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珺

叶南昌起义曳油画

一盏马灯照亮长征的方向

在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中，陈列着一盏锈迹斑斑的马灯。这是一盏生产于20世纪20年代的马灯，上面赫然用中文锻压着“德国造”三个字。这盏马灯的使用者，正是周恩来。

马灯并非珍贵物品。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后，随即向中国市场倾销大量商品。德国造的马灯就是其中一种普通的日用品。然而，在电力紧缺的年代，马灯很多时候被作为一种军用品使用。夜晚查勘地形、侦测侦察、研究战事等，都少不了马灯。因此，在江西中央苏区，马灯是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运物资的。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时，曾购买过一批马灯，并通过地下交通线辗转送到苏区。

长征开始后，部队行军不便携带大量物品，马灯也只带了一小部分，专门配发给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使用。长征途中，战事紧急，很多作战计划都是在夜间完成的。李聚奎上将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在作战前，总要首先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军情，然后下命令到各个部队，到三四点钟才去睡觉。”由此可见，小马灯在战争年代派上了大用场。

长征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红军一直没有统一转移线路。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和支持毛泽东转向贵州的方针，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讨论长征的战略方向。会上，周恩来不顾博古等人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支持毛泽东向黔西北进军的建议。最终，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计划，改向黔西北挺进。会后，周恩来把会议决定的译文给李德送去，李德看后大发雷霆，用英语和周恩来吵了起来。周恩来据理力争，严肃批评了李德不懂实际，让中央红军损失惨重。说到激动处，一向儒雅的周恩来猛一拍桌子，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等人又马上把灯点上。

第二天，朱德、周恩来为执行这一决议作出行动部署。这一决议及其实行，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使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避免了陷入绝境。

遵义会议后，博古、李德被赶下了台，周恩来成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中央负责人会议，研究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与会人员都同意打，只有毛泽东反对。他认为红军12日才能赶到打鼓新场，届时滇军也将赶到打鼓新场和黔军会合，同时川军还可侧击红军，攻打的话失败可能性大，即便成功了，损失也会很大。毛泽东建议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由于大多数同志赞成，计划仍被通过。半夜里，夜不能寐的毛泽东提着马灯找到正在马灯下工作的周恩来，建议他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再考虑一下。周恩来觉得毛泽东的观点很有道理，11日晨再次召开中央负责人会议，说服与会者放弃进攻打鼓新场计划。军委当即下令不进攻打鼓新场，转而向平安寨、枫香坎、花苗田地域集中，在运动中寻求歼敌机会。事后，中央红军探得消息，敌人在打鼓新场驻有一个整师的强兵力，如果红军贸然进攻，必将损失惨重。

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这样，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巨人在马灯下找到了长征的方向，也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在西双版纳

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中国和缅甸边界一直存在着领土纠纷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为解决这个问题作出了许多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1960年10月1日，中缅两国正式缔结《中缅边界条约》，划定了从尖高山到中缅边界西端终点的这一段未定界。这是中国同邻国成功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一例。此后，中缅两国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条约签订期间，两国总理商定一年后，即1961年在西双版纳景洪的泼水节期间再度举行友好会谈，进一步加强两国合作。

1961年4月13日至15日，是傣历新年。在这个喜庆的节日，周恩来与吴努相约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会面，并与西双版纳各族人民联欢。此前，吴努已经周恩来复函同意，抵达云南度假。4月11日，周恩来抵达昆明，会见了吴努。4月13日上午，周恩来陪同吴努乘专机由昆明抵达思茅专区。在思茅稍事休息后乘汽车前往景洪。途中，周恩来详细询问了思茅地委书记史怀璧边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以及执行少数民族政策的情况。当看到公路两边毁林开荒现象严重时，他严肃地对史怀璧说：毁林开荒这么严重，破坏了森林，发展下去，绿洲也会变成沙漠。要把这个问题好好抓，不然对不起子孙后代。下午，周恩来一行抵达景洪。热情的傣族人民依照傣族宗教习俗和礼仪，为两国总理举行了欢迎仪式。

4月14日上午，周恩来和吴努参观了云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并在一个草场上举行了友好会谈。会谈结束后，周恩来亲切接见了蔡希陶等植物学家和研究所职工，并同他们会谈。随后，周恩来又前往所内的一处橡胶园参观。这处橡胶园建于1953年，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国营橡胶园。这期间，周恩来多次提到环境保护问题。他说：“这里是富饶美丽之乡，如果破坏了森林，将来也会变成沙漠，我们共产党人也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后代就会骂我们。”“一定要研究这个问题，要解决好合理开垦，保护好自然资源，改造好大自然，要做人民的功臣，可不要做历史的罪人。”下午，周恩来陪同吴努来到澜沧江边临时搭建的观礼台上，觀看了西双版纳人民欢度傣历新年的一种传统民族活动——赛龙舟，并观赏了傣族、基诺族、布朗族、哈尼族群众的歌舞表演。

