政府及相关部门在深入分析西藏资源和现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利用西藏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依靠国家财政补贴和科学技术支持等方式，研究出具有高原特色的农牧业生产道路，避免粗放式生产，积极发展高原绿色环保农牧业。同时，要关注西藏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在制定或不断改进绿色发展方式时，全面考虑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使污染尽可能减少，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第四，积极借鉴国内某些地区已实行的“环境移民”政策。由于西藏自然环境复杂，生态脆弱性强，因此，可对居住在资源条件匮乏地区的农牧民施行移民的政策，改变其生存环境，这既可以提高其生活质量，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本就匮乏的资源，防止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三、结语

旧西藏的自然经济时期，人口呈现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原始人口模式，民主改革后至2010年，西藏人口基本呈现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模式，2010年以后，人口呈现出“三低”模式。西藏社会从人对资源环境的单向索取时期过渡到现在人口与资源环境双向互动的良性循环，实质是民主改革后西藏社会经济建设、教育事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人口与资源之间和谐共生离不开政府和各级人民的共同努力，这就是人与环境之间的机制。政府及相关部门应以历史为鉴，继续做好西藏生态保护工作，实现子孙后代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新华网.为了雪域高原的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EB/OL]. 2020-2-25.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8-04/13/c_1371089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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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傅小锋，郑度.论青藏高原人口与可持续发展[J].资源科学，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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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艾琳，何景熙.西藏自治区人口演变对于教育影响的预测[J].西藏研究，2017（2）.

[15]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白皮书）[EB/OL].2020-2-26.http：//www.xinhuanet.com/2019-03/27/c_112428787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