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雯雯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2015年发布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议程》)明确提出了未来十五年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17项目标，标志着随着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治理体系发生变革。[1]“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政策推动、基础设施联通、贸易往来以及金融合作推动区域内各国共同发展。[2]中国与“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有极强的互补性。[3]中国与“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沟通与交流不只停留在经济层面，文化的交流与相互学习也是倡议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倡议对“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与地区经济与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双重推动，促进了区域内的可持续发展。

一、文献及理论基础

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是满足当前社会发展需求的同时不损害子孙后代的发展利益，主要核心体现为“质量、动力、公平”三个要素。[4]而“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开放且跨区域的合作机制与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强的内在联系。[5]“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合作共赢、互利互惠，这与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中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维护公平正义以及加强环境保护等目标正是《议程》的基石。[6]《议程》所推动的可持续发展有四个目标：“环境安全、经济持续繁荣、社会公正和伙伴关系提升。”[7]“一带一路”倡议正包括了注重环境保护，坚持绿色发展的理念；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共同繁荣发展，为区域内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经济基础；推进社会治理可持续发展，参与国家要形成友好交流、相互依赖的关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8]所以，“一带一路”倡议所推进的合作内容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存在极强的一致性，“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从根本上实现“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9]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体间强大的互补性以及强烈的合作意愿基础上提出的，其追求的经济增长、提高发展质量、改善生活水平、保护生态环境、增强文化交流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共同期望，所以“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各国人民的强烈主观意愿。[10]下文，笔者将“一带一路”倡议量化为政策冲击，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

二、模型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正式提出，从“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的角度来看，2015年“带路”沿线所有国家相对于2014年的变化的综合原因中“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和实施无疑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比该倡议(2012—2013年，2014—2015年)之前和之后“带路”沿线所有国家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的变化，与2014年相比，2015年除也门外所有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均有所提高。

1.实证模型

将“一带一路”倡议看做政策冲击，本文将利用双重差分法(DID)评价“一带一路”倡议对“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影响。首先对“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按照是否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设置实验组与对照组。根据官方公开信息，截至2018年“带路”沿线共有65个国家，但由于其中5个国家(叙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勒斯坦，巴林)缺乏数据，最后以60个国家为样本，将34个2014年以前与中国签署了共建协议的国家设置为实验组，其余26个国家作为对照组。以2014年为时间点，将样本进一步分为四个小组，即2014年之前的实验组与对照组和2014年之后的实验组与对照组。DID模型设置如下：

sustainit=β0+β1treatedit+β2timeit+β3treatedit×timeit+β4Kit+εit

其中sustainit代表第i国第t年的可持续发展水平，K代表了一系列控制变量，β3代表“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净效应，如果“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改善“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那么系数应当为正。通过分析实验组与对照组2014年前国家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发现二者趋势相同，符合DID模型共同趋势假设要求，可以进行实证检验。

2.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可持续发展最终评估指标体系借鉴胡健等的研究成果，构建了包括3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和36个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特别是《议程》中提出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然后根据数据的可用性和质量进行了调整(见表1)。数据的初始样本是2010年至2015年期间包括中国在内的“带路”沿线的60个国家。本研究中使用专家评分的主观权重和熵的客观权重来确定具体指标的权重。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编写的《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统计资料》。

表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水平与增长GDP人均GDPGDP增长率进出口贸易总额经济发展质量CPIPPI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初、中等教育者失业率经济结构水平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能源生产总量经济运行效率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社会可持续发展人口发展期望寿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65岁以上人口比重生活质量每千人宽带用户数移动电话普及率城市化率国家恐怖指数社会保障人均公共教育医疗保障支出千人拥有医院床位数社会抚养比居民生活状况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贫困人口比例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利用森林覆盖率森林使用强度耕地面积饮用水水质达标率能源储存总量燃料出口比例能源消费总量环境治理与投入二氧化氮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

