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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强诗歌的话语张力

2020-04-17方茹雪庄桂成

文学教育 2020年2期
关键词:都市乡土话语

方茹雪 庄桂成

内容摘要:李强的诗歌有两大主要的题材:乡村和都市,两者互相抵触也相互影响,李强的诗歌就是在都市与乡村话语的张力之中不断发展。受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影响下的李强诗歌,在城乡互望中寻找对乡土的皈依,显现其对于城乡情感的不平等意识,乡高于城的思想隐现在李强的整个都市-乡土话题中。与乡土诗歌的细腻个人化抒情不同,李强对都市生活的宏大叙事使其都市诗歌呈现为另一种独特视角,这种城乡的张力创造了李强丰富而矛盾的诗歌特色。

关键词:诗歌 乡土 都市 话语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的诗人李强从乡村行走到城市,见证了中国城市的不断发展,这种经历对于一位诗人而言,是其生命及其诗歌创作中难以磨灭的印记。因此李强诗歌中也就保有了都市与乡村两种话语类型,这一矛盾现象之间的张力使李强诗歌具有丰富的题材也给李强诗歌灌注了新的生命活力。

一.城市与乡村的互望

李强诗歌同时兼有两种话语类型,而他也创造了许多城乡题材的诗歌作品,但是在这两种话语中李强的城市与乡村写作相互之间又形成了一种城乡互望,他在写乡村时并非总是单纯的写乡村,而是用城市的眼光写乡村,同样,在写城市时也不单纯的写城市,而是用乡村的眼光写城市。

李强创作了许多带有乡土情怀的诗歌,在李强的笔下乡村是宁静、淳朴的,是一位诗人的心灵归宿,《记忆中的小镇》中的“幕阜山,朝阳河”“木板屋,青石路”“有沃野千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1]是诗人李强的理想家园,一成不变却又何止千年,因此在力强笔下所传达的对田园生活的怀念与向往,而这种怀念向往又在城乡互望中有力表达出来。在《红花鳍,白鳍豚》中“红花鳍说话了/游在前面的红花鳍说话了/我们在锻炼/炼出了真功夫/一定会游到富河/游到网湖/游到长江/溯流而上到大汉口/见一见长江精灵白鳍豚。”[2]这是诗人在幼时与红花鳍的“对话”,描写的诗人与乡村的美好回忆,诗人自然是无法与鱼交流,但红花鳍象征着在乡村的美好记忆“一看到红花鳍,就想到官庄的陈早香”,而与红花鳍的对话其实是诗人当时的理想,当时在乡村的人都向往城市的繁华,我也向往练好真功夫前往大城市去看看大汉口,见识长江的“白鳍豚”但是在诗的末尾“这都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偶尔也回龙港/再没有见到红花鳍/一直待在武汉/从没有见过白鳍豚。”[2]诗人来到了当时所向往的世界却没有找到“白鳍豚”,体现了诗人对于城市的追寻的失望,同时诗人也再未见过山村的“红花鳍”,时间流逝,过去再不可追忆,此时回望无论是人还是村子都变了,诗人的回忆中的童年再也回不去了。这首诗以五十多岁的“我”回望乡村为视角,当初“我”来到都市,踏上寻梦的征程,城市成为“我”寻找意义的场所,但是我失望了,此时山村就变为了我所希望的归处,但是这时的“红花鳍”也不可追寻了。两次追寻的失败,造成了诗人无处安放的精神,而曾经的美好回忆,记忆中的如画村庄也就成为了诗人理想的精神归处。因此诗人所写乡村美好回忆是站在城市视角所写,当诗人寻不到精神情感的安置之所时,诗人开始陶醉于对乡村回忆的追寻,甚至认为自然的和谐,优良的品质总是潜在于广大的乡村。就如《我见过年轻的朝阳河中》所写:“那时大青石砌成的,梅家桥纹丝不动/站在桥上钓鱼、跳水、乘凉都不用担心。那时河里还没有筑坝/河水与山溪、水井、灌渠可以走动和恋爱/那时河里还有咿咿呀呀的乌篷船。”[3]诗人在此也是从城市是视角来回望乡村,曾经的梅家桥、河水、山溪都是对于乡村质朴美好的生活的赞美和追寻。

