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英懷

經濟下行，衝擊甚“非典”

目前來看，疫情將對中國內地經濟產生不小的衝擊，主要集中在1月和2月，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2020年1-2月國民經濟運行情況顯示，前2個月經濟數據出現明顯回落，工業增加值、服務業指數降幅超13%，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投資降幅超過20%。從行業來看，受影響嚴重主要分佈於交通運輸、旅遊、酒店、餐飲等領域。

我們估算，這次疫情，僅考慮春節期間的損失，保守估計在3萬億元以上，占2019年GDP總量的3%以上，這是最直接的經濟損失。疫情期間，企業發展面臨著巨大挑戰。對於現金流相對充裕、能夠進行持續融資的企業而言，疫情對業務運行的衝擊相對較小，但對於一些面臨較大現金流壓力的中小企業，疫情帶來的衝擊確實是“直接的、劇烈的，甚至是摧毀性的、不可逆的”。第一批撐不住現金流量工作壓力的公司已開始破產倒閉。目前擺在第一位的是解決中小企業“活下去”的問題。

3月份隨著國內的疫情逐步得到控制，政府亦出臺系列措施，抓緊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各項工作，精准有序紮實推動復工複產，實現人財物有序流動、產供銷有機銜接、內外貿有效貫通，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相信能讓企業搶回一部分損失。即便如此，第一季度的經濟損失都是比較大的，樂觀一點預測，有可能從原來的6%，下降到3%-4%，悲觀一點情況甚至可能下降到2%左右。

這次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和“非典”完全不是一個量級的。首先是兩場疫情分別所處的背景不一樣，非典時期，國家整體以投資為主，而當前中國經濟已經轉型為消費主導，消費已經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疫情恰恰對消費直接造成嚴重打擊。與非典時期相比，非典疫情拖累GDP大約1個百分點，本次疫情對GDP的影響或更大。一是此次經濟暫停時間更長、暫停範圍更大。目前，占全國GDP比重90%以上的25個省市均不得不延遲復工;而非典時期主要還是在北京（僅占全國的3%），全國正常工作並未受到顯著影響。二是當前中國經濟基本面壓力更大。2003年，中國處於人口紅利、全球化紅利和城鎮化紅利三大紅利的啟動期，疫情拉不住經濟的上行;但當前中國經濟本就處於增速下行通道，疫情則會進一步拖累經濟增速。三是當前金融傳染性更強，“企業暫停-現金流下降-杠杆承壓-金融機構及債權人受損-拋售資產-資產價格下跌-企業個人資產負債表承壓”的迴圈，會比以往更明顯。四是武漢在製造業產業鏈中處於關鍵環節，工業受到的衝擊比非典時期更大。

此外，在全球化的經濟體系中，疫情造成的影響是全球性的。從3月開始，我們看到國內的疫情得到了控制，但國外尤其是歐美國家卻相續淪陷了。疫情對國際貿易的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都會產生負面衝擊，特別是對供應鏈的衝擊，由於生產的傳導性而影響更大。疫情對中國經濟已經造成巨大衝擊，全球蔓延的二次衝擊會嚴重挑戰中國經濟的恢復。

政策對沖，基建拉動

面對嚴峻的全球性金融風險，宏觀政策必須發力，必須有所作為，讓“積極財政”真正“積極”起來。目前國家的總體定調是穩健的貨幣政策更加靈活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3月16日央行實施普惠金融定向降準，對達到考核標準的銀行定向降准0.5至1個百分點。在此之外，對符合條件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再額外定向降准1個百分點，支持發放普惠金融領域貸款，以上定向降准共釋放長期資金5500億元。

