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锋

(赣南师范大学 新加坡研究中心，江西 赣州 341000)

在“新加坡客家研究”中，客家人的经济活动是近年来学界较为关注的领域。一般认为，新加坡的客家人在中药业与典当业居于垄断地位。以中药业为例， 1965年，新加坡的中药店共有196家，其中客家人经营的有134家，占总数的68%。[1]350至1986年则增加到500家，在该行业中所占比例超过70%，直到新世纪之初都是如此。[2]客家人不仅在新加坡的中药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客家族群内部，从事中医药行业的也是族群中的佼佼者。有统计显示，在260名新加坡客属名人中，从事医药行业的有39人，占所有客属名人的14.5%，超过排第二位的典当业近一倍。[1]351

中医业与中药业经常被合在一起称为中医药业，二者虽有相当的交集，但却是两个不同的行业。客家人在新加坡的中药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样的情况并未出现在中医业中，若干资料大致可以说明这一点。首先，在新加坡最早一辈的中医师中，客家籍的只占三分之一强，另有来自潮州、闽南、安徽的中医师。[3]其次，在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中医学院的几位学生曾进行过一次老中医访谈活动。在受访的9位中医师中，只有两位是客家人，其他则分别是广府人、海南人、闽南人、潮州人。(1)老中医录组辑小组.老中医录:新加坡中医访谈专辑[G].新加坡:新华文化事业(新)有限公司,1985.最后，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在20世纪末开始进行一项新加坡口述历史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其中一个主题就是“新加坡中医药”(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Singapore)。在受访的28位中医师中，只有4位是客家人，潮州人和闽南人则分别有6位和7位。[4]

关于“新加坡中医药业”的专门研究，大约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如李松的《新加坡中医药的发展，1349-1983》、(2)李松.新加坡中医药的发展，1349-1983[G].新加坡:新育书局,1983.王平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战前中医药期刊的硏究(1901-1941)》。[5]进入21世纪，相关研究仍不多见。专著有陈鸿能的《新加坡中医学先驱人物与医药事业发展，1867-1965》、(3)陈鸿能.新加坡中医学先驱人物与医药事业发展，1867-1965[G].新加坡:新加坡中华医学会,2001.许永顺的《新加坡中医景象说评》(4)许永顺.新加坡中医景象说评[G].新加坡:徐永顺工作厅,2005.等，学位论文则有陈锦文的《中医学在新加坡的历史现状研究及其前景展望》。[3]另有研究论文如：沈燕清的《新加坡中医药业的发展》、[6]冯立军的《近代以来华侨华人与中医药在新马的传播发展》[7]等。专门研究“新加坡客家中医药业”的论文，目前只发现3篇，有李恒俊的《客家人与新加坡中药业的早期发展》、(5)李恒俊.客家人与新加坡中药业的早期发展.新加坡客家文化与社群[G].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8.吴慧菁的《客家传统行业与新加坡中药业的发展》(6)吴慧菁.客家传统行业与新加坡中药业的发展.新加坡客家文化与社群[G].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8.、张翰璧的《族群政策与客家产业：以新马地区的典当业与中医药产业为例》。[8]

相关研究之所以较少，是因为“新加坡中医药业”这样的研究课题相对狭窄。而相关史料的缺乏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就目前所知，关于“新加坡中医药业”的有系统的史料并不多见。南洋大学历史系在1970年代进行过新加坡华族行业史的调查，出版了《星加坡的中医(1869-1971)》(7)星加坡华族行业史调查小组.星加坡的中医(1869-1971)[G].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1971.以及《新加坡华人中药行业史》，(8)星加坡华族行业史调查小组.新加坡华人中药行业史[G].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1971.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则整理过新加坡中医的剪报资料。另外就是中医药相关团体和个人整理出版的一些资料，较为重要的如1980年代新加坡中医学院的几位学生进行的老中医访谈活动，曾出版《老中医录 : 新加坡中医访谈专辑》一书；其他如：梁世海的《梁世海中医工作文集 : 致力发展新加坡中医事业》、(9)梁世海.梁世海中医工作文集:致力发展新加坡中医事业[G].新加坡:新加坡中医药出版社,1996.新加坡中医师公会的《大巴窑中华医院落成纪念特刊(增订本)》(中医师公会 1980)[9]等。

