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宏展

摘要  废两改元是中国近代一次重大的货币制度改革，对此次改革的背景、过程、影响等方面的论著颇丰。本文基于相关史料和较有影响学者的论述从推动此次改革的动力和这次改革经受的阻力两个方面做了全面的梳理、分析和总结。

关键词  废两改元 动力 阻力

一、问题的提出

1933年3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上海先行实施废两改元令》，废两改元这项中国近代重大的货币制度改革开始付诸实施。“上海自1933年4月7日至6月30日共兑进规元银2794万两。至11月，天津兑进行化银697万两，汉口兑进洋例银632万两。”[1]“新银元在流通中站住脚跟，0.715的折合率被认为是公平的，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到1933年年底，全国金融市场呈现相对稳定局面，废两改元遂告成功。”[1]至此，始于明朝中叶以法定货币流通近400年的银两制度退出中国货币史舞台。废两改元对于当时的主要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均有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对废两改元的原因、经过、影响的论著颇丰，然而细究这项改革的推动因素和阻挠因素发现，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对这项改革同样有着不小作用力的因素鲜有论述。本文基于现有对此问题的研究对废两改元的推动因素和阻挠因素进行了全面的探究和论证。

二、推动废两改元进行的动力

废两改元的成功与南京国民政府及中国近代银行业的推动直接相关。此外，货币环境的变化以及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等若干方面也形成了对这次改革进行的有利因素。这些因素都为废两改元的成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都是推动废两改元得以成功的动力。

1.南京国民政府对废两改元的积极推行。1910年清政府颁布《币制则例》，其中规定银元为主币。从制度供给的主体来看，清政府此时已计划树立银元在货币流通中的主导地位而弱化和取代银两的货币地位，然而日薄西山的晚清政府无力将此愿景实现。在北洋政府时期，1914年2月颁布《国币条例》，该条例中规定实行以银元为主币的银本位。此外，“早在1921年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第二届会议在天津举行时，为了废除银两制，划一币制，天津银行公会就倡议由全国银行公会陈请北京政府财政部、币制局筹备施行废两改元，以达到革除财政弊端、调剂金融的目的。经议决提出了《陈请政府废两改圆意见》呈请政府施行。”[2]然而在政治黑暗腐朽，军阀割据一方的北洋政府时期废两改元这项重大的制度供给的主体也是缺位的。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为废两改元做了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是废两改元这项币制改革得以成功的至关重要的推动力，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成立中央银行。经过三次筹备，南京政府于1928年11月1日在上海外滩15号成立中央银行。此中央银行与之前的广州和武汉的中央银行“没有资本上的统属，不发生连带关系”[3]。“成立中央银行的目的有三个：一为统一全国之币制;二为统一全国之金库，三为调剂国内之金融。”[3]废两改元之时，中国的货币体系如马寅初在向南京政府财政部提出《统一货币应先实行废两改元案》中所述：“窃维我国货币之紊乱，至今日已达极点，内为商民所垢病，外为列邦所腾笑。”[4]诚然，此时中国流通的货币有规制各异的银两，有十余种银元（本洋、鹰洋、袁头币等），还有铜币和各种纸币、私票及地方性货币。难怪美国财政专家甘末尔认为这时期“中国的币制是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制度”[5]。废两改元是废除银两制度的改革，更是以新式银元统一币制的改革，而这离不开中央银行发挥其货币发行银行的职能。因此，南京政府成立后建立的中央银行为废两改元的实施打下了基础。

其二，改组筹建中央造币厂。“中央造币厂原为上海造币厂，1920年由上海金融界提议，经北京政府同意筹设，但因经费不足等原因，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统一币制，积极恢复重建上海造币厂，并改名为中央造币厂”[6]。“所有各省造币厂渐次通饬停铸，以期统一币政”[6]。中央造币厂为唯一拥有铸造权的银币铸造机构。南京政府在成立后建立的中央银行和中央造币厂这两大机构的协调合作为废两改元的实施，为新式银元的发行和流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

