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

当地时间3月11日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宣布，“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已经构成全球大流行”。截至2020年3月23日，全世界已有189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确诊病例。面对如此肆虐的疫情大流行，很多国家措施严重滞后，甚至根本没有应对预案，居民更是重视度不够，感染人数呈指数级增长，平均死亡率达到4.4%以上。不仅如此，目前疫情还处于上升期，疫情峰值还远没有达到顶点。毋庸置疑，这对全球经济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为世界各国应对疫情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首先，全球经济增速将断崖式下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几乎肯定”会发生衰退，并“有可能达到创纪录的规模”。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舍唐·阿亚（Chetan Ahya）认为，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这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GEO）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引发的危机将扼杀经济增长，并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2.5%下调至1.3%。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认为，“由新冠肺炎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和劳工危机可能会使全球失业人数增加近2500万以上，数以百万计的人将陷入失业、就业不足和工作贫困之中。”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将被迫深度调整。自2019年12月31日疫情爆发以来，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欧美市场出现了巨幅波动。美国标普500指数从前期3400点下跌至2400点，跌幅超过30%，其中，道指和富时指数创下自1987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与此同时，全球重要股指也都下跌了30%以上。两周时间，美国股市连续四次触发熔断机制，同时引发11个国家的股市触发熔断机制。四周时间，道琼斯指数收盘跌破2万点，蒸发掉三分之一。

第三，全球许多国家宏观政策空间收窄。截至3月上旬，发达国家已推出1300亿美元的经济振兴举措，包括美国500亿美元的公共卫生事件资金，欧盟提出的370亿美元投资的应急措施，并允许各国暂停履行预算承诺，德国计划拿出5500亿欧元的专项资金来帮助受到公共卫生事件拖累的企业。美联储大举降息100个基点，将利率目标区间直接降至0～0.25%，同时推出规模为7000亿美元的购债措施。美国的意外降息举措引发了多国跟进。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市场也出现了临时性应对措施，如西班牙、意大利、英国、韩国、土耳其等国宣布禁止做空等。

第四，全球经济衰退预期情绪更加悲观。3月16日，据凤凰网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四位前首席经济学家一致表示，“全球经济已经陷入衰退。”3月17日，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表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跌至2%以下。汇丰集团高级经济顾问简世勋（Stephen D.King）認为，“疫情对经济的危害可能要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严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表示，“全球疫情是对供给、需求、流动性和偿付能力的全面冲击。”

判断全球经济是否衰退？可由简到繁从三个层次分析：

第一个层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如果全球经济增速低于2.5%就是衰退。2020年1月，IMF还预计2020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将达到3.3%。3月初，上任不久的IMF现任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事件在全球迅速蔓延，使得2020年实现更强劲经济增长的希望落空了。

第二个层次是对三大指标的判断。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义的基础上，法国巴黎银行经济学家提出的判断标准：一是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两个季度以上的负增长;二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两大指标低于常年平均增长速度。按此标准，第一，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日本，基本上都被判断为至少会出现两个季度的经济负增长。第二，市场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会下调到2%以下。第三，2020年的国际贸易增长可能会下行为负值。

第三个层次是笔者结合若干专项指标的综合评估。根据全球疫情大流行与市场恐慌程度，测算的专项指标均处于“衰退预警”状态。

一是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考察过去50年，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US bond yield curve）倒挂现象均在衰退前发生。如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所发生的经济衰退都“反向追随”着债券收益率曲线如影随形。2020年3月9日，美国3个月期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出现了倒挂，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0.5%下方，尚属历史上首次。

二是中国动量指标（CMI）。据称李克强总理青睐三个经济增长监测指标——货运量、耗电量和银行贷款。而中国动量指标（China Momentum Index）正是在整合这三个指标的基础上形成。2008年，中国动量指标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遭受重挫。2015～2016年间在中国经济“硬着陆”担忧影响下，该指标跌破2。受疫情严重影响，预计2020年一季度，该指标会跌破2的历史低位。

三是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考察国际航运基准指标——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在历次经济衰退前都出现了下滑。在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担忧期间，该指数曾跌至300点。2019年9月3日回到2501点，疫情发生后又跌至2020年2月10日的411点。

四是全球贸易量（CPB）监测指标。根据《世界贸易监测》（World Trade Monitor）报告显示，全球贸易量2019年12月较上年同期深度萎缩，为2016年来的首次出现。全球贸易增长速度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12.3%的巨幅下跌之后维持低位，2008～2019年平均在2.4%～2.5%之间，2020年全球贸易增长将转为负值。

五是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向来是预测全球制造业、服务业趋势的权威依据。摩根大通全球综合PMI显示，目前位于2016年成长恐慌以来的最低水平;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占比达三分之二的服务业2月份出现深度收缩，下滑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准线。

面对全球疫情大流行，我国应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第一，多措并举推动全面复工复产复市。应对全球疫情大流行，当前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要多舉措推动全面复工复产复市。一是继续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助企纾困政策。二是在提高复工复产复市率的基础上，提升国家总体产能运营水平，确保全年任务目标的完成。三是加大对“互联网+”、平台经济等支持力度，发展数字经济的新业态和新模式，推动工业互联网促进传统产业上线上云，发展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生产服务业。

第二，抓好“新基建”投资培育发展新动能。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新型基础建设概念，包括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5G基站建设、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等。一是以“新基建”为抓手，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整合。二是高度重视数据中心作为支撑新经济的核心基础设施作用，在电力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三是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参与“新基建”的积极性，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新产业、创新新业态。

第三，认真做好金融市场的弹性预期。要巩固我国金融市场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一是超前布局防范各种输入性风险，必要时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稳定国内金融市场。二是积极参与金融政策的国际协调，共同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三是做好海外疫情超预期变化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的对冲政策准备，比如出台临时性禁止做空行为、鼓励上市公司回购、社保基金增持指数基金等措施。四是合理引导外汇市场预期，对海外市场波动导致的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进行逆周期调节等。

第四，出台更有针对性的财政税收政策。疫情当前，在适度加大财政税收政策力度的同时，要加强提质增效、突出结构调整，把有限的财政税收资源用到刀刃上。一是落实并细化已出台的各项财税支持政策，包括资金支持、财政贴息、减税降费、缓缴税款等。二是加强全球各国财政政策协调合作。三是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四是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债券的积极作用，募集资金扩大有效投资，形成对经济恢复的有力拉动。

第五，确保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与当前西方国家政策工具不足的情形相比，我国具有充足的货币政策空间和回旋余地。要因时因势调整货币政策的力度、节奏和重点。一是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优化市场利率，稳定市场预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二是发挥政策性银行的金融支持作用，支持国家开发银行对制造业企业、进出口银行对外贸企业、农业发展银行对涉农企业扩大融资。三是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