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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岳文化与巫傩和儒道

2020-04-17袁志鸿

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 2020年2期

摘 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三教九流”的内容,或谓“儒道互补”,或曰道与儒释“三家”为支柱的多种文化形式。这其中东岳文化与巫傩、道家、道教以及儒家思想是很重要的内容。文章通过论述东岳文化和泰山封禅,阐明东岳文化是由“泰山”封禅生发出来的种种文化事项;通过“巫”的文化形态及信仰方式同“傩”的文献记载、“傩”活动的方式、“巫傩”信仰和文化起源及现状、傩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地考察,表述“巫傩”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重要位置;“儒道”是本土传统固有的文化种类,“儒道互补”是过去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东岳封禅、“三山五岳”和“四渎”信仰、巫傩文化、儒道文化种种文化形式,都是整體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依据和根源,文化传承、整合、联系是文脉延续的关系,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闪耀着传统文化的精神。

关键词: 泰山封禅;巫傩;儒道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0)02-0037-08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0.02.005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ngyue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Wu-nuo,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YUAN Zhihong

(1.Law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2. Institute of Taoism and Religious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about “the nine schools of thought and three religions” or it can be said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complement each other", or it can be put that Taoism,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are three pillar cultural forms. Dongyue culture, Wu-nuo and Taoist and Confucian thoughts are important contents of Chinese culture. This essay attempts to interpret various cultural events derived from “Taishan-fengshan” (offering sacrifices to heaven on the top of “Mount Tai”). Then it argues the important position that “Wu-nuo” occupie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by referring to the literatures about the cultural forms of “Wu” belief, studying the forms of “Nuo” activity, and investigating the cultural origin and current situations of “Wu-nuo” belief with a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concerning Nuo culture.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re inherent native form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omplement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s the charm of the past Chinese culture. These cultural events, such as, Dongyue-fengshan (offering sacrifice to Heaven on the top of Mount Tai), “Sanshan-wuyue”(eight famous mounts in China ) and the beliefs in “Sidu”(four river gods), Wu-nuo culture,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re the bases and roots of Chinese culture as a whole. Finally, the author wants to indicate that the inheritance, integration and mutual connection of culture demonstrate the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thus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today shines with the spir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Taishan-fengshan (offering sacrifice to Heaven on the top of Mount Tai), Wu-Nuo,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人类自从有了思维可能就会想到自身命运的问题,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是否可以认为:这既是高级问题也是初级问题,说明人有了正常思维之后,肯定最初会关心与自身密切相关的问题。人至今都有许多神秘不可解的难题,因此有射天望远镜希望捕捉到地球以外的信息,有蛟龙号远洋下海深水探测,有卫星上天去进行太空科考探测,人类未知需知的内容太多太多了,过去的人是这样,今天的人也是这样,所以人信仰宗教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人类伴随着知识的积累在不断进步,这就是文化的历史或曰历史的文化,这其中就有东岳文化与巫傩,以及儒家思想和道教信仰。在历史文化中,先民祖先推动社会历史文化进步是重要的内容和过程。笔者借“东岳论坛”就《东岳文化与巫傩和儒道》这个题目,谈谈自己的认识和想法,就教于方家。

一、东岳文化和泰山封禅

笔者一直注意对山岳和水系文化的了解和认识,这可能也是较早为先民祖先所关注的方面,因为这涉及先民祖先生活生存所必须的内容,因此必然要进入他们的视野。人,从被动地应天而生,岩处穴居、草衣木食,渐而知道逐水源流而居,理性地应对生活必需的自然。虽然人在初始阶段,还是日出而作以求食,日落而息寻得挡风遮雨之处以休养,但无疑山岳和水源对于先民而言,因涉及生活生存,应该是早为先民祖先认识的了,所以自然山岳和水源是先民祖先敬畏和感恩的神圣对象。信仰的起源,就是人类对事物崇拜得五体投地而引起的。山岳和水流因为先民祖先生活离不开的原因,自然成为人类最早崇拜的对象,这应该是山岳和水系信仰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随着群体部落的形成和部落间的兼并整合,山岳文化和水系文化在群体部落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整合更替,最終定型为五岳、四渎文化的形式,天下山岳和水系以“五岳”和“四渎”为山岳水系的代表。笔者首先就山岳文化破题,不仅五岳之“东岳”吻合本庙“东岳庙”之名,本次论坛又称“东岳论坛”,而且五岳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是“东岳文化”,“东岳”是最有内涵可以展开话题。

