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来（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丁美洲研究所，北京 100007）

一、巴西刑事侦查大数据运用的理论基础

自大数据出现以来，巴西法学界就紧跟时代潮流，围绕大数据的相关法律问题展开研究。这种研究也延伸到了巴西刑事法学界，成为巴西构建刑事侦查大数据运用的理论基础。大数据在巴西刑事侦查中的运用乃至繁荣，也是以理论构建为基础的。总体而言，巴西刑事法学对大数据运用的理论探讨，比其他部门法更为丰富和深入。巴西刑事法学对大数据的运用基本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巴西法学界关于大数据在刑事侦查中的运用，讨论最多的是运用大数据预防犯罪和展开侦查活动，并引入了“预测性警务”（Policiamento preditivo）等概念，即基于分析不同来源的数据预警将来可能发生的犯罪，推动了刑事法学的创新和发展。

研究巴西的大数据的理论，必须先了解巴西刑事法学中的“情报”（inteligência）。情报是巴西刑事法学的核心概念。巴西联邦政府发布的国家公共情报学说（Doutrina Nacional de Inteligência de Segurança Pública）将情报定义为：旨在获取、分析和传播国家领土内外信息的活动，关于对决策过程和政府行动以及社会和国家的保障和安全产生直接或潜在影响的事实和情况。[1]巴西法学认为，情报（inteligência）是刑事案件侦查中的关键要素，因为刑事侦查活动主要围绕情报展开。对于大数据，萨拉谢维克（Saravic， T.）将其归纳为“信息及其寄存器的无法抑制的指数级增长”。[2]巴西法学认为大数据是情报的来源之一。大数据下面的两个子概念——数据挖掘（Mineração de dados）和数据分析（Análise de dados）——是目前巴西法学研究大数据的热点。[3]

具体而言，巴西刑事法学对大数据的运用基本达成共识，体现在学者从各个方面探讨和论证大数据的正面作用。巴西法学界认为，大数据在刑事侦查中的运用，无疑大大提高了信息存储和交互的能力和质量，犯罪的蛛丝马迹能得到发现，潜在的犯罪能得到预测和预防。图里欧（Turion）认为，大数据可以广泛、大范围地应用于侦查，用于预防和解决犯罪问题。比如，通过大数据，很容易发现用常规侦查手段难以发现的细节。[4]联邦总警察署信息技术总协调处古斯塔沃·达席尔瓦（Gustavo Henrique M.A. da Silva）从取证的角度，阐述大数据的功能：大数据对保持警察的侦查能力十分重要，特别是对于取证。传统的智能分析也可以分析数据，阐释案件，但是大数据在数据的数量、种类、速度、价值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叶杜阿尔多·塔尔德利（Eduardo Tardelli）则从反腐败的角度，指出刑事侦查应紧跟技术发展的步伐，在反腐败方面积极扩大技术的应用，并论证了大数据在反腐败侦查中具有的极为广阔的前景。

巴西刑事法学界对大数据运用的看法，古斯塔沃·达席尔瓦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古斯塔沃·达席尔瓦指出，大数据的应用对公共安全和国防至关重要，是信息爆炸时代的主角。他总结了公共安全领域使用大数据可以给警方取证等工作带来的5点好处：一是预防犯罪。通过大数据，可以得到犯罪规律、犯罪高频发生地、犯罪高发领域、犯罪嫌疑人的进一步行动等信息，进而准确地预防犯罪。二是预测犯罪。特定类型的犯罪，如洗钱犯罪、恐怖主义犯罪、金融犯罪等有其特定的发生规律和模式，通过大数据的综合分析，摸索其规律，推出其发生的各个要素，进而构建相应的模型，可以预测犯罪，从而将警方放置于优势地位。三是制定战略信息。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为警方构建自己的战略规划、战略方案、战略行动等提供有力的支持。四是发现犯罪。大数据可以发现许多通过传统手段难以发现的细节，并通过各种细节的联系，将犯罪行为挖掘出来。五是国家安全。通过大数据可以收集和监测有损国家安全的个人和组织的情报数据。

二、巴西刑事侦查大数据运用的现实需要

近年来，巴西刑事案件暴增，犯罪率高居不下，尤其是凶杀案件的数量，更是令人咂舌，亟需更为有效的抑制和打击手段。巴西权威媒体《环球网》指出，2012年全球30个犯罪率最高的城市，其中11个是巴西的城市。2014年全球50个犯罪率最高的城市，巴西占据了21个。南美侨报网2017年4月份报道，2017年全球凶杀案最多的50座城市中，巴西占了19座城市。

