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中篇小说《到城里去》中，刘庆邦对主人公宋家银进城的渴望进行了详细描述，展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辛酸和无奈。在刘庆邦笔下，进城成为了梦想，城市殖民了乡村，乡村面临的是转型期的尴尬与阵痛。

关键词：《到城里去》 城市 乡村 回家

从晚清开始，城市对乡下人来说，就构成了一种向往，一种诱惑。《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这类小说，无不展现了上海琳琅满目的商品对乡下人的吸引，以及人们在现代物质文明中的堕落。刘庆邦的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发表于2003年，此时，“到城里去”已经成为了一个在乡下流行开来的口号和宣言。农家妇女宋家银把进城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而在这巨大的进城洪流之中，城市究竟能给进城的人带来什么？

1.为何进城

在建国初期，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危机，为了尽快把我国就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国家，农村成为了城市的补给，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农村像一个哺乳期的妇女，向城市日益输送着乳汁。而当乡村发展日趋停滞，城市茁壮成长的时候，城市却摇身一变，关上了进城的大门。

城市与农村之间发展的断裂，让城市成为了先进、文明、整洁、体面的代表，而乡村则成为了落后、愚昧、不觉悟、不得体的典型。随着城市化浪潮的兴起，城市把“进步”的观念带入了乡村，摆脱贫穷，寻求进步，永不满足，也成为了乡下人的生存格言。

为了摆脱农民身份，宋家银先是把身体献给了一个要去新疆当工人的年轻人，发现被骗之后，她又选择了长相平庸但拥有临时工身份的杨成方。择偶条件不再是两情相悦，这是宋家银面对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做出的妥协。

对宋家银来说，婚姻也不是让她享有甜蜜生活的依靠，她需要杨成方的工人身份带来的虚荣。杨成方失业之后，她让杨成方继续去郑州、去北京，多年漂泊在外，也是为了显示自己婚姻的胜利，虽然她暂时进城，但她丈夫一直在城里。

北乔在《刘庆邦的女儿国》一书中分析了宋家银的性格：你要问宋家银过的好不好，她肯定觉得日子还不错，她的满足，都来自向上的攀比之中……一个人的活法，有时靠自己做主，但更多的时候，则是由生养的文化土壤所决定。说不清宋家银这个农家妇女的活法，来自何处，有多少是文化的作用，又有多少是她的自我扭曲。但她不管这些，认准自己的活法，乐此不疲地走下去。[1]

可以说，是其不服输的性格，和城市所代表的光明未来，让宋家银对进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在这种痴迷背后，则隐含的是乡村的贫穷与落后，城市的富足与繁华。

2.“城”的想象与疼痛

在没有进城之前，宋家银对城市想象的依据，都来自他人的描述。道听途说的慈禧太后纯金的洗脸盆、牛仔裤、冰激凌、存款单、手机，都在宋家银脑海中慢慢堆积，将城市幻化成了遍地是宝，财富堆积的模样。

在一定程度上，城市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这些财富和宝贝，却并没有对每个乡下人敞开。现代城市强调的是分工合作，要求个体能在能在某一部分拥有足够的能力和知识，才能以此谋生。但对于乡下人来说，他们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于是，身体就成为了他们谋生的资本。男性大都出卖力气，比如当煤矿工人、建筑工人，女性或者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或者饭店的服务员，也有可能沦为妓女，出卖身体。

乡下人进城之后的待遇，和城市繁华并没有成正比。直到杨成方在北京被抓宋家银被迫亲自进城，杨成方在城市的遭遇，才被慢慢揭开。对宋家银来说，她不一定要进城，就能获得满足和荣耀。但此次被迫进城，却成为了她一生的转折点。她意识到，她之前对城市的光鲜亮丽的幻想，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城市并没有因为她的想象，而接纳她、包容她。

从房书记那里，宋家银了解到了北京的一个侧面。北京城里确实很富有，但对于宋家银来说，城市的富有是不近人情的，它还潜藏着一套规则。城市的生存法则让宋家银捉摸不透，也让她意识到了城市与乡村的差距。

来到北京之后，城市给宋家银的第一感觉是“大”。

她原来想着，北京城会比他们的村庄大些，十来个村庄合起来，就大得不得了啦。不料想北京会这么大，恐怕一百个村庄合起来，也抵不上北京城的一个角，天哪！[2]

城市的大，也让她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把一个人丢进城市，不过是一只鱼游进了大海，一滴水融入了沙漠，个体是微不足道的。宋家银要寻找丈夫，只能一步步退出城市，退到郊区，退到破败与肮脏之处，退到“烂砖和油毡搭建的小棚子”，才能找到丈夫的居所。

此时，宋家银才明白，城市的体面与荣光都与进城討生活的乡下人无关。他们，以丈夫杨成方和邻居杨二郎为代表的进城谋生的人，不过是城市的“他者”。文明体面的城里人，在宋家银面前，成为了一面镜子，让她看到了自己与城市的格格不入。宋家银感到恐慌，手足无措，城市的文明与富足让她察觉到了自己的身份之痛。