其三，南京政府推行废两改元的举措得当。首先，南京政府财政部作为废两改元的直接领导和策划机构认识到了建立中央银行和造币厂的必要性，并积极将之付诸行动。其次，1928年4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由马寅初发起向财政部提出《统一货币应先实行废两改元案》。适值全国经济会议召开，经议决通过。会议计划“先定筹备时期为一年，积极筹备，并决定实施时期为民国十八年七月一日以明令公布”[1]。可见，南京政府成立后立即对币制统一即废两改元问题高度重视并着手落实。再次，南京政府具体实施办法的制定合理。“1933年3月10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决定‘为准备废两，先从上海实施，特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1元，或旧有l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规元7钱l分5厘合银币1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年3月10日起施行。”[1]这个银两银元兑换比价既为南京政府财政部所接受又没有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1933年12月，南京政府中央银行两次致函银钱业公会及洋商银行公会财政部，亦训令上海银钱两业，“限于一个月内，将所有存库宝银，缴纳中央银行，依照规定换算率，兑取银元”[6]，并明确规定“期满以后，不得再用宝银作准备金之用”[6]。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大量兑进银两，而银币得以大量发行流通并站稳脚跟。此外，中央造币厂适时于1933年8月24日和1933年11月开铸甲种厂条和乙种厂条，缓解了中央造币厂的压力，解决了银币供应问题，保证了货币流通中供求的均衡。

2.华资银行是废两改元推行的中坚力量。华资银行肇始于19世纪末，经过北洋时期的快速发展至南京政府时期已与外资银行、钱庄共同呈三足鼎立之势。“新式银行利益集团迫切希望通过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废除银两货币制度，结束‘两元并用货币体系，打破长期以来在业务上受制于钱庄行业的局面”[5]。華资银行为近代公司制的商业银行，能够不受地域的限制面向全社会各个阶层开展金融服务。废两改元能够使其摆脱洋厘行市及资金清算汇划制度的羁绊。此外，中国近代银行业一个突出特点是公债的经营投机，这就使得银行业与南京政府之间在废两改元这个问题上具有了利益的一致性。事实上，在1932年7月成立的废两改元研究委员会和1933年3月7日财政部委托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成立的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中，华资银行业都是其中的中坚力量，是废两改元基层的实施者和操作者。

3.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变化为废两改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来看，九一八之后，“因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1931年长江水灾及九一八事变等消极因素的影响，使中国内地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造成大量银元流入上海等大城市”[7]。此外，1931年9月英国首先放弃金本位，随后欧洲国家纷纷效仿，这成为中国白银处于净流入的重要推动因素。如此种种导致国内银元充沛，“银元存底从1923年的3560万元逐年增加，1932年6月底达23913万元，开空前未有纪录，大大缓解银元不敷周转的困难”[8]。而银两存底并无大的变化，于是洋厘行市出现暴跌，“1928至1931年间，每100枚银元平均值银73两，1932年4月降为值银69两9钱6分”[1]。由此可见，至1932年年底，从国内的货币金融环境来看，此时是废两改元前所未有的绝佳时机。白银的入超变为出超并愈演愈烈演变为1934—1935年的白银风潮，其反转时间点就在1932年年底至1933年。

4.学界和业界有识之士的舆论宣传对废两改元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32年7月，宋子文召集上海银钱业代表会谈，向业界释放出南京政府废两改元的决心。自此，三大利益集团围绕废两改元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国民党政府“废两改元”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柏禹邮，1982;评上海银钱业之间关于废两改元的争辩，吴景平，2001）。浙江兴业银行监察人、著名会计学家徐永柞，以及颇有影响力的潘恒勤、马寅初、章乃器等一大批学者企业家为部委献计献策谋划方案，在《申报》《银行周报》等流行报刊上发表见地深刻的论述，唤起国人的意识，有力推动了废两改元的舆论影响力。

三、废两改元中经受的阻力

自1910年《币制则例》颁布到1932年3月废两改元银元成为全国统一的货币，经过22年，一项制度的变迁才最终实现。由此可见，废两改元在前进的过程中经受了各种强大的阻力。废两改元的过程亦是在不断克服战胜这些阻力的过程。

