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平，段秀子

(1.中共株洲市委 党史研究室;2.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0)

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在罗霄山脉中段开展武装割据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开始，到翌年4月与朱德、陈毅部队会合(不久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期间，中共湖南省委同毛泽东、朱德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以下简称根据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在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政策策略上给予了许多正确指导，对根据地发展与巩固、党组织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建设都起了重要作用，但也造成了指导上的重大失误和根据地的重大损失。过去，史学工作者对此涉猎不多，研究不够深入。通过文献史料分析，客观探析中共湖南省委同井冈山根据地的联系及对它的指导，客观分析其作用和失误，希冀这一探析对人们研习和编纂井冈山根据地著作有所帮助。

一、中共湖南省委同井冈山根据地的联系

湖南省委同井冈山根据地的联系与指导，是有着组织原因和地缘关系的。从组织关系看，毛泽东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驻湖南特派员、湖南省委委员、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组织上是属湖南省委领导的；萍乡安源地委是湖南省委领导的；红四军按中共中央规定，是由湖南省委领导的。而湖南省委早在1928年2月21日曾规定：“工农军之调遣属于省军委，但经省军委的托付特委可以调遣。”[1]80这里所说的“特委”，是指湘南特委。同时，从地缘关系看，井冈山根据地是湘赣两省交界地域，中共湖南省委离根据地较近，特别是1928年5月省委迁往安源以后，三五日即可到达根据地，联系更方便。

湖南省委同井冈山根据地的联系与指导，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既有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国内政治原因，也有共产国际干预的国际背景。它经历了间接指导和直接指导两个阶段：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为间接指导阶段；1928年4月至8月为直接指导阶段。

1928年8月，设在安源的湖南省委遭破坏，后来在上海成立的湖南省委(1929年迁往武汉)，与井冈山根据地联系一度中断，其间虽有几次书信指示，也只是象征性的。

间接联系与指导，是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达酃县(今炎陵县，下同)之后开始的。1927年10月上旬，毛泽东在宁冈古城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在茅坪建立留守处安置伤病员，再赴大仓会见袁文才之后，率军南下，于12日到达酃县十都，翌日即派卫生队党代表何长工去长沙，几经周折，何长工才找到湖南省委联络员。何长工受毛泽东的委托，向省委汇报了工农革命军在文家市会师后，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一带转移，在途中经过芦溪战斗、三湾改编、古城会议，以及准备在罗霄山脉中段开展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的情况和打算，并打听南昌起义部队下落，要求湖南省委在组织上、军事上以及给养方面给予指导与支持。

但是，当时湖南省委刚改组，新任省委书记王一飞忙于组织全省暴动，没有更多精力顾及井冈山根据地斗争。省委除指示何长工经武汉、上海取道香港去广东设法寻找南昌起义的朱德、陈毅部队外，只布置湘南特委、安源市委间接地了解工农革命军情况，传递信息。同年12月，湖南省委为发动全省暴动，曾决定建立以醴陵为中心，包括浏阳、萍乡、安源、莲花、攸县、株洲在内的湘东特委，以造成湘东割据局面，策应罗霄山脉中段的斗争。后因负责组建湘东特委的杨福涛去湘南(一直未到醴陵)，直至翌年2月省委再派滕代远去醴陵才予成立湘东特委。

在这同时，毛泽东还通过酃县党组织，写信给湘南特委，要求派人来酃县恢复党组织，后请示省委同意，于1928年1月派湘南特委委员刘寅生回酃县恢复酃县特别区委，3月改为县委，刘任书记。湘东特委成立后，曾派特委委员袁德生在株洲白关残梅，召集并组织株洲附近和醴陵北二区100多名党员和工农骨干，由朱少连带领赴井冈山，途经醴陵时被清乡队打散，计划未能实现。

直接联系与指导，是从1928年4月开始的。是年2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九次执委会议，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一个正确决议。根据这个决议，临时中央政治局批评和纠正了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做法的正确性。从此，中央和湖南省委改变了对毛泽东的错误看法。随着认识观念的转变，湖南省委采取积极措施，加强了同井冈山根据地的联系，并在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等各个方面给予指导。一是1928年4月下旬批准成立延迟4月之久未予答复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指定毛泽东任书记。这时，中央巡视员毅希(即贺昌)来湖南指导工作，对根据地的联系与指导进一步得到加强。二是湖南省委于5月迁往安源之后，在安源近三个月的中共湖南省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湖南全省及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更为密切地加强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联系与指导，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安源及湘东赣西的革命发展起到重要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三是湖南省委多次派出巡视员巡视边界工作，传达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4月以来，湖南省委曾先后派湘东特委委员袁德生、朱玉湘和醴陵县委书记杜修经等到边界巡视工作。四是派出多名领导干部帮助根据地工作，6月来先后派杨开明(克敏)、邓乾元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还调湘西团特委书记史训川任湘赣边界团特委书记。五是用书面指示、决议、信函进行指导，据资料统计，1928年4月至1929年9月，省委(含巡视员)给毛泽东、朱德、边界特委、四军军委的指示、决议、通告、训令等文件就有15件之多，其中1928年4月至8月就达12件。