根据巴西联邦卫生部公布的数据，1980年至2014年，巴西总计被凶杀96.7851万人。2014年5.9627万人被凶杀，相当于每10万人中有29.1人被凶杀。2015年5.9080万人被凶杀，相当于每10万人中有28.9人被凶杀，2015年巴西谋杀率比2005年提高了10.6%。其中，2005年至2015年，31.8万年轻人被凶杀。2016年共有6.2517万人被凶杀，相当于10万人中有33.3个人被凶杀，这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巴西权威社会调查机构Datafolha在2017年5月发布数据指出，约每3个巴西人中就有1个人的亲人或者朋友被杀害，四分之三的巴西人表示害怕被杀害。图1直观地展示了2004～2015年巴西凶杀案件的数据。

图1 2004～2015年巴西凶杀案件

巴西东北部6个州是凶杀高发地，2004年到2014年凶杀率上升超过100%，其中北大河州（Rio Grande do Norte）的凶杀率10年间上升了308%。2004年该州每10万人中有11.3人被杀害，到了2014年，达到了46.2人。而阿拉戈斯州（Alagoas）每10万人中被凶杀人数更是达到63人。马拉尼昂州（Maranhão）、塞阿拉州（Ceará）、巴伊亚州（Bahia）、帕拉伊巴州（Paraíba）、塞尔希培州（Sergipe）的凶杀增长率分别为209.4%、166.5%、132.6%、114.4%、107.7%。

2016年在世界各国安全排行榜中，巴西排第106位，2017年排到了第108位，2018年第106位，安全水平处于世界下游。

可见，巴西刑事案件多发性和高发性的特点，是巴西改善刑事侦查手段、加强刑事侦查能力、提高刑事侦查水平的现实需要，而大数据作为刑事侦查的手段之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被推向巴西刑事侦查的前线。

三、巴西刑事侦查大数据运用的现状

巴西侦查机关开发了许多数据系统，用以协助打击犯罪。比较常用的有犯罪信息系统（Informações criminais）、电子警察局（Delegacia Eletrônica）、事件电子登记系统（Registro Digital de Ocorrência）、鉴定系统（Instituto de Identificação）、军事警察①根据巴西《宪法》第144条，巴西的警察分5类：联邦警察（Polícia Federal），联邦公路警察（Polícia Rodoviária Federal），联邦铁路警察（Polícia Ferroviária Federal），民事警察（Polícia Civil），军事警察（Polícia Militar）。前三类隶属于联邦政府，后两类隶属于地方政府。军事警察是军人身份，负责处理紧急的犯罪或者违法行为，比如190处警。民事警察一般负责侦查登记后的案件，军事警察一般负责行动。比如，面临恐袭，在恐袭之时或袭击之后的短暂时期，由军事警察负责，之后的调查等由民事警察负责。联邦警察不划分民事警察和军事警察，统一行使分属两者的职能。民事警察也被称为司法警察（Polícia judiciária）。、业务系统（Sistema Operacional da Polícia Militar （SIOPM-190））（190接处警系统）、民事警察指挥中心（Centro de Operações da Polícia Civil Cepol））、犯 罪照片系统（Sistema de Fotos Criminais）、失踪人口系统（Registro de pessoas procuradas）、国家电子银行诈骗数据库（Base Nacional de Fraudes Bancárias Eletrônicas）等等。这些系统基于数据的分析与应用，极大地推动了巴西刑事侦查的进行。

其中，巴西圣保罗州是巴西最繁荣和富庶的州，也是第一个使用大数据工具预防和打击犯罪的州，其大数据在刑事侦查中的运用也走在巴西全国所有州的前列，因此研究巴西刑事侦查大数据运行的现状及其水平，须探讨圣保罗州大数据在刑事侦查中的运用。