降准這個事是符合市場預期，因為要對沖經濟下滑，特別是疫情的衝擊。現在選擇這個檔口，是因為相關的數據已經比較清楚顯示出1、2月份疫情帶來的衝擊到底有多大。但是目前來講，現在整個宏觀管理政策，特別貨幣政策，目前還是保持了克制。降准對實體經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第一，貨幣政策不可能對實體經濟產生太直接的影響;第二，金融市場對這個資訊早就預期到了，而且我們的股票市場其實對於寬鬆的預期原來希望很大，現在等於是希望落空了，力度其實沒有那麼大，整個政策是克制。從政策建議這個角度，我認為這種政策的操作是對的、合適的，但從金融市場預期看，肯定是大大低於預期的。

與此同時，雖然目前的貨幣政策上更寬鬆，但不是“大水漫灌”的局面。財政政策上，政策性金融已經發力。目前已採取的政策包括減免、推遲企業社保;對受疫情影響企業提供融資擔保服務;為疫情防控重要物資生產企業提供貸款支援;通過專項再貸款提高信貸支持力度提前下達專項債額度;對患者進行財政補助，確診者免費治療。接下來可能採取的政策有專項金融債等政策性金融工具、特別國債、更大力度的減稅降費。

從宏觀的視角，一定要警惕日本在廣場協議後出現的重大宏觀政策失誤，也要彌補國內在政策實施上的短板。短期的政策是為長期的改革爭取更多的時間視窗。中國的優勢在於依然具備充分的韌性，擁有廣闊的市場以及巨大的改革空間。堅定不移的市場化改革依然是最強有力的殺手鐧。

除了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之外，基建對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態發展亦有著重大意義。3月4日，中央會議指出要加大公共衛生服務、應急物資保障領域投入，加快5G網路、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要注重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現在基建的內涵和四萬億時期有了很大的不同，包括老基建和新基建兩大類。老基建主要是指傳統的“鐵公基”專案，多是鐵路、公路、機場、港口、水利設施等建設專案。新基建主要是戰略新興領域，科技端主要包括 5G基建、工業互聯網、特高壓、新能源汽車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慧等，還有由於今年疫情而受到重點關注的醫療新基建，如醫療設備和醫療資訊化等。

疫情之下的2020年經濟下行壓力更大，政策重心會更偏向穩增長。從拉動作用來看，基建增速每提升1個百分點，拉動GDP增速0.11個百分點左右，2019年基建增速是3.8%，要實現今年5%-6%的經濟發展目標，基建增速至少要達到10%。此外，2020年的基建會比2019年有明顯提升。

無論是“新基建”還是“老基建”，中國都需要，並且要注意兩點：一是用投資或者基建拉動經濟，在投資的方向和結構上應該更偏向民生領域;二是無論新基建還是老基建，都會涉及到地方政府債務、企業杠杆率、宏觀杠杆率等，因此需要在投資過程當中控制累積的金融風險。

立足自救，扭轉危機

我國中小企業占了經濟半壁江山，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生力軍，是擴大就業、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撐，也是社會安定的一部分。

雖然短期來看，疫情將對經濟產生不小的衝擊，但也無需過於悲觀，因為可以預期的風險永遠都不是真正的風險。第一，目前最重要的是疫情得到了更好的防控，接下來就可以期待疫情的好轉。第二，疫情對經濟的數據衝擊是非常態化的，早晚會過去，因此更值得關注的是經濟在疫情之後如何恢復自身的內生動力。第三，當前市場對疫情的衝擊已有充分預期，不會出現過度反應。

滄海橫流，大浪淘沙。疫情衝擊之下，在應對危機方面，企業要立足自救，主要有積極和消極兩種方式。對於企業而言，應該積極開拓疫情受益行業業務和挖掘股權投資市場的低估機會;消極的方式包括開源節流、降本增效、斷臂求生。不要把希望寄託在別人身上。在此次疫情中，企業面對的最大困境是現金流問題，這也是企業短期亟待解決的問題。解決方案包括：首先，爭取獲得金融機構的支持;其次，特殊時期要利用好股權市場;其三，利用資本市場，發債、定增，加快IPO投資步伐。要做好融資，既要借助本地政府對於企業的支持，通過政府的組織、協調、溝通去爭取VC、PE機構、銀行以及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金融支持，還要充分用好資本市場。