在上述资料之外，最重要的当属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收集整理的关于新加坡中医药业的口述史料，在文本资料缺乏且很难发现新资料的情况下，口述史料的抢救发掘就是获取新史料的重要途径。这批口述史料的受访对象共有28名，采访时间跨度从1992年到2008年。在受访的28名中医师中，出生于1910年代的有1人，1920年代的有6人，1930年代的有5人，1940年代的13人，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各一人，另有一人不详。如果按祖籍地划分，闽南7人，潮州6人，客家4人，广府3人，海南3人；另外5人中，1人祖籍山东，4人籍贯不详。这些中医师见证并参与了新加坡中医药业的发展历程，他们的历史记忆为该领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受访的众多中医师中，刘少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父亲是大埔的客家人，年轻时到新加坡谋生，进入同乡经营的中药店做学徒，若干年之后也开始经营自己的中药店。刘少杰出生于新加坡，很小就在父亲的中药店帮忙。后来又去学习中医，进而经营自己的药店兼诊所。刘少杰的成长与创业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加坡中医药业的历史变迁，本文正是利用刘少杰[10]的口述史料，在“新加坡中医药业”这一研究领域进行的一次尝试。

一、新加坡中药店的经营与变迁(10)本节内容主要参考刘少杰访谈录音的第1、5、7、8部分，访谈时间分别为2007年5月3日、8月2日、8月30日、9月21日。

新加坡早期中药店的规模通常不大，一般的中药店除了老板，还有五六个员工，多的可以到十个。员工按资历分为种种不同的职位，有头手、二手、三手、后堂、伙头、学徒等。后堂打杂，伙头专管做饭，学徒则是来学习的药童。头手相当于店里的经理，掌管进货、办货等重要事务，经验丰富，需要和批发商、供应商保持良好的关系，对整个中药店的影响很大。二手和三手负责售货，并帮忙店里的业务，二者差别不大，只是资历浅深不同。经济大权是由老板来掌握的，老板在财务和监督方面需要亲力亲为，如果全部交给头手处理，就可能发生头手和供应商串通的问题。所以，老板虽然不一定亲自处理实际的事务，但还是要熟悉货物的价位和行情。早期的中药店营业时间很长，除了年初一，全年无休，每天大约早上7点开门，晚上10点关门。所谓的关门只是关好铺门，大门还要开到11点，因为有可能晚上还会有人来买东西，晚上来买的通常是一些救急的但却最不赚钱的药。中药店通常比较照顾下层劳工和外来移民，新移民工资不高，没钱去医院或诊所，只好到药店来求助，请药童帮忙拿药治疗，也就是所谓的问药。当遇到困难的疾病，就需要专业的中医师来处理，由此发展出药店中的坐堂医生。

早期中药店的装潢和陈设通常都比较讲究，有药格、柜台、椅子、橱柜等，最具特色的就是药格，又叫百子格，用来储存各种中药。药格抽屉里有用铁皮做的格子，通常是四到六格，销量多的放四格，销量少的放六格甚至八格。一般的药店会有一两百药格，也就意味着有一两百种药。抽屉外面会刻上药名，用金箔做成金字。药店中的椅子则是给客人坐的，方便多谈一些时间。药店中还有一些必备的工具，如药刀、铜舂、石舂、药碾、烘炉等。药刀是切药用的，大小形状各异，有切粗草药的铡刀、斧头刀，有切细草药的刀，还有切片用的刨刀；铜舂用来加工细的药粉，之所以用铜的，是因为铁制和石制的表面比较粗糙，药粉会附在上面。而舂药丸则要用石舂。铜舂会发出声响，象征着生意的兴隆，也表示药店一天的营业开始了；药碾是铁制的，形状像一条船，用滚轮将药碾碎；烘炉则用来将药材烘干。

