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松

猪肉是我国的主要肉类食品，占据肉类消费总量的60%以上。生猪养殖是城乡居民肉食品的重要来源，因此生猪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重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日理万机，却对生猪养殖业作过许多指示、批示，甚至亲自视察养殖场所，了解生猪养殖情况，十分重视生猪养殖。直到他晚年，中共中央在1975年还专门印发《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專门为一项养殖工作，以中央的名义通知养猪，并将通知发至生产大队，这是十分罕见的举措。在毛泽东的倡导号召下，生猪养殖业得到大力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养猪”

毛泽东对生猪销售价格十分关注。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和韶山乡亲通信时就提及：“粮亏猪贱，近月好些否？”“乡里粮缺猪贱，不知现在好些否？顺便望将乡情赐告。”1953年2月17日，他在听取湖北孝感地委书记王良等汇报时，就询问了解集市上蔬菜、猪肉的行情。

毛泽东要求部队开展生猪养殖，还写信给陈云、邓小平，要求把生猪养殖工作抓起来，认为这“是一项大财富，不但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可以帮助兄弟国家”。他要求国营企业和合作社要重视生猪养殖，指出：“像五千万头商品毛猪，国、合仅仅做了百分之六，即三百万头（其中一百九十万头出口），这是太少了，明年至少加一番，达到百分之十二，即六百万头。”

毛泽东多次就生猪养殖问题召开座谈会，找干部、群众谈话。1949年11月2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1956年11月10日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这些高级别会议也一样涉及生猪养殖的议题。1959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李富春讲到农业生产时，毛泽东说：“还要养猪。各省要专开一个养猪的会议，明年猪至少要增加一倍。猪的地位要提高，把‘马牛羊鸡犬豕改为‘猪牛羊鸡马兔。”要求专门为养猪开会，也是很罕见的。1960年1月26日，毛泽东在停靠衡阳的专列上听取衡阳地委书记宁生关于衡阳县英陂公社发展家庭养猪的汇报，认为这个办法好，发展快，养得多，应当推广。毛泽东还曾多次修改、批示有关生猪养殖的文件材料。1956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审阅陈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时，加写“除大城市城区以外，大城市郊区和中小城镇各机关、部队、学校的伙食单位，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养猪”。1959年7月10日，毛泽东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一名干部关于山东日照县（今日照市区）农村情况的来信。信中说，“群众养猪的积极性很高，但对长期吃不上肉不满意”。毛泽东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这封信还在庐山会议上印发。

“养猪业要有一个大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指示部队要组织生产，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在业余时间搞生产，“每天劳动一二个小时，主要是种菜、养猪”。把养猪当作劳动的一部分，是部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中心工作之一。

1959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看完李先念报送的《大干一年翻了身，魁星庄生产队养猪积肥改变贫困面貌》后，写信给吴冷西。这封信以《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为题收录到《毛泽东文集》，这是毛泽东关于生猪养殖最全面的一个论述，也是党史上关于养猪工作的一份重要文献。他在信中提出，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养猪业要有一个大发展”;要求“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大搞饲料生产”;强调“养猪……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苞谷升到主粮的地位。……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在这封信里，他把猪提升为六畜之首，并号召为革命“大养特养其猪”。11月28日，李先念报送关于重庆副食品生产会议的报告，提出“大力发展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生产”。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阅。建议转发各级党组织，研究实行。”在他的鼓励和号召下，全国上下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养猪热潮，极大地推动了生猪养殖业的发展。

毛泽东从肉食与粮食、肉食与健康、肉食与经济关系角度对养猪的必要性作了很多论述。1958年8月4日，他在河北徐水视察时指出，“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红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1959年7月3日，在审阅李先念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时，将其中一段修改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他同时要求“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专门管副食品的书记或精心从事的干部”。7月5日，毛泽东在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的报告上批示：“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毛泽东重视“群众养猪的积极性很高，但对长期吃不上肉不满意”的问题，要求其他领导重视。他已经把“有猪肉吃”当作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主要内容，并且要求各级党委专人管好。

