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贵波，崔基贤，兰德松，谭立文，刘 贺，于本良

（1.辽宁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辽宁沈阳 110164；2.大连市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服务中心，辽宁大连 116037；3.抚顺市现代农业及扶贫开发促进中心，辽宁抚顺 113005）

2018 年8 月，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某猪场发生我国首例非洲猪瘟疫情。随后疫情在全国其他地区相继发生。受疫情影响，为恢复生猪养殖产能，从2019 年下半年开始，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支持生猪复养。鉴于目前非洲猪瘟防控形势依旧严峻，以及尚无疫苗和有效防治药物[1]，政府和养殖主体只能寄希望于生物安全综合防控。因此，如何依靠生物安全手段和措施，控制甚至净化国内的非洲猪瘟疫情，已成为整个产业亟需解决的问题。本研究就辽宁省发生非洲猪瘟疫情规模饲养场存在的生物安全问题以及未发生疫情规模饲养场的生物安全现状进行初步调查，以期对辽宁省乃至全国的生猪产业发展和政府决策有所帮助。

1 材料与方法

1.1 猪场选择

1.1.1 发病场 选取辽宁省内的有代表性的2 个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的猪场。

1.1.2 非发病场 选取辽宁省内56 个规模猪场或饲养大户，其中种猪场22 个、商品代场34 个，分布于14 个地级市28 个县市56 个乡镇。饲养模式大部分为自繁自养，只有个别场从外场购进仔猪进行育肥饲养。

1.2 调查方法和内容

通过现场访谈与问卷调查，完成辽宁省内发病和非发病猪场的生物安全情况调查，结合公开发表文献资料[2]开展分析，了解各猪场基本养殖情况、生物安全管理情况，具体包括养殖场分区、布局、人员、物料、猪只进出、车辆、风险动物、生产、防疫管理等内容。

1.3 数据处理

将调查数据录入Microsoft Office 2010 Excel软件，对其进行整理、保存和分析。

2 结果

2.1 疫情猪场

2.1.1 辽宁省沈阳市首例疫情猪场 2018 年8 月3 日发现疫情时，该场存栏生猪336 头，死亡2 头；该猪场生物安全条件较差，紧临交通流量很大的乡级公路，场区周边没有围栏，运猪车辆和人员均可随意进入场区；场内没有无害化处理设施，场区出入口等处没有设置消毒池；场区内没有分区，没有划分净污道，没有出猪台；该场用废弃酸乳和泔水喂猪，在场区靠近乡级公路位置有一直径约3 m 的大锅，用来盛装废弃酸乳和泔水；场内共有3 排猪舍，每排猪舍大约有10 个猪圈，发生疫情的是第3 排猪舍，调查时存栏的47 头猪全部发病死亡。

2.1.2 辽宁省某大型规模猪场 2018 年10 月报告发生疫情时，该场产房存栏母猪32 头，死亡9 头，妊娠舍存栏母猪70 头，死亡2 头；猪场周边以平原为主，小丘陵为次，地形起伏不大；场内未严格划分管理区、生产区和隔离区，场内道路未设置净道、污道；场内饲养员虽有分工，但串舍现象十分普遍；饲料或兽药销售人员平时每隔2～3 d 就会进场推销产品，车辆和人员进入生产区时没有采取清洗消毒等措施；疫情发生前，曾有猪贩运人员进育肥圈挑选收购生猪；猪场外购运输饲料车辆的路线、停留地等信息均不清楚；猪场不饲喂泔水，以商品饲料为主，配以玉米、豆粕等；猪场采用自繁自养方式；经林业部门证实，该区域无野猪活动。

2.2 无疫情猪场

对省内56 个无疫情规模猪场开展了生物安全现状调查，具体统计见表1。

表1 辽宁省内没有发生非洲猪瘟疫情规模猪场生物安全现状调查统计

2.2.1 场内区划管理及生物安全设施建设 调查的56 个场中，实施生产区、生活区等区划管理的有46 个场，占82.14%；在场区、生产区和猪舍入口均建有消毒设施的有31 个场，占55.36%，个别场在猪舍入口处也没有建立消毒设施；场内道路进行净污道划分的有46 个场，占82.14%；建有出猪台并投入使用的有47 个场，占83.93%。

