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红军

(上海师范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0234)

过去一百多年来，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水平大幅提升，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与进步，人类应对各种自然、经济、政治、社会等冲击的能力已今非昔比。然而，在病毒和传染病面前，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却并未完全改观。伴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病毒本身也在以更快的速度迭代，并时刻威胁着人类的安全。1348-1349年，遍及欧洲的黑死病，曾经让整个欧洲的人口锐减，城市凋敝，经济萧条。[1]我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鼠疫也曾经对中国人口、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病毒和传染病大威胁，当属2003年发生的非典重大疫情。这次重大疫情，不仅涉及面广，造成的影响严重，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中国抗击这次重大疫情的宝贵经验，也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赞扬。毫无疑问，这将成为我们应对2019年12月以来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宝贵经验。

本文回顾并系统梳理了2003年非典重大疫情的鲜明特点，总结中国政府应对非典重大疫情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对比2003年的非典疫情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间的差异性及其给应对工作带来的困难，并进一步讨论了这一历史经验对于当前中国政府成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经验教训与现实启示。

一、经济学背景下非典疫情冲击的特殊性

说起这场非典疫情冲击，非常有必要对它进行一个简要的说明，因为它与经济学中通常意义上的冲击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经济学中的冲击(shock)，意味着那些难以预期或者不可预测的因素、事件对一国经济体所造成的各种正向或者负向影响。按照冲击的来源，一般可将冲击划分为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两类。我们这里所说的非典疫情冲击显然是一次典型的自然冲击，也就是来源于经济系统之外的冲击。分析这次疫情冲击可以发现，它具有这样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事件的突发性。由于非典的传播需要一定的气候条件，同时，还需要借助于不可预知的动物，比如鸟类等的传播，因此，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它何时会发生，首先在哪个地方发生？对于其后果，人们也难以预知。所以，这种疫情就是一种典型的病毒或者瘟疫冲击，人类无法提前预知，而只能被动地预防。

(二)强大的危害性。由于非典的传播首先借助于鸟类，之后又通过鸟类接触的动物、食物、粪便等途径进行交叉传播，而这些受感染的动物或者食物可能又是人类食物链上的一个或者几个环节。这样，人类就非常容易受到传染并成为受害者；在传播给人类之后，这种病菌又会借助于人类自身，将他们当作宿主，然后通过他们之间身体的直接接触，或者借助于非直接的呼吸等方式，而传播给下一个宿主。此外，它还会借助人类的生活、交通、流动、家庭、社群、市场、聚会等途径进一步向外快速传播。因此，其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性不仅体现在物质损失层面，而且还体现在它可直接杀死感染者，或给感染者造成身体、心理的伤害。特别是，它在人际之间所造成的那种恐慌、不安全感，还可能会影响人们对政府的公信力，对未来的信心等。

(三)不确定性以及时间上的紧迫性。非典是一种典型的借助于呼吸道系统传播的疫情，在传播的过程中，其病菌不断变种迭代，因此，当时的医学技术对此可能无法从容应对，但不断传染的疫情又需要社会做出快速和及时应对。毕竟人际之间的网络效应，加上病毒迭代的几何效应会相互强化，这会给人类的应对造成非常巨大的压力：一是人类应对要足够快，这是一场真正与时间的赛跑；二是人类的应对要正确而有效，这的确是一场人类与病毒之间的竞赛。

