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俊

摘要：蕉叶式古琴因琴体边缘似波浪般上下起伏、宛如一片翻转的芭蕉叶而得名。根据琴体边缘起伏的大小，蕉叶琴有“大蕉叶”和“小蕉叶”之分。蕉叶琴究竟是何时、何人所创，目前学界尚无定论。本文通过梳理历代文献中对古琴形制的记载、结合分析存世历代古琴样式，推论出蕉叶式古琴始于元末明初，而关于蕉叶琴始于唐代的说法并无根据。

关键词：古琴形制  蕉叶琴  刘伯温  祝公望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05-0001-04

古琴，亦称瑶琴、玉琴、七弦琴，与瑟、筑、筝、琵琶、箜篌等同属“丝”类，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中国历代斫琴家通过不断总结经验，创造出了丰富的古琴样式，现流传下来的古琴实物以仲尼式、伏羲式等样式居多。中国古代斫琴工艺在唐、宋时期得到很大发展，有观点认为蕉叶式古琴就是产生于这一时期。蕉叶式古琴是指琴体边缘似波浪般上下起伏、宛如一片翻转的芭蕉叶的古琴样式，其琴额与琴底面中央有一长条浅沟，仿若蕉叶之茎，蕉叶琴因此得名。关于蕉叶琴的来历，目前有三种论点：第一种认为蕉叶式古琴始于唐代;第二种认为明代刘伯温为蕉叶创始人，并将其蕉叶式琴命名为“刘伯温样”;第三种把蕉叶琴的发明归功于比刘伯温稍晚一百多年的祝公望。本文就以上三种观点做初步的考证。

一、传为唐代的三床蕉叶式古琴

现存传为唐代蕉叶琴实物有三件：房氏家藏武侯蕉叶琴;胡若思旧藏唐蕉叶铭文琴;唐代“秋波”蕉叶琴。雅昌拍卖网与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2010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七弦遗韵——宋元明古琴专场”上拍出了一床明朝天启元年由收藏人题记“房氏家藏武侯蕉叶琴”的古琴。雅昌拍卖网称，台湾著名古琴家郑正华、古琴演奏家李祥霆、邹轲对此琴评价甚高，认为是唐琴。此琴琴背刻有上、下两行字，上行为“房氏家藏武侯蕉叶琴”;下行为“黄石山樵制于拜书轩”。琴腹中有左、右两行墨迹，一行已模糊，一行为“天启元年得古良材”。“房氏”与“黄石山樵”皆不可考。关于“天启元年得古良材”有两种解读：一是“天启元年发现此蕉叶琴”之意，将“古良材”代指此蕉叶琴，此种解读较为牵强;二是此句本义应为“制琴者于天启元年得到制琴的良材”，应该符合实际情况，故这床“房氏家藏武侯蕉叶琴”制作时间应属于明代。

除了武侯蕉叶琴之外，还有胡若思旧藏“唐蕉叶铭文琴”，古琴家吴钊誉为“蕉叶之王”。此琴背原有铭文已模糊不清，琴腹内有刻字：“若思贤弟藏琴百余床，予最爱此蕉叶音韵，苍古浑厚，若非唐代巨制不能至此，铭文耐人寻味，含意无穷，笔法园转入神，为操家稀有之大器也。二月五日张大千”。据此，有人得出“此琴為唐之物”的结论。这里的“若思贤弟”是指当代著名艺术家胡若思。胡若思，字遐思，号琴人，我国画坛当代山水大家、古书画鉴定大家。九岁入“大风堂”拜师张大千，十四岁随师东渡日本举办画展即名震画坛。曾师从广陵琴派名家张子谦习古琴，是上海著名古琴收藏大家，一生收藏历代古琴百床之多。胡若思藏琴以明清时期的古琴为主，唐、宋古琴仅数床。传世唐代古琴的数量非常有限，经过国际琴学会考究确认，流传于世的唐朝古琴仅有十五张，北京故宫博物院、浙江博物馆各藏若干，散落民间的寥若晨星。张大千评价此琴“苍古浑厚，若非唐代巨制不能至此”并无根据，有拔高妄断之嫌。此琴池纳音中刻有“朱致远制”字样。从明代高濂《遵生八笺》（1591年）、张应文《清秘藏》（1595年）、胡文焕《文会堂琴谱》（1596年）、屠隆《考盘馀事》（1606年）、张大命《阳春堂琴经》（1609年）、孙丕显《燕闲四适》（1611年）、林有麟《青莲舫琴雅》（1614年）、文震亨《长物志》（1621年）等文献记载来看，朱致远大致活动在元、明之际，其斫琴生涯可从元至正年间横跨至明洪武年间。由此可见，胡若思旧藏“唐蕉叶铭文琴”并非唐代所制，应为元明之际的琴器。