在乡下人眼中，城市变成了一个双面的存在。对于没有进城的人来说，城市是神秘而诱惑的，而一旦进入城市，就会发现进城是一个未完成的动作。迈入城市只是第一步，而想要真正被城市接纳，被文明接纳，对乡下人来说，还是一个遥遥无期的存在。

即使宋家银在城市里体验到了惶恐与不安，但为了向村民证明丈夫的清白与自己进城的光荣，宋家银自编自导上演了一出“衣锦还乡”的戏码。她选择让丈夫和自己打扮一新一同回家，她选择性地遗忘了自己在城里的不安与惶惑，在村民面前反复讲述着所见到的城市的体面与荣光，在他人的艳羡和称赞中获得满足，以此来填补自己进城后的空虚。

可以说，当乡下人在谈论城市的时候，城市的不在场，反而让城市更具诱惑力。他们对城市见闻的转述，一方面是对自己心理的安慰与暗示，另一方面也对其他乡下人构成一种压力。农村人的城市观与城里人的农村观一样，都是夹杂了偏见，不过乡下人是谦卑的，城里人却是傲慢的。进城的神话也就在这种偏见与谎言中得到了强化。

3.“回家”是否可能

杨金光高考失败后，在宋家银的安排下复读了。

宋家银对儿子道路的安排，不仅仅是一个母亲对儿子成材的渴望，更是寄托了她进城的唯一可能。只有儿子考上大学，拿到城市户口，他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城里人，享有城里人的尊严和和体面。

但宋家银越是孤注一掷，就越让人察觉其中的危险。为了逃避宋家银的高压，杨金光在高考的前一天晚上离家出走，选择了进城打工，并留下了“不混出个人样就不回家”的豪言壮语。故事到此戛然而止，但让人疑惑的是，进城试图闯出一片天地的杨金光们，能否取得成功？

2005年，刘庆邦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回家》，与《到城里去》刚好相反，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农村青年梁建明从城市回到故乡的遭遇。

梁建明外出找工作，误入了传销团伙，不仅没有挣到钱，还受尽了折磨，把自己的铺盖卷、身份证、大专毕业证都弄丢了。一无所有他好不容易逃回故乡，一路上饥肠辘辘却只能趁着天黑、绕开大路，偷偷摸摸回家。令人诧异的不仅是他回家的方式，还有母亲对他的态度。对于他的不幸遭遇，母亲并没有表示出心疼，只是埋怨他不长心眼，没挣到钱，并让他在家里待着，不要他出门被邻居撞见，脸上无光。更奇怪的是，不仅母亲怕他被邻居看见，他自己待在家里也小心翼翼的，不敢弄出声响。

他心里的愧疚难堪，以及母亲对他施加的压力，让他在一个半夜离开了家，重新踏上了进城的道路。梁建明在城市的遭遇，可能是宋家银的儿子杨金光的遭遇。杨金光想的是不混出个人样就不回家，梁建明是再也不愿回来了。对进城失败的农村青年来说，家已经回不去了。

乡村伦理在现代化浪潮中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城市不是家，真正的家也不再是温暖所在。乡村伦理的溃败，金钱的诱惑，杨金光们需要承受莫大的痛苦与压力。即使宋家银的儿子考上了大学，他的命运，可能也会和方方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的主人公一样，还没真正成为一个城里人，就在贫穷和疾病中结束自己的一生。

在《到城里去》中，刘庆邦以一个农村妇女的视角，展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转型的阵痛。人人都想进城，人人都想成为城里人，诗意的传统的乡村，在城市的阴影中变得冷酷和残忍。

可以说，刘庆邦并没有刻意塑造出理想诗意的乡村。乡村的贫穷、愚昧依然存在，即使是在《梅妞放羊》、《鞋》、《谁家的小姑娘》、《红围巾》等柔美小说中，掀开诗意的面纱，农村的破败和贫穷是如此触目惊心。在刘庆邦备受赞誉的短篇小说《鞋》中，守明的未婚夫进了城，然后就推掉了这门亲事，乡村姑娘守明好像突然就比进了城的未婚夫要低一等。未婚夫对守明的背弃，实则也是城市对乡村的背弃，但守明坦然地就接受了自己的命运，顺从了这尊卑的关系，因为她根本无力反抗这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

这一切都不禁令人发问：当城市伦理价值观念已经渗透到乡村，当乡村的人们都以进城为目标而生存，都市空间的压力，让乡下人既难以在城市中获得身份认同，对于乡村，他们也将不会再有真正的认同感，到城里去的道路，究竟要怎么走，究竟要几代人才能完成？

刘庆邦在对农村妇女宋家银进城心态的剖解中，表达了农村现状的忧虑。不管是到城里去，还是回家，都成为了一个两难的选择。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遭遇，在刘慶邦平静的叙述中，爆发出了巨大的悲怆与无言的悲哀。进城之路该如何走？无人知晓。乡下人进城还是一个正在摸索的过程，作者只是唱了一首悲歌。

注 释

[1]北乔.刘庆邦的女儿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02

[2]刘庆邦.到城里去[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215

（作者介绍：严媛媛，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