在早期的中药店里，地位最低也最辛苦的就是学徒，也就是药童。因为想从事这个行业，又没有任何经验，所以就到中药店来学习。药童通常只有十几岁，很少有超过20岁的，十几岁的孩子比较听话，太小则做不了中药店的工作，因此药童的本钱就是青春。药童每天的工作非常繁重，第一件事就是早上开店门，最后一件事则是晚上关店门。那时的店门是一块块的木板，需要一块块拿下来放回去，非常繁琐。开门之后就要扫地，为其他人准备茶水。如果店里没有伙头，药童还要买菜做饭给头手、二手、三手和老板吃。日常杂务之外，还有其他繁重的工作要做，同时这也是学习的过程。中药店的基本功就是认识药材，学习每一种药如何处理。以前的药材都要自己来处理，原药中以植物居多，通常混有杂草，首先要清理干净，接下来洗药、晒药、切药，最后放到药格中准备销售。磨药刀是每天早上必须的工作，通常要磨三四把，花上半小时的时间。磨刀看似简单，实则需要经过老师傅专门的指导。除了切药，药丸和药粉也都要用人工来做。做药丸很费功夫，小粒的更难，常常要做一整天。药材要晒干，晒干后用药碾磨，再过筛，最后加蜜或米糊才能做成药丸。药童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且是不停的工作。如果聪明好学，三五年之后就可以掌握中药店里的各种基本功，升为三手或二手，再过几年甚至有可能升为头手。总之，药童的生活是很苦的，但如果肯努力，还是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社会的变革，传统的客家中药店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小的方面，中药店给客人坐的椅子消失了，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中药店都把椅子废除了，因为空间、时间变得越来越金贵。百子格上的金字也消失了，除了成本高，会贴金字的师傅也越来越难找。取代金字的，通常是贴上去的一张纸。原来使用碳火的烘炉，后来则改成了电炉。药刀也消失了，因为有切药的机器可用，甚至药材在工厂里已加工完毕。没有了药刀，自然也不用磨刀。因为减少了许多繁重的劳动，一家中药店已不需要那么多人手，一对夫妻就可以经营。

新加坡的中药店发展最迅速的时间是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新加坡推行组屋政策，每个区都有新开的药店。随着社区的发展，药店越开越多，一直到80年代还在蓬勃发展。到了90年代，市场差不多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进入新世纪，几乎没有新开张的药店，老的中药店也在凋零中。中药店的大量增加不仅导致了同行间的竞争，甚至和日用品行业也产生了冲突。同行间往往通过杀价和增加营业时间来竞争。因为生意不好，一些中药店就选择卖一些销路更好的日用品，药店变得越来越像杂货店。反过来，原来的杂货店也卖起了洋参、菊花之类的中药材。在这样的竞争中，许多中药店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内涵，不仅损害了中药店的形象，最终也影响到盈利甚至生存。

二、刘少杰父辈的药店经营(11)本节内容主要参考刘少杰访谈录音的第1、2、3部分，访谈时间分别为2007年5月3日、5月10日、6月21日。

刘少杰(以下简称“刘”)的父亲是广东大埔的客家人，南来新加坡之前在乡村做教书匠。大埔是客家人的聚居区，因为地方贫困，加上客家人的移民传统，许多人到南洋寻出路，刘父因此也到了新加坡。刘父南来新加坡时大约20几岁，在赛阿威路同乡开的一家名为“仁济和”的中药店做“新客”，也就是学徒。学徒的工作非常辛苦，工资却很低，每月大约只有五六块钱。刘父从后堂打杂做起，后来又做洗药、晒药、识药、切药、熬药等工作，这些制药的工作逐渐熟悉后，才慢慢升为“三手”“二手”。与此同时，工钱也在增加，最多时每月有12元。刘父在“仁济和”大约有五六年的时间，尚未娶妻，做学徒工资低，生活很不易。中药店是新加坡客家人的传统行业之一，因为在中药店工作，刘父也打算开一家自己的药店。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刘父选择离开“仁济和”，去做豆干生意，以便积累日后开药店的资本。

经过若干年的辛苦劳作，刘父积累了一些资本，便开始着手实现早年开中药店的理想。刘父最终选择去大成巷开中药店，一家人因此搬离了原来居住的榜鹅。之所以选择到大成巷而没有留在榜鹅开中药店，是因为榜鹅的市场不大，过于乡村化，且只有潮州人居住。大成巷则不同，有各个族群的人居住，以福建人居多，其次是潮州人和广东人，甚至还有马来人。加上大成巷刚好有店铺出租，刘父因此就在这里开始了新的创业之路。