1945年出版的陆丹林所著的《革命史谭》中收有《琴书自娱的李仙根》一文，载有一床琴名为“秋波”的唐代蕉叶琴。琴体的龙池上有隶书“秋波”二字，并在凤沼上有“戛玉鸣金”篆文印，上并有嘉庆年间重修时的题记。据《琴书自娱的李仙根》一文载他（指李仙根）感赋文展会的诗：“悬梦升平世既遥，故家乔木日萧条;楚庭风雅垂垂绝，南海珠尘黯黯销。人事渐随时势换，古魂销向异方招;寻常一物关兴废，我抱秋琴阅四朝”。并跋云：“秋波古琴镌‘戛玉鸣金四字，相传为杨诚斋故物，但不可考”[1]。传此琴曾为宋代杨万里收藏过，民国时这张古琴归广东香山人李蟠所有。李蟠曾任孙中山侍从之职，据说“秋波”琴曾为其家传宝物，所以他的斋名为“秋波琴馆”。李蟠的曾祖父李遐龄是道光咸丰间著名诗人，喜收藏，罗致有大量的珍贵器物，这张“秋波”琴原为李蟠的祖父所藏。现在这张琴下落不明，已无从可考。

二、历代文献中的蕉叶式古琴

最早记载制琴琴式相关的文献为西汉扬雄《琴清英》：“昔者神农造琴，以定神禁淫嬖去邪，欲反其真者也”，但是否为神农式古琴不得而知。东汉时期，涌现大量记载有古琴的文献著述，马融《长笛赋》曰：“伏羲作琴”;蔡邕在《琴操·序首》中言：“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但此“伏羲作琴”是否为伏羲式古琴也无法考证。北宋朱长文在《琴史》中载：“昔伏羲之龙吟、黄帝之清角、齐桓公之号钟、楚庄王之绕梁、相如之绿绮、蔡邕之焦尾，传于天下久矣。唐相李勉以响泉、韵磬闻，白乐天以玉磬闻，而世称有雷氏者、有张越者，尤精斫琴，历代宝传，以至于今，非力足而笃好，不能致也”[2]。然并未提及有蕉叶式古琴。虞汝明的《古琴疏》载有：“昔恒山有双白鹤，化为二神女，舞于台上，已而拊落霞之琴，歌清吴春波之曲，遍山俱响”[3]，较《琴史》中古琴样式新增了落霞式。南宋田芝翁的《太古遗音》作为中国首部成体系的琴论专著，几乎囊括了历代以来的所有古琴样式，其中包括伏羲式、列子式、掩容式、凤嗉式、龙腰式、革子式、龙颔式、龙首式、凤嘴式、凤舌式、覆杯式、凤势式、亚额、绿绮、焦尾、灵机式、四峰、聚云、蝉翼、云泉、昭美、古瓶、灵肩、连珠式、霹雳式、檀阁、绕梁、落霞式、百纳琴、响泉式[4]，并无蕉叶式古琴记载。宋末周密《云烟过眼录》和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各载有琴式特征，也没有蕉叶式古琴相关记载。

蕉叶琴琴式的记载首次出现在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刊于1591年），“其取蕉叶为琴之式，制自祝始。余得其一，宝惜不置，终日操弄，声之清亮，伏手得音，莫可逾美，何异古琴”[5]。而后，项元汴（1524-1590年）《蕉窗九录》、屠隆（1543-1605年）《考盘馀事》、明末清初汪善吾《乐仙琴谱》（成书于1623年）、朱常淓《古音正宗》（成书于1634年）等书中都载有蕉叶琴样式。至清朝年间，孔兴诱《琴苑心传全编》（成书于1667年）中收录有“刘伯温形蕉叶琴”并配有图例。[6]和周鲁封《五知斋琴谱》（成书于1721年）中又相继出现“刘伯温蕉叶琴”[7]。

