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阳

(香港城市大学 中文及历史学系；香港 999077)

引子：“文”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章太炎

本文将探讨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号太炎)的小学“引申”概念与其“文”的思想和“语言文字之学”的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展示章太炎在时代转折点上其所思所虑所著所论的思想史、学术史意义以及与西学的关联。

章太炎为清朝朴学与现代科学思想结合的先驱者。清朝朴学，也称清朝考据学，涉及两大类研究方法：一类是文献学及其方法，包括目录、版本、校勘、注疏等及其相关方法；一类是“小学”三门的文字、音韵、训诂及其相关方法。清代汉学是从语言和文献中求经史之归依的汉学在清代的发展形态。清代汉学或考据学的称谓多指从语言角度综合经学、小学、狭义的史学、礼制之学、诸子学的学问体系，后来都有与宋学(朱子学或理学)和阳明学的称谓相对之意。考据学的语言的方法论主要在于文字的形体、训诂、音韵之学，即所谓“小学”，章太炎后来将之改称为“语言文字之学”(1)章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发表于1906年《国粹学报》第12、13号。本文引自扬州广陵书社民国分类复刻本第6卷第2501-2512页，2006年。，应该留意的是，这里的语言包含了口语。章氏于此领域斐然有成，被目为大家。日本汉学家、故高田淳教授因之誉其为“集中国学术思想于一身的思想家”[1](P.385)。在强调文以小学为始基上，章太炎与同时代刘师培等学者相类(2)刘师培在《中国文学教科书》(1904)的《序例》中说：“作文之道，解字为基。”《中国文学教科书》的内容本身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小学史”。亦参见王风《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1-78页。。

本文包含如下的内容。首先，将从概观章太炎小学的主张入手，阐述他的小学何以与其“文”论相关。这样的论述方法虽略嫌迂回，却是理解其独特的批评理论和语言思想的必要途径。其次，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重点讨论章太炎的“引申”(引伸)概念的内涵，探讨章太炎透过日本明治宗教学学者姉崎正治(1873～1949)，与德国学者、牛津大学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开创人马克斯·穆勒(Friedrich Max Müller，1823～1900)相关理论的关联。所谓“引申”，原本属朴学中文字训诂方面就字、词之衍生、流通、使用情况的研究概念。本文将阐明章太炎思想中如何将传统的小学概念作为基础，对语言文字之学的理论予以重构。章太炎的这一重构，一定程度上也契合同时代马克斯·穆勒的比较语言学理论(comparative philology或可翻译为比较古典语文学)。再次，章太炎对“文”的思考与时代的关系，也将是本文关注的一个方面。面对忘却现实、萎靡不振的“文”，章太炎所重构的“文”之理论，目的之一，也是以改变现实为鹄的——具体而言是改变知识分子与语言、语言与现实的关系。而他对“文”以及与之相关的“修辞”概念的解释，亦与如何面对“西洋”这一新的普遍性课题相关涉。最后，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本文还将关注章太炎与对压抑历史性和现实性之“美”的意识形态批判之间的关联，以彰显其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一、章太炎的“文”与小学

(一)广义的“文”与狭义的“文”：与小学的关联

小学为文学的始基，此一立场乃章太炎文论所频繁论及的一个方面。因此，要弄清楚他对“文”的解释，需以其小学的观点和相关语言思想为切入点。

章太炎将“文”分为广义的“文”与狭义的“文”。首先，就广义的“文”而言，他视一切文字皆为“文”。而这一“文”的法式则是“文学”。正如《文学总略》开篇所言：“文学者，以有文字箸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2](P.219)关于“文”的类似定义亦见于南朝刘勰(约465～约532，字彦和)的《文心雕龙》，章氏有言：“《文心雕龙》于凡有字者，皆谓之文。(中略)此彦和之见高出于他人者也。”(3)《章太炎讲授〈文心雕龙〉纪录稿两种》(朱希祖等整理，1908年3至4月),载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章太炎本文实为钱玄同整理(蒙北京师范大学《说文》学研究者董婧宸老师赐教)。关于这一点，其弟子朱希祖(1879～1944)1919年1月于论文《文学论》中曾说过：“章先生之论文学，大氐宗法刘氏。刘氏之论文体，靡所不包，凡有文字著于竹帛者，皆论之矣。”[3](P.48)朱希祖作此论时，尚拳拳服膺于其师章太炎广义的“文学”观，但不久连他也转向了狭义的“文学”概念，这是后话(4)见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载林传甲、朱希祖、吴梅著《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陈平原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1页。亦请参照陈平原《序》。。

其次，就狭义的层面而言，章太炎依许慎(？～121)《说文解字》说，将“文”与“字”二分。“文”指根据“依类象形”的原则创造出来的汉字。他援引许慎《说文解字》云: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5)本文引用出自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说文解字四种》，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41页。这是中华书局1936年《四部备要》复刻版。句读为引用者所加。但许慎原话并无“文者，物象之本”的表述。见许慎《说文解字》卷15，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14页。

顾炎武(1613～1682)也曾指出：“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传》‘于文止戈为武’，(中略)以文为字乃始于《史记》。”[4](PP.1200-1201)为了有所区分，笔者将语言文字学意义上的“文”称为“狭义的‘文’”。许慎狭义的“文”大致如下：第一阶段的“文”，指传说中汉字造字者仓颉从鸟兽足迹中获得启发，“依类象形”而作文(此处的“文”等于象形文字)。这一阶段的“文”其后通过“形声相益”亦即形音结合而构成新字。前一阶段的“文”为“物象之本”，因“本”的繁殖(孳乳)而逐渐增多(寖多)的“子”，便是字(“字”本来有“生育”之意，故“字乳”即为“孳乳”，意即滋生、繁殖之意。此处的“孳乳”指的是由初文渐次产生的合体字)。章太炎认为“字”的变化有两种。一种是“变易”，“音义相雠，谓之变易”(6)章太炎《文始》，《章太炎全集》(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0页。此处亦蒙董婧宸老师赐教。，即指音义相同或相近但字形有异的文字；另一种则是“孳乳”，“义自音衍，谓之孳乳”，即字形不变，但转为异音异义，也就是派生字(也有不变音的字例)。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孳乳”中包含有作为字义的比喻性运动的引申，而“变易”则未必(7)参见陆宗达《训诂简论》，香港：中华书局，2002年，第104页；吴泽顺《汉语音转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63页。亦请参考祝鸿熹《章黄关于汉字“变易”、“孳乳”的论述》，《祝鸿熹汉语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10页。。这样看来，章太炎对“字”的定义，看似不出许慎之见，但他对“孳乳”的界定比许慎要窄。

下面的讨论将涉及章太炎的一系列小学概念，因此先就许慎的汉字造字法“六书”做简要介绍。

众所周知，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一本按汉字部首进行分类，并就其本义进行解释的最早的字书。他提出说明形音义来由的六种原理，即所谓的“六书”，也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书的说法亦见于许慎以前，但首次用于文字学的可能还是许慎(8)《周礼·保氏》中提及“六书”，但没有具体所指。参见福田襄之介《中国字书史の研究》，东京：明治书院，1979年，第284页。。

六书的第一书为象形，“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第二书为指事，“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9)大徐本《说文解字》、小徐本《说文解字系传》此条均作“察而可见”，但因为“六书”其他的定义，都是押韵的，“见”字失韵。一般会根据清人段玉裁、桂馥等人意见，据颜师古《汉书注》将“指事”的定义，校改为“视而可识，察而见意”(识、意入声职部押韵)。此处亦蒙董婧宸老师赐教。；三为形声，“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为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为转注。所谓转注，许慎的定义是“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说文》解释“老”：“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七，言须发变白也。”解释“考”则为：“老也。从老省，丂声。”[5](P.173)最后是假借，如“令”“长”二字一样，假借则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以上合称六书。

但是，许慎并未标明上述字例外的字何者为转注，何者为假借，因此后人颇感困惑。按许慎的定义，“指事”与“象形”是在狭义“文”的层面上，而“形声”与“会意”则是狭义的“字”。清代以来的研究者都认为，转注与假借严格说都是因文字的使用而导致的字的增殖，属于因使用而产生的孳乳(10)比如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载《声韵考》卷4，《戴震全书》(三)，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33页。又如前引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15上，第542页。关于假借，见章太炎《文始叙例》，《章太炎全集·文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8页。。关于转注的解释，清朝曹仁虎(1731～1787)的《转注古义考》曾指出，迄至清朝转注说有25家之多。其后更有新说踵现(11)如日本白川静、河野六郎、藤堂明保诸说。详见大岛正二《中国语言学史》，东京：汲古书院，1997年，第84页。。也正因自古以来关于转注和假借的众说纷纭，两者的关系也就变得复杂。

许慎分文字为以下三种：一是狭义的“文”，二是狭义的“字”，三是由狭义的“文”与“字”之运用所产生的造字法，亦即转注与假借。与此相应，章太炎在《文学总略》(1910年)中，对“文”有如下定义：

凡云文者，包络一切箸于竹帛者而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兼此二事，通谓之文。[2](P.222)

章太炎在此将著于竹简和丝布上的“文字”称为“文”。竹简和丝布是造纸术出现之前的书写材料，因此章氏的“文”在此应理解为一切书写语言。有文法组织的，曰“句读文”；只有单词只义的，曰“不成句读文”。[6](P.317)虽然章氏此说与许慎的“箸于竹帛谓之书”有异曲同工之处[5](P.314)，但此处的“文”显然比许慎限指六书中之“象形”“指事”的狭义之“文”涵义更为广泛。

章太炎进而讨论广义的“文”：“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彣，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是故搉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2](P.219)在此，他将“文”“彣”“章”“彰”分而论之。“文”的华美为“彣”，有着一定篇幅起止的则为“章”，而“章”之素绚始为“彰”。段玉裁解释说：“逪画者，文之本义。彣彰者，彣之本义，义不同也。”(12)段玉裁解释说：“逪画者，逪之画也。《考工记》曰：‘青与赤谓之文’，逪画之一端也。逪画者，文之本义。彣彰者，彣之本义，义不同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说文解字四种》，第307页。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中释之曰:“文与彣义训不同，文是大名，彣是小名。举大可以包括小，举小不可以代表大。”[6](P.312)也就是说，“文”是总括性的表述。“彣”只是“文”的一部分，“文”未必是“彣”。这等于在为“彣”划定疆界，与视“彣”为“文”之标准，亦即以文采之美为“文”之标准，自然南辕北辙。