“东岳”就是齐鲁之地的泰山,东岳文化是由“泰山”生发出来的种种文化事项。关于东岳文化,较早记其事迹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在他著作《管子》书中,关于封禅祀神的文字。《管子》记载:春秋五霸之首(又称“上古五霸”“先秦五霸”)的齐桓公,他与晋文公并称“齐桓晋文”。齐桓公在位称王后,“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对齐桓公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我“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于是管仲向齐桓公历数了自己所记得的这十二家为:无怀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他们封禅泰山,禅云山;黄帝封禅泰山,禅的是亭山;颛顼、帝喾、尧、舜封禅泰山,禅云山;禹封禅泰山,禅会稽山;汤封禅泰山,禅云山;周成王封禅泰山,禅社首山。管仲说:这些先辈都是秉持天命而向泰山行封禅大礼。齐桓公说:三代先王遵从天命吊民伐罪,我向北讨伐山戎,经过孤竹国;向西征伐大夏,渡过流沙河;我紧束马缰提悬战车,上到卑耳之山;向南讨伐至召陵,登上熊耳山遥望长江汉水;兵车会合各方诸侯有三次,乘车会合诸侯有六次;我带领诸侯,匡正天下,各方诸侯都没有违背我的意志;现在我要封禅泰山,与前辈有什么不一样呢?管仲看到仅仅是理论上是说服不了齐桓公,于是向齐桓公提出现实存在困难:封禅泰山,要鄗山上的黍,北里的禾,作为盛在祭器中的供品;要江淮间生长三脊茅草,作为铺地荐席;需要东海地方赠送比目鱼,西海地方赠送比冀鸟;还需要不召而来的十五种珍贵的事物:现在的状况凤凰、麒麟没有来,吉祥的谷物没有生,反而杂草、蓬蒿、藜莠却很茂盛,凶恶的鸱和枭却常飞临,这种状况下进行封禅泰山活动,还是不可以吧?齐桓公听管仲这样说就放弃了封禅泰山的想法。

泰山的信仰是由帝王以国家“封禅”大典礼制的方式,将崇拜泰山信仰礼仪推举到至高无上的规格!有正史记载、有文物验证、应首推秦始皇的泰山封禅,影响深远。秦始皇赢政(前259年-前210年)于公元前246年13岁即帝位,他励精图治,公元前230年灭韩,前225年灭魏,其后于前223-前221,两至三年的时间,又先后连续灭掉楚、赵、燕、齐,六国归秦,公元前221年宣告统一的大秦帝国形成。他以南征北战的武功统一了天下,但巩固政权,治理国家,必须有相应的行政制度和措施,秦始皇的措施还是很得力,比如他:废分封,立郡县,将当时的中国分为36郡,奠定了漫长封建社会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其次是“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制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是赢政统一“六国”即位的第三年,“与鲁诸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山时),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 (《史记、秦始皇本纪》) 关于始皇帝封禅泰山方式礼仪,《史记·封禅书》有相应的记载。

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是西汉包括汉高后吕雉在内五位皇帝之后、前140年17岁即帝位的第六位皇帝,他“雄才大略”,在位54年。经过“文景之治”后西汉,经济繁荣,汉武帝即位7年24岁,时至元光二年(前133年)开始组织军马,重用李广、卫青、霍去病等杰出将领,与匈奴人作战,开疆拓土,安定边陲,并且加强与边陲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交往联系,创下不世功绩。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正式封禅泰山,封禅泰山的经过和礼仪,《汉书·郊祀志》有记载,此不重述。从元封元年(前110年)至征和四年(前89年)共22年时间,汉武帝曾8次到泰山行封禅祭祀之礼仪:元封元年(前110年)夏4月,元封二年(前109年)夏4月,元封五年(前106年)春3月,太初元年(前104年)冬10月,太初三年(前102年)夏4月,天汉三年(前98年)3月,太始四年(前93年)春3月,征和四年(前89年)春3月。东汉光武帝刘秀(前6年-公元57年)平乱世,兴一统,纵横捭阖,中兴刘汉。他建武三十二年(56年)后,于中元元年(56年),这时他已七十余岁高龄,此年二月:“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群神皆从,用乐如南郊。”东汉光武帝的封禅仪式情况,在《后汉书、祭祀志》有记载,此不繁言。