李强同样也写了关于城市的诗,在李强笔下的城市是奋发的,是不断前进的。而李强诗中的对于城市的活力、城市的发展的由衷赞叹是从历史的角度,也是从乡村的视角仰视现代化的新城。如《武汉来了》从“大荒蛮泽”到“袅袅炊烟”,那些“背井离乡的人”“那些撸起袖子的人/那些卷起裤子的人/那些埋头苦干的人/那些风雨兼程的人”每一次抬头都能看见彩虹,“彩虹”是城市的不断发展,是从武汉到达武汉的奋发进步,是都市不同于乡村的巨大活力。城市抒写的乡村视角也就变现在诗人对于这座城的不断发展的展望,这种展望是《武汉来了》的彩虹,是《一点点爱上这座城》的江天辽阔、纸鸢高飘、高楼耸立,但从乡村视角描写城市更多地体现在对于自然的追求,在《城里人真可怜》中,描写城里的水、火、光和家都是一种缺憾的描写,城里的水没有鱼,城里的火没有草木的芳香。在《人大代表建议》中城市的当务之急描写是水质改善,用花墙取代围墙,在江滩种满各种植物,其中所追求的所有真善美的篇章,但是这些追求潜含的是对于田园风光的追求,还是对于乡村所代表的自然美的追求。此时诗人是从乡村视角来写城市,在对于城市发展赞叹之外也蕴含着一种植根于乡村的对于古典田园牧歌生活的追求。

李强的城乡互望的视角所表现的对于理想乡村的追求与对于城市的赞叹和希望其改善的心理,与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在城乡之间摇摆的互望有着极大区别,普遍对于城乡的互望是在厌恶城市时追寻乡村的美好,钦羡城市现代化生活又蔑视乡村的落后陈腐。但是李强在这一手法上的处理却截然不同,对于李强乡村时精神家园,理想归处,而城市则是现实的奋斗的实在落脚点,两者都是值得留念的,李强的城乡互望中,城乡呈现出互为“乌托邦”的关系,同时从《人大代表建议》等中可看出李强其实是像在这两处寻找出一个能和谐处理两者的平衡点,这是李强诗歌的一大特色。

二.乡村强于城市的潜意识

如上所述,李强在城乡互望想要找到位于城乡之间一个平衡点,而关于寻找这个平衡点的尝试则是让城市变得富有乡村的田园美、自然美,这一尝试实际上也显示出了李强在城市乡村两大话语体系中情感的倾向。让城市包容乡村,体现了其对于乡村的更高的赞美,也就有了乡高于城的思想倾向。

在李强的多首诗歌中都体现了城乡的对比,同时其中也蕴含了诗人的价值评判的倾斜:在《潮水来了》中在描写山溪里的鱼,山野里的萢,山村里的燕子时将这些与大江大湖大武汉的鱼,城郊大棚里的草莓,大都市的鸽子相比较,并得出乡村里的小一点、瘦一点、干净一点的特点,在比较中并未有太大的倾向,但是在这种比较的氛围中又加以描写“这些穷人家的孩子/从小热爱劳动/从小就会觅食、筑巢/自由恋爱/不啃老/也不食嗟来之食。”[4]因此自然会使读者将两者:乡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相比较,并且诗人对乡村孩子优点的单方面描述也会影响读者,使读者得出穷人家的孩子更早熟更自立。“从小”一词更强调了穷人家孩子在客观条件上较之城里的孩子更为艰苦,因此对穷人家的孩子会产生爱怜之情,这种情感与之前的比较相结合会使读者产生穷人家的孩子更勝过城里孩子的想法,这其实也就显示了诗人乡高于城的潜在情感倾向。同样的倾向也体现在《在乡下,孩子们晓得更多》一诗中,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晓得更多”这个“更”是比较级,那么就需要一个比较的对象,而既然诗中主体亦及被比较对象是乡下孩子,那么比较对象自然成为了城里孩子。因此在诗中最后“所以,在乡下/孩子们小小年纪就晓得种田/晓得育种、插秧、施肥、除草、排灌、割谷/晓得珍惜粮食/把碗里的饭吃的一粒不剩”[5]。因为乡下的孩子懂得劳作的辛苦,因此他们也懂得珍惜粮食的重要,但是其中不也隐含着在城里因为难以感受到这种艰苦,所以城里的孩子对于粮食或者其他与生具来优越的条件没有珍惜之心,这其中也是蕴含着诗人的情感倾向即乡村高于城市。诗人在多篇诗作中都才用了这种方式,以乡村之长与城市之短比较,在《城里人真可怜》中“主人说:要有光/灯就亮了/没有壁虎爬/没有蝙蝠飞/连蛾子、蚊子也渐渐绝迹了。”[6]这里的光不难看出指的是电灯或者更广泛一点指电力产品,原本电灯等电器是为了给与人们方便,而蛾子、蚊子也并不是受人喜爱的生物,但是诗人以一种怀念的语气将这些昆虫写出来,反而造成了电灯带来了方便但是却也使使用者失去了与自然接触的可能,这也与题目对应,《城里人真可怜》城里人有着便利的水、火等设施,但是城里人却缺少山林的气息,缺少与自然相拥的环境,诗人在此实际上无视了都市的便利,更追寻的是自然,是“乡村”符号下的田园、自然、宁静等内涵,这些都清晰的显示了诗人对于乡村美好的追求,在大肆赞扬乡村时也无形的贬低了城市。