另外，此处“夫命其形质曰文”一语可被视为对“形”“质”之间均衡性、不可二分性的强调。下文亦将论及，所谓“形”“质”之不可分，实即汉字圈批评中“文”“质”不可二分关系的另一种表述。

(二)以“小学”为始基的“文学”概念与对阮元一派的“文”的概念的批判

如前所述，章太炎认为“文学”是讨论文字“法式”之“学”，而举凡“箸于竹帛”者皆可谓“文”。此定义可视为是章氏在回应世纪之交翻译引入的现代“文学”概念。同属汉字圈的日本积极引进包含这一概念在内的西洋学术体系，而中国国内则围绕“何谓文学？”问题争论不休，两种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却透露出同样的时代焦灼感。收于《訄书》(1900年初版、1904年重订版)的论文《正名杂义》之原题是《文学说略》(1902年)[7](PP.381-382)。显然章太炎认为对literature这一外来概念的讨论与“正名”之名实一致的讨论应被置于同一层面(13)参见小林武《章太炎について——方法としての語言》，收于单行本小林武著《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京都：朋友书店，2019年，第265-302页。。“正名”在他看来即是“正字”(14)这方面请参考陆胤《东西知识网络中的〈文学说例〉》，《文汇报》，2018年1月5日。。他基本上将文字与“文学”等量齐观，但是，关于“文学”的议论，包含着将“文学”用于审察语言尤其是书写形式的一面(15)见木山英雄《“文学復古”と“文学革命”》，《中国社会と文化》第12号，1997年6月。汉译见木山英雄著、赵京华编译《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笔者对章太炎文学观考察，多蒙木山英雄先生教示，他从语言论视角和尽量摆脱现代以来的概念约束去接近章太炎文学思想的作法，对笔者颇有启发。。

章太炎之论“文”，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为了批判清儒阮元(1764～1849)一派之“文”论。阮元继承萧统(昭明太子，501～531)《文选》“序”以来之文学观，是清文骈俪体至上的“文选派”代表人物(16)阮元的“文”论见于其《文言说》《文韵说》等，前者收于《揅经室集》上卷，后者收于下卷。见阮元《揅经室集》，邓经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此派认为惟骈文为“文”之正统，将“文”“笔”相对，则“文”优于“笔”。章太炎认为“文”“笔”有高下之别的说法与刘勰无关，并予以力诋。事实上，章氏一直引刘勰为“文”之同道：“彦和以史传列诸文，是也。昭明以为非文，误矣。”[8](P.175)东汉只视诗赋为“文”，将奏札之类的政府公文视为“笔”，六朝也是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8](P.167)。章氏对此批判说：“前之昭明，后之阮氏，持论偏颇，诚不足辩。最后一说，以学说、文辞对立，其规摹虽少广，然其失也，只以彣彰为文，遂忘文字，故学说不彣者，乃悍然摈诸文辞之外。”[2](P.223)此处的“只以彣彰为文，遂忘文字”，应予以重视。所谓“彣彰”指的是注重辞藻华丽的、偏于形式美的文体。章氏认为与“彣彰”无涉的“文字”、“学说”(学术文章)也是“文学”，这与萧统、阮元一派显然有别。

尽管章太炎的讨论与其小学理论密切相关，他与其他小学家之论“文”之经由与所得之结论也未必尽同。章氏的文论，是立足于“文”“质”不可二分的批评传统的，或者说，是立足于“修辞”与“立诚”不得分论的“修辞立其诚”之文学观和语言思想观中的。具体而言，章太炎对本字的强调，关乎其力主避免过度“引申”(比喻的生产)，亦即避免过度华饰的主张，根本上也关乎其文学语言思想核心中的“修辞立其诚”观点[9]。此外，他借“文”之概念所力诋的，是将“美”特权化、绝对化的美学主义(也即章氏所言之“表象主义”)，因为后者往往会压抑“文”的历史性、伦理性和批判性。这些将在下面进一步论述。

二、章太炎小学理论与汉字比喻概念的引申

(一)章太炎的假借解释：引申概念的另类表述

章太炎何以如此强调小学为文学始基？要弄清这个问题及其相关的语言思想，不可避免地要理解他对小学的基本主张。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1910年5月)中，提倡从音韵角度出发的小学方法论：“古字或以音通借，随世相沿。今之声韵，渐多讹变。由是董理小学，以韵学为候人，譬犹旌旃辨色，钲铙习声，耳目之治，未有不相资者焉。”[2](P.165)章太炎在指出以往小学史研究的问题时说：“凡治小学，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不明音韵，不知一字数义所由生。”[2](P.165)由此可见，小学方法无非是要探讨音韵与文字衍生的关系，这属于由顾炎武承前启后的音学流派。这一学术谱系以音韵考据文字，并据此重释经书。章太炎这样谈到他的小学方法论与前人的关系：

余治小学，不欲为王菉友辈，滞于形体，将流为字学举隅之陋也。顾、江、戴、段、王、孔音韵之学，好之甚深，终以戴、孔为主。明本字，辨双声，则取诸钱晓征。既通其理，亦犹所歉然。在东闲暇，尝取二徐原本，读十余过。乃知戴、段而言转注，犹有泛滥，繇专取同训，不顾声音之异。于是类其音训，凡说解大同，而又同韵或双声得转者，则归之于转注。假借亦非同音通用，正小徐所谓引伸之义也。(中略)盖义相引伸者，由其近似之声，转，成一语；转，造一字。此语言文字自然之则也。(17)章太炎《太炎先生自述学术次第》(1913年)，《太炎先生自定年谱》，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第58页。为了更便于阅读和理解，将原文的传统句读改为现代的标点符号，原有标点符号也略作了调整。

在回顾自己小学研究的学术渊源时，章太炎将自己定位于以顾炎武、江永(1681～1762)、戴震及其弟子段玉裁、王念孙(1744～1832)及孔广森(1752～1786)、钱大昕(晓征，1728～1804)等以音学入手的考据学谱系(18)对段玉裁为中心的说文学体系，赖惟勤监修、说文会编《説文入門：段玉裁の〈説文解字注〉を読むために》(东京：大修馆，1996年)述之甚详。。这个谱系的源头是顾炎武。正如清儒陈澧(1810～1882)所指出，顾炎武对清朝考据学影响巨大:“国朝诸儒小学，度越千古。其始由于顾亭林作《音学五书》。亭林之意，惟欲今人识古音，乃古音明而古义往往因之而明，此亭林始愿不及者也。”[10](P.231)

章太炎的小学理论，继承了清代段玉裁的古韵十七部、孔广森《诗声类》中的阴阳对转以及之后戴震《转语》等强调声纽转化的古音理论。章氏在追述古韵研究源流时，尤重孔广森。章太炎《国故论衡·小学略说》：“定韵莫察乎孔(广森)，审纽莫辩乎钱(大昕)。”[2](P.165)章太炎于《文始·叙例》中亦言：“声有阴阳，命曰对转，发自曲阜孔君。”(19)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文始》，第178页。此处梳理，亦蒙董婧宸老师赐教。同时，章太炎继承了南唐小学大家徐锴(楚金，920～974)对引申(引伸)说、尤其段玉裁的引申说的重视。如前所述，引申(引伸)的概念乃“引而伸之”(《易·系辞·上》)。以今日的语言去描述的话，它指的是因文字或部首比喻性意义的运动而发生的文字转义、派生运动。在段玉裁和后来包括章太炎在内的部分小学家的解释中，引申(引伸)概念并非仅仅是用字法，它同时也是文字的孳乳(繁殖)法。这一点留待后面论述。

章太炎所批判的王菉友(1784～1854)即王筠，乃清代文字学家，精通《说文》之学。在章氏看来，为人所诟病的仅仅“滞于形体”的小学研究，不仅见于王菉友的《说文》诸说，亦见于王荆舒(王安石，1021～1086)《字说》、王夫之(船山)《说文广义》和王闿运(1832～1916)《尔雅集解》中：“此三王者，异世同术。后虽愈前，乃其刻削文字，不求声音，譬喑聋者之视书，其揆一也。”[2](P.166)章氏认为，即便三王中后来者超越前人，但在停留于文字之形体而不谙文字音韵方面，三者如出一辙。

要之，章太炎的小学理论，首先继承了清代段玉裁的古韵十七部、孔广森《诗声类》中提出的阴阳对转，以及戴震的古音系统。戴震音学中展示声母(声纽)转化的声转理论和说明韵母(韵部)叠韵相转、对转的韵转理论。同时章太炎也承袭了王念孙等前人的成果，阐明了文字随音韵而变化、转化、孳乳的规律。其次，继承了南唐小学大家徐锴对引申(引伸)说的重视。

从具体的方法上说，章太炎将437个字型定为最初的字型(“初文”，亦即独体字)，然后再拟定其他的准独体字(“半文”)，两者相加为510个“文”。他将其中457个字的“初文”定为“语根”[11](《文始》，P.160)，也即以声托字时的“声首”(20)沈兼士曾指出：“语根者，最初表示概念之音，为语言学形式之基础。换言之，语根系构成语词之要素，语词系由语根渐次分化而成者。”见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1933年)，《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68页。。他将同一语根的派生字(即章氏之所谓之孳乳字)集中于该语根，以声音(即声母或声纽)为纲，再将韵部的转化现象归为9卷。[12](P.104)但是，就《文始》的排列而言，准确说，是先以韵部为第一个标准，然后是声纽为第二标准。《文始》的分卷是第一层次的，也就是韵部的9类23部(分为9卷)；声纽是第二层次的，也就是在各自卷下，再按照声纽分类(韵部相同的初文，按照声纽的部位再排列)(21)此处受教于董婧宸老师。。