巴西圣保罗州在刑事侦查中运用大数据的标志性实践是2014年德特克塔（DETECTA）犯罪监控系统的启用。德特克塔犯罪监控系统综合了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数据库，链接了不同地点的摄像头，是可以监控地域、识别车辆和嫌疑人等的预防和侦查犯罪的智能系统，也是拉丁美洲涉及警察信息的最大数据库。德特克塔系统链接了各个单位的摄像头，整合了车辆信息库、全国驾驶执照库、民事警察和军事警察的数据库系统、事件电子登记系统、鉴定系统、军事警察业务系统、民事警察指挥中心、犯罪照片系统、联邦交通部系统、失踪人口系统、190系统、圣保罗州公共安全综合情报中心（Centro Integrado de Inteligência de Segurança Pública da Estado de São Paulo）等等。

德特克塔系统能分析从各数据库和系统获取的数据，能在摄像头拍摄到的信息中识别已经输入系统的信息。比如，德特克塔系统能依据车辆特征和图片辨识车辆，如果辨识出是被盗或被抢的车辆，那么车辆及其被发现地等全面的信息就会显示在军事警察指挥中心（Centro de Operações da Polícia Militar），向军事警察发出警报。该系统已经扩大应用到其他领域，包括犯罪嫌疑人识别等。同时，德特克塔系统能向警方提供更多的事件的信息，如在该区域最近发生的其他案件，嫌疑人的其他案件等。对于民事警察而言，德特克塔系统主要是支持其侦查。

德特克塔系统目前计划接入更多的数据库，比如交通工程公司（Companhia de Engenharia de Tráfego），以分享该公司的数据。德特克塔系统与其他一些单位也已经达成了协议，如圣保罗不动产物业管理买售集团（Sindicato Empresas Compra Venda Locação Administração Imóveis SP）、松木协会（Associação Alto de Pinheiros）等等。

德特克塔系统在警方和民间都获得了良好的声誉，正如巴西媒体所称赞：该系统能检测和预防潜在的犯罪威胁或者防止犯罪活动，对改善公民的公共安全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基于德特克塔系统的成效，2018年7月12日，塞尔希培州州长贝利瓦尔多·查嘎斯（Belivaldo Chagas）与圣保罗州签署了使用德特克塔系统的协议。该系统接入塞尔希培州的公共安全综合 运 营 中 心（Centro integrado de operações em Segurança Pública），并已经接入塞尔希培州首府阿拉卡茹市（Aracaju）的视频系统。朗多尼亚州（Rondônia）、亚马逊州（Amazonas）、帕拉伊巴州、里约热内卢州（Rio de Janeiro）都表达了接入该系统的意向。

除了圣保罗州警方之外，巴西其他侦查机关和其他地区也在大力推进大数据在刑事侦查中的运用。2018年2月圣保罗州检察院与微软巴西签署了合作协议，对检察人员进行网络取证、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方面的培训，目的在于提升圣保罗州检察官应对网络犯罪的能力。圣保罗州检察院总检察长基安保罗·司马尼欧（Gianpaolo Smanio）指出：“提升更多的检察官的能力是为了检察机关能继续交出社会所期望的答卷的关键”。伯南布哥州检察院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技术实验室，收集、分析和处理反洗钱数据，用以打击洗钱犯罪。而布拉兹（Braz）、科安（Coan）和罗谢提（Rosseti）开发了一个数据挖掘的系统，基于地理坐标数据的分析，以更好、更便捷地分析存储在军事警察数据库中的犯罪数据。[5]大数据在巴西刑事侦查领域得到了蓬勃发展。

巴西刑事侦查中运用大数据愈加深入和频繁，大数据对巴西刑事侦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2018年10月10日巴西新当选总统贾尔·博索纳洛（Jair Bolsonaro）的竞选顾问，经济学家保罗·古耶德斯（Paulo Guedes）收到联邦检察院启动刑事侦查通知书，被联邦检察院启动刑事侦查程序（Procedimento investigatório criminal）。联邦检察院指控保罗·古耶德斯涉嫌欺诈性管理罪（crime de gestão frauduleta）等罪行。联邦检察机关据以启动刑事侦查程序的理由正是一份基于大数据得出的报告。在涉及巴西前总统卢拉入狱和罗塞夫被弹劾，以及一大批联邦政府高官下台的大规模反腐败行动“洗车行动”（Operação Lava Jato）中，侦查机关也使用了大数据展开侦查。

四、巴西刑事侦查大数据运用的成效

工具的运用成效，最终会体现在实践上。大数据的运用，使得巴西刑事侦查取得不俗成绩。就圣保罗州而言，由于其大数据在刑事侦查中的运用领先全国，特别是德特克塔系统的运用，刑事侦查的成就极为明显。虽然无法直接证明大数据的“贡献”比例，但不可否认大数据在其中的积极作用，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巴西刑事侦查大数据运用的成效。