三、实证检验结果

1.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根据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可知：(1)可持续发展指数方面，“带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差距非常大，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最高为62.8，最低为20.3，两者之间的差距高达42.5，标准差也高达7.41。(2)可持续发展总体水平的极性多样性存在于经济、社会、环境三大领域，极大值之间的差距超过了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其中差距最大的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差距为68.5。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VariableObsMeanS-DeviationMinMaxsustain36041.517.4120.362.8economic36033.6512.0113.381.8social36044.759.6819.468.3environment36037.168.7611.976.7treated3600.580.4901time3600.340.4701nea3600.050.2301sea3600.190.4101sa3600.140.3501fsi3606.931.742.710

2.回归结果

本文使用DID模型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带路”沿线所有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净效应，把国家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见表3)。

表3 DID模型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independentvariableDependentvariablesustaineconomicsocialenvironmentdid1.8786.3530.2810.327fsi-0.564∗∗∗-1.117∗∗∗0.1030.081cons44.178∗∗∗44.161∗∗∗43.678∗∗∗36.67∗∗R-square0.5280.1690.3920.073Obs360360360360

注：**和***分别表示在5%和15%的水平下显著

根据表3中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带一路”倡议对“带路”沿线所有国家的总体可持续发展水平以及经济、社会、环境3个一级指标的可持续发展水平都起到了正面推动作用，但正净效应尚不明显，这可能由于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1)“一带一路”倡议于2015年启动，目前正处于初期的推动建设阶段，尤其是一些重大项目所需的建设周期较长，改善效果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未来，随着“带路”沿线国家间的国际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和各国政策、环境的改善，“一带一路”倡议对“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影响会更加明显。

(2)虽然少数国家政府层面没有明确响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但这些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或者私有企业也或多或少参与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还有一些国家在2014年以后从政府层面参与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这都可能对其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导致“一带一路”倡议政策正净效应不显著。

(3)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许多控制变量被添加到回归中，这降低了自由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导致更大的标准误差和不显著的结果。根据可持续发展的跨期系数和3个一级指标，“一带一路”倡议对改善“带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符合当前许多双边或多边合作项目。“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层面的深入合作实际上改善了各国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以及人民的生活质量，因此对促进国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其对“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影响会逐步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和环境领域扩张，最终在各个层面提高区域内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3.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表3中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并克服不同样本之间可能存在的潜在相关性，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经验模型进行了重新回归。结果表明：主要变量系数的大小、符号和显著性大致或基本相同(见表4)。

表4 广义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independentvariableDependentvariablesustaineconomicsocialenvironmentdid0.380.1850.5030.341treated1.036∗∗-1.3973.327∗∗∗0.816time1.527∗∗∗6.414∗∗∗-0.176-0.624nea3.417∗∗0.231.9566.014∗∗∗sea0.0841.396-1.5240.92sa-2.227∗∗∗-1.095-7.625∗∗2.081fsi-1.548∗∗∗-0.904∗∗∗-1.560-1.544cons44.223∗∗∗37.483∗∗∗46.124∗∗∗50.967∗∗∗Obs360360360360Loglikelihood-947.285-1181.194-1082.132-1228.236

注：**和***分别表示在5%和15%的水平下显著

总体而言，控制变量中，与收入因素相比区位因素对“带路”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影响相对较小。此外，与对经济、基础设施和机制的影响相反，中东欧(中欧和东欧)地区对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反映了其在社会和环境领域的区位优势。收入因素对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非常显著，就系数而言，收入越高，国家整体可持续发展水平，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就越高。脆弱国家指数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显著为负，也就是说，社会稳定性越高，它就越能促进“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3个一级指标的改善。鉴于上述情况，表4中的回归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四、结论

综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一带一路”倡议与“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存在目标的一致性、客观的推动性及“带路”沿线人民的主观实现性。“一带一路”倡议为“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高贡献了中国智慧。

2.“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区域内各国可持续发展水平差距极大，中东欧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最高，南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3.“一带一路”倡议的启动促进了“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以及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高存在正的净效应，但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启动时间较短等原因，其短期内对“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改善作用存在不显著的情况。

未来中国与“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应当携手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推进，由双边合作逐步向多边合作拓展，从经济领域逐步向社会和环境领域的合作推进。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应该更加重视深化社会改革以及提高环境保护水平的合作，推动“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