对于农业生产，肥料的作用是巨大的，当时基本上没有无机肥料的生产，有机肥的重要性更加突显。毛泽东从养猪可以提供有机肥料来论述养猪的重要性。1959年7月5日，毛泽东在陈国栋的报告上批示：“粪可肥田。……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要求参加庐山会议的代表们讨论。1960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养猪搞肥料是多快好省的”，要求各地各级畜牧书记要抓紧，一年要开几次畜牧会议，才能完成3亿头的生猪养殖任务。4月13日，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会议时指出：“养猪，绝不能放松，有了化学肥料，也还要大养其猪。”1961年12月14日，毛泽东在无锡召开座谈会，听取江渭清汇报，指出：“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1962年12月10日，毛泽东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听取刘子厚等汇报。关于养猪问题，他说：“猪就是化肥厂……肥，主要是养猪。”毛泽东在多个场合一再强调养猪的作用，甚至发出反问：“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1952年10月袁毛泽东在河南新乡农村向牧羊人了解生产生活情况

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基础薄弱，出口创汇只有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猪就是用来为国家创汇和换取国家建设资源的极其重要的农产品之一。猪鬃、皮毛、油脂等是我国传统的重要的出口商品。在20世纪50年代初，猪鬃还是一种军需物资，主要用途是制刷。毛泽东还从出口创汇方面论述了养猪的重要性。1949年11月2日，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尽快召集猪鬃、皮毛、油脂的会议。1950年1月，全国猪鬃、皮毛、油脂会议召开，此次会议提出的对猪鬃实行“政府统销”，是新中国最早的一项具有全局性质的外贸政策。由于政策得当，猪鬃为国家带来了可观的外汇收入和急需的进口物资，并在国际市场上争取到了主动地位。时任四川畜产公司总经理的古耕虞回忆说：“奉命到美国去推销猪鬃，同时从美国进口我国所需要的物资，如重型卡车轮胎、五金机械、橡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国，猪鬃出口就直线上升，超过了旧中国出口的任何一年。”毛泽东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为《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写了按语，指出“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1959年11月3日，他在杭州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时又指出：“养猪的利益极大，它可以产肥料，肉可以吃，又可以出口。”1960年1月，国家统计局印发《养猪对于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重大意义》，用统计数据说明了养猪业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重大作用。毛泽东批示，此材料是“科学性总结文章”，要求领导同志们“即阅”，并开展讨论。

“社员户养猪也应该鼓励”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鼓励并支持农民建立合作社，要求合作社发展生猪养殖。集体养猪，是合作社的主要生产内容，可以更好地把群众组织起来，把养猪的收益让合作社成员共享。集体养猪也是集约化养猪，能够扩大养殖规模，提高养猪生产效率，为国家创汇，并在猪病防治、饲料供给储备等方面都有意义，又可以大力推行养猪积肥，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要求合作社“要做发展猪、牛、油料的计划，多搞点油料”，还专门为《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一文写了按语，“一切合作社都要将养猪一事放在自己的计划内，当然省、专、县、区都应有自己的计划”，鼓励合作社养猪。

1956年11月9日，毛泽东将《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批转给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代表阅看，指出：“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喂猪。……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并要求批转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学习。

1961年12月14日，毛泽东在无锡召开座谈会，指出“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1962年12月10日，毛泽东和刘子厚谈及养猪问题时指出：“猪就是化肥厂，现在看生产队非养不可，大队和公社也可以养一些。”

在大力推动集体养猪时，毛泽东也同样重视鼓励社员自己养猪。社员自己私人养猪，主要是改善生活，提高家庭收入。毛泽东在鼓励合作社养猪时也要求“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1956年11月21日，在审阅陈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时，毛泽东在“今后收购的肥猪，每头给养猪农民留肉十斤到十五斤”一句后加写“（其中应有猪油四斤到五斤）”，这是因为毛泽东十分熟悉农民的生产生活，要求给农民留足猪油。1959年12月29日，毛泽东和陈伯达等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针对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采购价格刺激了农产品生产的增加的现象，认为“这个‘物质刺激不反对”，因为可以增加农民收入。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的材料上，用他特有的文风写下批语：“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节余归己，按月算账，明明白白，账单上墙，生产生活，两样都强，人心振奋。”特别强调农村公共食堂要保证猪肉、蔬菜供應。1960年11月3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稿。指示信稿中说“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毛泽东将“不可偏废”改为“应该鼓励”。1964年9月7日，在停靠长沙的专列上听取张平化等汇报时谈到农业和征购问题，毛泽东说：“不要反瞒产，反瞒产是笨的办法。瞒产百分之二十，无非也是养猪、养鸡鸭，大队、小队、社员都有点存粮好。公开让瞒产，增产就增购，不好。”这些批示、指示，都表达了毛泽东对群众生活的关心、重视，时刻不忘保护群众利益。1971年8月25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同华国锋谈话时指出：“粮食产量，我历来赞成农民少报百分之十到二十。群众多留点粮食，无非是多吃一点，储备一点，卖出去一点，或拿来喂猪。”这是他最后一次谈及养猪，仍然是要求保护群众利益。此时毛泽东已近80岁高龄。