4月15日，是傣历新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天，因为这天要举行最盛大的祝福活动——泼水。一大早，欢快的人群就拿着泼水用具向市中心广场和主要街道会集。广场四周和街道两旁，摆着许多高大的水桶，桶里盛满澜沧江水。会见完宗教界人士后，15日11时左右，身着傣族服装的周恩来陪同吴努总理来到市中心广场，参加这一盛大活动。周恩来捧着银碗，拿着柏枝蘸水，向缅甸贵宾和群众洒去。刚开始时，泼水活动还相对“文明”。慢慢地，群众都用茶缸和脸盆互相泼起水来。周恩来也换了一个大脸盆泼起水来。整个广场就像下了场倾盆大雨。在欢笑声中，吴努背起象脚鼓，双手交叠击打起来。周恩来和群众一起，踩着鼓点，跳起傣族舞蹈来。

泼水节后，傣历新年就在一片欢乐声中结束了。吴努总理准备启程回国。15日下午，周恩来陪同吴努离开景洪前往思茅。当晚，周恩来举行盛大宴会欢送吴努一行。16日9时，吴努乘专机回国。送走吴努后，周恩来在离开思茅前专门接见了思茅地委和专署的干部并同他们合影留念。随后，周恩来飞抵成都。次日，返回北京。

周恩来在西双版纳近三天的日子里，给边疆人民带来了无比欢乐，也留下了永恒的怀念。1977年4月，为纪念周恩来视察景洪16周年，景洪农场近3万名职工、家属在周恩来当年视察的橡胶林里建起了一座纪念碑。纪念碑坐北朝南，正面以红地黄字楷书刻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于1961年4月14日亲临此林地视察，并对我们的橡胶事业作了重要指示——景洪农场全体职工敬立”。纪念碑的背面刻着：“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也在中缅两国总理会谈原址修建了一座周总理纪念碑园。

1991年4月，西双版纳在周恩来1961年4月参加泼水节纪念址处立起一座周恩来铜像。如今，这里已经是一处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

1961年4月袁周恩来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傣族群众欢庆泼水节

在伯延公社调研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要求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年搞成一个调查年。毛泽东强调，在调研中，要重点关注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以“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为代表的“五风”问题，着力解决“大跃进”运动带来的经济严重困难问题。周恩来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于1961年4月底至5月初赴河北邯郸进行调查研究。

在听取河北省负责人的汇报后，5月3日，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带着几名工作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深入调查。武安县是原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解放战争初期，刘伯承和邓小平曾在这里胜利地指挥了上党战役。当时，伯延有10多个自然村落，共2.7万余人。来这里之前，周恩来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到此了解过一些情况。在接下来几天中，周恩来共召集各级干部和社员代表召开七次座谈会。其中，规模较大的座谈会主要有四次。第一次是在5月3日，召开11名大小队干部座谈会，主要谈了公共食堂、供给制和包工包产问题。第二次是在5月4日，召开12名社员代表座谈会，主要谈了公共食堂、自留地和供给制问题。第三次是在5月5日，召开13名大小队干部座谈会，主要谈了棉花生产、口粮和公社体制问题。第四次是在5月6日下午，召开由先锋、胜利两个大队干部及部分小队干部和社员代表25人参加的座谈会，重点仍是谈论公共食堂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张二廷勇于向周恩来说实话的事情。

原来，在之前的几次座谈会上，由于担心说实话会受打击，社员们多数违心地说了公共食堂好的话。周恩来对此表示怀疑。在这次座谈会上，他鼓励社员们大胆说实话，说错了也不要紧，也不追究责任。其中一个叫张二廷的社员直率地告诉他：“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又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周恩来问他原因，张二廷解释说：“因为我们当然首先要顾自己，你们征购不到，还不是没有吃的？”张二廷的话引起了在场地委干部的不满，他们当即指责张二廷是个落后分子。周恩来觉得这句话对自己教育很大，也很受感动。他对与会干部说：“这样看不对，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一个农民把我们看作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周恩来还说，张二廷是他下来调研时遇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表示要和他“交个朋友”。最后，周恩来诚恳地说：“你们批评很对，我很难过。上边不了解情况，下边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了产，生活困难，怎么不难过！”会后，周恩来又来到张二廷家做客，向他详细了解伯延公社遭受的灾情和公共食堂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分别前，张二廷希望周恩来以后还能来伯延公社。周恩来表示，有机会一定来，如果自己来不了，也一定会派人来。周恩来没有失信，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他年年都派人到伯延公社调查，并且让人看望这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朋友。