从上述可以看出，汉代已经出现了伏羲、神农制琴的记载，但是否为后世的神农式古琴和伏羲式古琴却不得而知。宋代出现了大量新琴式，但没有焦叶琴的记载。直到明代高濂《遵生八笺》才首次提到蕉叶式古琴，接着项元汴《蕉窗九录》、屠隆《考盘馀事》、汪善吾《乐仙琴谱》、朱常淓《古音正宗》也相继记载了蕉叶式古琴，关于蕉叶琴的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到明代初期。

三、“刘伯温样”蕉叶琴

刘伯温（1311-1375年），名基，字伯温，处州青田县南田乡（今属浙江温州市文成县）人，故称刘青田，元末明初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善琴，曾作琴曲《客窗夜话》，其著作皆收录于《诚意伯文集》。周理坤认为蕉叶琴的发明时代应该晚于刘伯温，出现在手工业和经济文化水平都高度发展的明中晚期。[8]在2007年3月，《钱江晚报》发表蒋逸人先生一则《古琴轶闻》：“50年前，蒋先生在黄岩某道观看到刘伯温生前所用古琴，上镌‘大元至正五年，青田伯温氏置”[9]。根据该蕉叶琴铭文“大元至正五年”（即公元1345年）来看，其时间应与刘伯温同时期。明代汪善吾所辑《乐仙琴谱》（成书约1623年）明确记载有“刘伯温样”古琴（见表一1.1）。图中琴面上有一条芭蕉茎脉，琴身似一片芭蕉叶。明代潞王朱常淓在绘画、音律、书法等方面造诣颇深，亦善斫琴，其所制之琴被后世称为“潞王琴”。朱常淓纂集刊印琴谱《古音正宗》（1634年）所载琴式中，载有“刘伯温式”蕉叶琴[10]（见表一1.2）。孔兴诱所著《琴苑心传全编》（成书于1667年）是一部总结明代古琴的重要著作，在历代琴式中例举出“刘伯温琴蕉叶形”（见表一1.3）。清周鲁封《五知斋琴谱》继汪善吾《乐仙琴谱》所述，在《历代琴式》篇载有“刘伯温式”蕉叶琴。（见表一1.4）

高培芬旧藏、现中国艺术研究院藏蕉叶琴“龙啸虎风琴”[11]经鉴定确认为明代1368-1644年间所制，槽腹内龙池左侧朱漆书“辛亥年青田刘伯温制”。其琴首及琴面中央有一长条形浅沟，琴底中央有一相映的凸棱，为仿蕉叶之茎而制。此蕉叶茎络形状、位置与《乐仙琴谱》和《五知斋琴谱》中所载刘伯温蕉叶琴样式相似无异、年代基本吻合。

四、祝公望蕉叶琴

祝公望（1477-1570），号海鹤，自称龙丘道人、海鹤道人，世称为海鹤仙翁，龙游（今浙江衢州）人，善琴。明代张应文在《清秘藏·叙斫琴名手》中对其评价很高，曰：“斫琴名手汉蔡邕后，隋则赵取利，唐则雷霄、雷盛、雷威……我朝则高腾、朱致远、惠桐冈、祝公望皆其选也”[12]。高濂在《遵生八笺·古琴新琴之辨》中记载：“取蕉叶为琴之式，制自祝始”[13];项元汴在《蕉窗九录》中述：“蕉叶琴，取蕉叶为琴之式，制自祝海鹤，甚佳”[14];屠隆在《考盘馀事》中也继承项元汴之说。[15]湖南省博物馆藏有一床刻有“祝公望琴”铭文的蕉叶琴，龙池之下的面底阴刻“龙丘祝公望斫”六字，台湾李美燕确认为祝公望琴[16]，1998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会编着的《中国古琴珍萃》载有此琴图文[17]。裴金宝藏“祝公望琴”、张子谦旧藏“沧海龙吟琴”皆传为祝公望斫制。“祝公望蕉叶琴”既有文献记载，亦有实物传世，祝公望制蕉叶琴的事实存在无疑。