也就是说，以声音(即声母或声纽)为中心，将韵部(韵母)转化的现象进行分类，循语根分析派生词(同源字)。这等于循音入手，研究形、音、义三者相互运动的历史。章太炎将文字转化的规律归结为一个圆图，谓之“成均图”(22)见章太炎《文始》，《章太炎全集》(七)，第160页。“均”为“韵”之本字，故音为yùn。论文《成均图》收于1910年5月出版的《国故论衡》小学篇。但图本身及其解说也收于同年出版的《文始》。。在该图中他将韵分为23部(部，即组)，并将之分为阴声韵(以元音结尾者)、阳声韵(韵母以m、n结尾者)、入声韵(p、t、k结尾者)。附带指出，韵母以m结尾的阳声韵以及所有的入声韵在北方方言中基本已脱失，现只存于闽语(含广义的闽南语，即潮州话、雷州半岛话、海南话等)、粤语、客家语等南方方言中(入声今日亦存于日语、朝鲜语等使用中古汉字音的汉字圈外语中，在日文中称为促音)。因此，这些保留中古音韵较多的方言相对而言去上古音稍近，中间尚存古音古训，是古汉语重要的化石，这也是章太炎重视方言，反对排他性白话文运动的重要学术原因(23)“排他性白话文”为笔者杜撰的概念。其排他性如下：第一，在历史观上立足于线性的(不断上升)的历史发展想象，因而绝对性地排斥过往之传统，视传统为落后的代名词。第二，在语言上它表现出语言进化论思想，以“文明对野蛮”的语言观，认为罗马字母、拉丁字母之类的表音文字为文明的文字，而排斥汉字，视汉字之类的以表意为主的书写体系为野蛮、落后的文字。第三，民族主义原理上是排他的。因此，在民族主义与语言相合的语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上、在理念上区别(排斥)于其他民族。第四，在理念上排斥古文，认为古文以及所承载的文明不利于中国现代化。第五，现代性及其政治上之时间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理论上必须建构在均质性上。因此排他性白话文在理念上排斥汉语方言的多元性(地方性)等。见林少阳《“修辞”という思想: 章太炎と漢字圏の言語論的批評理論》，东京：白泽社，2009年，第15-16页。与近现代白话文研究相关的晚近出版的重要研究，也请参考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陈建华《紫罗兰的魅影：周瘦娟与上海文学文化，1911-1949》，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王东杰《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Yurou Zhong, Chinese Grammatology：Script Revolution and Literary Modernity,1916—1958，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9。。

图片来源：章炳麟《国故论衡》，浙江图书馆校刊。

章太炎的《成均图》归类字训字音、勾画声韵转化规律，其意图不仅在于解释形、义，更从与形、义密不可分的音(在成均图中则是韵)转化的角度，去考察字的变迁规律。例如，“乘”与“载”意义相近(同训)，但据章太炎的《成均图》则可解释为“乘”(上古音[dji])[13](P.395)，属23部之一的阳声的“蒸”部(上古韵[])，它音转为属阴声的“之”部(上古韵[])，结果产生了“载”(上古音[dz]或[ts])[13](P.158)(24)传统小学讲上古(周秦)音韵时只讲音系，不讲音值，没有具体音标。本书上古音拟音，据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中国音韵学研究》(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se)，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王力所定先秦的声母》《王力所列先秦三十三声母例字表》《王力所列先秦二十九韵部例字表》，载曹述敬等编《音韵学辞典》，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除必要之处，未必一一具体标示。。另一方面，两者之间之所以有音的运动，也因为两者意义上的关联。这一点正如语言学家王力(1900～1986)就章太炎《成均图》的转注解释中的声音转化所言：“所谓‘孳乳’就不是乱来的，而是转而不出其类的或邻韵相转的。”[14](P.138)章太炎以此方法确立了汉字同源字研究(汉字字族研究)这一崭新的领域(25)日本的文字学家白川静(1910-2006)在其著作中总结了章太炎包含《成均图》在内的汉字同源字研究对中日汉字研究学家的巨大影响。见白川静《文字講話》Ⅳ，东京：平凡社，2005年，第213-222页。。

(二)章太炎的假借解释：引伸概念的另类表述

在上述引用中，章太炎说明了自己对六书中转注说的解释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他的转注说得益于清代史家、考据学家钱大昕的“辨双声”和戴、段二氏的转注说。不过，他对此二说亦有不满之处，认为钱氏的“亦犹所歉然”，戴、段师徒的则不够周密、完备，“犹有泛滥”。

所谓双声，指二字汉字熟语其各字字头声母相同(如流离一词)。至于叠韵，则指相同或相近的汉字相重叠(如经营、混沌等词)。准此，则前举之“老”(古音[lau])、“考”(古音[khu])为叠韵，“孟”、“勉” 为双声。如后所述，章太炎批判性地发展了前人的方法论，通过将字音和字训归类，将同韵或双声相转归为转注的典型。

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章太炎所说的“假借亦非同音通用，正小徐所谓引伸之义也”。“小徐”指的是《说文解字》研究史上不可忽视的南唐《说文》学大家徐锴。章太炎继承了他的见解，将假借解释为引申[15](《论文字的通借》，P.62)，又在不同的层面上拓展了“引申”说。如后所述，他这一新解与其“文”“修辞”密切相关。就引申与假借的关系而言，如上面的“令”本为“号令”之意，将发号令之行为或行为者的“长”引申为“令”，也就不必另造新字了。“长”原本为儿童成长后身体变长，由此年长者也引申为“长”。将此义转深一层，为官者居百姓之上，也可曰“长”。[15](《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P.11)

孙雍长指出，清朝考据学就六书的假借问题分为对立的两派。一派是许慎、徐锴的拥趸，认为假借含有字义的引申；另一派则只视同音异义的假借字为假借。[16](P.86)江声(1721～1799)、戴震、段玉裁、王菉友、王念孙及其子王引之(1766～1834)等都属于前者。[17](P.356)段玉裁更发展了其师戴震的引申说，成为频繁论及引申的第一人(据周祖谟指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中曾于780处论及引申)[18](P.867)。而王引之本是章太炎业师俞樾(1821～1907)之师，章氏认同许慎、徐锴之说，认为假借与引申相关，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与此师承有关系(26)不过，章太炎与俞樾的关系究竟有多深，这是一个有待证实的问题，断不可简单以师徒关系做简单的还原式的同一性推论。。至于仅以同音异义的假借字为假借的一派，则通常以朱骏声(1788～1858)为其代表。其《说文通训定声》便偏重于汉字的引申义(27)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这一点，请参考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44-445页。濮之珍则批判朱骏声的转注与假借过于模糊。。但必须注意的是，朱骏声反倒认为引申即等于六书中的转注。也因此，朱骏声将“令”“长”视为转注之例，一反许慎的假借之例。

(三)“转注”解释：与戴震、段玉裁之异同

下面就章太炎的“转注”及其与假借的关系，以及他的引申概念作一简单介绍。

引申概念在章氏的语言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先来看章太炎与段玉裁对转注解释的异同。1907年在东京的一次演讲中，章氏这样比喻转注：

这一瓶水，辗转注向那一瓶去，水是一样，瓶是两个。把这个意思来比喻，话是一样，声音是两种，所以叫做转注。譬如有个老字，换了一块地方，声音有点儿不同，又再造个考字。[15](《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P.11)

相应地，段玉裁受其师戴震的启发，曰：“转注犹言互训也。注者灌也，数字展转，互相为训，如诸水相为灌注，交轮互受。”(2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15上，第542页。戴震指出：“转相为注，互相为训。”见前引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戴震全书》(三)，第333页。亦即以相互灌注的比喻性解释，说明转注就是字与字间的互训。段玉裁将“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引申自草木萌芽)”等字训为“始”，即为其所解释的转注。不过，他所言之“转注”(或互训)，有部首相同者(同部)，亦有部首相异者(异部，即如上例所示)，此即宽松意义上的同意词“互训”。[19](P.542)

章太炎转注解释中的“注水”比喻，表面上似乎与段玉裁的“诸水相为灌注”说如出一辙，但章并不认同段对字与字间“转注=互训”的解释。章的转注观既关乎意义的运动，也涉及字与声音之间的“转注”。段将许慎“建类一首”中的“首”解释为540部首(29)周祖谟批判段注此说，认为若只有同部内部为转注，异部之互训则不应言之为转注。参见周祖谟《论段氏说文解字注》，《问学集》下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72页。。他解释说：“建类一首谓分立其义之类而一其首。”[19](P.542)也就是说，将意义相同的意符集中为一，再通过划分字义的种类，将其部首归拢为一。所谓“540部”，表示汉字的“旁”之最基本的意象分类为540部，然后进一步将之与“釒”“木”等“偏”组合成字。段玉裁解释许慎的“同意相受”说：“同意相受谓无虑诸字意指略同，义可互受相灌注而归于一首。”[19](P.542)这里的观点也就是前引戴、段所主张的转注就是复数的近义字互训的观点。事实上段玉裁的这一解释很大程度上承袭了戴震对“同意相受”的解释，他继承了戴氏释六书中的转注为“互训”的观点。

章太炎赞成“同意相受”的段注，但对段注所解释的“建类一首”却持不同见解。他认为：“类谓声类，郑君《周礼序》曰:就其原文字之声类。”，与此相应，他解释“首”为“首者，今所谓语基”[2](《转注假借说》，P.206)。“语基”这一术语比较生僻，在章太炎的著作中也似乎甚少出现。日本著名的语言学家河野六郎(1912～1998)认为，章氏所言之“语基”指的就是先自初文、后作用于声音、声义相雠的“语根”(30)推测章太炎的“语基”为“词干”“语根”的，见河野六郎《転注考》，《河野六郎著作集·文字论·雑纂》，东京：平凡社，1980年，第132页。关于“语根”，见章太炎《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也就是前述依声托字的“声首”。

虽然章太炎间接师承段注，但并未囿于前人之见，而将“建类一首”中的“类”解为“声类”，将“一首”中的“首”释为“声首”。章太炎与段玉裁的不同，也可见于段玉裁序王念孙《广雅疏证》时所说的“义属于形，是为转注”[20](P.1)。也正因如此，张其昀曾指出章太炎的“转注”为“声首转注”[21](P.414)，这一说法强调了章太炎转注说明显的音学性质。但也要注意，章太炎的转注同时也是高度重视字义运动和渗透的。

在上述语境中章太炎说：“元和朱骏声病之，乃以引伸之义为转注，则六书之经界慢。引伸之义，正许君所谓假借。”[2](《转注假借说》，P.210)。他在批判段注的转注说这一文脉中肯定朱骏声对引申概念的重视。同时章太炎进一步以“引申=假借”的等式消解了朱骏声的转注。在高度重视引申这一点上其实戴、段、朱、章都相去不远。