二、中共湖南省委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指导的积极作用与历史贡献

湖南省委对根据地的指导，不论对党组织发展、红军壮大和苏维埃政权建设以及根据地扩大与巩固，都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我们从1928年4月下旬给毛泽东的信，同年5月给润之、玉阶并军中同志的信，6月19日给特委、四军军委的决议、指示信等可知其对根据地建设发挥的积极作用。

1.恢复和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包括军队党组织)的领导地位。省委在纠正“左”倾错误之后，立即于1928年5月给润之、玉阶的信中，就指示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7人“军事委员会”，指出“军委在党的方面是最高军事组织”“对军队和苏维埃为最高的司令部”，指定毛泽东为书记。同年5月20日，在宁冈茅坪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统一领导第四军军委和边界各县党的组织，第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接任。6月中旬，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进剿”。6月19日，中共湖南省委就湘赣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工作作出决议案，并分别写信给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致军委信中指示“出发湘南的四军军委应取消”，另成立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信中指出“前敌委员会，省委指定下列同志组织之：毛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1人、湘南农民同志1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毛泽东同志担任，常务委员会由3人组织：毛泽东、朱德、龚楚，并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1]139

这些都是恢复和重新确定毛泽东在党内、军内最高领导地位的举措，也是对过去错误做法的一个反正。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毛泽东对井冈山根据地党和军队的领导，使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等得到蓬勃发展，为其他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榜样。

2.对根据地党组织的指导。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央和湘赣两省委也曾经对边界作出过一些不恰当的指示，使井冈山斗争受到某些不良影响。但是，许多史料也说明，在两年多的艰苦岁月里，中央、湘赣两省委也曾对边界发出了一系列正确指示，如政治工作、军事任务、群众工作等，从而对井冈山的工作与斗争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如1928年5月26日，又致信边界特委：“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并致信四军军委：“希望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规定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和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以毛泽东为书记；派杜修经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边界特委接到这一指示之后，于5月30日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由杜同志报告政治形势，并宣读省委来信。”[1]144

3.对红军的建设给予了具体指导。湖南省委根据红军中的士兵大多是老兵、贫雇农，成分复杂等情况，给根据地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措施。一是强调要休整军队，指出“几个月来转战千里，急须得一相当时期的休息与整理”。二是强调对士兵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士兵的政治觉悟，如省委指出对于“带有极充分的雇佣的性质及浓厚的农民落后思想”的士兵，要加强政治宣传，使他们了解土地革命与苏维埃的意义，了解党的土地政策和行军、打仗的目的。三是强调改善士兵的生活待遇，以增加士兵的“作战热情”，尤其要改善伤兵的生活，建设医院，经常慰劳伤兵，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安慰。四是强调教育士兵搞好军民关系，要使士兵懂得：“士兵就是工人、农民、贫民，在政治上、经济上与被压迫民众同处在被压迫地位。”“共产党的军队与被压迫民众是一家人。”行军、打仗都要做群众工作，密切党、军队与群众关系。五是以工农为主体，发挥群众力量。湖南省委还在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中写道：“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由二十八团拨枪二百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以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1]136六是为了壮大根据地的武装力量，1928年8月，省委还决定将湘鄂赣边界的红五军一部与毛泽东联系，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上井冈山(是年12月彭、滕部与四军会合)。七是建立了交通局，打通了安源、萍乡至井冈山的交通线，发挥了秘密交通作用，当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党中央的联络分别有两条秘密交通线，其中一条就是从井冈山经永新、莲花的坊楼，到中共湖南省委机关的所在点——萍乡，再由湖南省委转给党中央。1928年8月，因叛徒告密，中共湖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这条交通线因而被迫停止活动。

4.完全赞同和积极支持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1928年5月，省委机关由株洲迁到安源，安源到宁冈只有四五天路程，同井冈山的联系便更加密切起来。省委曾先后派湘东特委委员袁德生、醴陵县委书记杜修经等为巡视员，多次来到井冈山。湖南省委对井冈山发出的指示，最初比较符合实际。他们在5月间给毛泽东、朱德等的信中，强调目前应该积极地深入湘赣边界的斗争，造成工农武装割据，“应以宁冈做军事大本营”。这些主张，毛泽东表示同意。6月15日，杜修经向省委写了关于“红军情形、湘赣边界特委情形、湘南情形”的报告，汇报红四军来历、军队党组织情形和湘赣边界特委情况。湖南省委在贺昌主持下经过讨论，6月19日作出《中共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并于6月19日写了一封指示信，表示对红军“以罗霄山脉中段为根据地的计划，省委完全同意，而且前信亦如此指示。兄处应根据上处各项的指示，积极的发展罗霄山脉中段周围各县的暴动，造成以工农为主力的割据局面。”[1]136同时6月19日的《对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和给特委、四军军委的信中还对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党务工作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并且指示在现有基础上向赣西、湘东方向发展，要在根据地内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1928年5月下旬，以袁文才为主席的湘赣边界苏维埃工农兵政府，就是根据省委指示建立的。