根据巴西圣保罗州公共安全局2016年1月公布的数据，2014年圣保罗州积极运用大数据、启用德特克塔系统以来，2015年的犯罪指数大幅下降，而2015年圣保罗州犯罪指数的下降，也是圣保罗州公共安全局自2001年首次公布犯罪指数以来的首次下降：2015年，故意杀人案从2014年的4527起下降到3962起，下降了12.48%；抢劫案（因抢劫死亡）从2014年的374起下降到345起，下降了7.75%；暴力抢劫案从2014年的311214起下降到307392起，下降了1.23%；车辆抢劫案从98763起下降到78659起，下降了20.36%；银行抢劫案从2014年的182起下降到159起，下降了12.64%；物品抢劫案从2014年的8518起下降到8490起，下降了0.33%；非暴力盗窃案从2014年的516551起下降到495334起，下降了4.11%；车辆盗窃案从2014年的122769起下降到110690起，下降了9.84%；强奸案从2014年的10026起下降到9265起，下降了7.59%；绑架案从2014年的40起下降到33起，下降了17.5%。其中，故意杀人案历史上第一次低于4000起，从2014年每10万人中1006人起下降到每10万人873人起，2015年每10万人中被杀害12.2人，巴西全国的平均水平是每10万人中有28.9人被凶杀，圣保罗州不及巴西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根据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Instituto de Pesquisa Econômica Aplicada）和巴西公共安全论坛（Fórum Brasileiro de Segurança Pública）的数据，2015年巴西最安全的30个市中，有19个是圣保罗州的。巴西公共安全论坛研究员萨米拉·别诺（Samira Bueno）接受采访时就圣保罗州犯罪减少的现象指出：“（圣保罗州）能最低限度地集中资源以减少暴力犯罪”。而圣保罗州公共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莫莱斯（Alexander de Moraes）谈及2015年圣保罗州公共安全的成效时也指出，尽管面临经济问题，但是州政府在公共安全方面的投入并没有减少。而对德特克塔系统等大数据运用的持续投入，在实践中尽显成效。

五、巴西刑事侦查大数据运用的问题

（一）实践问题

技术的更新极大地提高了存储数据的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能立即产生分析不同形式、存储于不同位置的数据的能力。费尔南多·塔斯那佛（Fernando Tasinaffo）指出，在大数据中，最重要不是存储有多少数据，而是能依靠这些数据来做什么。天睿公司首席技术高斯蒂文·布罗布斯特（Stephen Brobst）也指出：“拥有技术并不足以很好地使用大数据。” 对于巴西而言，巴西并未足够准备好解决利用大数据的问题。[6]

2017年拉法耶·桑托斯（Rafael Meneses Santos）、法比欧·努涅斯（Fábio Mangueira da Cruz Nunes）、马诺也拉·奥利维拉（Manoela dos Reis Oliveira）、梅塔尼亚斯·朱尼欧（Methanias Colaço Júnior）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等实证研究方法，调查了联邦警察、联邦公路警察、联邦铁路警察、民事警察、军事警察及检察院等侦查机关，专门研究了巴西侦查机关使用大数据技术的情况，得出巴西无论是技术基础设施，还是人员技能等相对完善，但都亟待提高的结论。比如，在对刑事侦查技术设施的实用性方面，被调查的侦查人员中，11.27%认为“极好”，47.89%认为“好”，两者占据了59.16%。22.54%认为“一般”，4.23%认为“较差”，14.08%认为“很差”。就技术使用的年限而言，35%的侦查人员使用技术设施的时间少于1年，29%为 1～3年，14% 为3～5年，22%为 5年以上。侦查人员对自己掌握技术设施的水平的评价，28.17%认为“好”，40.85%认为“一般”，12.68%认为“较差”，18.31%认为“很差”。作者最后指出，虽然巴西侦查机关顺应时代的潮流，构建并推广使用了大数据，但是还是缺乏足够的开发，国家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尚未得到期望的回报。并且，使用技术的侦查人员缺乏足够的培训也缺乏足够的知识。所使用的技术仍需完善和提升，以提高效率和质量。[7]