东汉以下,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变乱亦多,缺乏正式封禅的条件。到唐朝社会大定,至皇帝李世民(599年-649年)曾数次准备泰山封禅,他认为自己:武功、文教、仁爱、敦本、崇信方面的成就,都具备登泰山封禅的资格!《资治通鉴》有载:贞观六年(632年)讨论“封禅”的事:“群臣犹请之不己,上亦欲从之,魏征独以为不可。”李世民问魏征“公不欲朕封禅者,以功未高邪?”“德未厚邪?”“中国未安邪?”“四夷未服邪?”“年谷未丰邪?”“符瑞未至邪?”这六问都得到魏征肯定的回答之后,这位太宗皇帝不解地问:“然则何为不可封禅?”就此魏征应对得很从容:“陛下虽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禅,则万国咸集,远夷君长,皆当扈从;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也。况赏赍不赀,未厌远人之望;给复连年,不偿百姓之劳;崇虚名而受灾害,陛下将焉用之?”这番话不亚于《史记·封禅书》引《管子·封禅篇》:管仲对齐桓公论封禅所说的话。李世民是好皇帝,他听进了魏征的话。“封禅”对帝王的吸引力大,但封禅的仪礼很复杂,面对众说纷纭的情况,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让房玄龄、魏征、杨师道等人议定封禅仪典,最终关于“封禅”争论五六年的事情,观点上趋于认同,《旧唐书、礼仪制三》详细记载了议定结果。贞观十五年(614年)诏:“以来年二月有事于泰山。”但《资治通鉴》记载:“有星孛于太微”,“未可东封。”畏“天命”的唐太宗,“诏罢封禅”,《全唐文》收录有唐太宗《停封禅诏》的内容。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正月“诏以明年仲春有事泰山,禅社首,余并依十五年(614年)议。”到当年8月因大漠以北的“薛延陀新降,土功屡兴,加以河北水灾,停明年封禅。”在《全唐文》中也收录有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的《停封禅诏》的内容。天命不可违,畏天命,是中国人古往今来的文化心态。唐太宗虽有“封禅”的愿望,但直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年)4月他逝世,也没有能实现他封禅泰山的愿望。

唐高宗李治(628-683)为长孙皇后所生3子的第3子,是唐太宗所生14子中的一位,继太宗为帝之后,引纳其父才人武媚娘(武则天)于后宫,其后为武皇后。武则天(624-705),中国封建社会著名的女政治家。“高宗即位,公卿数请封禅,则天既立为皇后,又密赞之。” (《旧唐书》卷23《礼仪志》) 麟德元年(664)7月“诏以三年[后改元乾封元年(666年)]正月有事于泰山。” (《新唐书》卷3《高宗本纪》) 麟德二年(665年)12月车驾“至泰山下,有司以山南为圆坛,山上为登封坛,社首山为降禅方坛。” (《资治通鉴》) 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李治携后武则天于“春、正月”封禅泰山。 (《资治通鉴》《新唐书、礼乐志》《全唐文》等文献) 唐玄宗李隆基(685年-762年)是李治的孙子,其父睿宗李旦。唐玄宗是李旦第三子,他“性英断而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景龙四年(710年)李隆基25岁,这一年在他决断下成功地平息了“韦后之乱”,后又平“太平公主之乱”,他即位后实现了唐代可与“贞观之治”相媲美的“开元之治”辉煌业绩。开元十二年(724年)文武百僚,上书请修封禅之礼,告功于天,玄宗谦冲不许!直到第四次请求才下《允行封禅诏》应允。唐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封禅泰山,封泰山神为:天齐王。

北宋大中祥元年(1008年)真宗封禅泰山,封泰山神为:东岳天齐仁圣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加封为:东岳天齐仁圣帝。其后元世祖、明太祖、清康熙、乾隆都有登泰山亲自祭祀或派大员代行祭祀之礼的活动,并予泰山神较高的封号,此不一一叙述。

