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言石

中小商业银行与民营、小微企业有着天然相似性和相容性。近年来，随着业务转型和风险暴露，中小商业银行运营和潜在风险引发市场关注。尤其是2019年以来，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金融市场风险偏好下降等因素影响，部分中小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恶化，生存状况不容乐观，急需重新思考战略定位和发展路径。

中小银行风险急剧上升

近年来，中小银行通过同业业务实现快速扩张，随着经济步入下行周期以及监管收紧，此前激进扩张累积的风险也逐渐浮出水面。

部分中小银行不良贷款率攀升。中小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下行压力显著高于大银行，对区域性中小银行而言，信用风险仍有持续暴露的可能。最可能爆发产能过剩行业的信用风险，资产负债率高，但盈利差、缺乏信用支撑，可能使得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叠加。以东部某省为例，3个地市不良贷款率超过10%，7个地市不良贷款率超过5%，其中农商行、城商行等中小银行不良率普遍较高。恒大研完院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末，我国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逼近4%，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超过2%。城商行的不良率增速是各类型银行中增长最快的，逾期贷款增长。部分城商行在业务拓展过程中重利润、轻风险，或是围绕部分大客户开展上下游供应链金融业务，使得部分单一客户贷款授信和投放的金额较大，任意一家主要客户效益不好，就会影响银行的资产质量。

局部地区中小银行信用风险集中暴露。包商银行因严重信用风险被接管，锦州银行则进行改革重组。截至2019年9月，评级机构共对11家银行进行了级别下调，调整后主体级别均在AA以下。这些银行全部为农村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吉林、山西、山东等地， 调整级别的理由都是由于资产质量恶化或投资资产出现严重损失。

部分中小银行潜在信用风险尚未暴露。以东北一家净利润持续两年下降的城商行为例。截至2019年上半年，该行不良率为1.97%，比年初增长0.08%。但如果纳入关注类和逾期类贷款，其不良率将远高于1.97%。截至2019年上半年，该行逾期贷款率为5.82%。为了既不让企业死，也不让该笔贷款划入不良，逾期类贷款通常采取“以贷养贷”模式。受包商银行、锦州银行等事件影响，同业间的信用基石还没得到修复，一些金融机构仍在缩减、暂停与中小银行的同业授信和同业合作，小银行议价能力受到影响，资金成本压力明显提升。比如，在包商银行被接管后，一些大银行总行要求各分行对中小银行的票据贴现都要“更谨慎一些”。部分资质较差的中小银行同业资金融入难度加大，埋下流动性风险隐患。

中小银行风险上升的主要原因

当前中小银行风险加大既受宏观经济运行、政府干预等外部因素影响，也受银行长期未解决的内部治理因素影响。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部分风险加速暴露传导至中小银行。银企是一家，企业不好，银行不可能独善其身。经济增长动能偏弱，外部环境恶化，下行压力逐步凸显，企业经营难度与风险加大，作为主要服务中小微企业的中小银行，也会受到一定冲击。而且中小银行业务集中于当地中小企业，受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影响明显。

受地方政府干预，部分项目产生信贷风险隐患。以农商行为例，农商行服务地方，信贷投向难以完全自主决策。当地申贷企业往往是地方经济支柱，地方政府非常关照重视，会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农商行为企业提供贷款。此外，个别地方政府出于招商引资、化解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等因素考虑，会让农商银行向不具备条件企业发放贷款，直接形成信贷风险或隐患。

中小银行内部治理结构失效，缺乏监督和问责制度。中小银行内部人控制问题突出，容易造成严重的道德风险;股权管理存在短板，难以避免受大股东控制;部分小银行信息披露不充分，难以及时识别关联交易;在创新方面仍缺乏鼓励政策和宽松氛围;不良资产处置能力有限……都导致了中小银行风险上升。

一是股东治理和内部治理都存在缺陷。部分中小银行股权结构不合理，股东持股比例较分散，还存在股东资质不合规、股权管理不到位问题。所谓公司法人治理流于形式，缺少真正从银行长远利益考虑的自然人股东。中小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本就相对较弱，经不起折腾，但一些股东通过对银行的持股，展开关联交易、利益输送，甚至将银行作为提款机，加剧了中小银行的风险。一些中小银行内部治理存在明显缺陷，一些村镇银行连业务专项审计制度、高管经营管理评价制度等关键性风险内控制度都还没有，也尚未建立联合应急处置机制，内控约束相对薄弱，风险防范能力仍有不足。