由于如上的几个特点，这就意味着，非典疫情相对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冲击而言，将会对经济、社会系统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一是作为供给冲击而言，它会对一些与疫情直接相关的产品的供给产生颠覆性、断崖式的影响。比如，禽类及其相关产品的供给，由于受到了更加严格的卫生质量控制而彻底停止，或者断崖式减少，其交易价格会直线下降，甚至这一市场交易被彻底取缔。二是同样作为供给冲击而言，它还会对一些与疫情间接相关的替代性产品产生正面的冲击。比如，作为禽肉替代品的猪肉、牛肉等肉类的需求与供给可能会迅速增加，交易价格会出现上涨等。三是作为需求冲击而言，它会对疫情相关产品的消费产生正面刺激。比如，口罩的需求快速上升，如果政府不加以干预，口罩价格将更快上涨；消毒产品的需求和消费会上升；对家禽类肉类的消费会大幅度减少。相对应的是，作为家禽类替代产品的肉类需求会上升。四是由于疫情发生的紧迫性，这就对政府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快速反应以及应急管理体系等产生巨大的需求，这会给政府的公共卫生应急这种公共产品提供产生很大的压力。五是从更加广泛的角度看，疫情还会对整个社会的交通出行、跨地区贸易、投资等等，产生巨大的压力。如果疫情严重到“封城”的地步，那么，整个社会将重回到“小农封闭社会”之中，这又会对政府的基本物质保障能力、公共服务能力产生很大的挑战。

总而言之，由于疫情的广泛性、影响的严重性，会给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对产品生产、贸易、消费、投资产生影响，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应急管理水平等等产生巨大的压力。这与经济学意义上的冲击相比，必然会显示出其复杂性以及应对的艰巨性、困难性。

二、非典重大疫情冲击的中国全面应对

如今，非典重大疫情这一冲击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各方面的信息已经非常全面，因此，系统全面地总结此次非典重大疫情冲击下的中国政府应对，对于今后我国应对类似的冲击，是具有非常现实的借鉴意义的。

(一)中央最高决策层高度重视、统一部署，这是中国取得应对非典重大疫情胜利的最可靠的组织和制度保障

一是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了非典防治工作。比如，2003年4月23日，党中央成立了由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任总指挥的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全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4月26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部长职务，任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长。一批地方官员由于防治非典工作不力，而受到查处。[3](P.19)比如，截至5月3日，内蒙古就查处了63位在抗击非典工作中违纪的干部，其中县处级3人；湖南省有207名国家工作人员，因防治非典不力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其中14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或者行政记大过处分，12人受到党内或者行政撤职处分，38人被就地免职；江苏省也查处了122名在抗击非典疫情工作中失职的人员。[3](P.19)二是颁布各项政策，采取有力措施保证防治非典工作的有序进行。三是中央和地方主要领导亲临第一线，极大地增强了国民齐心协力抗击非典疫情的信心和勇气。

(二)中国政府是勇于面对困难、高度负责任的政府，始终坚持把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时任温家宝总理在向东盟领导人通报中国非典疫情和防治工作时，介绍了五个方面的经验：一是全面加强预防，控制疫情蔓延。中国政府已将非典型肺炎列为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建立公开透明的疫情报告和信息发布制度。每天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同时向社会公布。要求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传染源的有效控制。对公共交通工具、重点部位以及出入境口岸，实行严格检疫和防范；二是全力开展救治，设立防治基金。中央财政安排20亿元人民币，设立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三是建立突发疫情应对机制，提高应急处理能力。国家安排35亿元人民币，用于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程建设。四是加强科研攻关，研究诊治办法。[4](PP.1-2)五是密切国际合作，重视借鉴国外经验。

这些经验并不是表面的，而是各项具体的对策。其中，第一点着眼于短期的非典疫情防治；第二点为非典防治提供了各种制度、条件和资金保障；第三点着眼于长远，主要是完善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建立疾病监测、信息网络和实验室网络等；第四点主要从科研攻关角度，探索诊断和治疗的方法；第五点主要通过国际合作和交流提高全人类应对非典疫情的经验。