5.在政策策略方面给予了正确指导。1928年4月下旬以来，湖南省委经常给井冈山根据地通报国内外和省内外政治形势，尤其是把敌军动向及其图谋，及时通报给根据地，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例如，对湘粤赣三省敌军联合“会剿”，省委就提出要开展游击战争和反军阀战争的宣传；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以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战术，尽量避免同敌人主力作战，以保存自己的力量。同时强调指出，在分散游击战争过程中要有集体的统一组织，有极敏捷的交通与联络，一到紧急关头，能于最短期间集合，严防指挥不集中的危险。此外，还强调严禁烧杀的错误做法，要防止重犯“湘南烧杀政策的错误”。

三、中共湖南省委对井冈山根据地指导上的失误

湖南省委对井冈山根据地的指导，由于受中央“左”倾盲动错误的严重影响，加上对毛泽东在井冈山开展武装割据、创建根据地的意图，以及对根据地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在工作指导上出现过失误，给根据地造成过重大损失。

一是忠实地执行中央扩大会议的“左”倾错误决定，对毛泽东的工作进行指责和刁难。1927年12月中央决定撤销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之后，对毛泽东1927年12月、1928年1月和3月三次给省委的报告，关于成立湘赣边界特委，以加强党对军队和地方工作的统一领导的建议，省委不仅不予批复，反而于1928年3月根据中央决定，派省委军事委员周鲁到宁冈，指责毛泽东“太右”“烧杀太少”。

二是强行取消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撤销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改任师长，边界各县党组织顿时失去中心，失去统一领导，这给边界工作带来极大损害。以配合湘南暴动为由，将部队调往湘南，造成“三月失败”。

三是1928年4月临时中央政治局虽然纠正了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但还没有彻底摆脱“左”倾思想影响，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强调进攻大城市，布置发动湘鄂赣粤四省暴动，要打通“湘粤大道”。指出湖南是暴动的中心，湖南的中心又在湘南。6月，在《中共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中，湖南省委批评了边界特委和四军，认为“应采取向外发展的策略”，打破原有的“保守观念”，并提出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一致，进而造成湘南割据，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应当是积极的向外发展，必须打破原有的保守观念。当时实际支配湖南省委工作的中央巡视员毅希(贺昌)，根据中央上述精神，于6月26日在安源八方井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并于当天作出了一反一星期前作出的赞同毛泽东在宁冈建立“大本营”的决议，又发出了给边界特委、四军军委的指示信，命令四军立即向湘南、郴州发展，撤销前委，派杨开明代理特委书记。虽然毛泽东在永新召开的联席会议上，陈述六条不能冒进湘南的理由，总结了以往全国暴动的经验教训，对情况分析得实实在在，把道理讲得十分透彻，不同意省委决定，但多属湘南农民的二十九团官兵志在回乡。特别是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不顾永新联席会议决议，一味坚持要执行省委命令，趁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占领湖南酃县、毛泽东等远在江西永新之机，附和红二十九团(成分主要是湘南宜章县的农民)不习惯过山上的艰苦生活、想回家乡的情绪，把大队拉向湘南，军委做工作也阻止不住。结果分兵湘南，在郴州与范石生部激战，先胜后败，二十九团几乎全团覆灭，红四军参谋长、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牺牲，红军损失一半，造成湘南和边界两地同归失败，史称“八月失败”。期间，湖南省委又派代表送来要求红四军向湘东发展的《补充指示》，所幸遭到毛泽东的抵制，革命力量没有被葬送。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日夜兼程南下，于8月23日在湘南桂东同大队会合，毛泽东见到军委书记陈毅时说：“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着马上就得输，取得教训就行了。”[2]遭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其主要责任在谁？随后在桂东县城召开营级以上干部参加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总结攻打郴州失败的经验教训，陈毅报告了部队的失控情况并作了自我批评。会上，毛泽东总结了这次失败教训，他说：“造成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湖南省委脱离实际的错误领导和‘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部队离开根据地，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成了孤军作战，也是造成这次失败的重要原因。革命要发展，部队力量要壮大，要休养生息，都需要根据地。”[3]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重回井冈山，取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军队行动，以毛泽东为书记。9月26日，毛、朱、陈率红四军返回井冈山，收复了边界大部分失地，粉碎了敌军“会剿”。11月初，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六月来信”。6日，在茨坪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六月来信”指示，成立了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和毛科文5人担任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陈毅任秘书长。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朱德任军委书记。井冈山斗争才迎来新的局面。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虽然湖南省委对井冈山根据地指导上出现过失误，但并不能全盘否定其正确积极的一面，就其整个发展过程和指导内容来看，其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展的积极作用占主导地位，是事物发展的主流，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分析和认识事物应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