除了召开座谈会，在伯延公社的几天中，周恩来还走访了一些农户，亲身感受了他们窘迫的生活境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况。5月7日凌晨三点半，他请秘书孙岳用保密电话向正在上海的毛泽东汇报了调查的情况：（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应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并发展为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些意見，连夜将这份汇报批转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此前后，毛泽东还先后收到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胡乔木等从各地寄来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中也都反映了各地对开办公共食堂和搞供给制的不同看法。这些意见，为中共中央进一步纠“左”作了重要准备。

5月8日，周恩来返回北京。行前，他告诉大家一个决定：伯延公社解散公共食堂，并通知食堂做好发给社员口粮的准备，到10日要基本将农民生活安顿妥当。

两次为雷锋题词

在新中国历史上，一个普通的士兵，能得到2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之题词的，唯雷锋一人而已。其中，周恩来更是两次为他题词。雷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诸多领导人为他的题词是如何发表的呢？

1961年四五月间袁周恩来在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向老农了解情况

雷锋，原名雷正兴，1940年12月18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简家塘（今属望城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解放前是一名孤儿。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入学读书，并第一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参加工作后多次被评为“红旗手”“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60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以后两年多时间里，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受嘉奖多次，还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节约标兵”。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年仅22岁。在殉职之前，雷锋事事吃苦在前，干一行爱一行，做了数不清的好事。很多受过雷锋帮助的人都是千方百计打听，才知道这个做好事从不留姓名的解放军战士所在的连队和他的姓名。于是，雷锋的事迹便传播开来，影响和感染了许多人。

雷锋的先进事迹，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他仔细阅读了相关报道，还专门调阅了雷锋日记的原本。1963年2月8日晚，周恩来出席首都文化艺术工作者元宵节联欢会并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提到了当时报纸所载雷锋等先进人物的事迹，号召文艺工作者要善于捕捉时代精神，表现典型人物，歌颂新人新事。

这次讲话后，全国各地主要报刊掀起了学习雷锋的宣传高潮。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要求共青团系统内部也要加大宣传力度，组织全国青少年以实际行动向雷锋学习。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出版一本《学习雷锋》专辑。当时，国家还没有完全度过困难时期，纸张非常紧张，半月刊《中国青年》每期只有24页。为了使得这本专辑更有分量，杂志编委会决定将两期合刊，出48页。为了更广泛深入地宣传雷锋精神，时任《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组副组长的王江云建议请毛泽东、周恩来题词，在出版时刊载。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欣然应允。其中，毛泽东的题词是：“向雷锋同志学习”。周恩来的题词是：“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

1964年10月6日袁毛泽东尧周恩来等观看音乐舞蹈史诗叶东方红曳

周恩来的题词交付《中国青年》编辑部后，他仍在思索如何准确概括雷锋精神的实质问题。1963年2月26日，他在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解放军政治工作会议联合举行的报告会上，首次系统地概括了雷锋精神的实质：“雷锋同志的高贵品质，可以总结成这样几句话：坚定的阶级立场，表现在爱憎分明上;充沛的革命精神，表现在学习和工作上;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表现在公而忘私上;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表现在奋不顾身上。”他提出：像雷锋同志这样，在和平时期，长期奋斗，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需要有更坚韧不拔的精神，是更值得提倡和学习的。他还表示自己也从雷锋同志身上受到了教育。

3月2日，刊有毛泽东、周恩来题词的《中国青年》杂志《学习雷锋》专辑正式出版。广大读者竞相购买，专辑累计印数达到800多万份。3月5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刊登了这两条题词。

毛泽东和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公开发表后不久，《解放军报》立即致信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其他中央领导人请求题词。同时，他们还请求周恩来再次题词。几位中央领导人先后于3月初题了词。3月6日，《解放军报》独家发表了这几幅题词手迹。其中，刘少奇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朱德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邓小平的题词是：“谁愿當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

周恩来第二次为雷锋题了词。在2月26日讲话的基础上，他进一步高度概括，斟酌词句，最后形成的题词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题词发表后，全国学习雷锋出现了新的高潮。为了便于学习和纪念，中央决定把3月5日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题词纪念日。这一天也成为学习雷锋的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