大成巷有商店100多间，摊位则有上千摊。虽然有各个族群的人居住，但却没有形成方言群聚居的现象，而是各族群杂居。刘父早年在中药店当学徒时已做到二手的职位，对中药店的经营和管理非常熟悉，在大成巷这样一个繁荣的市场，虽然有七八家中药店竞争，但刘父的中药店很快就走上了正轨。刘父的中药店经营了两年，正当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大成巷发生了一场因为电线短路而引起的大火，烧掉了整排的商店。刘父的中药店也在其中，因为适逢药材涨价，中药店中囤积了很多药材，所以损失非常惨重。刘父虽然买了保险，但相对二三十万的损失，一万余元的保险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刘父在街边做起了服装生意。一年多以后，在当地议员的努力下，新的店铺建好并分租给受灾的商家，刘父才得以继续经营中药店。

三、刘少杰的学医与创业之路(12)本节内容主要参考刘少杰访谈录音的第1、3、4、5部分，访谈时间分别为2007年5月3日、6月21日、7月18日、8月2日。

刘出生于1946年，是家中的长子，他的生母是二房。5岁的时候，刘跟随大母亲回到家乡大埔，在乡下接受教育。刘在家乡读完了小学，在中学二年级时回到了新加坡。回到新加坡之后，刘又读了一年的小六，但因英文吃力只好辍学，放弃了升中学的机会。刘辍学之后，就在父亲的中药店里帮忙，耳濡目染，渐渐对这个行业有了兴趣和认同。因为中文基础较好，又从事中药业，在父亲的建议下，刘就去报考了直落亚逸的中华医院所开设的中医专门学校。(13)新加坡中医师公会于1953年创办“中医专门学校”，1975年改名为“新加坡中医学院”。中医学院历史[EB/OL][2019-10-13] http://www.singaporetcm.edu.sg/cn/about_history.php.招生广告登在报纸上，随报随考，考试地点就在中华医院。考试内容很简单，就是在一个半小时内写一篇文章，题目是《你为什么要学中医》，所考的其实就是中文的基础和能力，这样的考试对刘来说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至于刘为什么要去学中医，他后来回忆说，因为家族生意是中药，中医中药是分不开的，有了对中药的兴趣和认同，所以很想去学中医，这样才知道如何用药。刘顺利通过了考试，和他一起应考的有七八十人，最后录取的有60人。来应考的大部分是教员，也有像刘一样在药店工作的人，还有其他各种行业。

中华医院所开设的中医专门学校其实是夜校，每周上三次课，晚上七点到九点半。学费不贵，包括师资和讲义在内，每月15元。夜校的学制是四年，两年初级、两年高级。初级班教的是中医药常识，有七八个科目。刘白天在中药店帮父亲，晚上去夜校上课，因为对各种药材早已熟知，所以在学习中比其他同学更有优势。高级班就更深奥了一些，要学习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中医理论，还有《伤寒论》《内经学》《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中医典籍，以及针灸学。从高级班开始有临床实践，每周一次，就在中华医院看老师如何诊病，而针灸的临床则是同学间互针。在夜校任教的都是新加坡中医界的老前辈，如游杏南、曾志远、谢斋孙等。这所夜校为民间自发创办，但学校本身的制度很严格，常有测验和考试，淘汰率也很高。初入学时有学生60人，初级班的淘汰率较高，升入高级班的差不多只有一半，高级班的淘汰率就低了很多，最后毕业的有二十八九人。(14)此处刘的记忆有误，1968年的毕业生共有45人。中医学院历年毕业人数统计[EB/OL][2019-10-13]http://www.singaporetcm.edu.sg/cn/about_graduation.php.