二、巫傩文化

关于“巫傩”,其文化根源很早。“巫”的信仰方式,随着自然崇拜就开始并逐渐形成相应的方式。天地雷电、山川湖海、猛禽走兽、巨蟒水族、祖先人杰等等,都可能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傩”文化的方式,其中也贯注着崇拜和信仰的因素,最起码在姬周时“傩”的信仰和文化方式就已经非常盛行。“巫傩”不仅是文化展现的方式,而且是有企求和目的崇拜信仰的宗教活动。古代的先民祖先在社会生活过程中,遇到自认为无法处理和解决的问题和困难时,都会以“巫傩”的方式以应对和处理现实的问题。

普通的常识认为:“巫”是古代沟通鬼神、能调动鬼神之力的一种职业。从古人的角度理解和认识,“巫”能为人降神消灾,预知病患而疗疾,并通过仪式为人祈福禳灾。中华民族独特的汉字是有深刻内涵的文字,探讨“巫”这个字的相关文字内涵,从字意看:“巫”这个字,从“工”和“人”;从字体上看:“巫”这个字解体,则“工”字有上下两横、分别代表天和地,中间的一竖是联系天地、或有通天接地之义、或曰上及天文而下系地理之意,中间一竖的两边各有一个“人”字、为复数两人、是代表众人之义,整个“巫”字是“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一个整体,是表示“巫”能沟通天地之理而完善人愿的意思。关于“巫”当时的活动,有早先的史料记载说:“昔黄帝与炎帝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 (《归藏》) 战国时的列子、列御寇(约前450年-前375年),在他的著作中也记载有关于“巫”的情况。列子说:“有神巫自齐来处于郑,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如神。” (《列子·黄帝篇》) 《姓氏考略》说:黄帝时的医官叫巫彭,他是巫氏的始祖。据说有些特殊的姓氏来之于其从事的职业:所谓“凡氏于事,巫、卜、匠、陶是,”说明“巫”姓来自于其祖从事“巫”这种职业,“巫师、巫医、卜筮之官。” (《风俗通》) 解释文字的古籍说:“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 (《说文》) 司马迁记载战国魏文侯(前445-前396在位)时的“邺 (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 ”地有祝巫勾结“邺三老、廷掾”每年都要举办“为河伯娶妇”的史实:“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为河伯取之。” (《史记·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巫有“巫史”之称:古代为人向神鬼报功祈福并转达鬼神之意者,又称之为巫祝;有“巫女”之职:巫婆、巫妪、女巫、又有祈雨女巫称巫尪。夏商的开创者是禹,他是舜帝的继承者。禹治水有功,但终日在水湿之处工作,使他腿部在行走时较为特殊,夏商之时巫术盛行,由于人们对禹敬仰,所以他行走的步伐也为巫祝创始为作法时的 “巫步”或称“禹步”,道教将之吸收为科仪活动中内容,称之“罡步”;至今“禹步”都是巫师、道士科仪活动作法时通用的一种步法。

关于“傩”,较早的文献是《周礼》,其中有关于“傩”活动的记载:“方相士、狂夫四人。方相士、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枢,及墓,入扩(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魑魅)。” (《周礼·夏官》) 在《周礼》这样的文献中都有这样清楚明确的文字记载,不仅经常有“帅百隶而时难(傩)”大型活动,而且连到人家“索室驱疫”都有活动安排,而社会中遇到“大丧,先枢,及墓,入扩(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魑魅)。”说明傩相关的活动涉及到社会的许多方面,可见“傩”的信仰和文化活动在周朝之时就是平常而普遍的情况。出自春秋时期的《诗经》其中有:“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 ,佩玉之傩。” (《国风·卫风·竹竿》第三首) 淇水在右边波涛荡荡,左边是泉源汩汩在流淌;洁齿如玉而笑面如花,身佩美玉就象傩舞中的神仙!“ 瑳 ”是洁白的玉,“巧笑之 瑳 ”,是说露出洁白如玉牙齿笑面如花的形态,诗歌对“傩”活动中女性的参与者如此美好的描述,表明春秋战国或更早时期“傩”活动的盛行。对“巧笑之瑳,佩玉之傩”一句,《毛诗传》郑玄注:“行有节度;”徐锴曰:“佩玉所以节步。”孔老夫子书中也记载有“傩”信仰和文化的史实活动,老夫子关于“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 (《论语·乡党》) 这句话,说明孔老夫子是尊重和认可“傩”这种信仰和文化形式的。“阼:是东面台阶”之意,这是说当“傩”这种活动举行时,孔老夫子站在东边的台阶上观礼。关于“傩”至宋代也有人引文献记载曰:“《礼纬》曰:高阳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二居江水中为疟,一居人宫室区隅中,善惊小儿,于是以正岁十二月命祀官持傩以索室中而驱疫鬼。” (宋·高承《事物纪原·岁时风俗·驱傩》) 北宋末孟元老说:大年三十这天,“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花色衣,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晶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甲胄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自禁中驱祟,出南蒸门外转龙弯,谓埋祟而罢。”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古代“傩”的信仰和文化,以迎神以驱逐疫鬼,“傩”活动一年举办数次,北宋末孟元老记载的这次大型“傩”仪活动,是在腊月前举行。“傩”仪活动中有傩舞、傩戏,在其中出现驱除瘟疫的神灵称“傩神”,参与傩舞、傩戏中的人都要戴上傩面具,才能作驱傩表演。