2.2.2 人员及车辆管理 调查的56 个场中，售猪时内部饲养人员同外部买猪人员有接触的有16 个场，占28.58%，其中有2 个场允许经纪人进场挑选生猪，2 个场允许外来人员不经消毒直接进场；养殖人员从场外采购生猪产品食用的有7 个场，占12.5%；外来车辆可进入场区的有6 个场，占10.71%；场区内人员串舍以及工具经常串舍使用的有17 个场，占30.36%。

2.2.3 日常饲养管理 所调查的56 个饲养场大多采取人工授精方式进行配种，个别采用本交方式，也有个别猪场仅从场外购进仔猪育肥，但购进时没有采取隔离措施；有6～7个场没有建立日常检查制度和灭鼠、灭蚊、灭蝇计划，即使有简单的制度，也不能覆盖重要的生物安全环节；在目前非洲猪瘟疫情形势下，所有调查饲养场的消毒制度和措施均执行到位，但猪场饮用水大部分为深井水，没有采取一定的消毒措施；所调查的猪场均没有使用泔水喂猪。

2.2.4 防疫管理及疫病控制 调查的56 个场均对口蹄疫和猪瘟进行了免疫，约90%的猪场进行了圆环病毒病免疫，约65%的场进行了伪狂犬病和流行性腹泻免疫，约40%的场进行了高致病性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免疫，约30%的场进行了猪肺疫、猪丹毒和猪肺炎支原体免疫，约10%的场进行了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猪细小病毒、仔猪副伤寒和副猪嗜血杆菌病的免疫；饲养场认为，近几年猪群死亡与疫病的相关性从高到低依次为猪流行性腹泻、猪瘟、口蹄疫、圆环病毒病、高致病性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副猪嗜血杆菌病；大部分猪场（83.93%）开展了疫病检测，其中32个猪场（68.09%）由疫病控制机构完成，仅有1 个猪场自建有实验室，其他的均由第三方或疫苗生产厂家负责检测；大部分饲养场的病死猪由当地无害化处理中心负责处理，个别小型猪场自行采取深理的处理方式。

2.2.5 生物安全及非洲猪瘟知识掌握 从重点调查的易感动物、感染途径、临床症状、灭源方式的掌握情况来看，饲养场对易感动物和传播途径的相关知识掌握较好，但对临床症状和有效的灭源方式相关知识掌握较差。

3 分析与讨论

有研究[2]分析表明，我国各类生猪养殖场户40%以上的疫情，以及2 000 头以上规模猪场几乎100%的疫情，是由人员或车辆携带病毒传入引起的；统计表明，非洲猪瘟病毒传入风险随猪场规模的增大而提高，运输淘汰母猪的外部车辆与场内车辆和人员反复接触，是多数超大型猪场传入病毒的主要原因。综合各方信息分析发现，早期发生疫情的省外大型养殖企业具有诸多相似病因[2]。这些疫情猪场都没有专门的淘汰母猪出猪设施，集中淘汰母猪时，内部运转车不得不反复与外部车辆接触，导致外部病毒进入场内，再加上内部清洗消毒设施未能有效运行，最终导致病毒进入母猪舍；病毒进入场内后，随场内运转车（可检出病毒核酸）、兽医和饲养人员不断扩散，待最终确诊时，疫情已在场内全面暴发。随着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养殖主体对生物安全的认识也有所提高。但是，非洲猪瘟疫情能在9 个月时间内在传至全国各省份，证明我国猪场的生物安全水平没能经受住考验。对有非洲猪瘟疫情史的养猪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分析发现，人员流动、饲料等物资进出、运输车辆管控、蚊虫消杀、病死猪处理等是这些养猪场发生疫情的主要风险因素[3]。在上述调查的规模场中，即便是存栏近十万头猪的超大规模猪场，也存在内外车辆接触、外来人员进场、场内生物安全制度执行不严等生物安全措施落实不严的情况。

调查发现，辽宁省生猪养殖业的生物安全水平与疫病防控需要仍然有很大差距。我国传统散养、放养等生物安全管理水平低下的养猪模式仍然存在[3]，有的几乎没有生物安全防护可言。在当前一段时期内，这些猪场的数量还会占有很大的比例。调查表明，辽宁省未发生疫情猪场在生物安全建设上也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缺乏最基本的防护隔离硬件设施。有近20%的规模饲养场没有进行区域划分，净道和污道没有分开，没有建立出猪台。严格来说，拉猪需设置二次转运台，外部拉猪车辆禁止靠近猪舍[4]。约45%的猪场在场区入口处未设置消毒设施。

