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文辉，黄义斌

(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系，马来西亚 雪兰莪州加影 43000)

一、前言

华校、社团和报章三者向来被华社誉为三宝，这三宝实际上就是马来西亚华社文化得以延续的三根支柱。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出现相当的早，颜清湟认为“19世纪，来自同一地域、操同一种方言的新马华人，引人注目地聚居一处”“由于大多数中国移民带着强烈的多方观念到达新加坡和马来亚，为了安全、娱乐和互助起见，操同一方言者便很自然地会和谐地聚集在一起”，社团在这种前提下就自然形成了。[1]33资料显示，在19世纪初期，相关的会馆或其前身组织已经出现了，如槟城广东暨汀州会馆(成立于1795年或1801年，原名广东义冢)、槟城嘉应会馆(1801)、香邑馆(1805年前后，即槟城中山会馆)、马六甲惠州会馆(1805，原名海山会馆)、槟榔屿联合福建公冢(1805)、槟城番禺会馆(1819年以前，原名番禺公司)、槟城五福堂(1819，广州会馆)。[2]323目前，依据马来西亚社团注册局的统计数字，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数量已经多达11000多个，其中4000多个为宗教组织。由此可见，马来西亚华人人口虽然只有6百万，但华人结社的能力和数量，恐怕是个创举。

有关马来西亚华团的研究，连篇累牍，专著方面早期重要的研究成果有吴华[3]和颜清湟，[1]35晚近则有石沧金[2]327的研究著述。论文方面有刘崇汉[4]和郑达的成果。[5]目前有关马来西亚华团研究涉及的内容极广，有整体论述、个别会馆研究、社团趋势和功能研究等。

至于马来西亚客家社团的资料，笔者从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的第五章，整理了18世纪以来至2006年全马来西亚客家地缘会馆的名录，西马135个，东马22个，共157个。[2]378但这一份文件的资料和名录仍有不少缺漏，有待补充。故此，在这份名册基础上，继续收集整理，并以计量统计的方法加以分析，观察近200年来，客家地缘社团在马来西亚发展的情况。

二、马来西亚客家地缘会馆名称与类属析论

客家人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南方各地，如广东东部(粤东)、中部(粤中)、北部(粤北)和西部(粤西)地区，以及广西东南部和福建西部(闽西)、江西南部(赣南)、台湾西北部(桃竹苗)及(高屏)。由于广东以及福建客家移民是马来西亚客家方言群中的主体移民，其中更以粤东、粤中以及闽西人数最甚，因此本文分析对象仅以广东以及福建客家为主，其他则不在分析范围内。粤东是指现在的梅州市(旧称嘉应州)及邻近的潮汕一带。包括梅州市区、梅县、蕉岭、平远、兴宇、五华、大埔、丰顺、揭西，揭阳、饶平、普宁、惠来、潮阳、陆丰、陆河、海丰等。粤中则是指河源、惠州两市，即和平、连平、龙川、东源、紫金及源城区，惠东、惠阳、博罗及惠城区。珠江三角洲一带不少县市也有一部分地区，例如，深圳、东莞、増城、中山、顺德、南海、珠海、三水、四会、高明、鹤山、开平、新会、台山、恩平。最后是福建省的闽西龙岩一带，客家人主要分布在闽西地域相连长江、连城、上杭、武平、永定、清流和宁化七县。[6]依据广东与福建县市建制，马来西亚的客家地缘社团大致有如下几种分类，其一是以省会为名，但由于客家民系是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汉族民系，因此数量最多且遍布全马的客属会馆无法与其他地缘社团那般，以省会为名，如福建会馆。其二是以区域为名的客家地缘社团，有嘉应会馆、惠州会馆、汀州和龙岩会馆。其三是几个县市联合组成的社团，有海陆丰会馆和增龙会馆。其四是以单一县市为名的客家地缘会馆，计有大埔会馆、河婆会馆、鹤山会馆、蕉岭会馆、永定会馆、丰顺会馆、兴宁会馆、台山会馆、雷州会馆和龙川会馆。其五是全国性质的总会，计有5个，即马来西亚客属公会联合会、马来西亚嘉属会馆联合会、马来西亚大埔(茶阳)社团联合会、马来西亚河婆同乡会联合会以及马来西亚增龙总会。迄今，除了嘉应、惠州、增龙、大埔和河婆会馆等数量较多的各属会馆外，其余各属会馆因数量较少，并未组织联合会。

