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国经济从融入世界经济走向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带来重大机遇。2035年前中国外部发展环境有望总体保持和平稳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变，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继续崛起，构建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成为人类共同需求，“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世界加速互联互通。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国际关系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博弈更趋复杂，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新危机。同时，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市场规模日益壮大，综合优势显著增强，将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奠定坚实的基础，但也面临经济发展新动能不足、世界级企业和品牌缺乏、能源瓶颈制约加剧和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大等突出问题。

关键词：中国经济 世界经济 融合 全球化

作者简介：

李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创新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引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经济发展完成了融入世界经济的伟大转变。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推动中国经济从融入世界经济走向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新阶段。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而言，既充满机遇，也存在挑战。如何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推动变局发展，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是我们解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之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2035年前，中国发展依然存在许多有利条件，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不断成长壮大，有条件、有能力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道路上，将面临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困难和问题，有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料的挑战及风险，有些将是前所未有且相当严峻的，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的深度与广度。

一、面临非常有利的国际大环境

综合各方面因素分析，2035年前随着主要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及科技革命的不断突破，全球秩序将不断演变，新的地区和国际格局将加速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入人心，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国际环境的大趋势和基本特征。

（一）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

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不断加深，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日趋平衡，全球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经济往来更加深入，共同利益逐渐增加，维护和平、推動发展是大势所趋，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逆转。互联网和科技信息革命推动各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和依存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类追求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国际社会越来越希望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越来越多的国家追求开放发展，希望发展成果惠及各方，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实现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全球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领域蕴含深刻洞鉴，赢得越来越多政府、政党和国际组织的共鸣与支持。2017年3月23日，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第一次写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2018年达沃斯论坛上，各国领导人竞相呼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中国的开放愿景、对保护主义的抵制受到普遍欢迎。

（二）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

随着亚洲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全球经济的重心逐渐从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一些机构预测，亚洲经济规模很有可能在未来超过欧美地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可能在2035年左右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印度正进入经济发展的快速通道，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50%。印度尼西亚是具有劳动力价格优势的人口大国，未来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预计在5%以上。孟加拉已经连续20年保持6%的经济增速，未来10年平均经济增速有望达到7%。缅甸启动改革以后经济增速是8.5%，菲律宾2012年以来年均经济增速6.5%，越南近几年经济增速年均6%。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基本上都在亚洲，将促进全球经济重心向亚太转移。亚太经合组织（APEC）21个成员GDP之和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80年的46.3%上升到2018年的59.8%。

近几十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不包括美国）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80年的16.22%上升到2000年的24.65%，到2018年已达到30.47%。同期，经合组织（OECD）、北美、欧盟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都呈下降趋势，北美和欧盟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80年的62.60%下降到2000年的59.34%，再下降到2010年的50.89%、2018年的48.36%，已经低于50%。2018年，中日韩和东盟的经济总量为23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27.3%。

（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持续提升

进入21世纪以来，具有劳动力、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的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极大改变了全球发展格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集团之间的发展差距出现缩小趋势。《新兴经济体发展2019年度报告》显示，根据IMF的估计数据加权计算，2018年新兴经济体11国（简称E11，包括二十国集团中的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尼、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11个国家）的GDP增长率约为5.1%，不仅高于世界经济的增速，还高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速。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合作取得诸多新进展。从内部合作来看，2018年E11内部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由降转升，并超过2015年的最高水平，各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稳定增长。E11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由2010年的25%上升到2018年30%。预计到2035年，E11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将超过40%。近代以来，世界经济主要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依附地位，形成了极度不均衡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发达国家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高地，占据着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掌握着核心技术，拥有最高的收入水平，享有最好的生活水准，消耗最多的人类资源，掌控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但是，近些年新兴经济体的总体实力日益增强，有望改变这种格局。

（四）构建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成为人类共同需求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成为各国的重大机遇，有利于充分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共同优化全球经济资源配置，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以苹果的主要产品手机为例，它不仅是苹果的，还是富士康、瑞声科技、舜宇光学等企业共同组成的全球化产业链的产物。苹果手机的产品设计在美国，芯片、显示屏和核心零部件生产在日本、韩国，辅助零部件生产和组装加工在中国，最后销售到全球各地。2018年2月，苹果公司公布的“前200名”供应商名单显示，49家供应商来自中国台湾，42家来自日本，41家来自美国，29家来自中国大陆，11家来自韩国，7家来自中国香港，6家来自德国，5家来自新加坡，奥地利、芬兰和荷兰各有2家，英国、瑞士、比利时和沙特各有1家，200家供应商在全球范围内共拥有778家工厂。纵观人类历史，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都会深刻影响世界格局。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施瓦布2016年出版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向我们席卷而来，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丝毫不逊于前三次工业革命，将把数字技术、物理技术、生物技术有机融合在一起，并展现影响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