(三)中国政府跨部门、跨区域综合防治、快速反应，是中国成功应对非典重大疫情的重要经验

一是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举措是跨部门、跨区域的综合防治，而不是单部门防治。政策的设计者是最高决策部门，措施的执行者包括所有有关部门和组织。具体而言，这意味着中国非典防治的政治承诺和政治支持程度高；财政支持政策力度大；强调综合性的技术措施，从预防、治疗、新产品开发等各个方面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全面动员。[5](P.1)二是政府反应速度快。自然灾害与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2003年的非典从发病到公布历时4个月，导致最佳控制时机丧失，疫情迅速扩散。但痛定思痛后，政府迅速组织全民展开非典疫情歼灭战，并创造了7天建起一座各项设施达到国际水平的传染病医院，20天出台一部传染病防治法规，24小时建立一套一清报告直通网络……一个个令人赞叹的中国速度，为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争取了宝贵的时间。[6](PP.90-91)

这种从最高层到各部门通力合作，快速应对，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强大的制度优势，这种制度优势对于应对这种具有很强公共性、外部性的瘟疫冲击或者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危机，就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强大作用。因为只有政府才具有如此强大的控制能力，才能动员各种资源和社会力量，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3](P.24)

(四)中国有关非典疫情冲击的政府应对一开始就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广泛关注

由于当时非典型肺炎是一种尚未被人类完全认识的新型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对此次疫情的特点也未完全掌握。此外，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受非典疫情影响，可能会产生更加广泛和严重的影响。因此，中国预防和应对非典疫情冲击的行动很早就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极大关注。在应对的过程中，世界卫生组织特意先后派出了四批专家组到中国考察。早在2003年2月，在获悉中国广东发生一种新型传染性肺炎后，世卫组织就派出专家组来中国考察。但这一次专家组获得的信息较少，只是怀疑该病与禽流感有关；很快，世卫组织又派出第二批专家组，人员组成主要是由实验室工作人员组成，他们做了一些与禽流感相关的实验，并否定了原先的猜测；接下来，世卫组织派遣了第三批专家组，于2003年3月23日到达北京。他们与卫生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以及特地从广东赶来的专家们进行了多次交流与会诊。他们初步判断，两者属于同一种疾病，并认为有必要深入广东考察情况，并希望中国尽快加入全球SARS通报系统；4月2日，世卫组织专家组再次来到广州，又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再后来，专家组成员吉姆斯·莫格尔又深入到北京各个医院，包括军队的医院，并亲历了中国应对非典疫情的过程，见证了中国卫生部长以及北京市长因为应对非典疫情不力而被撤职等情况。[7]结果，作为一个亲历者，莫格尔用了三个“没想到”来概括中国应对非典疫情的经验：一是官员思想开放，机敏博学，说明新一届政府非常有执行力；二是他接触了中国当时的卫生部长以及北京市长等高官，知道他们工作非常努力，但后来知道他们因为应对非典疫情不力而被撤职。他为此感到“没想到”；三是他与中国医生并肩战斗，亲眼见证了中国医生舍生忘死的工作精神，不怕艰难、不怕死的工作态度，他称之为第三个“没想到”。莫格尔在亲历中国非典防治过程后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没有亲身经历，你无法体会过去短短一个多月间，中国经历了怎样的进步，这是中国开放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7]

(五)中国应对非典疫情冲击的教训同样值得认真总结

一是中国非典疫情应对初期的反应迟滞，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疫情信息发布不及时、不公开、不透明存在很大关系。疫情信息收集与统计、监测管理、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信息收集渠道不通畅，信息资源管理能力较低。二是非典之前，中国政府考核各地官员主要以对当地GDP增长贡献的大小作为依据，对于那些GDP增长以外的其他难以量化的指标，比如教育、社会治安、安全、精神文明、公共卫生等考虑不足。在这种体制下，就出现了比较普遍的“报喜不报忧”以及爱面子、重政绩的“面子工程”，在社会上形成了“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的现象。三是在制度层面缺乏应急管理和处理的体系和制度支持。在2003年7月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时任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出要加快突发应急机制建设的任务。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全面部署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各项任务，其中就包括建设应急预警体系，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建设。如今，应急管理部已经在国家层面建立，省市一级的应急管理机构也已经全面建立。四是非政府组织在非典疫情应对中的作用和潜力远未发挥。

