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慧

“自行车，五十年代初始有，1955年全县有自行车行19家，110辆自行车（各拥有几辆自行车，对外租用，按时或日计租），到1987年全县已达134855辆，为中青年出门的普遍代步工具，特别是城镇职工几乎人手一辆。”

这是浙江《温岭县交通志》上有关自行车的一条记载，台州市温岭县（现为温岭市）难道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有自行车？按常理推想，显然不是的。笔者在温岭市档案馆查阅档案资料时，特意留心了一下，查到了数卷与自行车有关的珍贵历史档案。

自由车驾自由人：自行车有多种称呼

其中一卷为《县省关于管理脚踏车文件》，这里所谓脚踏车，就是自行车。笔者幼年时，民间仍习称自行车为脚踏车，一直以为它是土语的俗称，原来它却还曾是官方称呼。

在历史上，自行车的名称很多。百岁老人周有光的《语文闲谈》一书，收录了一则摘自《团结报》的资料，上边称：自由车，日本称“自转车”，中国北方称“自行车”，南方称“脚踏车”，梁启超称它为“自由车”.郁曼陀《静远堂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曲尘遮断路三叉，轮铁飞扬帽影斜，征通中华舆服志，称心那有自由车。”诗后自注：“自由车前后有二轮，皆钢质，以两足踏轮机上，轮即自转，故俗名自转车，梁任公改今名。”又说：“梁谓骑此车来去自由，何不改称自由车。”

而清末志士秋瑾也有《脚踏车》一诗：“世人何事苦奔波，往返徒劳跋涉多。盍坐自行车一辆，终南捷径客如何？”

1925年《浙江民报画刊》画有一女孩在西湖边骑自行车，上边还有题诗称：“纤细蛮腰掌上身，自由车驾自由人。风驰车闪湖滨路，知尔回肠似转轮。”

作为舶来品的自行车在国内发展迅猛

自行车在我国的发展情况如何，从《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0辑》所载的一篇史料中可见一斑。这本书上记载，1885年后，英商怡和、德商禅臣、法商礼康等洋行将自行车及零件列为“五金杂货类”输入上海，到19世纪末自行车在上海已有广泛市场。1932年，得利车行等17家规模较大的车行成立上海市贩制脚踏车业同业公会。次年4月，修租兼零售的中小型车行组成上海市修租脚踏车业同业公会。1946年2月，上海市贩制脚踏车业同业公会更名为上海市脚踏车商业同业公会。1950年5月，脚踏车商业、脚踏车修租、橡胶车料商业三个同业工会合并成立统一的上海市脚踏车商业同业公会筹备会。

上海市脚踏车商业同业公会筹备会起草的一份关于上海脚踏车业的报告中称，1897年上海即创立了同昌车行，当时“使用范围很狭隘，不过供私人游娱之用.后来邮政电报两局，为传递电信迅捷起见，开始采用;一般学生及洋行华员，用作往返的代步，用途渐广。”“自一1927年起，各省市县建筑公路，因驾驶轻便价格低廉为各界乐于采用，由本市推及各埠，不过车辆与零件，大部分是英德帝国的出品，一部分是日帝国输入，国产品仅有十数种。”“至于公会的组织，以前有两个：贩制脚踏车商业同业公会，创立于1931年1月，会员最初仅17家，至1936年增至30余家;修租脚踏车商业同业公会，创立于1933年，会员最初240余家，至1937年增至400余家。1937年至1946年这10年，是由逐年发展的阶段到达全盛时期，其原因是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后，汽油供给受到限制，汽车减少，本市交通除有少数三轮车、人力车以代替外，脚踏车顿成为轻便交通工具，为各界所重视，需求与年俱增，由战前16000余辆增至在13万辆，更以日寇侵入租界后，本市与郊区遭受封锁，各地单帮商贩端赖脚踏车以运输物资。在这一个阶段内，外货来源断绝，国产品产量突飞猛进，成为轻.工业之一环，商行开设者愈多，统计1946年两公会整组时，商业公会会员有114家（内有制造厂商23家），修租业公会会员有480余……”

浙江脚踏车规范发牌照以便管理及收捐

自行车（脚踏车）到底何时传入温岭？在没有明确的档案资料的情况下，目前很难说清楚。不过，从温岭市档案馆内找到的这一卷历史档案，倒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时期的“历史切片”，让我们窥见当时的一些情况。

这卷文书中，有民国浙江省政府下属省建设厅1690号训令《为抄发脚踏车申请书及收据式样令仰依式制用由》，训令称：

“案查前颁本省管理脚踏车暂行章程案内所有各项牌照及书据凭证前经令饬公路管理局拟具式样，呈候核定分别转发印制在案。兹据该局遵令拟具齐全呈请核示前来，复核尚无不合，应准照办，除指令该局迅将各项牌照依式订制齐全，再行呈候通饬具领并补拟罚金收据式样，呈厅核定转发外，合行抄发申请书登记书，代验合格凭证，代收车捐收据式样各一份，令仰该县政府即便照章依式制用，具报备查。此令。计抄发自用脚踏车申请登记书，营业脚踏车申请登记书，代验脚踏车合格凭证，代收脚踏车车捐三联收据式样各一份。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厅长黄绍兹。”

这位建设厅长黄绍兹（1895年12月1日-1966年8月31日），字季宽，与李宗仁、白崇禧并称为新桂系三巨头，他以政治谋略见长，历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国民党代表，广西省、湖北省、浙江省主席，内政部长等要职。他在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任上时，曾来温岭视察.温岭桥下（今箬横镇）士绅陈庚堂等在石桥头沙角等地建立的季宽农场，即以他的表字为名。

