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岩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启蒙辩证法》是法兰克福学派中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代表著作，它在技术理性批判的研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对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成就需要从批评和否定人本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强调创造实践和超越人本性的基本立场才是对人类真正的生存和发展，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在于想象和创造一个不同于现实的世界，而不是摒弃人类的社会价值。与此同时，促进人性和现有秩序的超越并不仅仅意味着谴责外部社会的现状，而是回归内在概念，去追求外在事物的一切，并与自身相认同，这是人类真正的自由。

一、《启蒙辩证法》中启蒙的内涵

《启蒙辩证法》对法兰克福学派和近代中国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要从社会现状的大环境中去反思技术理性所带来的弊端，为当前的发展找到正确的道路。我们应该全面看待技术理性，从人文精神对人的终极关怀，到科学精神的技术需求，最后延伸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中。我们要深刻理解《启蒙辩证法》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最重要的就是用理性的观点去理解启蒙在其时代的含义。

启蒙，作为人类挣脱束缚、赢得自由的救命稻草，它用自己的方式让中世纪的人们冲出桎梏走向黎明，现时代的人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得到了空前未有的慰藉，体会到了解放和自由的真正意义所在。但与此同时，“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1](P8)人们逐渐意识到“启蒙”虽然打破了旧的神话，但它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另一个新的神话。新的神话并没有引领我们向人类所向往的光明方向发展，反而又一次将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禁锢于黑暗之中。至此，反思“启蒙”成为人们挣脱禁锢的首要的抉择。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新历史条件下启蒙精神的价值和意义，摒弃片面的消极心态，正视启蒙的正负两面。人们必须要意识到，对启蒙的反思并不是要站在“启蒙”的对立面。“如果启蒙没有对这一倒退的环节进行反思，它也就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了。”[1](P3)在传统的启蒙理论中，理性被认为是驱除愚昧、解放人类、赋予人类社会自由的唯一力量。理论家把人类不能自由和解放的原因归结于对物质世界的错误认识。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恐惧，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宗教神学中，都是由于缺乏正确的认识，只有正确认识和运用理性的力量，我们才能武装自己去打破束缚和规则。而《启蒙辩证法》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通过辩证分析，它认为万物的发展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即走向自身对立面，理性也不例外。理性是启蒙的核心部分，无论是对科学技术的推崇，还是对主体性的提升，抑或是对进步历史观的确立，都离不开理性的中心地位。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人类文明的文本研究表明，人类文明在形成之初就具有启蒙理性。在古希腊早期神话中，人与万物之间存在着一种血缘关系，即人与动物、植物之间的血缘关系，后期出现了一种新的人格化，即上帝对自身人格的看法。当宙斯成为宇宙的主神时，其他神就划分了权力等级和地位差异，神与神之间的无序到有序的变化，其实是理性的传递。个体替代到普遍替代的过程完成了巫术到科学的演变，这一实践过程就是时间逻辑所形成的，这就证明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神话已经是启蒙”的论断。

实现人类精神与客观事物相和谐是启蒙运动的最初目的。启蒙思想认为，只有运用知识，人们才能摆脱自然的奴役，达到思想与事物的和谐统一。但是，知识已经成为一种技术，在使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人心灵的因素，把它们归类为虚幻的范畴中。利用自然是技术的唯一目的，最可怕的是，它甚至不顾一切扫荡和利用一切，并使其成为技术的附属品。人们过度追求权力，在其过程中自我意识潜移默化的消失。在揭开神秘神话面纱的过程中，启蒙精神失去了主体意识的思维，而是寻求一种解释一切现象的普遍真理。“他们用公式替代概念，用规则和概率替代原因和动机。”[1](P3)“启蒙”用其公式化、概念化的形式使理性和物质战胜神话并与之虚幻的特征渐行渐远，从而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科学体系，只有符合计算和使用规则的事物才对其赋予意义。现实生活中，所有虚无缥缈和不能被我们常人用普遍知识去获解的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去怀疑的。“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1](P4)启蒙精神一直在追求建立一个符合普遍规律的同一世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整个社会(至少按照趋势)隶属于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社会所有成员的命运都由一些统一的规律来决定。”[2](P154)事实上，将人类从宗教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就是它对同一世界建立的过程。神话进入了启蒙，但启蒙在批判神话的过程中所吸收的思想也涉及到神话。启蒙希望摆脱神话不可避免的宿命，从根本上摆脱人类在对抗深化过程中的无能为力。然而，我们在运用知识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启蒙的同一性得到了确立，万事万物及其关系都可以用“同一性”来解释。同化不同事物和自我认同是具有对立性的，所以实现自我认同是要付出代价的。可以说，启蒙运动在根除旧的不平等的同时，却在新的层面上建立了新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是更隐蔽、更强大的。自然事物都是同一种事物的复制，并被应用于技术理性当中。