三、非典经验对当前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启示

(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间的特殊性给政府应对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从病理学意义上来看，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与2003年的非典疫情相比非常类似，二者均是一种与呼吸道系统疾病有关，借助于呼吸道等在人际之间传播的传染病。因此，这次疫情的特点与非典疫情是类似的，即事件发生的突发性、巨大的危害性、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应对的时间紧迫性以及传播的广泛性。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时间与上次相比，正值中国传统新春佳节期间，这给政府的应对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由于这一特殊的发生时间，以及春运期间中国多达30多亿人次的跨区域、跨时间乃至跨国界的大规模迁移，这就使得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治变得异常困难。

图1 全国新冠肺炎疫情累计统计信息表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引用时间，2020年2月9日下午15:00，http://www.nhc.gov.cn/xcs/xxgzbd/gzbd_index.shtml。

图1显示的是，截至2020年2月9日下午3点整的全国疫情累计统计趋势图。从中可以发现，2020年1月20-21日，确诊病例以及疑似病例均比较稳定，但从1月22日开始，疑似病例开始快速上升，并超过确诊病例。此后直到2月4日，确诊病例才开始超过疑似病例。这意味着，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快速上升阶段。

表1给出了截止2020年2月9日下午3点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累计统计数据。

表1 新冠肺炎疫情统计表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引用时间，2020年2月9日下午15:00，http://www.nhc.gov.cn/xcs/xxgzbd/gzbd_index.shtml。

从表1可见，新冠肺炎疫情从武汉开始，但已经快速传播到全国每一个省级行政单位。在湖北省内来看，也几乎传播到省内的每一个地级行政单位。从国际层面来看，疫情目前主要集中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存在较密切经济联系的国家，比如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也已经通过人际交流而受到影响。

(二)中央政府应对的经验比上一次非典疫情更加丰富有力，但地方政府应对疫情的能力却仍有很大改进的空间

2003年的非典是中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遭遇到的首次重大疫情。这次疫情与唐山大地震、丰台大地震、汶川特大地震、1998年的特大洪灾等相比存在着较大区别。毕竟地震、洪水一旦发生，就会变成相对确定的事件。此后，应对灾情的主要任务就是救人，只要将人从灾区救出，政府应对的压力就暂时缓解了，而转变为保障灾民生活以及安排灾后重建。可以这样说，非典疫情，使得中国政府首次系统、全面地经受了地震、洪灾、旱灾之外的传染病疫情应对，这对于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来说，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验。比如，政府高度重视，及时对武汉进行“封城”，及时取消各类演出、聚会，及时打击各类与疫情相关的谣言，及时对应对不力的领导干部进行处理(1)因疫情防控不力，多地基层干部被处理，财新网，2020年1月27日，http://china.caixin.com/2020-01-27/101508764.html。，多个省份及时发布一级应急响应，还有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中央政治局大年初一的会议指出，要分类指导各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要全力以赴救治感染患者，要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情，回应境内外关切。2月3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进一步全面部署疫情防控。2月5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召开会议，强调以法治手段保障打赢疫情阻击战等等，这些部署都对这次的疫情应对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此次疫情中暴露出来的地方政府在疫情面前的应对能力、及时公开疫情信息以及与中央政府配合方面仍存在着很大改进的空间。比如，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但到了1月23日凌晨2点开始，武汉才开始宣布离汉通道关闭，全市地铁交通停运。另外，在此之前，有关疫情的报道信息也十分有限。根据有关报道，从2020年1月10日春运开始到2020年1月23日凌晨，已经有约500万人离开了武汉(2)第一财经，2020年1月26日，https://finance.ifeng.com/c/7tYlfLDDAQ4。。媒体、市民对此产生了广泛的质疑。第一，武汉的疫情如此严重，为什么武汉的“封城”如此之晚？第二，武汉的疫情已经于12月30日出现，为什么武汉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防范，而让500万人不经预先检测就离开武汉？第三，2020年春运于1月10日开始，为什么武汉没有在春运开始后采取对离汉人员的有效管控？