(四)字层面上的比喻理论概念的引申

上面介绍了章太炎的转注解释，与此相关联的是他对假借的解释。试看章就转注与假借关系所做的解释：

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语有殊，名义一也，其音或双声相转，叠韵相迤，则为更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孳乳日繁，即又为之节制，故有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义虽少变，则不为更制一字，此所谓假借也。[2](《转注假借说》，P.206)

首先，转注指的是前人根据既有文字与口语的发音将两者结合起来而制造新字(如前面章太炎所解释的根据“老”而制造新字“考”，“考、老同在幽类，其义相互容受，其音小变”。上古韵母“幽”为[iu]或[i])，或是以既有的字相替代使用(31)关于方言与文字变迁的关系，请参考刘师培《章太炎〈新方言〉后序一》，载章太炎《新方言》，《章太炎全集》(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33页。。也就是说，在汉字漫长的应用历史中，方言的声音参与了汉字的增殖过程。章太炎的小学研究强调顾炎武为代表的音韵研究传统的重要性，尤其是作为音韵化石的方言研究的重要性，其原因大概也正在此。当然，转注的原因固然关乎方言之间的差别，但更关乎古今音韵上的差别。尽管如此，细观转注所导致的新字产生的过程，意义的运动仍不可忽视。

其次，章太炎受南唐徐锴的启发，强调“假借等于引申”，以是否造新字区分转注与假借(“更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徐锴说：“假借则一字数用”、“转注则一义数文”，对比清晰[22](卷1，P.3)。他以字例说明转注：“寿、耆、耋亦老，故以老字注之。受意于老，转相传注，故谓之转注。”(32)徐锴《说文系传》卷39，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说文解字四种》，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01页。也请参照阿辻哲次的解说，见氏著《漢字学——〈說文解字〉の世界》，日本神奈川：东海大学出版会，1985年，第122-127页。

下面就章太炎小学理论中转注与假借的关系做一整理。首先，所谓转注，也是引申的结果。所以，先有基于引申的假借，而转注即是其归结。于是因转注之归结而产生的新造字就蕴含着下一个引申的可能。[23](PP.137-151)这一点，正如章太炎于《文始》中所言，假借乃“一字引申之义”(33)章太炎指出：“徐楚金始言引申之义，寻《说文》以令长为假借，则假借即引申之义也。若本有其字，以声近通用者，是乃借声，非六书之假借。”见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文始》，第178页。。进而如章太炎上面的引用中所言：“盖义相引伸者。由其近似之声。转，成一语；转，造一字。”[24](P.58)指的是由于意义引申、语音变化，转而成为新的词(语)，转而造了新的字。其次，关于转注的过程，义转为互训，音转为互注。

声音转而注之的特征在双声叠韵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章太炎列举了下面的字例。

生又孶乳为性、姓。《荀子·正名》曰：“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复孳乳为情，《荀子·正名》曰：“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丽于性而为别，故取性之声以成语。[25](P.306)

结果，由“生”这一本字孳乳了“性”([sien]，上古音)―“姓”(音同前)―“情”([dzien])这一新的同源字(“情”字中“青”旁上部本为“生”[ʃ])。从音韵角度看，根据章太炎的《成均图》，这些字全部都是“青”部韵(古音[e],青的古音为[tshie])字，即是韵同韵近之字相重叠的同源字(同族汉字)。要而言之，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以“生”为主的字义的运动与音韵上的“青”部韵的运动。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循声而变，字义的运动还是蕴含其中的。

与此相对，所谓假借是以不改变字为前提的意义的“挪用”，即使多少有声音的变化也不会产生新字。“令”“长”即为一例。但转注却同时又是形声文字的一个变化形。即在既有的音符、意符上加上新的意符而产生新字(形声字)。例如“支”―“枝”(此为“变易”，章太炎曰：“在支则变易为枝”。)、“支”―“胑”(此为孳乳。胑，肢也。章太炎曰：“枝孳乳为胑，体四胑也。”即有引申义)(34)参见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文始》，第260页。此亦蒙董婧宸老师赐教。。由是观之，转注中也有以形声字原理产生新字的时候。与此相对，假借却不见此例。

如是，正如章太炎在其《小学答问》(1911年)中表明其目的，在于将诸家未明之文字“自一义引申，累十名而同条贯”之规律，故阐“从一声而变”之声转的奥妙，以明“本字借字流变之迹”，究“声义相禅别为数文”的原理。[11](PP.415-416)正如上述一样，章太炎的目的在于究明他所定义的包含所有书写体的“文”的意义(“凡云文者，包络一切箸于竹帛者而为言”)。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由字而文的回溯式工作。重视音韵必然意味着重视方言，因为方言保存了大量的古韵，藉此可以明确方言如何参与了部分文字的孳乳变迁(35)章太炎对方言的重视不仅与其小学有关，也与其革命思想直接有关。关于这一点，请参考林少阳《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编第1章“章太炎与南方话语——章太炎影响下的清季革命青年”，尤其是120-132页。，进而有利于解读古典文献。这一方法论视野也表明了形音义的汉字三要素不可切而论之的特性。正如王力所指出的那样：“章氏这种做法，令人看见了词汇不是一盘散沙，词与词之间往往有某种联系，词汇也是有条理的。”(36)语言学家王力虽然批判章太炎盲从许慎《说文》，排斥金文、甲骨文，因而如清儒那样“借声近义通的原则来助成武断”，但却高度评价了章氏的方法论对同源字研究的划时代意义。见王力《中国语言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8、141页。汪启明也指出:“孳乳以字根为起点，以假借为条件，以转注为归宿，以同源字族共有的中心意义为核心，形成具有亲属关系的同源字群。”见汪启明《章太炎的转注假借理论和他的字源学》，《汉小学文献语言研究丛稿》，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135页。另外，也有论者指出，章太炎之后，以王力为代表的日中同源字研究中的音学方法论虽然对章氏有一定的修正，但方法论框架仍然基本上蹈袭了章氏。见汪启明《汉小学文献语言研究丛稿》，第156页；吴泽顺《汉语音转研究》，第46-47页。

从语言的批评理论角度看，章太炎对转注的研究、尤其是对作为“引申”同义词的假借的研究，也是对文字比喻性运动的研究。下面将会谈到，章太炎正是在高度扩展前人的引申概念的前提下，构筑其语言思想，并从此入手去界定“文”。

(五)“文”与章太炎的语言信息论

章太炎在解释“文”及与其相关的“修辞”概念的语境中，如是论及各种形态的语言信息符号的差别：

言语仅成线耳，喻若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故一事一义，得相联贯者，言语司之。乃夫万类坌集，棼不可理，言语之用，有所不周，于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足以成面，故表谱、图画之术兴焉。凡排比铺张，不可口说者，文字司之。及夫立体建形，向背同见，文字之用，又有不周，于是委之仪象。仪象之用，足以成体，故铸铜雕木之术兴焉。[2](P.225)

章太炎在此借用线、面、体这些几何学术语，力图说明声音(“言语”)、书写(“文字”)及非语言视觉信息之“仪象”之间的符号特殊性。他更将三者串行化，以“仪象”为尊，文字次之，言语最末。

若从符号学角度做进一步解读，则：首先，口说的“言语”基于一义性(“一事一义，得相联贯者”)，难以表达“万类坌集，棼不可理”之复杂的意义。但书面文字却可达致这一目的。其次，语言的声音信号具有高度的单一线性特点(unilinear charater)，而书面文字虽然基本上也循线性展开，但在其维度(dimensionality)上却是多元的。[26](P.260)且文字与“仪象”的时间线性在可视性、可保存性这一点上获得了空间化的可能。“文字之用，足于成面”，正可以从这一角度理解。反之，“言语仅成线耳，喻若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则说明其单一线性、短暂持续性、不可视性、不可保存性、接受者的不可选择性等特点。“仪象”、书写(“文字”)、声音(“言语”)这一由高至低的序列，恰与章太炎心目中汉字的视觉性特质相关。依此解释，章太炎似乎依然是将文字置于尊位，只不过借用了“立体建形”的“仪象”这一视觉艺术与汉字在空间性上的类似，将之作为其叙述上的参照罢了。

清季“文学”“哲学”等新概念随西方学术体系骎骎而至，“排他性白话文”之议此起彼伏。章氏此时频繁谈“文”、谈书写语言，与此前所未有之新冲击不无关联。其关于文言之别的叙述，亦应置于此语境中理解。同属汉字圈成员之日本实施言文一致，章太炎颇不以为然。他暗地里批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民派”，也因他们取法东瀛的言文一致。但 五四运动之为新民派的承续，也是其所代表的大势之明证。处身于时代变迁之中的章太炎，正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桀骜之姿，以其所有的理论表述与时代大潮倾力相抗。

三、“引申”与“表象”：透过明治日本与马克斯·穆勒的古典语文学的关联

(一)章太炎小学引申论与马克斯·穆勒、姉崎正治

章氏对“引申”概念的阐发，就整个小学史而言之所以如此特别，是因为他从根本上就认为“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27](《致国粹学报书》，P.497)。换言之，他是从哲学的角度去看待语言，又以语言为根本去看待整个文化、学术。这一想法，其实又与他透过明治日本所接触到的古典语文学家(philologist)马克斯·穆勒的语言理论、宗教学理论的影响有关。章太炎接受穆勒的管道除了日文翻译的穆勒著作外，还有明治日本的其中一个穆勒的阐释者，东京大学比较宗教学讲座的创立者之一的姉崎正治。穆勒对明治日本影响甚大(37)这方面，请参考林少阳《明治日本美术史的起点与欧洲印度学的关系——冈仓天心的美术史与明治印度学及东洋史学的关系》，《东北亚外语研究》，2016年第2期，第26-39页。该文谈及穆勒的佛教学(印度学)对明治日本美术史学的直接影响、对日本东洋史学(以中国史为主的东亚史研究)的间接影响。，而姉崎正治正是深刻接受了其影响的其中一位学者。章太炎在《訄书》(1904年重订本)及其修订本《检论》(1914年)中有《正名杂义》一文，章太炎于其中有言:

姉崎正治曰:表象主义，亦一病质也。凡有生者，其所以生之机能，即病态所从起。故人世之有精神见象、社会见象也，必与病质偕存。马科斯牟拉以神话为语言之瘿疣，是则然矣。抑言语本不能与外物泯合，则表象固不得已。若言雨降，案:降，下也。本谓人自陵阜而下。风吹，案:吹，嘘也。本谓人口出急气。皆略以人事表象。繇是进而为抽象思想之言，则其特征愈箸。若言思想之深远，度量之宽宏，深者所以度水,远者所以记里,宽宏者所以形状空中之器,莫非有形者也,而精神见象以此为表矣。(中略)要之，生人之思想，必不能腾跃于表象主义之外。有表象主义，即有病质冯之。其推假借引申之原，精矣。(38)章太炎《正名杂义》，载《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3-214页。在改写本的《检论》部分则删去了姉崎正治的名字，代之“有人言”。

章太炎所引，乃出自姉崎正治的《宗教学概论》(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900年)一书。原文如下：

人に生活ある以上は、其生活をなさしむる所以の生活機能は即病態を起す所以なれども、人生は、此が為に迷妄とならず、又総ての人が尽く病人なるにあらず。且此の如き表象主義なる病質は、独り宗教に止まらず、人間の精神現象、社会現象には其生命と共に病的素質の存するを必とせり。マクスミュラーは神話を以て言語の疾病腫物となしぬ然ども神話が言語の疾病なるが如き観あるは语言其物の特質にして、言語は決して其物と吻合し得る者にあらず、必や之を表象せざるべからず。雨降るといへば、其中には幾分が雨を人格的に表象するの跡あるを免れず、「風が吹く」「水が流る」も皆然り。且此より進みて抽象思想の言語に至れば、此の特徵は一層顕著にして、「大なる思想」「長き思案」「度量の弘き」といふが如きは、精神現象を有形的に表象したる者なり。[28](P.318)(中略)兎に角人間の思想は総て此の如き表象主義を離る々を得ず、表象主義ある以上は病的素質あるなり。[28](PP.457-458)

试直译如下:

人既有生活，构成其生活之原由，亦即引发病态之原由。然人生不以此为迷妄，所有人亦非尽为病人。且表象主义之病质，不独于宗教，人之精神现象、社会现象亦必与其生命病质偕存。马科斯牟拉以神话为语言之疾病肿物，然神话为语言之病。有此类观点，乃语言本身之特质，语言决不能与其物泯合，必以语言而表象之。若言雨降，则其中难免有几分赋人格予雨，必表而象之。“风吹”“水流”皆然。且若由此而至抽象思想之语言，此一特征尤为显著。“思想博大”“深谋远虑”“宽宏大量”之类，莫非以有形表精神现象者。(中略)要之，生人之思想，必不能离此类表象主义；既有表象主义，即有病质凭之。

由上述对照来看，太炎可谓是相当忠实地翻译、引用了姉崎正治的观点。关于章太炎其时与西学的关联，钱基博亦在其《现代中国文学史》(1933年)中指出，在东京为中国留日学者讲学时，章太炎“既多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日益闳肆”[29](P.61)。

从上面的引用中可以知道，姉崎正治显然给了章太炎许多启示(39)日本学者小林武就此有过详细的研究，见小林武《章太炎与明治思潮》，白雨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0-88页。在小林武影响下，中国学者彭春凌也将此研究推前了一步。参见彭春凌《章太炎对姊崎正治宗教学思想的扬弃》，《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后收入其著作《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中心(1898-192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8-202页。。姉崎正治的宗教学，除源于康徳、谢林、叔本华等哲学外，其实也是祖述“马科斯牟拉”(马克斯·穆勒)的宗教学和比较语言学。特别应予以指出的是，姉崎正治的理论体系之一大特点便是从语言角度审视宗教问题。他另有《语言学角度的宗教学》一书(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898年)可为证。由此不难推测，姉崎的宗教学及其语言学视角也应是章氏之关心所在，也与章太炎对佛学的关心不无关系。马克斯·穆勒对明治日本佛学研究中的古典语文学(philology)方法论有着相当的影响。受教于比较宗教学、比较语言学代表人物马克斯·穆勒的净土真宗学问僧南条文雄(1849-1927)于1885年在东京大学开办梵文学讲座，该讲座次年更名为博言科(philology的汉字译名)。马克斯·穆勒另一日本弟子高楠顺次郎(1866-1945)也在明治日本东京大学佛学群体中举足轻重。正如日本佛学研究者下田正弘教授所指出，日本积极向英、德、法派遣佛学留学生是在南条文雄1884年回国之后，也因此“日本的佛学研究水平短短数年即达致批判欧洲佛学的程度”[30](PP.204-205)。而后以梵文、巴利文研究和整理佛学原典蔚然成风。而章太炎的佛学与明治日本东京大学佛学群体有着很大的关联。而语言问题或“文”的问题，本来便是文的思想家章太炎思考的原点之一。穆勒对章太炎的影响，也是与章太炎自身融合西学去承接、光大乾嘉考据之实事求是之风有关。

言姉崎正治祖述马克斯·穆勒，是因为前者基本上延伸了马克斯·穆勒的神话学、比较古典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的一些观点。姉崎正治本来便是穆勒在日本的翻译者和介绍者。穆勒认为原始人类缺乏抽象观念，因此只能使用诗一样的语言去比喻性表述，但是，这些表述自然现象的诗性语言后来成为叙述化语言，这便是后来的神话。因此，穆勒认为神话产生于“语言之病”。穆勒在其论文《神话哲学》(1871年)中说：“如果我们从语言中识别思想(thought)的外形或表述，神话也就不可避免地、自然而然地、内在地需要语言。其实这不过是语言投射在思想的黑影(dark shadow)，而且这一黑影是绝不可能消失，直至语言与思想对等为止——但这是不可能的。”[31](P.590)这一“黑影”也正是穆勒所说的“语言的疾病”。穆勒认为神话的问题根本上又是语言的问题。神话假如是古人对世界的把握的话，实际上又是通过语言去把握的。神话对世界的认识之“病”，便也是“语言的疾病”。穆勒认为“神话只是方言，只是语言的一个古老的形式而已”[32](P.451)。穆勒认为，古代因为缺乏表达观念、尤其缺乏表达抽象观念的名词，只能借助比喻性的表述。比如，穆勒在《比较神话学》(1856年)一书中说：“语言被称为诗的化石(fossil poetry)。但正如艺术家不知道他正在处理的粘土中有着有机体生命的残存物一样，我们也不会感觉到我们叫‘父亲’时我们是在叫他‘保护者’……一样。”[32](PP.356-357)又比如，穆勒举例说，假如没有足够的观念名词的话，古人利用已经有的观念，大概会将海称为“盐水”，会将雨称为“天水”(water of heaven)，会将河流称为“大地的女儿们”(daughters of the earth)之类[32](P.352)。又比如说，希腊神话中的达佛涅(Daphne)指的是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为逃避太阳神阿波罗(Apollo)的爱而化为月桂树。穆勒认为“达佛涅(Daphne)”的词源是梵文的阿哈娜(Ahana)，原本是“黎明”、“拂晓”(dawn)之意。但是，在希腊神话中它却变成“女神达佛涅”、“月桂树(laurel-tree)”这一观念[32](P.399)。“太阳”在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及文学文献《吠陀》中也本是“奔跑者(runner)”、“飞快竞赛者(the quick racer)”,甚至单纯是“马”之意[32](P.438)。穆勒所代表的比较语言学认为希腊语、拉丁语、梵语这些古典语言以及现代欧洲语言之间有着亲缘关系，甚至有着共同的起源，现代欧洲语言为印欧祖语所派生。穆勒正是循此思路，溯词源于梵文。上面穆勒展示了古代的诗性具象(因太阳黎明慢慢消隐这一具象)而变成观念(“女神达佛涅”“月桂树”)的例子。穆勒所说的“诗的化石”正是语言的比喻性，只不过是后来“死去的隐喻”而已。穆勒并且认为，最早的比喻性，因为其比喻性本身的运动、衍生，词语慢慢得到扩张，就构成有着共同词源的词群(40)穆勒对词源学的强调，见Friedrich Max Müller, The Comparative Mythology, in Max Müller, Selected Essays on Language, Mythology and Religion, Vol.1, London: Langmans, Greeen, & Co., 1881，pp.450-451。。这正是他的比较神话学、比较古典语文学的着眼所在之一，也是其比较神话学、比较古典语文学不可二分的原因之一。

穆勒与章太炎的关系、与明治日本学术的直接关联、与晚清民初中国学术的直接和间接(透过明治日本)的关联，都是学术史的重要问题，在此无法展开，有待今后进一步处理。在此想指出的是，首先，上面穆勒的比喻与词义扩张的关联、语言与神话的关系，与经过章太炎扩张、重构的“引申”概念之间，多少有着相通之处。章太炎的“引申”概念也正是在这一与西学相遇中直接、间接地借鉴了穆勒这一西学资源，可谓虽古尤新。其次，章太炎对“文始”(词源学)的探求，是通过意义与音韵的相互运动关系去进行的，这一相互运动正是“引申”的问题，章太炎由此建构起其词源学研究的体系。章太炎的方法论比穆勒的方法论应该更科学，这方面章太炎拜乾嘉学术成果所赐。但是，两者对词源存在的信念，以及与之相关的语言的比喻性的运动研究，却是有相通之处的。此外，传统的小学在章太炎的发扬光大下，也同时已经成为语言哲学了。这与穆勒比较神话学、比较古典语文学中的理论阐发，也是有着一定关系的。

但是，另一方面，笔者也应该警惕影响研究中常见的一个方法论上的弊端：将设定受影响者的B同一地还原至预设的影响源的A。至少可以在此指出的是，尽管章太炎受了穆勒的一定启发，但是，整体来说两者的差异还是巨大的。仅仅指出一点是，章太炎的词源研究毕竟是乾嘉实事求是学风的一大发展，更是在清代学术史的脉络之中的。