治大國如烹小鮮，管理企業也是如此。無論是大企業還是中小企業，很多管理機制是相通的如：企業要做好底線管理，居安思危;企業家要持續學習，與外界有平等、通暢的溝通交流，不要自我封閉、被動封閉;企業要積極的生產自救，做好最差的情況準備。同時更要學會創新營業模式，“企業家的智慧是無窮的”。比如，在應對疫情的過程中，盒馬鮮生與多家餐飲企業的合作不僅解決了自己的問題，也幫助夥伴企業解決了問題。少數有條件的企業還可以拓展與防疫有關的業務。以此，或許能取得轉危為機、事半功倍的效果，為轉型注入“活力劑”。

迎百年變局，樹金融信心

總而言之，既要正視困難，也要有信心。從國家大局來看，與90年代中後期的經濟整頓和亞洲金融危機相比，中國經濟治理已有了一些歷史經驗。創造性的改革、超常規的宏觀政策，都是必要的，必需的。但是現在遇到的挑戰是空前的，比如互聯網發展對治理的挑戰、貿易戰和疫情。治理能力需要創新提高，治理能力比宏觀經濟管理更重要，需要範式和模式的突破。新時期宏觀經濟管理能力也是國家治理能力重要組成部分，既要大膽，也要心細，有點像走刀刃，避免日本這樣的國際教訓。要在刀刃上起舞，取得刀刃上的增長。很難，但不得不走。

新冠疫情猶如黑天鵝，只是加快而非改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進程。對此我們要對即將到來的風暴樹立堅定的信心，同時做好最大的努力和最壞的準備。

第一，樹立堅定的信心。2015年以來，我國通過“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的實施，通過主動的踩刹車、調結構，已經在一定程度上修復了國內“斷層線”風險。包括：（1）農村居民收入較快增長帶來基尼係數下降，從2008年的0.491降至2018年的0.468;（2）對外需依賴程度降低，內需特別是消費對經濟的貢獻明顯提升;（3）主動去杠杆、去地產，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4）主動加快新舊動能轉換，2018-2019年高技術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達到14.9%和17.3%。比全部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高十多個百分點，我國高端製造業、資訊與數字經濟已經具備了國際競爭力。這是我國戰勝疫情、沉著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有利條件。

第二，做好支持全球化的最大努力。中國作為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推動者，有責任、也有能力堅持全球化立場。我國已經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型全球化理念，並通過近年來的一帶一路戰略、擴大開放戰略等的實施，在推動全球治理、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建設等方面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次疫情的蔓延，對踐行中國新型全球化理念可謂機遇與挑戰並存。我國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當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據統計在世界5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當中，有220多種工業產品的產量居全球第一。如果存在一個國家有能力穩定目前疫情引發的全球化供應鏈風險，非中國莫屬。我國應該在疫情可控前提下儘快實現復工複產，摸索出一套可學習、可借鑒的防控複產經驗，最大限度地保持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合作關係，在穩定全球產業鏈中發揮積極作用，盡可能降低疫情可能導致的全球化凍結或全球化“脫鉤”中國的風險。

第三，做好逆全球化的最壞準備。中國目前的外貿依存度雖然從2008年金融危機的57.61%降至2018年的38.25%，但是一些關鍵領域仍然依賴進口，比如半導體（晶片）2018年自給率不到20%，自給率嚴重不足;另外外需的收縮也會引發外貿企業的就業問題，因此要做好逆全球化可能引發的深層次國際經濟格局調整的最壞準備。首先應想方設法刺激內需，就像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強調的那樣，把被抑制被凍結的消費釋放出來;其次是加快產業補短板，加大5G、人工智慧、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為代表的新基建投資;第三，做好短期風險因素的防範，包括農產品供給、企業流動性支持、金融風險防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