二是—部分中小银行处置不良资产水平有限。中小银行所在的地区，尤其是县域地區的金融风险水平相对更高，一旦出现不良贷款，很难通过依法起诉、变卖资产等手段清收不良，风险处置成本大幅增加，明显抑制了金融机构服务重心下沉的意愿。而且，一旦遇到风险，诉讼清收程序复杂，时间长、执行难。法律诉讼清收往往需要1～2年的时间，被执行人还会故意不签收司法文件、恶意拖延执行等，各机构处置抵押权品、维护金融债权的压力较大。一些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由于历史包袱重、经营理念陈旧、管理体制落后等深层次问题，不良贷款规模持续增加，不良贷款清收处置难度加大，除核销、迁徙、盘活和现金清收处置外，批量化、市场化处置方式有限，亟须拓宽规模化处置渠道。

三是缺乏业务创新能力和鼓励政策。中小银行创新的动力和迫切性相对传统银行更强。但由于自身数据量小、获取外部数据能力有限，中小银行难以形成数字化的风控能力和金融产品，不利于降低小微金融产品成本，尤其在当前利差收窄、不良反弹的形势下，规模较小的银行很难拿出足够的科技投入。此外，规模较小的中小银行大多地处三四线城市，而层次较高的中高端科技人才大多在一二线城市聚集，加之这些银行在薪酬待遇、事业平台的限制，很难吸引科技人才。

中小银行风险控制对策

从近期看，中小银行风险可控，但需淘汰无效供给。

一是中小银行风险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性低，监管控制手段相对充足。一些中小银行储户集中提款，主要是谣言传播引起风吹草动。监管部门出台措施使未来中小银行发行资本补充债券的难度或将实质性降低，信用风险近期比较稳定。因此，只要防控好集中爆发的市场流动性风险，中小金融机构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比较低。

二是中小银行的金融无效供给有待挤出。大部分机构对中小银行未来一年的信用风险展望为稳定，但银行经营状况将随所处地区的区域经济环境、自身股权背景、公司治理水平及风控能力的不同而有所分化。中小银行风险暴露，对银行业敲响警钟，倒逼中小银行重新思考战略定位及发展路径。不同经营情况的银行在同业的资金融通应回归市场化定价，挤出无效供给，真正践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中小银行信用风险和流动风险未来将面临一个长期释放的过程，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题下，市场化手段为主导的问题银行退出和整合问题，更需要稳妥处理。

三是中小银行高风险偏好需调整，逐步走向稳健理性之路。高风险中小银行的股东与高管普遍有心理算盘，认为在出现清偿危机时，政府会提供救助，在这样的预期下扩张獲得的收益归股东和高管所有，但最终的风险损失由国家承担。从近期严监管和对问题中小银行的处置看，正是要让中小银行破除这种心理预期。

从长远看，提高中小银行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一是出台鼓励措施明确中小银行发展定位。建议监管部门明确不同层级金融机构的发展定位，形成层次分明、差异化优势明显、竞争有序的金融组织体系和运行体系;在业务和机构准入上结合当地实际加强可行性评估，防止过度竞争造成的资源浪费和风险扩大。可以考虑针对县域小行扩大小微企业贷款利息增值税减免范畴等，帮助中小银行明确定位。对于金融供给不充分、不平衡的地区，引入更多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金融服务供给。

二是丰富中小银行不良处置工具。建议压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设立省级专项帮扶基金，帮助地方的中小银行规模化剥离不良资产;协调各级法院对涉诉不良贷款案件加快审理和执行，加大对逃废银行债务活动专项考核力度。

三是对问题机构审慎处置。建议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风险处置中的作用，将风险处置成效纳入政绩考核。发挥好存款保险制度的早期纠正优势，完善和优化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加强风险管控;对一些资不抵债的中小金融机构引入优质战略投资者，提升市场对地方金融机构的信心。

四是加强信息共享平台建设，鼓励中小银行提升科技能力。建议帮助中小银行搭建科技共享合作平台，鼓励持牌金融机构加快金融科技创新;加快政府和公共服务数据开放速度，解决小微金融服务中数字化服务和风险建模对公共数据的获取困难。

（工作单位：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