二是日常管理制度执行不严或缺乏有效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在目前的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形势下，仍然有16%以上的猪场存在人员和车辆的内外接触，外来人员和车辆进场进舍等情况；30%的场仍有场内人员串舍和工具串舍使用现象；还有一部分猪场的生物安全日常检查制度覆盖不全，执行不到位。

三是缺少验证消毒灭源效果的经验和方法。调查发现，各饲养场采取生物安全措施后，对效果仅凭经验和效仿判断。

四是疫病防控管理不到位。被调查的56 个场中，仅猪瘟和口蹄疫的免疫覆盖率达到100%，而对目前影响生猪产业较严重的疾病，如腹泻、伪狂犬病、圆环病毒病、高致病性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等，免疫覆盖率仍然不高。疫病主动监测没有开展，仅仅参与当地兽医部门的被动抽样检测。

五是对非洲猪瘟等疫病的知识掌握不全，缺乏专业的风险分析和评估等技术人员。由于辽宁省生猪保险工作开展较好，对病死猪的处理比较到位。

调查发现，相关从业人员对生物安全知识的掌握和理解还处于初级水平。本次调查问卷设计了一个关于灭源方法的问题，反馈结果显示，答卷人普遍都知道消毒能有效消除病源，但对高温也能消除病源的认知还不是很清楚；他们在执行消毒时没有理解消毒的必要性，对消毒药物的选择与配制、消毒原理、消毒效果的验证等问题知之甚少，所以现实中就出现了的流于形式的消毒、频繁消毒、用原液消毒、酸碱性消毒液同时使用、使用无效消毒药等问题。当被问及消毒药性质、消毒程序、作用时间、工作浓度、温度等技术细节时，他们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因此，消毒流于形式的现象归因于操作者的“知信行”水平低。在实际中，这种情况还表现在免疫、日常管理、病死动物处理等方面。所以，相关从业人员缺乏生物安全意识和知识是生物安全防控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

4 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的生物安全问题，建议努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各级政府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深入调研，科学规划养殖及屠宰产能布局，调整优化生猪的养殖模式和能力，加大宣传力度，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补助，引导规模饲养场着力提高生物安全水平。

二是相关职能部门应制定一系列的标准规范，指导猪场加强生物安全硬件设施改建，并对其进行必要的培训，完善相关的生物安全措施和制度，切实提高猪场的生物安全水平。生猪饲养场要结合本场实际和疫病防控需要，进行科学风险评估，全面分析场区规划、人员流动、车辆管理、饲料饮水等物资管理、病死猪处理、疫病免疫及日常饲养管理、制度执行等各个环节存在的短板，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补齐短板。对现有的饲养大户或散养户，如果生物安全很难提高到一定的水平，或无法实现生物安全养殖，政府则应制定相关政策，逐步引导，使其退出饲养。

三是在生物安全防控措施上，相应的生物安全规章制度必须保证百分百执行到位，只有这样，硬件设施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生物安全才能达到其应有的水平。如果说饲养场硬件设施是生物安全的基础，那么执行者的“知信行”水平就是生物安全的关键。生物安全不是一项单纯的工作，而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源自于各个管理细节都做到位的结果[5]，所以饲养场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培训，让所有员工，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饲养人员及其他辅助人员等相关从业人员，学习掌握生物安全和风险评估知识，增强他们的生物安全意识，要让他们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在实际中要不打折扣地执行，这样才会让生物安全措施发挥最大的效果。

四是基于非洲猪瘟疫情的发展，以及对非洲猪瘟病原认识的加深和对非洲猪瘟防控的需要，应不断调整生物安全措施。生物安全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没有一成不变的措施和制度，生物安全相关的措施、制度、程序等需要在执行中进行评估和评审，不断寻找风险点，并要逐步去改进和完善；同时，生物安全也不是万能的，通过生物安全措施只能降低风险，但却永远无法消除风险。对于生物安全管理，发现问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何高质量解决问题，使生物安全获得持续性改善才是关键[6]。

5 结论

调查认为，辽宁省生猪养殖业的生物安全水平与疫病防控需要仍然有很大差距，而规模饲养场生物安全水平低下、相关从业人员缺乏生物安全意识和知识是当前疫病防控失败或防控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今后需健全生物安全标准规范，加强生物安全培训与宣传，建立安全措施效果评估和持续改进机制，指导和扶持规模猪场加强生物安全建设，提高其生物安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