从以上的论述中得知，在马来西亚客家各属的地缘会馆共有16个，它们分别是惠州、嘉应、大埔、河婆、增龙、鹤山、海陆丰、蕉岭、永定、丰顺、龙岩、兴宁、台山、汀州、雷州以及龙川。客属会馆则广布各州，各属地缘会馆则只有在该区有一定数量的邑人才有可能组织起来，如嘉应的嘉应客。

为了明晰掌握资料，以下将各类属的地缘会馆名称、数量和百分比，以及各自最早创办的会馆和最新成立的会馆年份和名称表列如下：

表1 马来西亚客家地缘会馆数量表

资料来源：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

从表1可知，客属会馆占了四成，另外的六成由各属客家会馆组成。马来西亚客家各属最早的地缘会馆基本集中在槟城和马六甲，占了各属数量的40%，共6个。槟城4个，即槟城嘉应会馆(1801)、槟城增龙会馆(1802)、槟榔屿永定同乡会(1926)、槟榔屿龙岩会馆(1929)，其中的槟城嘉应会馆以及槟城增龙会馆也是客家各属会馆中最早的两个。马六甲两个，即马六甲惠州会馆(1805)和马六甲茶阳会馆(1805)，也是客家各属会馆中第二早的两个。这如实反映了槟城是客家人最早移入定居并繁衍成社区的事实。马六甲是另一个客家人移入较早的地区，故客家会馆的成立相较其他地区也较早。客家各属会馆中有12属会馆创立于1945年以前，这表示客家各属会馆在战前已经大部分出现。虽然，不时仍有会馆领导老化，青黄不接的问题，但从上表最新创办一栏可见地缘社团仍有其市场和需要。1980年代至千禧年后的第一个十年共创立了11个，其发展平稳。

从客家各属会馆的总数来看，以惠州会馆数量最多，共23个，这是因为惠州人因地近沿海，而且惠州先民之家乡，包括惠阳、紫金、龙川、河源及陆丰等地，都是锡矿产区，因此在得知马来西亚锡矿业崛起后，决定南来从事锡矿业及农业与开垦之活动，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以及经验，所以在会馆数量上独占鳌头。[7]其次是嘉应会馆和大埔会馆，其数量与惠州会馆最为相近，分别为20个以及18个。再次是河婆、增龙、鹤山、海陆丰、蕉岭、永定、丰顺，属会总数皆不超过10个。最后是数量最少的龙岩、兴宁、台山、汀州、雷州和龙川，分别只有1个。

客家会馆的名称使用也值得注意，早期有不少会馆以公司命名，具有会党的性质，如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华人社团之一的槟城嘉应会馆，其早期是以“仁和公司”来命名，后来会党成为非法组织，故此改名为会馆，目前通用的是会馆或公会，也有以公所命名，如槟榔屿客家五属公所，也有以联谊社命名，如马来西亚雪隆客属中原联谊社以及马来西亚雪兰莪州丰湖联谊社。

三、马来西亚客家地缘会馆在马来西亚的发展分析

表2 马来西亚各州客家会馆数量表

注：马来西亚嘉属会馆联合会、马来西亚河婆同乡会联合会以及马来西亚增龙总会无固定会所，因此亦不注明州属。

资料来源：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

在分析前，几个分类的标准必须加以说明。隆雪往往被视为一区，是因为这两区不论在任何领域皆血脉联通，难以分割，故此社团组织往往与隆雪连称。纳闽虽为直辖市，但幅员甚小，一般将之纳入沙巴。玻璃市华人极少，其社团往往与吉打合组，故此两者视为一个单位。再者是各州客家人数量的多寡和各州幅员的大小，都成为分析考量的因素，能左右分析情况。

