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耀博

周恩来和基督教青年会人士的交往，除了在青年时期与南开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留日學生基督教青年会有过短暂的接触外，主要是从全面抗战时期开始的。他先后结识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吴耀宗、邓裕志、刘良模等人，这些基督教青年会人士通过与周恩来的交往，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在政治上积极向中国共产党靠拢，逐渐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救国主张，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里，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起源于英国伦敦，1844年由青年基督徒乔治·威廉创立。1885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组织首先诞生于福州英华书院、通州潞河书院等教会学校，后相继成立一批城市青年会，如1895年12月成立的天津校际青年会，1899年6月成立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等等。1896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全国性组织，初名中国学塾基督幼徒会总委办，后几经辗转，于1912年正式定名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简称“青年会”）。青年会以德、智、体、群四育为宗旨，推动社会服务活动，由于和中国社会密切联系，被誉为“中国现代宗教的先锋”。

周恩来与青年会人士的交往过程，既是被当作其统战艺术的体现，亦是其人格魅力的诠释，更是其党性修养的表现。用中国基督教领袖吴耀宗的话说就是：“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能够代表共产党人的一切最优秀的品质。”在全民族抗战初期，周恩来先后与吴耀宗、邓裕志、刘良模等青年会人士进行首次会晤。初次会面，周恩来就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这些青年会人士对中国共产党顿生好感，对抗战形势表示乐观，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此后，周恩来与他们保持着联系，并建立了稳固的革命友谊，而他们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周恩来与吴耀宗的交往

1938年5月，吴耀宗和周恩来在汉口首次会晤。当时吴耀宗因公去武汉，因为久已敬佩这位共产党领袖的缘故，便通过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对外联络的龚澎，表达了同周恩来会面的愿望。20日，周恩来和吴玉章来到吴耀宗的住处，双方相谈甚欢。周恩来首先向他分析了眼前的抗战形势，并就国共合作和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看法，同时，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对宗教信仰的认识和态度，周恩来着重指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自由，并表示愿意和宗教界人士携手合作，共同抗日。吴耀宗说，周恩来的谈话立场鲜明，观点明确，对未来充满信心，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1955年12月，吴耀宗（后排右二）、邓裕志（后排右四）、陈见真（后排右一）等人视察山东省教会时合影

20世纪40年代初，吴耀宗与周恩来又进行了多次会晤。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吴耀宗分别于1941年和1943年同周恩来进行了两次会晤。第一次谈话内容主要是抗战形势，当时的国内外局势异常紧张。周恩来表示，全民族抗战已经进行了四年多，对内只要能团结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和民族，对外在国际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就能打败日本。这次谈话让吴耀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的希望，是一切爱国人民可以信赖的力量。而第二次谈话内容除了谈论抗战形势外，彼此还谈论了宗教问题。吴耀宗当时对周恩来说，马列主义和基督教有99%的共同点，尽管在有些根本问题上有分歧，但无关紧要，最后是可以一致的。周恩来坦率地表示“不同的世界观并不妨碍我们为了争取和平、民主而共同努力。你多年来为抗日和民主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在目前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对每个人都是考验，希望我们能继续合作，在即将到来的新时期中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吴耀宗听后，认为这是周恩来对他最大的鼓励和鞭策。这次谈话使吴耀宗更加相信中国共产党，也更加敬佩周恩来，对于中国的前途命运也抱有更大的信心。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吴耀宗能够在政治上积极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应当说，周恩来对他的影响是较为关键的。

周恩来与邓裕志、刘良模的交往

除了与青年会吴耀宗的友谊广为人知外，周恩来和其他青年会人士也有着较好的互动，如女青年会的邓裕志，青年会的刘良模、李储文等人。

邓裕志，1926年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社会学专业后，一直在位于上海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团体工作。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即随之辗转到武汉地区的女青年会继续工作。邓裕志与周恩来的首次会面是在1938年。1938年5月，在战时妇女工作座谈会结束后不久，汉口女青年会办事处就决定设宴邀请周恩来夫妇，对女青年会的战时工作进行指导。当天，周恩来在看到青年会会员们缝制的棉被、丝棉背心、慰问袋等抗战慰问品时，对于女青年会的战时工作表示肯定，说她们做得好，是支援前线的具体行动，女青年会有群众，有力量，可以发挥作用，并强调女青年会完全可以中国人自己办，同时对女青年会的前途寄予极大希望。此外，还鼓励邓裕志等人把抗战工作坚持下去。

邓裕志后来回忆说，周恩来谈笑风生，句句打动人心，丝毫没有大人物的架子，把我们都看成自己人。此后，邓裕志一直与周恩来、邓颖超等保持革命友谊，并利用女青年会的特殊身份，从事掩护和营救被拘捕的中共地下党员等革命工作。1949年初，邓裕志作为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受到毛泽东接见，毛泽东对她曾营救过不少革命同志的壮举表示了赞扬。