“巫傩”的信仰和文化起源悠久,虽然许多的方式和内容都为道教整合吸收,在历史过程中逐渐消亡,但在今天的社会仍然有许多单独存在活动的情况,在民间继续流传。“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1]这种“叫魂”的方式有多种形式在社会中尤其为现在的老年人所崇尚,还有为小儿夜哭家人在路贴红招贴禳除方式称曰:“天荒荒,地茫茫,我家有个吵夜郎,过路君子看一遍,一觉睡到大天光”云云,社会中还有一种由“巫婆”操作称为“关亡”的活动为许多中老年妇女尊从,这些都是标准的“巫”方式活动的情况,巫术在中国社会现在仍然还有现实的传续。“傩”的形式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存在更为普遍,作为中国傩戏学研究会的一份子,最近几年笔者随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其他研究者们,连续去过:江苏溧阳、贵州道真、贵州威宁、云南保山、湖南临武等地实地参与当地“傩”文化的考察和活动,考察当地“傩”文化存在的状态获益良多!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傩”文化已经获得相应的保护,其传承在中国社会也有着较为广泛的区域和实际的社会基础。

三、儒道文化

“儒道”本是传统固有的文化种类,增加尼泊尔、印度传入并逐渐中国化了的“中国佛教”,唐以后至清称“儒道”和“释”所谓“三教”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清末至民国中国人在精神上四处寻觅,试图找到精神和灵魂的安顿存放之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确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12个词、24个字,既是现代文化的思想理念,更是浸润中华文化(包括“儒道”文化)精神和丰富内涵的文化成果,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和精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今天的主流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包括社会各界、当然其中也包括宗教界在内的紧迫任务!在这里首先对传统的儒道文化,站在自己认识水准上作些阐述。

日月星辰自明而自序,动物植物自生自成,自然万物生存代谢、这其中包括人类的生老病死,遵循天地生成终始的规律,古往今来万事万物都是一样的情况。认识客观的规律性,善于把握这种規律,“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这就是:“天生天杀,道之理也!”(《黄帝阴符经》中篇的相关内容)老子说这就是“道”,所谓:“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 (《清静经》) 老子论道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道德经》第25章) 那么“道”如何认识呢?张道陵说:“‘道散形为 炁 ,聚形为‘太上老君。” (《老子想尔注》)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卓新平先生说得好,他说:道“以其飘逸、灵动、含蓄、潜隐、神秘、奥妙、和‘上善若水而代表着中国悠久文化的象征符号、核心标志。‘道有着宗教的意蕴、哲学的睿智、自然的本真,体现出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和华夏精神的中和旨归。”[2]、司马迁著《史记》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道家就是这样,关于具体的人道家也认为:人不要太刚强、太聪明、不要贪得无厌!人要善于放下,要顺应客观的规律。精神用得过度了就会枯竭,筋疲力尽太累了人就会生病。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这就是汉代时司马迁心目中的道家。道,简单认识就是路径和方向,所谓:“道,所行道也。” (《说文》) 从经验上理解就是法则和规律,从人的情志引伸去理解就是道理、道义和道德。总之“道”是中华民族认识自然的一个名词,认为自然间万事万物的运行都有自己的轨迹和轨道,这是规律和自然,这就是道;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以“道”为旗帜的学派,代表性人物是老子和庄子,代表性著作是《老子》。

