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

2020年的春节，有生以来穿睡衣时间最久的一个冬天。为了过节做的发型已经睡平，做的指甲和接的睫毛也早就掉光，唯有睡衣，至今忠实地守护着我们。当大规模居家办公开启后，睡衣更成了我们的战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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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孟已经放弃了营造上班的“仪式感”。

在她原本的想象中，在家上班的基本程序应该大致按以下计划执行：按时起床、换掉睡衣、吃个早餐，然后端坐在书桌前，开启一天的工作。

想象中一切都很美好，现实却困难重重。首先，没有通勤打卡的紧箍咒，被窝变得万分难以摆脱。其次，好容易挣扎着爬起来，顶着好几天没洗的头，也基本丧失了把自己拾掇体面些的动力。

理想中精致干练的居家办公职业女性，没过两天，已经无缝适应了窝在沙发上抱着电脑画表做PPT。职场状态一上身，即便穿着睡衣，也丝毫不影响和客户撕X时的现场发挥。

“只要视频会议没有领导和客户，我可以穿一礼拜睡衣。”小孟如此总结陈词道。

当然，所有关于居家办公的建议都在告诫我们：想专心工作，请先换掉睡衣。因为穿睡衣办公很容易模糊工作和生活的界限、不利于集中注意力，还时刻诱惑我们回到床上。

但对大多数凡人来说，道理我们都懂，架不住睡衣实在舒服。于是有人创造性地找到了解决方案：置办一套办公专用睡衣，既满足舒适度，又营造仪式感，两全其美。

拿睡衣当职场战袍的人显然大有人在。在淘宝上，你甚至可以找到“商务睡衣”这样正儿八经的商品描述——完美匹配在家办公的需求。

在被动宅家的这两个月里，睡衣的功能可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我们穿着它睡觉，穿着它上班，穿着它出门。又当家居服又当职业装，重要性空前提高，一套睡衣也就显得不太够穿。

于是当服装行业在疫情影响下生意清淡时，睡衣几乎是一枝独秀地逆市上扬。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终日在家，需求的确旺盛;另一方面，恐怕也算是一种报复性消费：想买的要么买不到（譬如口罩），要么用不上（譬如换季新衣），而买睡衣具备充分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可以稍稍纾解无处排遣的购物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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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中，睡衣怎么穿都是自由。但一旦穿睡衣出门，就会变成一个社会话题。一方认为，睡衣属于居家穿着，带有私密属性，公共场合穿睡衣虽然不犯法，但至少不太文明。

另一方则认为，睡衣包裹得严严实实，既不有碍观瞻，也非有伤风化，有哪里不文明？

此话题还颇为敏感，搞不好就要上升到地域之争，陷入网络骂战的汪洋大海。

很多情况下，穿睡衣出门实属无奈之举。当大街上穿睡衣的人达到一定比例，似乎也就不以为怪。

上海或许是关于“睡衣文化”最有发言权的城市之一。早年间，上海街头巷尾穿睡衣的人乃是一道独特风景。但从1993年《新民晚报》发文提出“睡衣、睡裙莫上街”起，对于这种风俗的挑战便愈演愈烈。

从2005年到2010年，沪上各大报纸关于“穿睡衣上街”的报道，多逾百篇。其中以2009年世博会前后为最甚：不光媒体呼吁，为了不让居民穿睡衣出门，上海还组织了志愿者做劝阻工作。

当时外国媒体也有不少报道，但他们的普遍反应却并不是嘲笑穿睡衣上街不文明，反倒觉得是一种独特的街头文化，甚至有点羡慕，也想“像上海人一样，穿着睡衣度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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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衣文化”也非只在中国才有。人們是否拥有“出门穿睡衣自由”，乃是全世界都在争论的话题。2007年，阿联酋的一个酋长国颁布严格禁令，禁止政府工作人员穿睡衣上班。2010年，英国一家乐购超市禁止穿睡衣的顾客进入。2012年，美国路易斯安纳州卡多教区颁布禁令，禁止公共场合穿睡衣。伊利诺斯州还有个神奇的法令：穿睡衣钓鱼违法。之所以会有这些禁令，当然是因为已经有许多人在穿睡衣上班、逛街、钓鱼——相比之下，中国人民尚属克制，起码没几个人敢穿睡衣去上班。

当全世界都在讨论睡衣究竟能不能穿出门时，不甘寂寞的时尚界又有了新说法：穿睡衣出街才时髦。

当然，能当时髦潮品穿的睡衣，肯定不是我们熟悉的纯棉小碎花HelloKitty款。经过时尚界改造过的睡衣，大多材质精良、版型讲究，备受明星网红们追捧。有一阵子，演唱会上不穿个睡衣，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歌手。

但睡衣毕竟是睡衣，想穿出范儿来，对身高长相气场都有要求。我等凡人，不建议轻易尝试。

所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睡衣带给人的联想总是与温暖、舒适、亲密、放松联系在一起。睡衣成为居家办公“战袍”只是暂时的，它终究会慢慢退回到家居生活中。到那时，我们也许会偶尔怀念一天24小时穿着睡衣的日子——毕竟，穿睡衣省钱。

（花开摘自物质生活参考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