启蒙运动使自由人最终成了“群氓”。人类要想征服世界，概念的同一性是我们必须面临并达到同一的问题。与此同时，人类在现实社会中必须遵守秩序，接受从属是他们的必然选择。真理和管理制度二者的同化使人们的自我意识只能默默地接受盲从。此外，如果我们从辩证的角度去看，我们会发现所有事物都在由“它是什么”向“它不是什么”的过程转变。这一转变使得在实现启蒙的过程中，启蒙必然走向自身的对立面。在“启蒙”之前，人们把具有自我意识的自然当作崇尚的对象，导致人类被潜移默化的异化，自我意识支配人们的所作所为。“启蒙”之后，客观世界和自我意识相分离成为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方式方法，并自行建立了一套概念认同体系，也接受了这一体系的奴役。启蒙运动因此成为一个新的神话。

二、对技术理性的批判

传统的启蒙主义者把理性推到了神坛上，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理性的积极价值。然而，在启蒙运动之后，世界就又一次陷入阴暗之中。技术理性所倡导的人类解放和自由在实践中尚未实现。相反，人类的自我意识被空前地削弱，人类变成了一台有生命的机器，人们不得不面对成为技术理性的理性主义所进行的批判和反思。

首先，物质世界受技术理性发展的影响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但从本质上并没有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相反，技术理性把人类拖入了他们无法摆脱的泥潭，人类面对自身利益的过度追求，从而站在了自然的对立面；面对自然资源和物质条件的争夺，人与人相对立；面对同一的世界，人类最终与自身相对立。科学技术给人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成为人类生存方式的巨大威胁。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物质世界的极大丰富，被统治阶层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极度的匮乏。技术理性给社会带来的普遍异化，导致人类实现解放自由的追求变得更加遥远。因为启蒙后的世界其实是重新建立了一种制度的世界，即一种暴力独裁的制度。“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1](P6)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追求的最大的合理性已经成为一种异化力量，而这种力量正奴役着人类，人在统一的标准下是单向的。此时，技术理性成为控制人和社会的力量和工具，人被束缚在枷锁中无法逃脱，个人的发展陷入了技术理论所造成的难以摆脱的悖论之中。要发展自己，就需要发展技术理性。技术理性越强，就越削弱和限制个人自我意识的发展。因此，人类成为被技术理性而统治的有生命的机器。