笔者认为，这次疫情暴发时间的特殊性以及疫情暴发初期阶段处理疫情措施的不得力、不及时充分暴露出我国地方政府在疫情防控、应对方面存在的诸多薄弱环节。比如，疫情的信息报告不及时，疫情防控不得力。另外，地方政府难以及时应对紧急情况的体制，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不足，以及领导干部的侥幸心理和不作为，在很大程度上，错过了把这个问题控制在更小范围内的最佳时机(3)中宏网，2020年1月27日，“张中祥：国家应及早设立保护医务工作者基金”，https://www.zhonghongwang.com//show-275-164125-1.html。。这些都为今后我国应对类似疫情提供了教训。

(三)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医学应对手段相比上次丰富了很多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医学应对手段相比上次非典疫情而言，要丰富得多。一个例子是，截至2020年2月9日下午3点，中国由于新冠肺炎而造成的死亡病例813例，全国确诊病例37252例，死亡率为2.18%。与2003年发生的非典相比，到2003年5月18日，非典确诊病例4698，死亡病例284例，死亡率为6.04%。给定此次新型肺炎与非典型肺炎为基本类似的疫情，如果我们将一个较低的死亡率看作是医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的进步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发现当前的医学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是进步了。从现实的情况来看，的确可以比较公允地说，现在的医学技术与医疗方法相对于2003年非典时期而言，肯定都大大提高了。

除了这个角度以外，相比上次非典很长时间内医疗部门都没有找到病原体，这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确定是新型冠状病毒，并研制出了检测试剂，这样就能很快确定患者是否感染病毒。有关防治新冠肺炎的药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比如，最近的临床治疗发现，抗艾滋病药物对防治新冠肺炎有一定疗效，这一类药物前期在武汉已经得到了验证(4)文汇网，2020年1月24日，http://www.whb.cn/zhuzhan/yiliao/20200124/317257.html；北京商报网，引用时间2020年1月26日，http://www.bbtnews.com.cn/2020/0126/333853.shtml。。美国吉利德公司研发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已经和中国卫生部门达成协议，开展相应的临床试验(5)央广网，引用时间2020年2月9日下午3点整，https://news.cnr.cn/native/gd/20200209/t20200209-524966503.shtml。。另外，国家卫健委也公布，各省级疾控中心核酸检测试剂盒已经开始生产并供应，供应商分别是上海辉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捷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伯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第三方的检测机构为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目前，试剂产品已经供应到全国大部分省份，包括港澳地区。目前中国生产的静注人免疫球蛋白、人免疫球蛋白、病毒检测试剂盒，库存充足，足够应急保障供应(6)凤凰网，引用时间2020年1月26日，https://finance.ifeng.com/c/7tUmB9wW9qe。。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如上的推断，即此次新冠肺炎的医学应对手段相比上次要丰富了很多。

(四)新冠肺炎科技攻关项目已经启动，相应的财政支持力度很大

2020年1月22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溯源、致病及防治的基础研究”专项项目指南》，宣布启动新冠病毒研究专项项目。24日，科技部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科研攻关专家组，由钟南山院士担任组长。此外，湖北省新型肺炎应急科研攻关研究专家组也开始启动“2019新型肺炎应急攻关研究项目”，着重在快速检测技术产品研发、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规律及临床诊治、抗病毒应急药物和抗体类药物、动物溯源研究、病原学及流行病学研究、动物模型和病理研究、病毒感染导致免疫过激与炎症研究、疫苗研究等8个方面开展科技攻关(7)湖北省人民政府新闻网，湖北要闻，引用时间2020年1月26日，http://www.hubei.gov.cn/zwgk/hbyw/hbywqb/202001/t20200125_2014862.shtml。。这些科技攻关项目，毫无疑问为今后的新冠肺炎防治奠定了技术基础。另外，为了在应对这种新冠肺炎的药物方面拔得头筹，美国、英国等国科学家也争先恐后加入到研发的队伍当中。