首先，先来了解客属会馆的发展情况。客属会馆的功能主要在抟聚来自粤闽原乡的客家移民，故此全马各州皆有客属会馆的创立，其在各州的分布有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客属会馆较少，客家各属会馆也较少的州属，如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登嘉楼，这些州属华人本就不多，客家人自然也不会太多，少量的客属会馆，已足够处理和满足同乡所需，即便是其他各属会馆也不易组织起来。玻璃市的客家会馆皆与吉打合组，如吉玻嘉应会馆、吉玻惠州会馆。而吉兰丹和登嘉楼的情况则是前者只有客属会馆，如瓜拉吉赖客属公会、吉兰丹吉赖客属公会、吉兰丹哥打巴鲁客属公会，后者一直到2006年都未出现过任何的客家会馆。

第二，客属会馆数量少但客家各属会馆数量较多，其总和多于客属会馆者，如霹雳、雪隆、森美兰和槟城。从客家人为主要方言群之一的霹雳和雪隆来看，却分别只有区区的7和5间客属会馆，值得进一步深究。霹雳早期的嘉应人最众，会馆数量也居首位，影响力很大，因此当地的矿业几乎都由嘉应人包办，如姚德胜、李桐生和郑吉楼等锡矿大亨都属嘉应人。而除了多间嘉应会馆，各属的客家地缘会馆也有部分在霹雳创立，这些会馆基本具有了客属会馆的功能。至于吉隆坡与森美兰的情况与霹雳相似，前者是惠州客较强势，如吉隆坡的开拓功臣甲必丹叶亚来就是惠州客，后者则属嘉应客居多。槟城是一个港口，福建人在工商业拥有强大的势力，当地的客家人多为小本经营的买卖，人数也相对较少，因此少量的各属客家地缘会馆就能够分摊客属会馆的功能。

第三，客属会馆较多，客家各属地缘会馆相对较少的州属，如彭亨和沙巴，这些州属各属会馆加总数量皆不及客属会馆。彭亨属内陆山区，以采矿和伐木业为主，广东客家人为多。沙巴更是客家人的天下，故团聚在客属会馆名下。

第四，客属会馆与客家各属会馆数量较平均的州属，这些州属是柔佛(20)、砂拉越(6)、马六甲(4)。

其次，是各属会馆分布情况，有几点值得注意。各属在各州分布，稍加整理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其属会几乎遍布各州，分布最广的是惠州(10州)和大埔(10州)，其次是嘉应(8州)。第二种是大量集中于某一州属，形成一枝独秀者，有柔佛的惠州会馆、霹雳的嘉应会馆和惠州会馆、森美兰的嘉应会馆和砂拉越的大埔会馆，客家会馆在各州属分布情况，可以看见各属客家移民落户所在。

各州各属会馆的分布，也值得留意。北马的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登嘉楼客家人数较少，相关会馆也最少。而玻璃市和登嘉楼是目前两个没有任何客家地缘会馆的州属。柔佛是所有州属中各地缘会馆分布最均匀，大部分地缘会馆皆有在此成立。其次为槟城与吉隆坡。至于各州属会加总数量最多的是柔佛，共19个，往下依序是柔佛(17)、森美兰(10)和吉隆坡(9)。