下面着重讨论章氏对姉崎观点的解读与其原旨相异之处。首先，姉崎正治所使用的“病质”一词，指的是宗教发展中的“变态”或“病态”问题。他认为引致“病质”产生的原因一为社会，一为个人；前者为外部刺激，后者为一内在的“性质”。而所谓“表象”指的是人不可避免地要藉仪式、神话、祈祷等方法去追求绝对，并视有限的现象(自然之现象、祈祷中的语言本身)为绝对神格的表象。[28](P.456)他指出:“此一性质发之偏固，始难免诸病态。”[28](P.318)在此姉崎不仅言及崇拜方法的表象性，实际上更触及了宗教与语言本质上的关系。他进而指出，“表象主义”(symbolism)病质并非宗教专属之物，而是人类行为之通病。[28](P.457)

然而，章太炎的解读却有意无意偏离了姉崎从语言角度透视宗教的原旨，而转向语言研究本身，并通过语言旁及语言与社会、语言与表象的关系问题。最明显的是他将姉崎的“表象”转换成小学中的“引申”概念。下面将会谈及，此时的“引申”概念已不仅仅是普通意义上的小学概念，而是一个被拓展、被广义化的语言思想概念。也正因为如此，章氏的小学才得以成为“文”之始基。透过广义化的引申概念所展开的文之理论，最能见融小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三者于一身的章太炎之本色。

若欲进一步讨论章太炎的文之理论与其小学理论的关联，可先自其文本标题“正名杂义”说起。这一标题本出自小学，如郑玄注《论语·子路》云∶“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41)黄节《论语集説》卷4，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第50页。另一方面，章太炎在《小学略说》解释许慎“孳乳浸多，谓之字”时，曾提及郑玄注《礼记》时所说的“古曰名，今曰字”未必贴切，因为“名”与“字”是周代早有的说法，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而已。见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校定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4页。，因此“正名杂义”的标题显然在小学家正名的问题意识之内。但是，章太炎借用姉崎正治的翻译词“表象主义”[28](P.383)，说的却是汉字小学理论，似给人以新瓶陈酒之感。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据徐复注，太炎此文原本是以“文学说略”为名，刊载于光绪二十八年《新民丛刊》的第5、9、15号上。章太炎云: “予向作《正名略例》，则《文学略例》为改定之作。”[7](P.381)他在开篇解释该文意图，曰: “今取文字声音，明其略例，与夫修辞之术宜审正者，集为《杂义》。”[33](P.490)

(二)引申概念新解与语言思想的重构

从上面的引用中不难发现，章氏所言之“引申”其实是一个重构的概念。他先是强调徐锴的“假借”与汉代许慎的“引申”实为一物，继而打通姉崎的“表象”概念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联，从而进一步将“表象”与“假借”“引申”概念等同起来。换言之，章氏巧妙地用小学的“假借引申”概念置换了“表象”说的内核，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他的语言思想。章太炎这一做法绝非断章取义，而是植根于其语言思想的。

章太炎所引姉崎的话，可作如下解读。首先，我们所身处的语言世界充满了隐喻。如“雨降”之“降”乃是以人之自高坡而下而引申喻之，而“风吹”之“吹”，则是以人之呼气引申相喻。

如前所述，章太炎本来便重视引申概念。他曾举字例如下：

如立“為”字以为根。“為”者，母猴也，猴喜模效人举止，故引伸“為”作“為”，其字则变作“偽”。凡作“為”者，异自然，故引伸为诈偽。凡诈偽者，异真实，故引伸为误，其字则变作“”。[2](《语言缘起说》，P.203)

上述文字本为比喻，只不过年长月久，大家习以为常，不再将之认知为比喻而已(成为日常语言)，亦即成为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所言之“死去的隐喻”[34]。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比喻的产生往往也就是它进入死亡进程的开始，因为其中即蕴含了这一比喻的去/非比喻化的必然性，它会很快在成为日常语言的过程中慢慢死去，最后不被感觉为比喻。所以，比喻必须时刻处身于新鲜的语言运动性关系中才得以成立。就某一文字的比喻之忘却或比喻之自我抹消过程而言，这一比喻性或引申性的修辞往往容易被误认为是所谓的本字，而这一误解正源于对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语言运动轨迹的忘却。

其次，从章太炎的引用中可以看出，以植根于类似性的修辞性、比喻性的语言去接触世界、认识世界，是必然的。因为词与物永远不可能泯合。我们透过语言去接触事物，但语言表象不可与其所表现的事物等同，因而语言也不是事物的代表。进而言之，我们的“世界”也只是一个以引申为代表的比喻性体系所构筑的“世界”，故章氏援引姉崎氏所言：“生人之思想，必不能腾跃于表象主义之外。”

关于章氏的引申，已故的训诂学家齐佩瑢亦曾解释说:“引申义，因了语言孳分和修辞的关系，每个字义在文句中所表的意常是由本义引申，或由于类似，或由于意近，也就是语义范围扩张。引申之后虽与原本大同小异，但仍不能离开本义的，所以引申义可由本义及文法修辞上看得出来。”[35](PP.105-106)亦即是说，引申涉及修辞，具体说涉及语言的修辞性、比喻性问题。以西方的比喻理论观之，基于类似性的以一物喻另一物，即上述所言之“类似”“义近”者，则为隐喻metaphor，如“满头白霜”是也。若如此，引申首先是文学的问题，而且也因为哲学、史学皆涉及语言的修辞性，引申也是与整个语言表达中修辞性、比喻性相关的重要问题。

这样章太炎将姉崎正治的“表象”概念与小学术语相嫁接，以阐述自己的语言思想。章太炎指出了 “表象主义日益浸淫”的问题，其表现之一是“文字亦曰孳乳，则渐离表象之义而为正文”[7](《正名杂义》，P.396)。这一过程正相当于作为引申结果的比喻由生而死的过程。假如语言无非是死去的引申或比喻的集合体的话，比喻的逐渐死亡的过程，也正是文字孳乳，亦即文字的滋生增益后“渐离表象之义而为正文”的过程。章太炎列举的例子有能、豪、群、朋等字。它们开始都是“表以猛兽羊雀”，久之则“能”字孳乳为新字“態”，“豪”字有了“”，“群”字有了“宭”，“朋”字有了“倗”。[7](《正名杂义》，P.396)下面将会谈到，章氏如何进一步在“文”的问题设定中重构引申。

(三)由引申概念至作为批评概念的“文”“修辞”解释

章太炎重视引申概念，由语言思想视点观之，则意味着他对字义比喻的运动性质及其扩张性、自立性的重视。如下所述，章太炎将文字学过度的孳乳以及文质关系这一传统批评理论中的“文饰主义”问题视为“表象之病”。但太炎并非简单否定孳乳或表象本身，因为如他本人引姉崎正治所言，从根本上否定“表象”是不可能的(“生人之思想，必不能腾跃于表象主义之外”)。他批判的是过度的表象，亦即“表象之病”。这一“表象之病”表现为“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或“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笃”[7](《正名杂义》，P.398)。由是章太炎将姉崎的“表象”概念与自己作为小学概念的“引申”导入“文”“质”关系的问题中。正因为文质不可分而论之，故章太炎将“离质”视为“表象主义”，并将之作为文饰主义予以痛诋。也就是说，章氏以为，“离质”益盛，则“表象主义”愈炽。

“表象之病”更具体的表征，则在于“赋颂之文，声对之体，或反以代表为工，质言为拙，是则以病质为美疢”[7](《正名杂义》，P.396)。在此，“美”与“疢”并列，显见章太炎对文饰主义，乃至排除了批判性、历史性的美学主义的警惕。更具体地说，这是对以阮元为代表的清朝文选派的骈文至上主义的批判，是对其工于形式，过求华辞倾向的批判(章太炎明显也批判了对阮元观点推崇之至的刘师培)。这一批判自然源于章太炎文质不可分的语言思想，在于他反对以“质言”为拙，以“代表”为工的语言观(“代表”即“表象”或文饰)。

这多少也回答了“修辞之术”与“审正”之间、文学与综核名理之间何以构成因果关系的问题。这等于是在叩问章太炎狭义的文学与小学之间的关系。若再进一步整理的话，至少我们可以从小学的角度列举如下的理由：为避“特为之名”，以免“言冗”，此为一；“古义中有精妙详审，而今弗用，举而措之”，此为二。[33](《正名杂义》，P.497)关于后者，章太炎曾经说:

余少已好文辞。本治小学，故慕退之造词之则。为文奥衍不驯。非为慕古，亦使雅言故训，复用于常文耳。[24](P.59)

章太炎与韩愈(退之)的关系将会在下章论及。章太炎重视小学，正是因为“雅言故训”于今天的“文”的可能性。章氏将“雅言故训”“复用于常文”，是因为“雅言故训”展示了过分孳乳所导致的表象病笃之前的名实关系。也就是说，章太炎注意到作为主体与语言媒质的“名”(文字)之间的关系、“实”(指涉对象referent)与“名”之间的关系、意义与“名”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问题置于语言媒质的文字层面上进行思考。

章太炎论“文”的特点之一，正是依据小学的引申理论，去讨论“文”的问题。以往的小学家谈引申，多以字为单位，在字的“本义/引申义”之二元论框架中进行考察。针对此问题，清朝考据学大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进行了新的尝试，王氏父子试图跳出“本义/引申义”的二元构造，而从意味浸透这一多元的运动性关系中去观察引申(44)例如，周祖谟曾在其论文《论段氏说文解字注》中指出段玉裁过于拘泥于字的本义。见周祖谟《问学集》下卷，第877-882页。许嘉璐也指出，以往的“引申”研究往注意个别字义引申的原因和轨迹，而所谓的字义引申，本来并非是单个字意义上的，字义的引申、扩散势必关乎其它字义的引申、扩散。因此，有必要从字与字间意义运动的视点考察引申。见许嘉璐《论同步引申》，《语言文字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此外，出于类似的观点，也有论者主张不以“本义/引申义”的二元论去考察引申，而应该以字义浸透的视点去看引申。见孙雍长《训诂原理》，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年，第327-330页。孙雍长认为字义浸透与字义引申有重合之处，也有区别。上述说法很有道理。以别的角度而言，这正是语义扩张运动视点中的引申。。而章太炎则更为大胆，他将“引申”扩展至“文”这一汉字圈思想史、批评史的语境中进行讨论，这在引申解释史上可谓是独辟蹊径。经他重构的广义的引申概念，具备充分的潜能足以打破囿于单字内部结构的封闭性、静态性，从文字的比喻性运动，进而深入至文字比喻性与文字用户的意识、伦理性之间的关系，最后达至对整个语言表象之普遍性质的探究。换言之，他所重构的小学理论已经完全超出了传统小学家的范围，而是一个有着语言的方法论视角的理论家或者与有着语言的方法论视角的哲学家之所为。