这种写法在诗人的作品中多有出现,作为与乡村自然对立的文学符号城市,在诗人赞叹乡村的美好时总会自然成为乡村的参照体,由此形成乡高于城的情感倾向则是这种比较的必然结果。而在这种乡村强于城市的情感倾向之下,诗人许多描写城市的诗歌中总带有对于乡村的回归。如《车过山西》和《呼伦贝尔行》中诗人所处的时空仍旧在现代都市,但是诗人《车过山西》红诗人视角的焦点却是平遥古城,乔家大院沧桑的过往,是三两的山羊、几簇沙棘,是牧羊的孩子;而《呼伦贝尔行》的焦点是草原的历史,是马头琴的悠扬、酥油茶的醇香。诗人在都市时空内仍存在对于故去乡土景象的回顾,在回顾中体现的是诗人对于乡土的怀念不舍,植根于诗人灵魂的还是曾经的乡土风光,并且在诗人部分诗作中体现出的是对于土地的回归和重返自然的追求。如《人大代表建议》中呼唤的是“百鸟翔集”“鱼翔浅底”是“拆除所有的围墙,取而代之的,是木槿、紫薇与百合花。”其中追求的就是重返自然,回归自然的希愿,这种追寻与回归实际上是对“格式化”“童话化”乡土的“守望”。结合诗人对于上述乡土诗歌的描写中对于乡土自然的赞同,这种回归也就是对于乡土田园中的赞同,渴望将都市建立为第二个符合诗人对自然美好追求的“第二乡土”,其中情感也就不言而喻了。

乡高于城的情感倾向体现出的是对于乡村的回归,但是这种回归并非是对于乡村本身,而是有乡村所代表的一种构想,是诗人经过自我美化后对于乡村的浪漫主义的审美幻想,这种构想并非真实,它是建立在诗人过去的经历之中,是对过往记忆的虚化,也建立在植根诗人灵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歌传统都是乡土中国这个大文本所支撑产生的”[7],因此“从中国农业社会‘城市乡村化的社会发展形态来看,‘城市所承袭的‘乡村心灵并无多大争议。”[8]

三.私人情感的在场与隐退

诗人李强写作的城乡两种话语主题除却在情感上的偏向,其在两者的情感的投入也有不同,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的是诗人李强在两种主题的选择上,乡村话语主题的诗歌是明显多于都市的,同时在具体的文本中,有关于都市生活经历以及在都市生活过程中的私人情绪并没有较细致的抒写,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李强都市诗歌中私人情感的隐退。

