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昌亮

(首尔国立大学 体育学院，韩国 首尔 08826)

1 前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健康卫生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体育锻炼，而体育锻炼为身心健康带来的积极效益已成为人们的普遍认知。我国从1995年开始提出《全民健身计划纲要》[1]，在这个基础上，国务院先后于2001年8月、2011年3月和2016年6月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2001-2010年)》《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和《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三个连续性的文件(引文略)，以保证全民健身工作的持续不断地开展，这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人们的体育锻炼意识也因此得到了加强。然而，在实践中不难发现，仍有很多人不参与体育锻炼，或者出现中途退出的状况[2-4]。要使体育锻炼对个体产生并维持良好的身心效益，必须通过有规律、持续性的参与才能实现。

随着锻炼心理学的兴起，有关锻炼坚持性的问题已成为该领域的前沿课题，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锻炼坚持性的影响因素包括内部/个人因素，外部/环境因素以及体育活动自身因素[5-6]。另外，内部动机、凝聚力、自我效能和社会体格焦虑等因素也会影响锻炼坚持行为[7]。上述文献就锻炼坚持性的问题做出了理论贡献，然而，根据我国体育锻炼现状来看，在“应试教育”体系下的体育教学，虽暂缓了体育锻炼参与不足的现状，但“脱离”了学校的常规体育课程以后，自主参与体育锻炼的动力明显下降[8]。因此，人们对于体育锻炼的认知无法直接预测其锻炼坚持行为[9]。对于这种“知而不行”的状况，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人们参与体育锻炼和坚持的问题。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决定行为意向，而行为意向是实际行为的最佳预测标准[10]，基于阶段变化理论的元分析发现，参与者的体育锻炼行为最大的转变发生在无意向阶段和开始思考参与阶段之间[11]。另外，锻炼意向和锻炼坚持意向的之间还是存在本质上的区别[12]，其受到的影响因素也有差[13]，本研究主要探讨有关锻炼坚持意向的问题，并考察其影响因素。

基于理论背景和前期研究结果，本研究以中国朝鲜族足球运动参与者为被试，生活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来探讨社区感与锻炼坚持意向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2 研究方法

2.1 调查对象

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足球运动参与者为被试，年龄分布为16岁-50岁之间(24.81±7.11)，被试者均为业余足球俱乐部成员或民间业余球队构成。共发放35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43份，最终获得307份有效问卷。

2.2 测量

2.2.1 社区感量表(SCI)

社区作为居民生活起居的地方，必然会有该地区特有的“文化”属性，考虑到中国朝鲜族是跨境民族，其文化也独具二重性特点[14]，因此本研究采用了由韩国学者Kim(1998)[15]在McMillian和Chavis(1986)开发的量表的基础上，将其本土化的社区感指数量表。本研究中将韩文版量表进行了校对翻译，翻译组由两名体育学博士和一名韩语教育学博士组成。该量表由4因子12题项组成：成员资格、影响力、需求的整合与满足、共同的情感联结。采用李克特五级评分方法，1-5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社区感水平越高。量表4因子的内部一致性检验结果Cronbach'sα系数各为0.776、0.760、0.694、0.793。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N=307,X2=145.425,df=48，CFI=.946, TLI=.926,RMSEA=.081,RMR=.053)。

2.2.2 生活满意度(SWLS)

该量表由Diener，Emmons和Larsen等人(1985)[16]编制，为评价一般人生活满意度而开发，由单一因子5题项组成。采用李克特五级评分方法，1-5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生活满意度水平就越高。该量表是被广泛应用于生活满意度的测量，国内有研究显示，其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高于0.80[17]，而本研究的内部一致性检验结果Cronbach'sα系数为0.839。

2.2.3 锻炼坚持意向

该量表是由McAuley(1993)和Wilson，Rodgers(2004)[18]为测量行为意图而编制，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加于修改和编制(如即使有重要的事情，我也会坚持参加足球运动；即使时间不够充足，我也有坚持参加足球运动的自信等)，量表由单一因子3题项来组成。采用李克特五级评分方法，1-5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锻炼坚持意向就越高。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检验结果Cronbach's α系数为0. 849。

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程序控制和Harman单因素检验考察共同方法偏差。问卷引导语中保证“调查仅为学术研究”，强调了保密性、匿名性；施测形式采用现场答疑、当场回收。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值大于1的共有3个，且第一个因子的解释变异率为29.24%，小于临界值40%，表明测量的共同方法偏差可以接受[19]，在研究中没有造成严重问题。

2.4 数据分析

首先对测量工具进行了信度分析(reliability test)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其次对量表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正态性检验、相关性检验和多重共线性检验。最后采用了建立结构方程模型(SEM)，并对其进行模型评价。运用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值进行检验，数据处理采用SPSS23.0和AMOS25.0统计软件。

3 结果

3.1 量表的正态性检验和Pearson相关系数以及多重共线性检验

由表1可见，正态性检验结果，各变量的偏度和峰度均未超过±2，可以判断各变量服从正态分布。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结果，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在0.283～0.744之间，均小于0.80，自变量的VIF值均小于阈值3.33[20]，因此排除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Multicollinearity)问题。