“学成回来，仿照办理”

毛泽东很早就重视生猪养殖的饲料问题，指出“牧草是牲畜的生死问题”，要求“推广牧草种植”。他在《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一文的按语里指出：“猪的饲料是容易解决的，某些青草，某些树叶，番薯藤叶和番薯都是饲料，不一定要精料，尤其不一定要用很多的精料。”1959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提出：“为了多养猪，目前要大力发展猪饲料，各地应搜集资料，看什么东西是猪的好饲料，加以推广。”

1958年8月6日袁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

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此，同样重视现代技术在生猪养殖中的应用。1960年2月29日，毛泽东在批阅农业部党组关于全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时，批示：“康、乔、田阅后，由乔电告谭震林，为中央起草一文件，将此报告发给各有关学术机关及各级党委，直至公社，照此执行。”毛泽东对农业科研工作十分重视，对报告中提出的“以养猪为纲全面开展畜牧兽医的研究，培育畜禽新品种”的工作部署是欣然赞同的。

1960年3月25日，在批阅李先念报送的《哈尔滨市建成两条养猪自动线》材料时，毛泽东批示：“印发各同志。这个材料很好。各省、市、区可派人到哈尔滨去参观、学习，学成回来，仿照办理。”毛泽东不仅要求推广现代技术在生猪养殖中的应用，而且还提出了学习推广的要求，以求节省劳动力，加速畜牧业的发展。

毛泽东还关注生猪养殖的国际动态，1961年1月3日批转陈伯达送阅的《我国五十年来小麦、猪肉、棉花对棉布交换比率与美、英两国比较表》印发各同志阅，要求大家关注农产品、工业品的国内、国际价格比较情况。

毛泽东除了从文件材料上了解生猪养殖发展动态，还多次参观养猪场，以掌握生猪养殖发展动态的第一手资料。1956年1月11日参观南京陵园区玄武湖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太平村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8月4日在河北视察徐水县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9年10月28日在安徽视察蜀山公社时，毛泽东都参观了养猪场。正因为毛泽东对农事的熟悉，对生猪养殖的指示才能如此生动、准确。

毛泽东还特别善于发现和推广生猪养殖中的好经验、好典型。经过毛泽东的批示、推广，浙江兰溪、山东阳谷、山东日照、江苏昆山等地合作社养猪的经验，河北王国藩公社西铺大队粮食生产与畜牧业生产相结合的办法，天津魁星庄生产队养猪积肥改变贫困面貌的做法，安徽国营方丘湖农场种饲料放牧养猪的做法，湖南衡阳英陂公社家庭养猪的办法，广东省实行派购增加生猪收购量的做法等，都成为闻名全国的好经验。毛泽东还对各省的生猪养殖的进展及时给予批示通报。这些举措都有力地推动了生猪养殖的发展。

“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一些地方发生了杀猪、杀牛的事件，直接影响春耕生产，挫伤了农民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毛泽东对这些错误做法进行了严肃批评，多次开会、写信、作批示，努力纠正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做法。

1959年5月6日，毛泽东审改中共中央对农业工作的指示稿，亲自拟题为《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提出自留地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5%，并加写：“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要求“以上五条，请你们立即布置实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印发了执行这个指示的通知，并规定“要宣传集体养猪和家庭养猪并重的方针，鼓励社员户户养猪”。5月17日，毛泽东批示：“这个文件有参考价值，发给各省、市、区党委阅读。”

1959年5月7日，毛泽东审改廖鲁言起草的有关养猪和自留地等问题的指示稿，拟题为《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指出：“最近几个月以来，养猪头数大量减少，这对于积肥、猪肉的供应和私人零用钱的取得这样三件大事，都是非常不利。要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采取公社各级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私养并重的方针，两条腿走路。鸡、鸭、鹅也是如此。”又加写：“此事要快，请你们早作决定，下达执行。”当日，中央下发了这个指示。随后毛泽东又批示把山东贯彻执行这个指示的规定，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6月7日，毛泽东同李先念等谈社员私养家禽和自留地等问题，形成《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下发，其中一条就是“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提出“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小私有，实际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指示稿时提出“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加写了“为了经营自留地和喂养家畜家禽起见，除家有老幼辅助劳力者外，要给全劳动力每月放假三至五天。家庭自办伙食者，还要给妇女劳动力每天二三小时的时间”。中央將这个指示一直发至生产队党支部。