（五）“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世界加速互联互通

共建“一带一路”跨越不同地域、发展阶段和文明，成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公共产品。6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热烈响应，正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将“一带一路”建设内容纳入重要决议。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不断扩大、相互投资持续增加，为各参与方的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据商务部统计，2013—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为8.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速;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13年的25%提升到2018年的2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深化投资领域合作，相互投资加速增长，投融资模式快速创新，合作园区日益增多，携手推进“一带一路”不断向深层次发展。2013—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2018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共计156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3%。（ 商务部：《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谈2018年全年对外投资合作情况》，商务部网站，2019年1月16日。）从发展趋势看，共建“一带一路”将促进世界互联互通，构建新的全球经济大循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世界银行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提出的交通运输网络能够通过减少整体出行时间和运输成本，为增加投资和GDP铺平道路，预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将因此增加4.97%。其中，来自沿线国家内部的直接投资增加4.36%，来自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增加4.63%，来自非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增加5.75%。

二、面临日益凸显的外部挑战

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全球经济与政治体系很有可能告别过去几十年的大格局，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的争斗可能加剧，经济竞争和国家战略利益的争夺更加激烈，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趋于复杂化。

（一）逆全球化思潮导致保护主义加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助推了这一趋势。全球化在当代社会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政治意愿减弱。虽然反全球化很多年前就存在，但之前只是一种社会思潮。现在，逆全球化成为了政治思潮，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都存在。部分原因是全球化虽然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是财富只是流到了少数国家和少数人手中，社会分化、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结构性失业增加、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凸显。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通过引入国家安全、金融安全、环境保护等手段扩大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监管权力，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近些年，中国多项国内投资并购案在美止步于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核。2018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外资安全审查现代化法案》，扩大了CFIUS审查范围。2019年3月，欧盟理事会通过“欧盟外资审查框架”草案，并于4月1日生效，对外国资本并购欧盟公司采取更严格的审查。尽管欧盟外资审查框架将不具备美国外资投资审查委员会那样的威慑力，但也将强化中国企业赴欧并购的监管壁垒。

（二）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博弈更趋复杂

中美全面进入长期的竞争与合作博弈。在新兴国家由大变强的过程中，往往会与守成大国发生激烈的国家利益争夺，并被守成大国刻意打压。美国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并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特朗普就《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表演讲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对手国家，挑战了美国的影响力和价值观。2018年以来，美国无视前车之鉴、违反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不顾国内民众反对，发动了大规模的贸易战，妄图通过战略遏制、利益敲诈来打乱中国发展进程。中美博弈不是短期行为，是中美两种制度的长期博弈，不仅涉及经贸、制造业、高科技等领域，还涉及地缘政治等领域，具有必然性、长期性和全面性。

大國之间的博弈日趋复杂。世界主要国家都瞄准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制定创新战略、谋划未来发展。在创新发展领域，美国2015年发布《国家创新战略》，英国2014年发布《科学与创新增长规划》，日本2016年发布《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德国2018年发布《高科技战略2025》。在数字技术领域，英国2015年发布《量子技术国家战略》和《英国量子技术路线图》，日本2015年发布《机器人新战略》，美国2016年发布《“国家制造创新网络计划”战略规划》《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联邦大数据研发战略规划》，德国2016年发布《数字战略2025》。这些战略和规划大都由各国政府部门研究发布和部署实施，试图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把握主动。

（三）人类面对的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加

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能源、粮食、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主义等安全因素持续增强，成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潜在威胁。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部分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民粹主义逐渐抬头，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国家间冲突，给其他国家带来不可预测的外溢效应，给地区和世界带来不利影响。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18年全球风险报告》强调，社会不平等可能是未来十年内构成全球风险的重要因素，在过去30年里53%的国家出现了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现象，发达经济体尤为突出;由于各国关联性越来越大，网络攻击不仅造成突发的影响，也将带来更加剧烈而且不可逆的系统性冲击，是未来十年影响全球风险格局的第二大因素。全球挑战基金会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认为，人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状态，将面临气候变化、流行病、人造病毒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灾难性破坏等诸多全球性灾难。目前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已经超过自然资源的自我更新能力，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已成为当代世界最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也是未来人类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联合国2015年发布的《世界水资源开发报告》指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到2030年世界各地面临的“全球水亏缺”可能高达40%。