而巴西知名律师达尼·阿万兹（Dane Avanzi）直言，高犯罪率与缺乏打击犯罪的战略和情报直接相关。对于战略和情报，除了技术和合格的人员外，国家需要合适的打击犯罪技术基础设施。此外，巴西官僚机构复杂，办一件事除了需要联邦机关几个机关审批之外，还需要州甚至市的审批，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二）理论问题

大数据的使用在公共安全领域是受到欢迎的，对于实务界而言更是如此。但是许多理论问题亟待解决，引发了理论界的质疑和争论。

巴西学者指出，使用大数据进行刑事侦查时，国家可能变成依据人民的倾向或者习惯而处罚，而非依据人民的行为，因果关系被无视。这是因为概率的使用将仅仅是假设的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并据此做出反应。但是罪犯在未曾犯罪之前都不是罪犯，“如果通过大数据，我们可以预测谁可能在将来实施犯罪，我们可能不会仅局限于避免犯罪发生，还可能会追究一个潜在犯”。那么，无罪推定原则是否实质上被违反了？

进而引出一个问题：公共安全是否有界限？如果没有界限，是否违反了巴西宪法原则？比如德特克塔系统，使用该系统的唯一目的是在预防和侦查犯罪活动中协助警方，但涉及了公民肖像、车辆、地址等储存于不同地方不同单位的信息。费尔南多·塔斯那佛（Fernando Tasinaffo）指出，我们很难对警方的提前介入设置界限，如果使用大数据是合理的，必须使用大数据来预防犯罪，那么就应该对公民权利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古斯塔沃·达席尔瓦（Gustavo Henrique M.A. da Silva）进而认为，政府掌握大量的机密信息和公民的隐私信息，如果以侵入性的方式“监视”公民日常活动，导致公民产生被国家“监视”的感受，将使侦查工作的可信性丧失殆尽。

同时，大数据在刑事侦查中的运用，还引发了巴西对另一个问题的争论：大数据到底是辅助性的，还是决定性的？因为刑事侦查中侦查机关的很多决定都是根据大数据作出的，或者将系统生成的数据作为唯一的依据。侦查机关形式上不会引用数据，但是实质上的确是数据起了决定性作用。

巴西关于刑事侦查大数据运用所触及的理论的讨论，才刚刚开始，接下来无疑依然还会持续，并呈愈演愈烈之势，比如合宪性讨论。但是，正如费尔南多·塔斯那佛所言，这些都未违反任何已生效的法律，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很明显，只要不侵犯公民权利，那么当技术上的成就有助于保障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时，就不能予以阻碍。

巴西在发展大数据的同时，也愈加重视对公民个人数据的保护。2018年4月14日，巴西总统特梅尔签署了巴西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调整数据的第13.709号法律《个人数据保护基本法》（Lei Geral de Proteção de Dados Pessoais）， 调整公民个人数据的收集、处理、使用等事项，并规定组建国家数据保护局（Autoridade Nacional de Proteção de Dados）和议事协调机构国家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委员会（Conselho Nacional de Proteção de Dados Pessoais e da Privacidade）等保护公民个人数据的职能机关。但是，巴西同样表现了对警方使用公民个人数据展开刑事侦查等方面的支持态度，因为该法对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侦查活动、刑事活动等充分信任而非限制。

六、余论

目前，我国也在大力推进大数据在刑事侦查中的运用，对我国而言，这也是一片未知的领域，实践经验尤显不足，巴西无疑为完善我国大数据运用提供了极富现实意义的参考：首先，保障资金的投入。巴西经济下行压力极大，前任总统罗塞夫被弹劾下台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经济治理不力。但是，在此情况之下，巴西依然没有减少甚至提高了对公共安全的资金投入，使得大数据的建设得到充分的保障。而正是得到了资金的保障，大数据才在巴西刑事侦查中发挥良好的作用。其次，加强大数据在刑事侦查中的运用。大数据的功能对刑事侦查的帮助无疑是极为巨大的，巴西圣保罗州对大数据的建设和运用，直观地展现了大数据对刑事侦查极为重要的作用，也证明了大数据是协助刑事侦查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加强大数据在刑事侦查中的建设和利用，应当是侦查机关重点发展的方向。最后，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具有最高价值，任何制度建设、技术运用都不能以侵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为代价，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应当成为所有制度建设、技术运用的最终归属点和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