刘少杰在1964年考入中医专门学校，1968年毕业，成绩排在中等。毕业之后，刘并没有马上去行医，一直到6年后的1974年才正式开业。刘之所以没有像有的同学一样毕业后马上去行医，是因为他感觉自己虽然掌握了不少中医理论，但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和积累。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他有同学一毕业就去开业或到药店做坐堂医生，结果因为缺乏经验，看不好病人，最终放弃了这个行业。在毕业后的6年里，刘白天在父亲的店里帮忙，晚上去云英中医药诊所、中华医院做义诊医生。这样的免费诊所给刘提供了非常好的锻炼机会，因为是义诊，所以病人要求不高，而且看诊的医生还是轮班制，看不好也没关系。

除了在免费诊所义诊，刘还选择到中国的广州中医药大学学习，进一步提升自己。刘之所以选择到中国进修中医，是因为中国的中医历史悠久、水平更高，而且病人也多，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选择广州则是因为距离近，而且靠近自己幼年曾经生活过的家乡，北方则人地生疏。当时的中国国门尚未开放，外国人的日常消费需要用外汇券，学费则需要用美金支付。刘在广州中医学院跟随几位资深的中医师学习，其中有著名的邓铁涛教授。但邓辈分高，通常只给外宾看病，较少指导学生。因此刘常跟随其他的老中医学习，这些老师对刘也很照顾，真心传授自己的经验。其中有一位姓何的中医师，也是大埔人，已经70多岁，正准备退休回乡。因为有同乡之谊，所以更是尽心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刘。刘在广州时白天上课，上下午各3小时。晚上没课的时候无处消遣，或者温习功课，或者与同学讨论，或者到书店选购中医药的书籍。有时也随老师看病，听老师讲解。在广州的学习生活非常辛苦，但刘有一个心愿，就是要有更多的积累，日后才有发挥的余地，才有更好的生活。

刘的志向是行医和开中药店。到了1974年，时机终于成熟，刘在加冷峇鲁标下了一间店，开始经营自己的中药店并行医。刘将自己的药店取名为“仁安堂”，因为父亲的店叫做“仁生堂”，刘很喜欢“仁”字，再加上一个平安的“安”，就成了“仁安堂”。刘能够经营自己的中药店并行医看诊，受父亲的影响是很大的。刘父虽然没有刻意鼓励子女从事中医药行业，但子女们很难不受其影响，刘的两个弟弟后来也开中药店，一个叫做“仁泰”，一个叫做“仁正”，其中一个弟弟还兼行医。在刘的“仁安堂”中，中药店和诊所各占一半，这在20世纪70年代是比较少见的。中药店由刘的太太打理，刘则只负责诊所的事务。刘认为，这样的安排才能够提升中医师的专业形象。

刘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三年内如果没有起色，还回头去做批发生意。结果两年之后，刘每天可以看诊四五十个病人，连父亲都大为惊奇。虽然有了这样的成绩，但刘并不满意，而是有更长远的考虑。刘认为加冷峇鲁的店面并不理想，离市场较远，市场里已有一间药店，前后没有停车场，位置不够醒目等，这些都会影响日后的发展。后来刘在沈氏坊找到了一间更为理想的店面，将自己的中药店兼诊所搬了过去。刚刚搬到沈氏坊的时候，刘父很不理解，后来的事实证明，刘的做法是很有远见的。

四、新加坡中医药业的变革与挑战(15)本节内容主要参考刘少杰访谈录音的第6、8、9、10部分，访谈时间分别为2007年8月23日、9月21日、10月4日，2008年3月27日。

中药有很多种剂型，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若干新的剂型开始出现，如水剂、颗粒剂等，都是传统的中医所没有的。刘在最初开店行医时，会根据病人的情况使用不同的剂型，如水剂、方剂、片剂、丸剂等。后来，刘逐渐放弃了水剂，转用颗粒剂等。刘之所以由水剂转用颗粒剂，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的选择。刘早在1990年代就开始使用颗粒剂，当时在新加坡很少人用，价格也很高。刘认为，一个好的中医师不仅要有好的医术，还要有好的药物，他选择颗粒剂就是基于这种考虑。不过，在新世纪前后，新加坡的中药也的确经历了从水剂到颗粒剂的转变，而主要的推动力则来自新加坡政府。水剂最初只是在新马地区使用，为了减少人们煎药的时间，有商人就把常用的药方带到中国去制造水剂，供病人使用。水剂在新加坡流行了很多年，直到上世纪末政府开始实施管制。法律要求中成药不能含有重金属、微生物、酒精等，药性要稳定，这些条件都是传统的水剂难以达到的。另外还要有在生产地的销售证书，中国虽然为新加坡制造水剂，但自己并没有销售和使用。因为法律的制约，传统的水剂最终在2007年走入了历史。新加坡政府的这项改革曾经遭到了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很多人认为水剂用了几十年，又没有出过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继续用。反对声音最强的，则是中华医院等免费施诊所。对这些中医福利机构而言，水剂比颗粒剂要便宜很多，如改为颗粒剂又不收费，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负担。虽然和政府屡次交涉，但政府基于国民健康的考虑，最终没有改变立场。