1960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等开会，指出：“养猪问题，公私并举、鼓励私养，应改为公私并举、私养为主。”并就《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作了相应的规定。在这次会议中，毛泽东强调，“养猪问题，我赞成‘公私并举，以私为主的方针。今后可能有多种形式，公有公养，私有私养，公私合养，公有私养，私私合养。从猪的头数算，私养还是主要的。现在公养的猪还是要巩固下来，不要又分散”。

从以上批示、指示来看，毛泽东在纠正家庭不能养猪的错误行为时是不遗余力的。12月28日，毛泽东要求对群众来信中反映“私养猪没有时间”的现象给予讨论，在12月30日的会议上提出要多给农民一些自由时间。1961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指出，如果解决不了“家庭不能养猪，办食堂没有肉吃，群众意见大”的问题，“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4月9日，毛泽东在停靠长沙的专列上同张平化谈话，指出：“食堂的确存在几个问题……社员不能养猪。”后毛泽东和胡乔木谈话时又提到此问题。同年5月16日，毛泽东批示赞同阎红彦来信关于“发展私人养猪”的意见。从这些记述来看，毛泽东对当时家庭不能养猪的错误行为已经十分不满，多次要求纠正这种“左”的倾向，尽管多次批示、指示，但显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1975年，经毛泽东圈阅的文件中再次明确提出“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倾向去批判”，表明毛泽东坚持“公私并举，私养为主”是一贯的，也是支持社员发展正当的家庭副业的，养猪、养鸡、养鸭、养鹅、养羊几乎是当时农村家庭的主要生产内容。

1958年8月袁毛泽东在山东济南近郊北园乡视察

1956年1月11日袁毛泽东在南京郊区尧辰乡和农民尧孩子们在一起

毛泽东还努力纠正无偿征购生猪、征购计划过大等伤害群众利益的行为。1960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指出：“前年刮‘共产风，猪刮掉得相当多，结果城里人没有肉吃，今年就来调整一下这个比例，很可能翻一番。”3月22日，毛泽东在山东安丘的一份反映调猪不给钱的材料中批示：“这些问题……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要脱离群众。”“调猪人家不喜欢，影响积极性嘛！”1962年12月10日，关于养猪问题，毛泽东和刘子厚谈话时指出：“不要变为机关生产，万万不能再搞一平二调，不要把户养的猪调上来，调一头猪也要受处分，要自己搞猪苗。”这些批示、指示表明毛泽东反对无偿调拨的“平调风”，强调要保护群众利益。

毛泽东努力纠正经济发展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在1955年3月中旬听取邓子恢等汇报农村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情况时，他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当时有些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搞得过粗过快，某些措施不尽合理，不少群众对此表示不满。1955年7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林铁等谈农业合作化问题时，又指出：“生产关系处理得好，生产力就会发展，牲口增加，猪增加，肥料增加。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破坏生产力。……生产关系处理得不好，违反了经济规律，农民会骂人，要砍树，对生产不利。……政策过头不对头，对生产力的影响是很灵的。”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也及时提出纠偏意见。10月，他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如果有本领……要做到三不叫，人不叫，牛不叫，猪不叫。叫了就有死的可能。”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插话说：“苦战三年，自留地和社员个人养猪不要减少。……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又不让多养猪，这样两头堵死不好。”还要求：“统购多少粮、棉、油、麻、猪，要把这个绝对数定下来，使群众知道这个数目以外的东西是他的。”毛泽东理解“农民的私有观念很强”的客观原因并努力纠偏，终于使“已办公社的地方，又掀起新的生产高潮。……各地均已引起注意，并在糾正中”。研究已公开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当时高层领导中较早关注到经济生产生活中不切实际、急躁冒进倾向的人，也最先开始提出了纠正。

毛泽东强烈反对在发展生猪养殖中的“浮夸风”。1958年，毛泽东多次就河北省徐水县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提出反对意见，要求：“不要发动那么多人去看徐水了。丰收有成绩，容易骄傲起来，铺张起来，不实事求是了。把猪都并到那里，就不实事求是了。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么一套。……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这种做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报。”“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毛泽东主张在生猪养殖中也要实事求是。

总的来说，生猪养殖业的发展对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工农业的发展产生过非常积极的作用。毛泽东对生猪养殖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视的。在当前的生猪养殖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梳理毛泽东关注生猪养殖业的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今后生猪养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