人之所需就是“儒”,文献对“儒”所作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古籍在说:“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周礼注疏·卷第二》) 等等,郑玄注:“儒,掌养国子以道德,故云:‘以道得民,民亦谓学子也。”又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者,保氏的职责:“掌养国子以道,教之六艺。”所以说“儒亦有道德之称也。”关于“以本俗六,安万民”之“四曰联师儒;”何谓也?注曰:“师儒”曰:“乡里教以道义者。” (《周礼注疏·卷第十》) 如此而已,“儒”是在地方传授道德学问的人。近代著名史学家张荫麟(1905-1942)先生说:“当春秋时代,在多数国家,‘周礼已成一段模糊的历史了。但鲁人特别小心翼翼地遵守它,并且当作一种重大的学问去讲求它。当时鲁国有一班人,专以传授礼文,并‘导演礼仪为职业。这种人叫做‘儒。”关于“鲁人之重礼信儒”,张先生讲了鲁昭公和齐君的一次会盟,齐君对鲁昭公叩头,鲁昭公却只向齐君作揖还礼,鲁国对齐国关于鲁昭公“失礼”的质问,回答说:齐君向鲁昭公叩头,《周礼》上没有写要鲁昭公叩头还礼。当时齐国很强盛而鲁国弱,“其后数年,齐人把昭公请到齐国的地方来会盟,特别督着要他叩头,他只得照办。” 笔者在这里要说:虽然孔子、鲁昭公和齐景公是同时代的人,但继承《周礼》的鲁国之“儒”,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形成于社会。孔子在他的时代通过向前修老子和“周游列国”过程,增长学识发扬光大了“儒”文化,后来称其为“儒家”。鲁哀公曾经问孔子:“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说:我少年时在鲁国,穿的衣服腋下肥大;长大之后到宋国居住,关上戴的当地的章甫之帽了。孔子认为:睿智的人博闻广学,服饰要入乡随俗,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是儒者的服装。鲁哀公于是向孔子请教“儒”的行为规范,孔子于是从饮食起居、品格操守、道德理念、人生观、世界观多维角度向鲁哀公阐述自己关于“儒者”观点和认知。他认为:儒者是以自修立身,柔弱退让,免俗谨慎;注重自己的身体,爱惜宝贵的生命;不宝金玉,忠信为珍;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至死不变志向;可以亲密、却不可利用,可以接近、却不能逼迫,可以舍弃生命、却不能被侮辱;戴仁而行,抱义而处;稽考古人的历史,和同时代的人共同生活;和谐为贵,忠信为美,方圓随时,仰慕贤人而容纳众人;洗浴身心,谨守正道;不与见解相同的人结党,对不同见解的人也不诋毁;广博学识,以礼乐法度磨炼自我;追求行为方正,志趣相同就在一起,志向不同就分开;贫贱困迫而不失志,富贵荣华而不骄奢失节;他认为:仁的根本是温和善良,仁的实质是恭敬谨慎,仁的外在是讲究礼节等等。 (《四书五经·礼记·儒行》)

道家、儒家都是中国本土产生的文化形式,中国的文化后来有了儒道之别,汉代董仲舒的说教,皇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但道教却没有被真正废除,只不过后来使人们产生一种中国人的思想是以儒家为主,道家为副的感觉。一般人认为儒道之别,主要表现在出世与入世两方面。道家讲究出世,与世无争,知足常乐,以求得自身心境的平静,从而修持成仙。儒家希望入世,参与社会政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古代许多世家大儒均有出则入仕为官作宦,入则修道论道,学仙养生的习惯。《论语·泰伯》所谓“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而这“隐”字则已见道念。孔老夫子虽“不语怪、力、乱、神”,但亦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而“君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大夫哲学,则更显人之道性。实际上儒道思想有它们之间很强的互补性。”孟子说,人操心劳累,忍饥挨饿,艰难困苦,是“天将降大任”于身的朕兆 (《孟子·告子下》) ,笔者认为:“儒道互补”,正是过去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