在章太炎重构的引申理论中，字源学所揭示的文字的运动过程，也表现为文字被修辞性统治、影响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引申正是文字学中表述比喻性运动的一个术语。如前所述，文字因引申运动而扩张，同时文字的产生、演变过程也是修辞性不断扩张，继而死去的生生不息的过程。文字运动总是处在语言高度运动的错综复杂的网格状关系中，它由众多历史上的阅读心理所构成。因此，某种意义上说，章太炎广义的引申理论又属于读者接受理论(或文字信息接收理论)的一部分。甚至可以夸张地说，文字孳乳，也证明了文字信息接受者(读者)意识的“跋扈”。但无论如何，这一“跋扈”又无法摆脱形音义密不可分的汉字的语言媒质性，二者处于某种张力关系之中。在这一点上引申理论虽然与西方的读者接受理论有重叠，但它却不具备后者的现象学背景，亦即与现象学被无限扩大的主观无关。于是，一个被大大拓展了的广义“引申”概念，就这样成为章太炎以小学论“文”的一个概念装置——注意，此一“文”断非今日作为literature译词的“文”，它包含了今日的“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等。

四、“修辞立其诚”中语言与伦理的关系

(一)章太炎对“修辞立其诚”的解释：伦理与形式的关系

如前所述，阮元、刘师培上承梁之萧统观点，认为骈文方为文。对此类文章观，章太炎持批判态度。不仅如此，章太炎对与骈文派对立的清文主流的古文派(桐城派)也予以力诟。这易予人以太炎轻视文学之审美特性、轻视音律之感。事实上这些都属误解，因为章太炎的文章通常高度注重音律，其文学观也并未简单否定骈体文。章太炎自矜其《訄书》“文实闳雅”，与“流俗”有异。[36](《与邓实书》，PP.169-170)这也可证明他对审美性的重视。章太炎对骈体文的态度还可见于其《菿汉微言》(1915年)：

今人为俪语者，以汪容甫为善，然犹未窥晋人之美。彼其修辞安雅，则异于唐。持论精审，则异于汉。[37]

章太炎重汪中(容甫，1745～1794？)，可见他并非反俪语，更非反雅辞，然而他始终觉得晋文更“美”。文章议论须“精审”的说法，则表明章氏以学论文的立场。另一方面，他对“美”及“修辞”须“安雅”的主张，只是针对骈文至上主义或排斥了现实性或批判性的美学主义的骈文而发。章氏主张“修辞安雅”，而并非盲目摈斥工辞，这与其对“表象之病”的批判相通。

章太炎并非否定骈文(俪语)本身，他的判断标准并不在于是否为“骈体文”，而在于“修辞”是否“立诚”。他对骈体文的批判严格说是为了批判阮元、刘师培认为只有骈文方为“文”的观点，这一点正与章太炎对表象之病的批判相通，因为骈文至上的观点蕴含着美学主义的可能。章氏论“文”，既论“修辞”，即是否具备“辞”这一媒介物的语言信息传递性，亦论及“修辞”是否与“诚”相连，二者不可二分。简言之，“修辞立其诚”正是章氏文论之重要原则。

章氏对“修辞立其诚”的解释，可以被视为在“文质不可分”的关系中，是对“文”与“质”之间相互限定关系的另一种表述。重视“辞”的态度与他重视音律等语言信息传递力相关。与之相应地，他认为“诚”应该是以“情”为基础的“诚”。这样的界定，使“诚”成为一个与身体性相关的概念，同时也体现了章氏思想核心中强调语言之伦理性与批判性的一面。

章太炎“修辞立其诚”解释中的“情”不仅涉及内容和主题，更涉及形式。关于这一点他说：

要之，本情性、限辞语则诗盛，远性情、喜杂书则诗衰。[2](《辨诗》，P.266)

在此，“本情性”与“远情性”、“限辞语”与“喜杂书”、“辞语”与“杂书”形成三组相比照的概念。“限”字尤须注意。所谓“限”，应指本于“性情”而又对“辞语”有所“限”的作品。章太炎认为这才是“诗盛”的原因。“杂书”，一可解读为语言信息传递方式之凝练性、效率性的反面，二可解读为书写行为(修辞)与伦理性(立诚)不可分论的反面。因而此说的立论前提是章太炎所主张的伦理的文学形式论，亦即“修辞立诚”。

也就是说，章太炎所力诋的“表象之病”，恰为“修辞”而“不诚”之果。而他理想中的既简洁又不失闳雅的文体，亦惟有立足于“修辞立其诚”之为文的根本原则。闳与雅、质与文、诚与辞等概念组之间构成了某种张力(tension)，断不可切而论之。简洁涉及“质”“朴”的层面，而闳雅则涉及文字媒体的传递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形式要素(可诵性即属此列)。简洁与闳雅之间，构成了不可切而论之的关系。就小学的角度看，简洁的理念又与小学之名实相合的主张相切。准此，于章太炎而言，文体之由简至繁，与文字之由假借的“本字”或转注的“语基”而过度孶乳，两者之间似构成了一种相对相似之关系。“繁”与“杂”相关相连，与“繁”构成互文关系的“杂”，恰是与 “修辞立诚”无涉的表象主义。如前所述，与“繁杂”相对应，“杂书”亦有两层意涵：一为语言信息传递方式之凝练性、效率性的反面；二为书写行为(修辞)与伦理性(立诚)不可分论的反面，即将两者彻底切分。“杂”也包括浮华的文体，因此关键在于“诚”。这里特别要警惕以简单的“形式”与“内容”的二元论框架来拘限章氏的论述。因为二元论无非是二者择一，最后难免将其中一项中心化，以某种新的二元对立架构作结。而章氏的“修辞”与“诚”，实际上两个概念范畴间相互交迭，相互关涉。修辞的“修”在身体性这一点上超越了单纯的“形式”。而“诚”在作为伦理性概念的同时，也对文体有所限定。

(二)作为“文”“质”关系另类表述的“修辞立其诚”：“文”的批判性

章太炎强调“修辞”与“立诚”之不可二分，相应地他也强调文与质二者必须保持均衡。他把过度的文饰主义归咎于书写层面上的过度引申，并将之与“修辞立其诚”对立起来。换言之，引申、文质关系中的“文”、“修辞”与“立诚”关系中的“辞”，三者属同一层面。由是，引申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引入“质”“诚”的规范之内了。

前文论及章太炎援引刘勰的观点，认为一切著于竹帛者皆为“文”。准此，“学”(学术性文章)自然也就是“文”的一种了。既然为“文”，语言信息传达性与伦理性的均衡，及两者之间的不可二分等特质，也就必不可少。何况这更是可否免于“表象”之“病质”的重要问题。章太炎感叹说：“知学贵其朴，不贵其华也。然夫文质相变，有时而更。当清之世，学苦其质，不苦其文矣!”[33](《案唐》，P.452)所谓 “朴”，指的是质朴无华。“质”也有类似的含义。所以，此处所言之“朴”与“质”、“华”与“文”含义相类(此“文”即偏于文饰的“文”)。亦即是说，“华”与“朴”是“文”“质”关系的另一表述，亦是一对相互不可二分的概念。但是，“文”“质”关系随时代社会变迁而变化，或偏于“文”(“饰”)，或偏于 “质”。若偏于“文”，则甚至有可能因过度推崇美学主义而排斥了“质”本身。虽然当时清文主流之古文派的桐城派与阮元所代表的骈体文至上主义的文选派之间具体主张有异，但于章太炎而言，两者其实都属于偏于华词丽句的“文”。章氏以为，在清末这一危机四伏的时代，面对“文”势衰颓的现状，必须更进一步高扬“质”的价值。由是观之，将章氏之语言文学主张简单斥为复古主义者之见，委实过于片面。

相对而言，学术文章在“朴”“华”的关系中偏于前者。但章氏却以为，在清朝腐败的政治现实中，与浮华的文(离质之文)相比，时代更需要文质不二分的、有着高度语言信息传递力的文，亦即质朴之文。因为它更具有伦理性和现实性。章太炎呼唤的“文”是批判性的“文”——毋宁说，批判性的“文”，正是章太炎的目的所在。而既然有“修辞立其诚”，则“文”的问题也就是一个高度伦理性的问题了。因此，批判性的“文”恰恰也是一种伦理的实践。

关于 “质”“朴”与“诚”的联系。章太炎在其《检论》中说：

凡论学术，当辨其诚伪而已。《世说》虽玄虚，犹近形名，其言间杂调戏，要之中诚之所发舒。[33](《案唐》，P.450)

章太炎此处强调辨“诚伪”(真伪)为一切学术之本，并举南朝刘义庆(403～444)的《世说新语》为例。本书以记录汉末到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逸话、清谈为主。所谓“间杂调戏”，正是因为该书多载文人放荡不羁之言行。这与魏晋反儒教的玄学风气有关，但章太炎却认为这正是“诚”之所在，也即与近人所言之批判精神相关。

“形名”原为“刑名”，为法家韩非子(？～前233)提出的概念。它指实际内容(罪之实)、定罪(罪之名)之间的关系，即语言评价与官吏实际的关系问题，后来转为实际与语言化之间的关系。在魏晋“正始玄风”所代表的玄学士风中，知识分子喜论言意、言理、形名之类的关系。章太炎认为《世说新语》虽多涉“玄虚”，却因立足于“诚”而“犹近形名”，即因具有语言表象的纯朴而即物。章太炎所说的“调戏”是“诚”或“质朴”的另一种表现，也即中国“文”的传统中“讽”与“狂”相合的精神，又近于今人现代主义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的荒诞、幽默所具有的表现力和批判性。这和章太炎寄托于“文”的批判精神是一致的。

在此他认为学术的目的在于“辨其诚伪”，显然此一“诚”与上述的“朴”意义相同。他以王勃(约650～约676)为源大贬唐文时说:“夫不务质诚，而徒彰其气泽。”[33](《案唐》，P.452)此处“质”与“诚”并褒，“气”与“泽”同恶，正因为后者与“华”“饰”等章氏所警惕的概念相关，有悖于他“博而有约，文不奄质”[36](《与邓实书》，P.170)的文章理想。他对某些唐宋文，尤其宋文的批判当否，另当别论，其讨论应在其框架中去理解。