表1 量表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性分析以及多重共线性检验

注：**P<.01, M表示平均、SD表示标准差;a：成员资格;b：影响力;c：需求的整合与满足;d：共同的情感联结;y：生活满意度;x：锻炼坚持意向。

3.2 测量模型检验

首先，建立结构方程模型1(图省略)，社区感为自变量，生活满意度为中介变量，锻炼坚持意向为因变量。用Amos 25对该模型进行检验，模型评估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ML) 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评估，其结果无法满足拟合标准见表2。通过修正指标(Modification indices，MI)对模型进行了修正，其中e8↔e9的MI值最大(45.289)，因此将这两个变量建立了关系，如图1。然后建立结构方程模型2，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ML)对其进行评估，其结果显示模型2的拟合值数要优于模型1，并且如表2显示，模型2的拟合值数良好，该模型可以接受[21]。中介模型的路径关系图见图1。

表2 中介模型拟合值数

3.3 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采用Bootstrap法，置信区间设为95%，对模型2进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如表2所示。社区感对锻炼坚持意向的直接效应为0.18，p大于0.05直接效果不显著，而社区感通过生活满意度影响锻炼坚持意向的中介效果为0.87×0.52=0.44，且Bias-corrected与percentile的95%的置信区间皆不包含0，P值小于0.05,表明社区感与锻炼坚持意向的关系中，生活满意度具有中介效果。社区感对锻炼坚持意向的总效果为0.44+0.18=0.62，且Bias-corrected与percentile的95%置信区间皆不包含0，P值大于0.05,表明社区感对锻炼坚持意向的总效果显著。由于社区感对锻炼坚持意向的直接效应并不显著，因此社区感与锻炼坚持意向的关系中，生活满意度具有中介效果。

图1 社区感、生活满意度和锻炼坚持意向的关系模型图

表3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探讨了中国朝鲜族足球运动参与者的社区感，生活满意度，锻炼坚持意向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社区感对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对锻炼坚持意向均产生直接影响并显著，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社区感的有效提高有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22-23]，生活满意度水平也可以正向预测锻炼坚持行为。但社区感对锻炼坚持意向的的直接效果并不显著，该结果与Cosimo和Mannarini等人的社区感可以正向预测社区参与行为的观点不一致[24]。有研究认为，社区感作为参与行为的“启动器”,与诸多因素存在正相关，如政治参与、公民参与[25]。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我国公民追求社会价值的目标或者活动更为“利益化”，这与为达到身心效应为目的的体育锻炼有所出入。另外，体育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体育参与意识或态度的形成取决于人们对体育活动的情感、动机、价值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社区是指生活在某个区域、具有心理和精神的一群人组成的社会共同体[26]，社区形成的前提是集聚在某一地区的居民之间形成的共同的心理[27]。因此，对于朝鲜族居民而言，历史经历和文化传统对体育参与行为存在“隐蔽”的意识型态，无形之中影响着他们的心理趋向和思维定势(Thinking Set)[28]。但本研究结果显示朝鲜族足球运动参与者的社区感对锻炼坚持意向的解释有限。根据社区感理论的需求模型与责任模型，前者强调社区对个体需求的满足，而后者强调的是个体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是影响参与行为的主要因素。就讨论该研究结果而言，锻炼坚持意向由社区感的哪个因素来支配，受到哪个因素的影响更大？到目前鲜有相关研究，研究者应在今后的研究中更多地进行实证研究，对其变量之间建立一个具有整合性的模型。

本研究的模型验证结果显示，社区感可以通过提升生活满意度来间接影响锻炼坚持意向，也就是说，生活满意度在该模型中具有中介效应。这表明，对于中国朝鲜族足球运动参与者来说，社区感的增加，会提升其生活满意度水平，从而实现提升锻炼坚持意向的目的。对于生活在高节奏、高压力下的城市居民而言，参与并坚持体育锻炼能很好地实现“time-out”效果[4]，摆脱繁忙的工作和家务，通过参与体育锻炼来缓解精神压力、培养锻炼兴趣、增强体魄。而持续性、规律性的身体活动所带来的积极体验则会反作用于居民，这将有助于提高和保持锻炼坚持行为。

此外，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有关幸福的研究开始被诸多学者关注，生活满意度作为该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评价幸福的重要指标[29]。而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方面，因此有学者呼吁应积极开展生活满意度的心理机制和干预性的研究[30]。对此，本研究对于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的探讨具有理论意义。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社区感、生活满意度与锻炼坚持意向间的关系。其结果表明，我国朝鲜族足球运动参与者的社区感虽然无法直接预测锻炼坚持意向，但是可以通过提升参与者的生活满意度来有效预测。生活满意度锻炼坚持的影响因素已经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被证实，但基于民族文化特性对其进行的研究，至今尚未发现。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特征。这种文化特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意识、价值观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本研究对于实证性的贡献略显不足，但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