最后，除了嘉应、惠州、增龙、大埔和河婆会馆等数量较多的各属会馆外，其余各属会馆因数量较少，并未组织联合会。

四、马来西亚客家地缘会馆创办年份分析

表3 马来西亚客家社团年代分布表

注：吉兰丹哥打巴鲁客属公会的成立年份不详，因此不列入此表。

资料来源：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

表3中各会馆的创办年份，目前仅吉兰丹哥打巴鲁客属公会的成立年份不详，因此不纳入计算范围内。另有部分会馆由于档案文件损毁等因素，以致无法确认创办年份，但可从其现存简史中推定其大致创会年代。此外少数会馆，成立较早，有相当的历史渊源，但却迟至晚近才注册或购置会所，如槟城嘉应会馆及吉隆坡沙叻秀惠州会馆。槟城嘉应会馆成立于1801年，是马来西亚最早创立的客家地缘会馆，但1801年是会馆购买地段的年份，并不全然代表槟城嘉应会馆创立的时间。[8]华人团体的创立，往往是组织成立在前、购置会所在后，由此情形来看，槟城嘉应会馆的成立时间，很有可能是在1801年之前，但有关此问题仍有许多可议之处，笔者不多做探讨。吉隆坡沙叻秀惠州会馆前身为雪隆惠州会馆沙叻秀联络会，由叶观生、黄观发、温石松、李志光等发起，1980年3月16日成立。后以“吉隆坡沙叻秀惠州会馆”名称注册并于1989年末获得批准，因此其创会年份仍以较早的年份为准。若依据客家会馆成立时间先后来分析(见表3)，可以区分为几个时期。

第一期是18世纪末期至1879年以前，客家地缘会馆有17间之多，比往后40年的总和还多，这个现象值得进一步深究。华人是东南亚的少数民族，客家人在东南亚华人族群中又属于少数。作为华人中的少数方言群，客家人具有少数族群的独特心理，那就是不安与恐惧，也正是这份不安与恐惧凝聚了他们，令其活跃于组织社团当中。毋庸置疑，客家人在新马地区所创建的会馆是东南亚华族地缘性组织的先驱。他们创建会馆的主因是为了符合他们所居环境的需要。在港口城市地区，他们是华社的少数方言群。少数群体的恐惧感，当时华族甲必丹制度的性质，强韧的族群凝聚力，以及他们之中带来了西婆罗洲矿区的组织经验，这数个因素导致他们早期就活跃于创建地缘性会馆。[9]91-95

第二期是1880年到1929年，这段时间的客家会馆数量虽没有第一期惊人，但数量都很稳定且逐步在增长，共有18间。客家各属会馆共有15间，可以视为稳定期。

第三期是1930年代到1950年代，这时不论是客属会馆或客家各属会馆，成立的数量皆翻倍增长，平均每个十年皆有26所会馆成立，共79个，即便在1940年代，曾经历3年8个月的日据时期，会馆发展停顿，在战后短短的数年间都有20余所会馆成立，可见其发展势头。这期间，尤以客属会馆、惠州会馆、嘉应会馆和大埔会馆的成立最为迅猛。同时，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也就是颜清湟所谓的“华人方言组织发展最重要的两个十年”，[1]36客家地缘会馆迅速发展，从原有的6所增加到37所，足足提升了5倍。1930年代，客家各属和客属会馆成立的数量共37个的，是成立数量最多的十年。值得注意的是1930和1940年代的20年，客属会馆的成立，可谓翻了几番，共40个，可以视为蓬勃发展期。

第四期是1960年迄今，属衰弱期。客属会馆和客家各属会馆在1960至1970年代皆陆续稳定增长，平均每个十年皆有十余间的会馆成立。但随着会馆成立的数量开始减少，直到最后20年，仅有4所会馆成立。

五、大马客家地缘会馆的功能分析

客家的地缘社团，通常可以有如下几个功能。

其一是联络同乡感情。举凡华人重大的节庆如新年、端午、中秋和冬至，都会举办新年团拜、端午裹粽比赛、中秋提灯、冬至搓汤圆等活动，除可联系乡情，并可传扬华人民俗文化。有时也会举办周年纪念晚宴、与各属会交流，这些都有联络乡谊，促进交流的作用。这种宴会确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聚会，不但能享受口福，同时也是会员们社交聚会的时刻。他们共同回忆在中国的往事，交换工作经验与商业讯息。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彼此谈笑风生。这些社会功能，创造了一种强大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也强化了会员之间的联系。[9]117除了举办庆典，早期的客家地缘社团照例须奉行春祭和秋祭。每年的农历二月十八日，马六甲应和会馆便发动会员巡访坟山，祭拜那些葬在会馆公坟的亡者。人们认为春祭对于社团会员之间的团结精神有所帮助，因为他们相信春祭是对死者之灵的供养与安慰，他们将报答致祭者，以他们的力量保护社团，使邪恶力量不能侵犯社团及其会员。[10]62