四、文化的相互联系整合与传承

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有植物崇拜、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湖海、石木花草,我们古代的先民就是认为精气为物,万物有灵。一切都是有精气的物,而万物都是有生命和灵魂的实体,天地人乃至宇宙间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所以太上老君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德经》42章) 他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德经》第25章) 因此在人间社会有东岳封禅、汾阴祀水;有“三山五岳”和“四渎信仰”;有巫傩文化和儒道文化种种的形式,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天人合一”的依据和根源。

据说:“昔日,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 鎋 ,蚩尤在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复上;大合鬼神。” (《韩非子·十过》) 这则文献的文字说明蚩尤其时是黄帝重要辅弼,是“大合鬼神”的前锋战神;但是后时过境迁,以下一则文献的文字,却显示蚩尤与黄帝发生了激烈而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 (《山海经·大荒北经》) 最终黄帝平息了蚩尤的叛乱。先民祖先还认为:天地间原来是可以随意地走来走去,但缺少庄重、严谨和秩序,所以黄帝的继承者颛顼对天地的秩序进行了整顿。“少昊(颛顼)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揉,不可方物。”所谓“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 (《国语·楚语下》) 这就是在说缺失了规矩,没有了天地人之间应有的礼节威严,因而:“帝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 (《尚书·孔氏传》) 文献的记载又有:“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孔传:“重即羲,黎即和;尧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所,是谓绝地天通。言天神无有降地,地祗不至于天,明不相干。” (《尚书·吕刑》) 这是“绝地天通”的意义,天地相分,各得其所,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德经》) 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 (《庄子外篇·山木》) 天人本是合一的。但人神不扰,所谓:“古者民神不杂,” (《国语·楚语下》) 从而形成天地人固有之秩序,实际上这有利于人间社会建立起固定纲纪秩序,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先哲讲述文化源头的智慧。原始的部落的整合兼并和扩充,使群体社会组织不断地丰满健全,社会群体组织的不断丰满建全,促使国家组织最初雏形的形成,这是远古祖先那些杰出人物的推动和领导,最终完成国家体制的建立。

在部落兼并和国家雏形的过程中,有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条件促成国家体制的逐渐完成。天时就是天道运行的规律,所谓“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易·乾》) 这就是自然运行的时序,所谓“天时有愆伏。” (宋沈括《梦溪笔谈》) 而天予其时就是形成国家最好的机遇期。地利是形成国家地域和环境的地理上优势,所谓“天时不如地利” (《孟子·公孙丑下》) 这是孟老夫子的话。所谓:“中国数千年未辟之地利,蕴积以俟今日”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 ,这是清末先哲梁启超先生所说的话。关于“人和”,陈毅元帅曾诵诗曰:“更有人和胜天时,地利攻守相攸关。” (陈毅元帅《过太行山书怀》诗) 孟子则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孙丑下》) ,所谓“人和”的因素就是民心所向,这其中最重要是深入在人心血脉深处文化的力量!这就是所谓的“软实力”。我们中华民族以“中国”这个名称定鼎世界民族人类社会之林,不仅是天时、地利的条件,更是“人和”文化深沉的因素。远古祖先领导者们是神也是人,所以殷商的王者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诗经·商颂·玄鸟》) 古老的文化神圣而神秘,殷商以神鸟为祖先,说是炎帝的后人;黄帝是神龙崇拜,由他整合统一中华,所以炎黄子孙喜欢“龙凤呈祥”喜庆和合的氛围。“绝地天通”和“人神不杂”是当时出现的新思想新理念,这是中华文明向前进步的表现。先民祖先的社会文明越进步,其时社会的政治领袖神性光环就越淡化,所以商汤时代虽然还是祭政合一的社会治理方式,但殷商时代已经有了专门“巫”的职业,“在男曰觋,在女曰巫。” (《国语·楚语下》) 这表明崇拜信仰宗教性质的事情在当时已经有人去专理其事,这是人神不杂、祭政分工、是神人渐离而分开。《周礼》出现了以“傩”驱邪,其中包括使用法器、活动主持者并参与人员、驱邪场合并程序大型宗教信仰活动的文字记载 (《周礼·夏官》) 夏商周历史过程中的人文表现,“巫傩”展示的魅力很显然。