章太炎之“诚”与“情”相关论还有下文为证：

仆闻之:修辞立其诚也，自诸辞赋以外，华而近组则灭质，辩而妄断则失情。远于立诚之齐者，斯皆下情所欲弃捐，固不在奇耦数。[36](《与人论文书》，P.167)

“组”为“华侈”之意(45)王先谦(1842-1917)将《荀子·乐论》“其服组”句中的“组”训为“华侈”。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属“文(彩)”“文饰”层面的用语。此处的“固不在奇耦数”暗指阮元、刘师培以骈文为正宗的、讲究形式的文论。在此，章太炎尤其强调“诚”与“情”之间的关联。他批评汉代扬雄说：“若夫《太玄》《法言》，可谓追逐章相，不见内心者矣。”[33](《案唐》，P.451)“章相”者，华也，饰也。“不见内心”，则可易言为“寡情”、“乏诚”(这一“诚”与“修辞立其诚”的“诚”与“情”的关系，容后文再议)。循此，文质关系中的“文”与“质”，或华朴关系中的“华”与“朴”，恰好与“修辞立其诚”中的“修辞”与“诚”对应。由此可知章氏所言之“修辞立其诚”的“修辞”与“诚”，也是互相不可二分而论的。

五、结语：表象之病与美的意识形态

(一)章太炎的“文”“修辞”解释与历史性的关系

章太炎以史观文，则认为美文有抑史存伪之虞；以小学为文之始基，则认为美文有华枝丽叶之“表象之病”。就此，胡适曾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指出，章太炎之意是防止“‘美文’可以不注重内容”[38](P.229)。于章太炎而言，近人所言之文学与史，在“立诚”，亦即追求书写本身之名实相符性、书写实践的伦理性以及与之相连的批判性这一点上，是完全相通的。因此，章氏认同南朝刘勰、清代章学诚将“史”之类的文体视为“文”重要的组成部分，且他也盛赞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说法。[15](《经的大意》，P.31)钱穆也有过类似中肯的评价：“仅谓六经皆史，说经所以存古，非所以适今。过崇前圣，推为万能，则适为桎梏。(中略)今论太炎学之精神，其在史学乎。”[39](P.25)显然他与章学诚都认同文史通义的看法。准此，则狭义的文学也无非是另类的“史”了。

另外，美的问题与历史性相关，因而过度的美也就压抑了现实性以及与之相表里的历史性。章太炎之文史不可二分的观点，也可见于其“凡论学术，当辨其诚伪而已”之类的表述，因为“诚伪”的问题也正是历史的伦理性问题。因此，以文害质，为太炎构筑的“文”的思想所不能容。这不独指近人之所谓“文学”。即使学术，依然可能有文饰之病，并因之而脱离“修辞立诚”这一为“文”之根本原则。而修辞与立诚的关系，正与“文”与“质”的关系相对。

“修辞”中的“辞”须具备高度的语言信息传递力，必须是意义衍生主体的他者可以参与的语言媒质。假如修辞的根本在于“诚”亦即“情”的身体性要素的话，修辞本身也就必定与“诚”相关，亦即置身于语言的伦理性、批判性不可分的关系中。如何于与现实无涉的语言浮藻中，挽救“文”的精神血脉，这正是“文”的革命者章太炎所背负的历史使命。

“修辞立其诚”的“诚”同时也是一个与简洁相关的文学形式概念。简洁即强调物性、真实性，因此“诚”也具有形式论(formalism)规定的意味，却又与形式论通常无法处理历史问题大相径庭(46)比如俄罗斯理论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在构筑自己的思想时，其不可或缺的、有意批判的对话对象之一是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针锋相对的形式主义者。左翼阵营批判形式主义者无视社会、政治的要素，巴赫金也赞成这一点，但在“内容、素材和形式的问题”上，他着重指出的是形式主义者的方法论实践背后的“哲学的贫困”。此外，形式主义者所依据的，重视体系的无时间性的索绪尔。亦即是谓：形式主义者很难处理历史的问题。这也是巴赫金所批判的。见Katerina Clark and Michael Holquist，Mikhail Bakhtin，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本文据日译本：川端香男里、铃木晶译，东京：せりか書房，1990年，第240-241，280页。。章太炎的这些主张并非只针对狭义上的“文学”，而是针对所有作为书写媒体的“文”。要而言之，章太炎眼中的“修辞立其诚”，正是对书写行为、作为这一行为之结果的文字，以及“诚”三者之间的关系的阐述。

章太炎持论独到之处，在于他重视并拓展了徐锴的引申概念，并将之与姉崎正治的表象概念融为一体，再通过这一融合将小学的引申发展为语言表达之普遍问题，最后将之带进“文”以及“文”之“修辞”的语境中。章太炎用“假借”或“引申”概念置换了“表象”概念，继而进一步对“引申”概念进行重构。对此目的而言，姉崎正治的“表象”概念是富启发性的。但经章氏重释的“表象”，已与姉崎氏的“表象”有别，它只是重构的“引申”而已。比如说，姉崎正治认为宗教、乃至人事本质皆为表象，而太炎更进一步，指出表象源于“假借引申”，继而将“表象主义”溯源至语言意义的修辞性、比喻性运动，并将“表象主义之病”归咎于过度引申。换言之，他此处所谈的，是表象或引申的歧义性。在引申或比喻中，这一歧义性一方面令语言的意义体系变得不固定，具有一种运动能力；另一方面，假如符号、符号用户、符号指涉对象三者之间缺少适度的均衡，便会导致无责任的过度的隐喻中心主义。这一过度的隐喻中心主义在文字中的表现便是文字过度孳乳，最终导致书写行为中的文字符号用户对文字符号本身的伦理责任及伦理意识的淡薄。这便是章太炎借姉崎正治的表象概念所力诋的“表象之病”。在论争的语境中，章太炎对表象之病的批判，是针对刘师培等源自阮元的、以有韵方为文的骈文至上主义而发。因为在章太炎看来，只视骈文为 “文”，难免有唯美之嫌。而过度推崇“美”则可能将为“文”所不可或缺的身体性、伦理性、历史性、批判性等要素排除在外。所谓“排除”，亦即是说，正如美学主义或隐喻中心主义这些称谓中的“主义”或“中心”的意思一样，使“美”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二)对“美”的意识形态的批判：保罗·德曼的理论之相通之处

抛开理论框架、历史语境的不同，太炎关于“美”的见解，在欧美现代思想中也有不约而同者,比如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的理论。作为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的解构主义思想在英语圈的积极响应者，德曼也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美”充满警惕。他曾举“基础”(ground，Grund)一词为例，说明康德的哲学著作如何为文学修辞性、比喻性运动所充斥。[40](P.49)Grund原为建筑术语，后因其比喻性的运动转而成为广义的抽象词汇。德曼在此想阐明的，是语言中无所不在的修辞性(retoricality)或比喻性(figurality)。他进而指出，既然修辞性不仅是美学的，同时也是认识论的，那么将文学划归审美范畴，而将哲学划归认识论范畴的二分法，显然不能成立。因为显而易见，哲学也和文学一样是比喻性的产物。[40](P.50)事实上马克斯·穆勒的语言理论与德曼的理论之间虽然框架迥异，但是也有相当的相通之处。囿于篇幅、主旨等原因，这一问题留待今后处理。

德曼的思考受惠于尼采颇多。他曾在另一篇论文中指出，尼采的思想史意义无非在于他揭示了一切语言表达中的比喻性，从而摘除了“哲学”被过于特权化、神秘化的面具。[41]德曼甚至大胆声称：“观诸文学语言的修辞性质、认识性(cognitive)机能，它们并非在主体之内，而是在语言之中。”[42](P.137)而章太炎则认为，引申植根于字层面的比喻性，并且这一比喻性在语言表现中无处不在，因此可被视为一切语言表达的普遍问题。这是中西两位理论家暗合之处。

此外，章太炎对表象主义或文饰主义的批判，也与保罗·德曼关于美的范畴化或意识形态化的议论相通。在其《美的意识形态》(或译为《美学意识形态》)一书中，德曼通过批判地解读康德《判断力批判》和黑格尔《美学》等著作，叩问了固定不变的、作为一个哲学性(普遍性)范畴的“美”，并力证“美”如何通过范畴化而被意识形态化，最后成为超越性价值。德曼将“意识形态”定义为“指示〈指涉〉作用”与“现象性”的混同，亦即“语言的现实”与“自然的现实”的混同(the confusion of linguistic with natural reality，of reference with phenomenalism)。[43](P.11)借用德曼式的说法，即本应是不固定的、事件性的美，因范畴化而成为一个静止的、固定的存在(47)参见See Andrzej Warminski “Introduction: Allegories of Reference” in Paul de Man, Aesthetic Ideology, pp.3-9。亦可参该书的节译《黑格尔〈美学〉中的符号与象征》，载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43-262页。。因此，德曼明言：“文学与肯定美学范畴无关，但却与令其无效化相联。”[43](P.10)

保罗·德曼所定义的“美的意识形态”指的是被特权化的修辞性与词义、美与事物的混同或前者对后者的遮蔽。假若可作此解，那么其观点与章太炎所关注的文质相分离、修辞与立诚相切割等问题，也颇有相通之处。就本书的语境而言，“美”的意识形态化也就成了排除历史性、批判性的装置，也就成为去质除朴、趋美尚华之“文”了。这应该就是章太炎的文的思想的关键所在。

后记：本文乃是根据日文拙著《“修辞”という思想：章炳麟と漢字圏の言語論的批評理論》(东京：白泽社，2009年)的其中一章翻译、大幅改写、发展。译稿承蒙原北京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张蒙先生赐教，也曾蒙北京师范大学《说文》学研究者孟琢老师、董婧宸老师赐教。素未谋面的董老师更详细指出不备之处(详见本文注释)。此外，也感谢2006至2008年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本人研究室举办的小学读书会，分别由来自浙江师范大学的访问学者吴泽顺教授与陈年福教授主讲，前后合共50次，令非专业的笔者受益匪浅。在此一并致谢。作者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