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人口增长已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女性生育意愿明显下降，其他国家也或多或少存在这种现象。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住房已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进行了简要评述。

关键词：住房;生育意愿;综述

文章编号：1004-7026（2020）06-0034-02         中国图书分类号：C921        文献标志码：A

20世纪70年代中国为了防止人口过快增长而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因此中国提前实现了现代人口的历史性转型。针对近些年中国出现的人口即将见顶、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红利”锐减等问题，国家实行了“全面二孩”政策。但现有数据表明，人们生育意愿依然不高。根据联合国统计，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在国际上前所未有，当前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3左右，这一数据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更替水平，还低于1.67的发达国家更替水平。与此同时，国外发达国家生育水平也在持续走低。

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完善，医疗卫生条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得养育孩子的成本逐渐降低，这理论上应该大大刺激人们的生育意愿，可现实并非如此，人们生育意愿反而降低，这到底是何原因？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谋求发展，这些自然使房地产事业蒸蒸日上，由此造成住房拥有率、住房价格等开始影响人们生育意愿。为了较为全面地了解学界关于住房对生育意愿影响的研究，主要通过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住房与生育意愿”为主题，以“核心期刊”为范围，进行模糊匹配检索，收集了相关文献资料，并从住房拥有率角度、住房价格变动以及住房价格空间效应角度分别进行综述。

1  住房拥有率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一些学者从住房拥有率方面分析其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住房拥有率在很大程度上会向后拖延人们组建家庭的时间和选择生育的时间。Clara等（2001）[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西德和荷兰的有房夫妇比租房夫妇会更早地拥有他们的第一个孩子。Simon等（2009）[2]发现1940—2000年间美国城市的租金与生育率呈负相关;Paydarfar（1995）[3]研究表明，拥挤和密度通常是高生育率的结果，但确实有反馈效应，导致生育率下降。这为人口增长自生波动假说提供了一些证据，该假说认为，如果其他生产资料和社會基础设施不能同时扩大，那么大量人口将面临激烈的经济竞争、低收入、拥挤，其预计结果是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激烈竞争会使得人们将自身的生存问题置于首要地位。实际结果显示，在人口众多的城市中，生育率下降的迹象是明显的。在这些城市，主要由于高房价、土地、材料和劳动力的成本，以及住房单位的短缺，单一家庭住房单元正在被多家庭住房单元所取代，今天伊朗的大多数大城市都符合上述特征。

国内学者对住房拥有率也有研究。Cai（2018）[4]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对比婚后未购房与原生家庭同住的家户和婚后在外租房者的生育时间，发现婚后未购房与原生家庭同住的家户往往比在外租房者有较短的婚后生育时间，这是由于婚后未购房与原生家庭同住的家户降低了其对生育成本的预期，而在外租房者迫于房租等额外开支的压力，不得不延迟生育孩子的时间。Yi等（2008）[5]在研究香港社会中房价与生育率的关系时指出，青年通常会将是否拥有房子或房子面积的大小视为是否决定生育的前提条件。

2  房价变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目前，许多学者认为房价对生育意愿起着重要作用。？魻st（2012）认为，是否决定生育孩子似乎对用户成本的变化影响更为重要。B？觟rsch-Supan（1986）对美国3个大都市区进行了实证调查，发现房价对家庭的组建和生育意愿都有推迟作用。Laeven等在美国房价波动地区变化的基础上，研究美国房地产市场与年轻人生育意愿相关的选择的影响时发现，在2001—2006年房价大幅上涨的地区，年轻家庭购房、结婚与选择生育孩子的比例大大减少。Hui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香港房价和老年抚养比每上涨1个百分点，将分别导致出生率下降0.52个百分点和1.65个百分点。Yi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香港房价对生育率存在长期影响，房价指数每上涨1个百分点，总和生育率就会显著下降0.45%。Li等利用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并运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房价的过快上涨对居民生育行为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Clara等根据住房拥有者自住房的比例和获得抵押贷款的机会，将4种住房所有权制度进行了区分。其中，一种住房所有权制度与有问题的住房市场准入有密切关系，因此不利于家庭的形成。这种“困难”的制度结合了高比例的住房拥有者自住率和低抵押贷款门槛。研究发现，拥有这种特殊住房制度的国家生育率最低。Kosteleck Y等对捷克数据的分析表明，改善住房负担能力可能是自21世纪初以来观察到的生育率上升的一个主要因素，生育率的区域差异普遍低于住房负担能力和经济状况指标的区域差异，虽然出生的儿童人数有明显增加，但总和生育率并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其区域格局仍然相当稳定。