新加坡政府对中药进行管制的另一个着眼点是毒性药物。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发现马兜铃酸会引起肾衰竭，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开始禁用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药。某味中药被禁用，就要寻找新的替代品。马兜铃酸的危害因为特别严重，所以禁用并没有用引起太大争议。引发争议的是另外一种常用中药黄连(16)自2013年1月1日起，黄连已被解禁。HSA Allows Chinese Proprietary Medicines Containing Berberine for Sale in Singapore from 1 January 2013[EB/OL][2019-10-13]http://www.hsa.gov.sg/content/hsa/en/News_Events/Press_Releases/2012/hsa_allows_chinese.html.，中药界多次向政府提出抗议。刘也认为，政府禁止黄连的理由不够强，如果寻找其他药物来替代，药效就会大打折扣。单品的毒性药物之外，含有毒性成分的中成药也是政府管制的对象。过去华人常用的中成药如时灵丹、头痛粉、保济丸等，被卫生部门检出含有毒性成分，头痛粉甚至会致瘾，因此被禁止。不过，修改其中的有毒成分之后，还是可以上市销售的。刘注意到，修改后的新加坡的保济丸远不如中国的保济丸有效，因此认为，新加坡对中药有太多的限制，导致结果变得不理想。管制有毒中药的同时，新加坡政府对于传统的经典方则提供某种程度上的认可和保护，规定对于经典方不可以随意加减，必须根据药典来制作。这种标准化、规范化的做法很受中医经方派的欢迎，对于时方派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2000年，新加坡颁布《中医执业者法令》(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Act)，[11]随后又根据该法令成立了“中医管理委员会”，开始进行针灸师和中医师的注册工作 。《中医执业者法令》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政府对中医规范化管理的开始，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中医在新加坡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法律层面的认可。不过在刘看来，中医师注册之后，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地位提高了，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中医师没有更多，生意也没有更好。在新加坡的医疗体系中，现代医学(通常被称为“西医”)扮演着主流的角色，中医只是辅助与替代医学的一种。很多人生病的时候，首先会去找西医，看不好才会来找中医。刘在行医之初，对于这种现象也觉得不舒服。后来刘渐渐释然，认识到中医并不能在新加坡的医疗体系中扮演主流的角色。在非典(新加坡称“沙斯”)期间，新加坡中医界所做的就是一些辅助和预防的工作，[12]没生病时喝凉茶预防，出院后用中药调理，真的生了病还是要送到医院去。因事关重大，中医界不敢去医治非典，也没人担得起这样的责任。在刘看来，中医虽有自己的长处，但面对一种新的疾病也不能大意，而且中药治疗的效果也很不明确。

面对新世纪的变革和挑战，中医药界选择联合起来共同应对。中医师方面有8个团体，中药方面有5个团体，各团体又联合形成了“中医协调委员会”“中药联合委员会”。刘作为中医师同时又是中药店的经营者，中医、中药两方面的活动都有参加。他是中医师公会的会员，但不是理事，而是更多地参与中药团体方面的活动。刘在50岁左右时当选为“中药公会”的主席，中药公会是五个中药团体中最大的一个，有500多名会员。刘上任之后，重新装修了会所，并进行了若干改革，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联合其他团体应对政府中医药政策的变化。过去，中医药界内部常因利益冲突发生矛盾，进入新世纪，矛盾和压力则主要来自政府的管控。新形势下，中医中药界更容易达成共识，他们希望政府不要过于压制，法律不要过于严苛，让中医药能够继续存在并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