除了科研攻关之外，中央和地方财政还拨付了大量资金，出台了相应的政策，积极配合疫情防控阻击战。比如，财政部2月3日出台的《关于支持金融强化服务，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明确，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进行财政贴息支持，对受疫情影响个人和企业的创业担保贷款进行贴息支持，优化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的融资担保服务。疫情发生以来，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拨付600多亿，其中地方财政218亿已经安排到位，财政部和卫健委公布，2020年将安排603.3亿支持基层卫生防控(8)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http://tv.cctv.com/2020/01/28/VIDEItVkc5Qo9TlUV1qDmPbb200128.shtml。。毫无疑问，这些举措都是中国有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坚强科研和财政支持。

(五)中国基层治理与社区治理的潜力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被激活并经受了检验

尽管目前还不是到迎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胜利的时刻，但截至目前的应对工作，让全国和全世界都再一次看到了中国基层治理和社区治理背后的强大潜力。这一潜力，在计划经济时期特别强大。因为每个人都隶属于基层的一个生产队、一个小区或者一个社区，相关的生产任务、社会任务往往都被分配给最为基层的单位来落实。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基层治理与社区治理的功能已经大为弱化。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关键时刻，中国基层和社区治理的巨大资源配置和调配能力得到了快速的激活。具体体现在：基层、村镇和社区动员机关干部，加上不少的社区志愿者、共产党员冲锋陷阵，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管控了进出的路口、道口，严格对进出的人员进行登记、测量体温，甚至暂时承担起了投递邮件、帮病患家属购药、采购生活物资的任务。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久未谋面”的村镇、社区大喇叭派上了用场。此次疫情，使得市场化以来较为松弛的社区治理、基层治理潜力得到了激活。同时，农村卫生治理、基层公共治理、社区治理信息化手段落后，人力和财力支持不够，社区自治化程度低等方面，存在很多薄弱环节也明显暴露出来。今后，在全国范围内，应该科学地论证，很好地总结先进地区基层治理与社区治理的经验，同时，借鉴此次疫情中基层和社区治理中好的经验，能够使得中国基层治理、社区治理的功能更加明确，定位更加清楚，服务内容更加惠民便民；使得社区和基层工作人员，能够在服务居民的过程中强化主动治理；在提供社区公共服务方面，提升服务质量，并很好地监管中国基层和社区混乱、无序甚至复杂的局面，为中国社区治理和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中国特色的基层、社区治理道路。

(六)中国政府应对重大疫情的经验教训将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加上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将有两次完整的应对重大疫情的经验，这些经验毫无疑问将为世界应对类似的重大疫情，产生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关键时刻、特殊情形下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纯粹基于市场机制的重大疫情应对，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市场失灵，中国对此有深切的体会和非常丰富的历史经验；[8]不仅如此，这些关键时刻或者特殊情形将对政府治理的作用包括能力和体系建设及其有效性形成严峻的考验，其中地方政府的初期应对至关重要，它们是否及时上报真实信息，并请求国家支援乃至国际支援，都对疫情发展有重要影响。这意味着，在处理重大疫情时，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如何进一步做好协调，如何更加有效地管控疫情，都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化、规范化；此外，基础科学研究通常耗时长、见效慢，但一个社会如果不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不提前布局和预判科学、自然、技术、疾病防控等重大趋势，又如何能应对不断面临的各种可能的危机；如何模仿非典经验，及时建立传染病医院的“小汤山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的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另外，如何基于大数据、人口智能、物联网、互联网，尽快建立中国的智慧城市、智慧社区，使得中国目前比较传统和落后的疾病报告、疫情信息收集、流动人员动态迁移信息、电话网络迁移信息能够及时掌握，从而为政府的疫情应对提供更加准确及时的信息支持。所有这些都将对世界各国政府的重大疫情或者灾害应对能力与效能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