周恩来与刘良模的首次会晤则是在1939年。1932年，刘良模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此后主要在基督教青年会系统工作。1936年1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时，被选为救国会执委。1939年初，刘良模正在浙江金华从事青年会军人服务工作，服务地点就在新四军驻地附近，因而和新四军有所往来。周恩来在视察新四军驻地时，顺路探望了当时以推动民众歌咏运动著称的刘良模及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周恩来对他们的抗日歌咏运动表示赞许，并鼓励刘良模等人继续努力。刘良模后来回忆道：周总理好像会见老朋友那样和我谈话，使我一点也不感到拘束。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他的谆谆教导是我们开展抗战工作的指路明灯。此后，刘良模一直与周恩来保持联系，献身中国的革命事业。

1939年3月18日，周恩來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视察金华时，与刘良模（左一）等人开会，指导东南抗战工作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就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对共产党员和进步爱国人士大肆进行迫害。国民党第三战区以“通共”罪名将刘良模的军人服务部封闭，对相关人员实行逮捕和驱逐出境。刘良模随即动身去上海，想通过各种关系撤销国民党的查封命令，但被国民党设计扣留，旋被保释。迫于无奈，刘良模只好去了美国。在美国，刘良模继续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1949年春，刘良模在纽约收到由龚澎代表周恩来发来的邀请电报，邀请他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刘良模收到电报后，决定偕同夫人陈维姜及两个孩子以最快的速度回国。在政协会议上，刘良模、徐悲鸿等人提出可以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并陈述了理由。周恩来随后表示支持，周恩来说《义勇军进行曲》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永远要用，“因为我们中国越强大，帝国主义越恨，所以一直要保持忧患意识”。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国歌未正式选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飞虎队”成员合影

周恩来与李储文的交往

李储文既是一名受人尊敬爱戴的基督教牧师，也是一名基督教青年会人士，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了上海。在上海租界内从事抗日工作的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李储文，辗转一个月终于到达重庆，在这里，李储文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他们会面的地点在重庆七星岗的新华日报社，李储文当时“很激动”，“很拘谨”。第一次会面，李储文就完全被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李储文在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后，周恩来建议他去缅甸，到中国远征军中继续从事军人服务工作。他随即动身去缅甸，但行至昆明时，因日军的攻势和战局的影响滞留昆明。此后，李储文一直在昆明，主要在西南联大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一是做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教授的工作，结交了闻一多、吴晗、潘光旦、华罗庚等人，旨在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西南联大不少的教授互称“×公”，他们把不满30岁的李储文称为“李公”，足见李储文在内线统战工作的成功。二是做英美等国的领事馆、新闻处的工作，旨在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后来，李储文与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的三名飞行员建立了联系。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这三名飞行员通过李储文与中共南方局联系，终于见到了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李储文在内外线的统战工作中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周恩来与基督教“三自”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基督教面临生存发展困境，教会工作受到阻碍，宗教活动受到限制。因此，以吴耀宗为首的基督教人士积极寻求解决办法，遂同其他教会人士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三次谈话，主要是向政府寻求帮助，希望政府帮助基督教会脱离困境。1950年5月2日，周恩来对参加会谈的基督教人士指出，造成基督教现在困境的原因是基督教的“洋教”标签，以及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等问题。同时，也肯定了基督教人士和基督教团体，尤其是青年会在中国革命不同时期作出的贡献。如在大革命时期，一些教会人士和团体曾掩护过一些从事职工运动的革命分子和共产党员;在抗战时期，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团体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许多基督教的进步人士参加反蒋、反美斗争，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因而受到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迫害，等等。

1950年5月，在与基督教人士的三次谈话中，周恩来实事求是、坦诚以待的立场、态度深深赢得了基督教人士的认同，也为之后基督教发起“三自”（自治、自养、自传）运动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邓裕志说，我们是从宗教出发要求政府的。周恩来答道，政府当做的事，政府一定会做，但由于历史上基督教被帝国主义利用，并与人民之间产生了鸿沟，这个就要你们基督教人士自己填平。周恩来还启发他们说，你们礼拜堂的钟声一敲就有人进去，可见你们还是有力量的。青年会全国协会事工组组长刘良模对周恩来坦诚相待、不遮掩不回避的作风，甚为感动。他说：“对于人家向他（周恩来）提出的问题，他既不推辞，更不敷衍，而是认真对待，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苦口婆心地做说服工作，并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来解决问题。他耐心而辛勤的工作，最后能使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他提出的意见。不论是解决复杂的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题，他都是用这样的方法处理的。”

最后，在周恩来的引导和支持下，吴耀宗、邓裕志、刘良模等人发起了中国基督教“三自运动”（也称“三自革新运动”），彻底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基督教内部的势力和影响，使中国基督教完全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基督教。1954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后，吴耀宗多次连任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并多次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邓裕志、刘良模则先后担任过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常委、副主席等职，并在人大、政协等单位担任着职务，李储文则因有广泛的国内外社会关系而始终在外事部门工作。他们都在各自岗位上兢兢业业，始终把中国基督教团体和广大信徒教徒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里，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贡献着力量。

（责任编辑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