其二是办理同乡事务，如安排工作、主持婚丧仪式、建造义冢、调解纷争和照顾贫病的同乡。成立于1820年的马六甲应和会馆，为了处理在马六甲从事商业和开垦的嘉应人士的婚丧喜庆、协调同乡与他属人士的冲突而倡设。公会成立四年后(1824年)，为了同乡百年后的葬身问题，即在马六甲的三宝山建造了嘉应义冢。[10]11另外，创设于1805年的马六甲惠州会馆，于1848年也在三宝山购置了一块地，为在海外不幸逝世的贫苦会员提供墓地。后来它发展为会馆属下的义冢。[11]

照顾贫病者及穷人埋葬之事，并非早期客家地缘社团的独特功能。最独特的是他们创办了康复中心(即回春馆)，它是由当地的大埔客首创的。早期的大埔客家人社团中，康复中心的创办占了重要的地位。“雪兰莪茶阳回春社”便是于1878年与雪兰莪茶阳公司(即雪隆茶阳会馆)同年成立。[12]“回春社”是一个福利兼医药机构，为新马两地贫穷的大埔客人提供免费的医药和住宿。因此回春社的存在，减少了新移民对医疗无法支付的担心，也为大埔客人移民至新马提供了方便。[9]114

其三是管理神明。社团的出现在协助处理和解决异地现世生老病死的问题，而现世以外的心灵寄托和信仰问题则有赖从原乡带来的神祗方能达成，为此地缘社团往往与民间信仰捆绑一块。宗教与社会功能也是早期客家会馆所重视。一般华人方言组织的宗教祭拜是属于补助性的，华人社群则有主要的共同宗教祭拜对象。客家人是属于少数社群，在大的庙宇，他们无从祭拜自己选择的神或菩萨。于是客家会馆便在会所内安置自己选择的神来祭拜，大多数的早期客家人是拜关公的，他是个战神和正义之神，早期的嘉应和大埔客人都祭拜他，如马六甲应和会馆、雪兰莪茶阳会馆、槟城嘉应会馆以及安顺应和会馆。[9]115

其四是兴办教育。华校的兴办，会馆向来扮演很重的角色，并且出现了会馆办校的现象。[13]马来西亚客家地缘会馆兴学办教，支持华文教育，基本有如下几个情况，首先是兴办学校。雪隆惠州会馆在其前身惠州公司时就已附设私塾，教育同乡子弟。1913年改私塾为新式学校，取名循人学校；森美兰惠州会馆在1957年创办循民学校，1968年因经济困境停办；古晋嘉应五属同乡会在1918年在馆内创办公民学校；霹雳嘉应会馆在1911年倡办明德学校；森美兰茶阳会馆于1930年创办大华学校；创设于1898年的雪隆嘉应会馆，于1916年由当时的会长张昆灵倡议办校，校名为中国学校，第二年就宣告开学；瓜拉庇捞应和会馆在1931年创办新民学校，20世纪50年代并入中华学校，上述所举仅是部分会馆办校的例子，其他还有更多无法一一详列。其次是定期或不定期对华校的资助，譬如校地的捐献、礼堂课室的兴建、软硬件设备的添置和采购等，分布全马各地的客家地缘会馆概不例外。再次是在会馆内为鼓励会员子女向学，每年定期颁发的奖励金或贷学金，可谓是所有客家地缘会馆常设的福利事项。

六、小结

上述数据的取得，除了从特刊或各属的总会获取基本信息外，部分没有任何文字或出版物的会馆，也没有和各属总会联系的会馆，其确实的创办年份和名称，一般都是几经周折，方才转手取得。本文虽不敢言已经获得百分百的客家地缘会馆的信息，但估计已经相去不远，其分析结果应该不中亦不远矣。上述的计量分析，可补充学界主要以文献进行的社团研究之不足。例如颜清湟认为1920和1930年代为社团成立最为蓬勃发展时期，基本上正确无误。此外，表2显示以客家人居主的吉隆坡，竟然是马来西亚州属中客属会馆较少的其中一个，透过这些数据，让我们对客家社团在马来西亚发展的面貌，无疑有个比较真实的了解。此外，从客家会馆产生的模式及其功能，不难发现三位一体的现象，即社会、教育和信仰三个作用结合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