然而，也有学者就房价对生育率的负面影响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房价上涨将导致人们生育意愿的增加。Lovenheim等从PSID数据中发现，住房拥有者的住房财富每增加10万美元将会导致生育概率增加16%～18%，然而，没有证据表明住房价格上涨会对租房者的生育率产生影响。此外，住房财富的增长提高了总生育率，而且随着时间推移，生育率对住房财富的反应也在增加，这与最近的“住房潮”是相一致的。Detling等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房价上涨1万美元，将导致自住房拥有者生育率上升5%，非自住房所有者生育率下降2.4%。Vignoli等指出，意大利夫妇的生育意愿与他们对住房状况的安全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梯度，在调整了未观察到的特征的估计之后，考虑到住房和生育率之间的内生性之后，正梯度仍然很大。

3  住房条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Asami等利用人口普查等相关数据，研究了东京市区住房条件与结婚时间、第一个孩子出生和第二个或第二个孩子出生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住房成本或住房条件对低生育率现象的影响并不显著大于人口和社会经济因素。然而，正如调查所显示的，住房成本会引起心理压力，而这反过来又可能间接影响夫妻是否要生育的决定。

4  房价对生育意愿的空间效应影响

纵观学术界，从空间效应这一角度入手研究住房与生育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较为稀少，但由于视角新颖，研究角度独特，故在此特从学术界创新的视角出发，将其纳入文献综述进行简要描述。

Kulu研究了芬兰不同居住地区生育率差异的原因，分析表明，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生育率最高，首都城市的生育率最低。住房条件很大程度上影响城乡第一胎生育率，但对第二、三胎的生育率影响很小。Kulu等利用芬兰的纵向登记资料进行危险回归分析，研究住房变化后不同住房类型和生育模式的生育率变化，结果显示，夫妻在改变住所后的生育率上升，这表明不同住房类型的生育率差异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选择性迁移。

Guo等从地理空间和气相色谱法的新角度，并运用SDM模型研究了中国大陆2005—2016年房价上涨对生育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区域间生育行为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在全国范围内，房价上涨将抑制生育率的上升;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也具有异质性。全国和东部、中部地区主要通过第一种机制发挥作用，西部地区通过第二种机制发挥作用。

5  总结与思考

通过搜集国内外研究住房与生育意愿的相关文献，可以基本得知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范围大多集中在住房价格对人们生育意愿的影响方面，结论基本大多都证实了住房价格的确与人们生育意愿成反比。学者们大多先进行理论分析，再建立理论模型，然后采取量化研究的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再对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最后就实证结果提出一些针对性建议。如加快推进住房保障體系建设，大力发展公共租赁性住房和廉租房，以减轻夫妇住房压力，或继续坚持当前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理性回归等。但就研究范围而言，认为范围依然较为狭窄，可从住房面积大小、住房拥有率等方面进行更多的研究。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住房的空间溢出效应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鉴于这一研究视角新颖独特，应予以重视，以弥补学术界理论研究方面的经验不足。就研究方法方面而言，认为应再适当加入质性研究，通过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可以得出精确度与可信度更高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Clara H，Mulder，Michael Wagner.The Connections between Family Formation and First-time Home Ownership in the Context of West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J].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Revue européenne de Démographie，2001，17（2）：137-164.

[2]Simon，C.J.，Tamura，R.Do higher rents discourage fertility？Evidence from U.S.cities，1940—2000[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009，39（1）：33-42.

[3]Paydarfar，A.A.Effects of multi family housing on marital fertility in Iran：Population policy implications [J]. Social   Biology，1995，42（3-4）：214-225.

[4]Cai，L.The impacts of house purchasing on the fertility behavior in the cost constraint perspective [J]. South China   Population，2018，33（3）：25-42.

[5]Yi，J.，Yi，X.Increasing housing prices and secular fertility decline in Hong Kong [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08（3）：961-982.

作者简介：魏欣蕊，女，汉族，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