其次，技术理性统治下的人类丧失了批判性、否定性及超越性的精神。理性已成为技术理性所造成的最不幸的后果，即在自我意识与技术理性同一之后，人类自我意识的缺失，人类的物质和精神世界被技术理性的同化作用所支配。每个人都成为社会化大规模生产中的某个部分，并在自己的领域完成自己的社会分工，人们怎么想已经不重要了，他们不可能实现他们想做的，只能完成他们应该做的。因此，他们的能力随着精神世界的衰退而削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表现出的能力仅仅是为了实现更有效的组织和管理，被统治者的能力逐渐削弱。人类“享受”着技术理性带来的虚假需求，实则遭受着改变不了的被奴役的痛苦。科技的便捷在极大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同时，也使得人类的精神层面变得匮乏。“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3](P6)因此，技术理性成为人们失去批判、否定和超越能力的罪魁祸首。资本主义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给人们制造虚假的需求，这种虚假的需求正是统治者所想要达到的目的。人们依附于统治者为他们营造的生存方式当中，从而逐渐失去了对客观社会的主观辩证，失去了批判性思维，人们只能盲目的肯定和服从现存的社会秩序，当人们满足于科技的便利和虚假的需求所带来的幸福感的同时，潜在的威胁也随之产生。人们自身所具有的自我意识，抑或是说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和否定精神在逐渐的消失，久而久之，自我个性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将不复存在。

最后，大众文化一直是体现自由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大众文化中，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身理论的独特性，都可以创作自己想要的文化作品，文化交流的碰撞在传播中产生火花，创造出无数的奇迹。但是在启蒙后的时代里，文化转变成了文化产业，丧失了其原有的自身价值，同化为一种商业产品。在那些利益集团的观念中，他们通常从技术的角度来解释文化产业，如若少数人想要生产能够满足大多数人需求的文化产品，则需要在理性的指导下，建设以高效率为基础的组织管理部门，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生产标准。“文化工业引以为豪的是，它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换成为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种原则……”[1](P108)最合理的生产标准才是可传播流行的文化，文化的真理性是因其在文化领域中可以作为一种批判否定的形式存在，而文化产品的同化，也就意味着文化产品不再作为否定形式而存在，而是缺乏理性批判思维的畸形表达。事实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已然意识到看似合理的技术理性背后，实则掩盖着毁灭性的威胁。技术理性不仅异化了社会的现实领域，同时也通过同化大众文化实现了对人类自我意识的控制。统治者通过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给人们规定了某种既定的公共需要和价值标准，从而牢牢的统治了大众的思想意识。所有的文化作品在公诸于世之前都要经过无数次的检查和修改，在达到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标准之后才会传递给公众，以至于思想日趋与行动相同一，文化原有的自身价值逐渐变得符号化，从而成为推动社会前进发展的阻滞力。

三、对技术理性的反思

自由与解放在现代社会中是与启蒙理性密不可分的，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技术理性有其积极和消极的因素。启蒙运动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悖论：启蒙最初的目的是让人类成为物质世界的主人，摆脱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但实则，启蒙运动后的人们受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制约，并没有达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因此，社会要想取得更大的进步，就必须从批判和反思技术理性开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批判理论为武器，探寻走出现代社会困境的超越路径。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运动和技术理性的批判，是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深刻反思，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整个发展过程的批判。启蒙自由运用理性的能力，可以通过对启蒙自身的批判来实现自我扬弃。事实上，不难看出启蒙运动的批判是对后面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源头，因为到处都是极权主义思想和被同化了的大众文化，使大众文化成为操纵人民思想的工具，并失去了其本身原有的价值。就启蒙而言，大众文化实际上是人类理性发展的产物，所以，对启蒙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技术理性的形成是理性被工具化的过程，它不再重视事物本身的价值，只关心如何实现它的实际目的，丧失了思维本身的否定性，成为现实所需的工具。因此，在资产阶级中，技术理性已经成为其意识形态的基础，作为一种积极肯定的理性，技术理性得到了运用和推崇。

毋庸置疑，当时的科学技术作为一种主导力量而存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也渗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随之而来的是作为独立个体的大众，其批判性、否定性和超越性被削弱，甚至人性也逐渐丧失，这也使人与人之间没有了真诚可言。为了适应社会的现实和生存，公众会有意识地选择加速自己的物化，直接的结果是人类人格的完全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当新的欺骗形式取代神话的欺骗形式时，大众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已经失去了辩证否定的能力，成为集体强制控制下的个体。毫无疑问，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运动和技术理性的批判和反思，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后来的学者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