1.钱庄利益集团对废两改元的抵制和延宕。毋庸置疑，废两改元前掌控“洋厘”与“银拆”行市和资金清算汇划制度的“钱庄利益集团作为‘两元并用货币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反对政府提出的货币制度改革，并且通过自身在金融货币领域中的影响力对政府施加压力”[5]。在南京政府着手废两改元的过程中，钱庄业对此的反对逐步减弱，由最初的强烈抵制到1932年的“原则上同意”，对这项改革由早期的阻挠到后期的有意延宕。1928年6月，南京政府全国经济与财政会议后就把废两改元提上改革日程，而随后被迫搁浅，钱庄势力的反对造成改革阻力很大是一个重要原因。1932年6月6日，“钱业公会举行临时执行委员会议，经讨论，与会者认为废两改元虽不能极端反对，但就现在之局势，实尚非时，一致主张缓行”[9]。

导致钱业态度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两元之争实际体现着旧式的钱庄和新式银行业之间势力的角逐。自民国成立至1935年南京政府开始官僚金融垄断的这段时期是近代华资银行业快速发展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企业预期悲观，是年夏季长江和江淮流域发生严重洪灾，工商业和钱庄业都受到很大影响。银行业做公债投机所受冲击较小，这些使钱业的影响力相对下降。其二，如前所述，九一八之后上海存在资本流入，银元存量增长较快。“据当时银行家张嘉璈统计：1928年至1931年，平均银元价格为每百元值上海规元银两73两，1932年降为69.95两。1932年6月10日的洋厘為0.6905，7月初的洋厘已跌为0.688，成为历史最低点”[9]。白银的外流和洋厘行市的剧烈波动使钱业的银两制货币基础日趋动摇，钱业对废两改元的态度不得不有所转变。

2.外资银行对废两改元由反对到默许。外资银行对废两改元持反对立场。首先，中国是用银大国而非产银大国。随着货币需求量的增加每年必须大量进口白银，而外资银行掌控着中国生银大条的进口市场。经济学家马寅初指出“中国输入之银，十之七八，系由英商银行承办”[10]。在银两制下，“外商银行进口生银大条，即为货币，供求盈亏权操在它们手里，一且废除银两，则生银大条就成为一种货物，要使其成为货币，尚须经过造币厂铸造银元的手续，同时废除银两后，对其自行挂牌的外汇行市的估价权亦有影响。”[11]其次，作为两大利益集团的外资银行与钱业之间并没有出现激烈的竞争，反而在经营上有着很强的互补性：钱庄依靠外资银行的资金解决自身负债业务渠道狭窄的问题，而钱庄的庄票帮助外资银行打开内汇市场，解决外资银行的营销网络问题。银两制的废除会使外资银行的这些既得利益丧失，而有利于其竞争对手华资银行。九一八之后，外资银行在华利益受到日本的日益侵蚀。至1932年外商银行改变了过去的反对态度，“1932年外商银行代表穆叔脱提出外商银行原则上赞同中国政府‘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但是对于新币的成色、铸造新币的加工费用和能力等方面提出疑问，认为如果不能解决问题，改革需要推延。总体上说，外商银行已经默许了中国的货币制度改革”[5]。

3.复杂尖锐的国内国际政治矛盾使南京政府难以集中精力于废两改元。晚清及北洋政府均有以银元取代银两从而统一币制的想法，然而制度供给主体功能的缺失使废两改元未能实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着手这项改革，但也经历了很长的时滞，复杂尖锐的国内国际政治矛盾是导致这项改革经历较长的时间才得以付诸实施的重要原因之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只是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地方实力派直接威胁着该政权，而九一八事变更使国家处于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因此，经过中原大战及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后“废两改元研究会”于两个月后成立，宋子文也于此时抵达上海召集银钱界领袖商讨废两改元大计，搁浅的这项改革重新启动。

一个较为进步科学的货币制度取代一个落后混乱的货币制度，这是文明前进的脚步，而前进的道路往往充满艰难险阻，充满着利益群体之间激烈的角逐和博弈，废两改元就是中国金属货币时代这样的一次重要的改革。可以看到，南京国民政府在这次改革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南京国民政府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结合时代的变化和呼声，妥善解决好与该项制度变迁相关的利益主体的关系，积极作为，这就为该项制度的落地生根提供了可靠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