五、历代遗存焦叶式古琴实物

现存战国至唐代古琴实物均无焦叶式古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张五弦琴和一张十弦琴，现都被收藏在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还收藏了一张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中期七弦琴;湖南省博物馆收藏了两张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七弦琴和无名琴。以上古琴均没有安装琴徽，处于古琴形制尚未稳定的时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藏有南朝时期一张名为“万壑松风”的仲尼式古琴和一张隋朝同样名为“万壑松风”的霹雳式古琴，这些为唐代以前的实物珍品。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都高度发展的繁盛时期，这种繁荣同样反映在工艺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伏羲式“九霄环佩”琴和灵机式“大圣遗音”琴还有连珠式“飞泉”琴、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伏羲式“九霄环佩”琴、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连珠式“春雷”琴、旅顺博物馆收藏的伏羲式“春雷”琴、现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连珠式“枯木龙吟”琴、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凤嗉式“独幽”琴、山东省博物馆收藏的月琴式（师旷式）“宝袭”琴、广州博物馆藏响泉式“天蠁”琴、中央音乐学院收藏的月琴式（师旷式）“太古遗音”琴、 中国嘉德拍卖的伏羲式“大圣遗音”琴与“九霄环佩”琴、 查阜西旧藏神农式“一池波”琴、汪建侯旧藏神农式“飞泉”琴、沉草农旧藏仲尼式“梅花落”琴、高仲钧珍藏响泉式“老龙吟”琴。以上基本概括了战国至唐代可考的古琴实物，包含伏羲式、仲尼式、神农氏、连珠式等等形制，但其中并不见蕉叶式琴的踪影。至此可以看出，关于“唐代已存蕉叶式琴”既无文献可考、也没有实物传世，“蕉叶琴始于唐代”的说法并无实物根据。

现将历代遗存下来的蕉叶式古琴整理如下：元末明初无名蕉叶琴;[18]原国立台南大学艺术系汤良兴教授藏明代武侯蕉叶琴（2010年6月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已拍卖）;胡若思旧藏明代叶铭文琴（龙池纳音中刻有“朱致远制”）;故宫博物院藏明代晚期古皋華琴;[19]故宫博物院藏明万历蕉林听雨琴;高培芬藏明代龙啸虎风琴（槽腹龙池左侧朱漆“辛亥年青田刘伯温制”）;裴金宝藏明代祝公望焦叶琴（琴腹墨书：“大明嘉靖丁末秋新安毕古石鉴，龙游海鹤道人祝公望制”）;弘雅堂藏明代御书堂蕉叶琴;郑颍荪旧藏、现中国艺术研究院藏明代蕉叶琴（琴首右刻楷书“冰丝碧”，左刻“紫玉鸣”）;张子谦旧藏明代沧海龙吟蕉叶琴（琴腹左侧刻楷书 “龙丘祝公望斫”。）山东省博物馆藏明代砚雪蕉叶琴（池内纳音两侧刻“大明崇祯古吴张顺修作，荆口口藏”）;湖南省博物馆藏明代祝公望蕉叶琴（龙池之下的面底阴刻“龙丘祝公望斫”）;上海博物馆藏明代绿天风雨蕉叶琴;上海博物馆藏明代无底蕉叶琴;明代无名蕉叶琴（见《古琴纪事图录》第244-245页）;北京白云观藏明代刘伯温式蕉叶琴（槽腹书“大元至元五年，青田伯温氏置”）;日本八田兵次郎藏明崇祯张顺修款蕉叶式古琴（草复刻“崇祯壬午孟春、古吴张顺修制”款，盒上附“西洞清玩”收藏签）;王世襄藏明初“金声”蕉叶式琴;[20]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清无名蕉叶琴;丁纪园藏清大雅蕉叶琴;李氏藏清云和蕉叶琴。另有两张藏家不详明崇祯“玉树临风”蕉叶琴（龙池刻款“古吴张顺修制”）和明崇祯“秋月望日”蕉叶琴（龙池刻款“古吴张顺修制”）。

由此可见，现存蕉叶式古琴实物全部来自元末和明清两代，且明代占绝大多数，最早的“无名蕉叶琴”制于元末明初。

六、结语

综上所论，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传世实物来看，蕉叶式古琴应当产生于元末明初，关于蕉叶琴始于唐代的说法既无文献记载也无实物存世。古琴形制的产生和变化都有其特殊的思想背景，早期琴式命名一般采用伏羲、神农、虞舜等神话始祖，两汉时期多以师襄、孔子、师旷、列子等圣贤为琴式命名。自唐代开始古琴形制出现人文化倾向，到宋代出现了大量的拟物化琴式。蕉叶式古琴创制于元明之际，最早始于刘伯温，后为祝公望继承，并在明代中叶在文人雅士中盛行，至今不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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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清俊（1976-）， 男，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湖北美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学理论、工艺美术理论。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重大专项科研课题“存世唐宋古琴的斫制、髹漆与校音技艺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VJX162;2017年度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湖北美术学院）基金项目《楚式漆器髹饰技艺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FY-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