在诗人李强的许多乡土诗歌中都涉及到了不同的人物的描写:如刘有才、肖桂花、陈早香,其中陈早香更是诗人暗恋的姑娘,这些具体人物的描写是诗人乡村与都市题材的极大不同,在诗人的都市话语中几乎没有这些有名有姓的小人物,取代他们的是二桥、昙华林、黄鹤楼、长江等建筑或宏大自然景观,也因此在诗人的都市诗歌中更多地是仰望都市发展的宏大叙事,反之在乡村诗歌中更多的则是家长里短的日常化写作,两者的巨大不同也就导致了都市诗歌的私人化情感的隐退。在《武汉2049》中诗人描写的都市由更长、更宽、更快的立交桥,光谷之光,去江汉路、昙华林、归元寺组成,是由都市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构成,其中蕴含的是对未来的展望。而部分涉及到当下现实题材的诗歌如《禁鞭来了》则是从俯看的角度去论述诗人对于“禁鞭”这一事件的看法。无论是仰望或是俯瞰诗人都是以脱离自身生活的角度去观察整个都市,所达的视界都是扩大化的泛化的都市。而从取材角度看,诗人从未将自身居于都市之中的生活经历作为题材,但是在诗人的乡土诗歌之中则存在着大量的自身情感的投入,因为大部分乡土诗歌是诗人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其中的内在的视角是诗人自身的视角,从诗人的记忆深处出发进行叙述,其中必然含有诗人的主观情感。如《写给XSR》“你梳拢乌黑的披肩发 又散开”“你从网兜里拿出一个青青的橘子/递给我 又缩回去”[9],诗人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少男少女的美好情愫,诗歌描写了许多以情感细微绵长的场面,这种场景的描写也使得诗歌具有真实感,其中诗人的影子也清晰可见。还有《老乡来了》中描写70年代粮食紧张的时代,也展现了诗人的内心的人文关怀,对时代的悲哀的无力和悲悯,那是诗人真实经历过的时代因此记忆如此清晰,情感也如此真挚。同样的在《回到从前》中也有许多的这种对于日常真实生活的片段式的抒写,“采摘过枇杷与萢/竹笋与脚鸡禾/这红土地的馈赠/这下自成蹊的恩情”还有“官庄的陈早香卷起裤腿/涉水过河/她的小腿真白呀/懵懂的少年愣住了”[10],这些对于曾经生活的真实写照和情感的直接流露都具有很强的细节感,在乡土诗歌的创作中李强展现出了他个人化的情感世界,这是都市诗歌中所没有的。

李强的诗歌从时间的线性发展看,中间其实存在断层,有关乡村诗歌的时间段自不必详述,但有关城市诗歌的时间段仅存在于诗人中年时期。事实上从诗人的访谈中以及部分诗作中可以找到线索,诗人在大学期间来到了都市,但是其都市詩歌的写作却开始于诗人已经有稳定工作的中年时期,而从乡村来到城市及在城市中摸索的经历在诗人的诗作中是存在缺失的,在其后的时间诗人的工作经历、人生经历决定了诗人对于都市诗歌的写作不会涉及到日常化、生活化的都市体验的描写,这也是诗人都市诗歌私人情感缺失的原因之一。在诗歌中这种私人情感经验的不平衡投入是李强诗歌十分明显的诗歌特征之一。

李强诗歌在都市—乡土这一二元对立的坐标轴线中对于城乡两种题材进行抒写,其中体现出他对于都市和乡土话语的一致性和矛盾性,即:既有对于乡村固有静、真、慢生活的留恋,又有对都市动、强、快的发展的赞叹。因为受到传统中国文化的熏陶,李强还是渴望回归于自然化童话化的乡土时代,这种一致与矛盾使李强的诗歌充满张力,这种城乡的张力也就创就了李强丰富而矛盾的独特诗歌魅力。

参考文献

[1]李强.《潮水来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5页

[2]李强.《潮水来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0页

[3]李强.《潮水来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9页

[4]李强.《潮水来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

[5]李强.《潮水来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7页

[6]李强.《潮水来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02页

[7]杨匡汉等.《共和国文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97页

[8]许心宏.文学地图上的城市与乡村[D].浙江大学.2010.

[9]李强.《潮水来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90页

[10]李强.《潮水来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66页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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