从训令中透露的信息看，此前腳踏车管理可能还没有严格管起来，牌照都不齐全，车捐都没法收，此后，脚踏车管理就开始规范起来。

同卷档案中，有当时的温岭县县长熊亨灵令各公安局、温岭街派出所的训令：

“案奉建设厅令发脚踏车申请登记书、代验脚踏车合格凭证、代收车捐三三联收据等式样各一份，饬即依式制用等因，奉此。兹经依式制就，除分令外，合行检发申请登记书各件，令仰该局长、巡官祗领应用此令。计发自用、营业脚踏车申请登记书各二十张，代验合格凭证一本（松门新河二局温岭街派出所不要），代收车捐收据一本（松门温岭街不要）。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廿一日县长熊。”

档案中的台州自行车骑乘风俗图

此后，温岭县政府又收到浙江省民政厅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四日发出的一份训令，这份训令内容较长，摘录其中一些语句以见大意。训令称“案准本省建设厅本年六月十七日第一六五号咨开：案据前公路管理局呈称.案据黄泽路椒汽车公司呈称，查浙江省管理脚踏车暂行章程处罚各款，全以征税为目的，毫未顾及公共安全。近来黄泽路椒四处车行林立，营业自用车辆约共三四千，青年男女呼朋引类，结队骑乘，行为浪漫，或两三人合乘一车，或挈带幼孩，遇及汽车时不避让，徘徊中道，存心拦阻，或追逐车后，比赛速率，或初学骑乘，摇摆不定，路章不守，危险不知，有牌照之护符，无处罚之专则，任意妄为，变本加厉。汽车行驶，防不胜防，万一不幸发生撞碰，则生命财产势必同受危害，殊失政府提倡脚踏车之原意.且黄泽路椒二路系单车道，宽仅三公尺，脚踏车途遇汽车，非停车避让不足以保安全，车前拦阻车后追逐，更应严厉处罚。本月七日本公司客车自黄开路经马坡桥附近，有不识姓名某乘脚踏车在车后疾追撞碰汽车，身受有伤害，虽属咎由自取，究觉管理欠周。此外脚踏车在公路上撞伤行人，日必数起，怨声载道，行路不宁，便利交通之工具，适变为肇祸之利器，违行路平等之原则，公路徒为浪漫男女嬉逐行人之场所……”后面还引了黄岩《澄江日报》所载自由车肇事伤人之新闻，要求建设厅“转饬各县公安局对于脚踏车行驶公路应妥为指挥管制，以策安全”。训令中称，《浙江省管理脚踏车暂行章程》已由该厅拟订并呈省政府公布施行，因此，在本省境内行驶脚踏车辆，除应遵守陆上交通管理规则及警察章程外，并应遵守各项行车之规定。黄泽路椒汽车公司呈称的脚踏车在公路上任意行驶肇祸，“自属妨碍交通”，因此，相关的黄岩和温岭两县县长应督饬该管公安局从严取缔。省民政厅厅长徐青甫“准此.除咨复并令饬黄岩县政府暨分令外，合行令仰该县长切实遵照，并将办理情形具报。”

这份训令中黄泽路椒汽车公司所反映的情况，可见当时脚踏车在社会上的使用情况，据《路桥志略》一书载，“黄泽路椒汽车公司在新殿巷头东，总车站在三桥外青泗洋.民国二十年一月成立，由徐乐尧、黄庆中等所组织承办。”《黄岩县志》则称：“民国19年（1930年）8月，徐聘耕、黄慎五等筹备黄泽路椒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次年成立。21年，海门门至路桥通车。次年10月，黄岩至泽国通车。”（徐乐尧、黄庆中即徐聘耕、黄慎五）这两条公路由黄泽路椒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承租经营20年。从训令中透露的信息看，当时公路汽车运输刚兴起不久，公路只有3m宽，而脚踏车作为当时比较时尚的交通工具，方兴未艾，因此，“黄泽路椒四处车行林立”，轻便时尚的脚踏车受到青年男女的喜爱，政府为了收车捐而发牌照，但骑车者交通安全意识还是比较淡薄。因此，将公路当作学车练车场所者有之，在公路上追逐嬉戏者有之，造成交通肇事伤人事例不少，这份训令中转述的黄泽路椒汽车公司所呈称的现象，简直可以说是文字描绘的一幅当时台州自行车骑乘风俗图。

温岭自行车发展情况

档案中还有一份《温岭县城区公安局送缴征收脚踏车各种捐数暨应领各种号牌等件清册》，此份文件显示，当时，城区内有茂记、玉丰、云飞合记三家营业车行，车辆数分别为5辆、4辆、4辆，而自用自行车则有金时言、王锡章、王化中、周兴荣等4人4辆，总计车辆17辆.清册显示，应收号牌费为0.3元/辆，应缴捐牌费为0.2元/辆，应缴行车执照费为0.1元/辆，印花费为0.2元/辆，车行应缴开业执照费为每家一元。民国25年年度车捐营业车行为1.5元/辆，自用车为2元/辆。档案中還有新河、泽国等地营业、自用脚踏车申请登记书，从这些档案中可知，泽国、新河等地均有车行，车行规模拥有3辆、4辆脚踏车不等。而脚踏车的商标则有白马牌、三亭牌、地球牌、将军牌、狗头牌、双飞牌等。脚踏车行私自开业，当时还没有工商管理部门，由公安局查处，警察是要罚款的。其中新河有家李长云脚踏车行即因私自开业，被罚了10元，而查处的警察则可以获得1/5罚款的赏金，即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