春秋战国道和儒文化的出现:道家先序黄帝,再奉老子,时称黄老道家;黄帝是为中华文明之始祖,道教是以“道”为教的宗教形式,其成立后,以黄帝为始祖,奉老子为道祖,在文化传承和精神信仰上与中华文明,自然地衔接和统一了起来。儒家产生于齐鲁大地,近代史学家张荫麟为“儒”定义说:当“‘周礼已成一段模糊的历史了”,仍然坚守信念“遵守它,并且当作一种重大的学问去讲求它。”同时“专以传授礼文,并‘导演礼仪为职业。这种人叫做‘儒。”在中国儒道产生于本土,对中国人而言是互补的文化形式。泰山“封禅”,就是人间社会的君王向天帝报告自己功绩的大礼。秦始皇登临泰山就因为儒重礼,所以征“儒生傅士七十人”,因议论不一,所以秦始皇约在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以自己的方式封禅泰山。汉武帝也“因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于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元封元年(前110年)四月在泰山举了封禅大典。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封禅泰山需要太平盛世和天降祥瑞,秦始皇去封禅泰山是认为自己建立了统一“六国”的伟业,从自己开始了大一统的“中国”,这是不世之功绩!汉武帝也认为自己有文功武治的成就!他们都认为自己具备资格。司马迁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泰山封禅的目的是封禪者要向天报告自己在人间社会所建立的功绩,以企求天神进一步的认可和护佑。“帝王”之“帝,上帝,天之神也!” (《字汇》)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崇敬的祖神,与至高无上的 “天” (《说文》) ,都是中华民族从古代就形成的特色和概念。

“维岳降神” (《诗经·大雅·嵩高》) 表达对高山的崇拜和信仰,中华民族“五岳”的思想理念,就象五根擎天之柱维护着江山社稷的稳固,这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思想理念、标志和情结。“五岳谓岱山,霍山,华山,恒山,嵩山,” (《尚书·大传》) 这其中泰山祀神封禅的历史最为久远。封禅泰山,泰山高山崇岳的气势,自然是大神驻守主宰之处,大神有通天接地的威力,起初这是要有为国家统一立下不世功勋的非凡人物,才有资格登临进行的盛举!并且当年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想要登临泰山祀神封禅,但是在宰相管仲综合分析考虑多种因素,劝阻了齐桓公登临泰山祀神封禅这件事,就更加说明古代在泰山封禅祀神的神圣性。但是到了唐代高宗之时就有了变化,尤其是玄宗时代根据著名道士司马承祯的建议,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四月敕曰:“五岳先制真君神祠庙,朕为苍生祈福,宜令祭岳使选精诚道士,以时设醮,及庐山使者、青城丈人庙,并准此祭醮。” (《册府元龟》卷五三) 封禅祀神活动逐渐成为普遍的社会群体性礼神祭祀社会化民间性活动,这其中体现和反映巫傩文化、儒道文化、封禅文化共有的文化内涵的事项非常丰富。

结 语

“王者功成封禅必于泰山者何?万物之始,交代之处也。” (李昉《太平御览》卷39《地部》四《泰山》 ) 泰山谓“东岳”,设庙遍天下,清康熙御制《东岳庙碑》有文字载曰:“泰山之祠遍天下!” 明代张居正说:“天下郡国,皆有东岳庙。”故元延佑六年(1319年)玄教大宗师张留孙、嗣玄教大宗师吴全节两位祖师建北京东岳庙,意用深蕴儒道文化内涵的东岳信仰的文化方式,融摄当时元朝治下蒙古和其他各民族文化内容于中华文化的大旗之下,当年他们此举获得元仁宗和其后历代元统治者的支持。北京东岳庙建庙之初直至今天(2019),时序已经700年的历史,古庙森森,建筑庄严;老树翠柏,碑石林立;其中关乎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很深!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参考文献:

[1]  孔力飞.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社,2012.

[2] 卓新平.凝眸云水·序一[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杨 飞 涂 艳)

收稿日期:2019-12-24

作者简介: 袁志鸿,北京东岳庙住持、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史记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特聘研究员、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道教与巫傩及与中国文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