（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新危机

当前，美国正在挑战由自己主导建立起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1929年美国大萧条打断了20世纪初的全球化进程，各国在反思大萧条期间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的基础上，建立起目前的国际治理体系。二战结束以来，现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适应了全球化的需要，促进了世界和平与繁荣。但是近几年美国采取的一系列“退群”行动和诸多单边主义措施，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2017年，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协定、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导条约。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自上任以来就不断“炮轰”WTO，称其对美国“非常不好”“让美国几乎没法做生意”。二战以来，美国是其亲自缔造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主要受益者。目前，美国退出的主要还是一些外围“群”，尚未退出涉及其主要利益的核心“群”。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外交已从奥巴马时期的多边主义转向“美国优先”指导下的单边主义，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和良性发展造成极大的冲击。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虽然获得了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大机遇，但是由于自身综合实力不强，很难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完善过程中发挥较大作用，依然处于被动地位。

三、国内存在支撑经济融合的众多有利条件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存在众多有利条件，经济体制活力显著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强大，市场需求潜力巨大，生产要素组合的综合优势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回旋余地加大。

（一）综合国力大幅跃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取得的成就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由温饱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90万亿（13.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66%。从GDP世界排名看，中国已赶超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经济强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从发展速度看，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40年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仍然可以实现中高速增长，促进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2017年英国伦敦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根据现在各国的年增长率、经济规模、制造能力、研发潜力、创新指数、人才储备、国家战略、市场结构等预测，到2035年，中国GDP为35万亿美元，将超过美国GDP。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预测，到2035年，中国GDP为33万亿美元左右，年均增长率5.3%;美国GDP为30万亿美元左右，年均增长率2.5%;印度GDP为9万亿美元左右，年均增长率7%。综合考虑上述不同预测数据，中国GDP将在2030年至2035年期间达到30万亿美元以上，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届时世界经济总量约为150万亿美元）。

（二）国内市场规模将跃居世界一

中国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并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将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创造更好的条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万亿元（5.75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美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0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考虑到中国国内消费增速明显高于美国，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2020年将超过美国。预计到2035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是美国的2倍左右。作为发展中国家，当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第一消费大国时，会给世界带来巨大市场机遇，也会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中国市场的优势不仅在于规模接近美国的水平，更在于世界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所拥有的巨大消费能力，这已成为中国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内生动力。2019年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201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表示，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已经超过4亿人。到2035年，预计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将扩大到6亿人以上。受益于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人口数量以及收入增长，中国的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同时，中国城镇化的巨大潜力将推动国内市场规模持续上升。未来十几年，城镇化仍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主旋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任务，2020年的目标是提高到45%，2035年的目标是提高到60%。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规模人口迁移将持续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增长，这是推动市场规模扩大的强大动力。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2035年前，中国将通过消除生产要素供给的制度性障碍，逐渐进入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2018年，中国研发（R&D）经费支出1.97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18%。截至2018年底，中国正在运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501个，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217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480家，有效专利838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11.5件。未来十几年，中国将诞生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及尖端产品制造中心，在芯片、通讯设备、高速列车、物联网等前沿领域，都将具备世界领先的研发和制造能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机构2019年7月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从第17位提升至第14位。

四、国内存在阻碍经济融合的不利因素

中國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面临着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困难和问题，有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料的挑战与风险，有些将是前所未有的和相当严峻的。

（一）中美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中美综合国力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有些差距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从人均GDP看，2018年中国人均GDP约1万美元，美国人均GDP约6.2万美元，中国人均GDP为美国的1/6。从劳动生产率看，2018年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GDP/全部就业人员）为1.6万美元，美国为11.5万美元，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为美国的1/7。从中美科技实力看，2018年中国R&D经费支出19657亿元（约3千亿美元），为美国的1/2;2018年中国的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位列世界第17位，美国排名第1位;截至2018年全球共904人获得诺贝尔奖获，其中美国362人，中国2人。2018年11月27日，美国科睿唯安公司（Clarivate Analytics）发布的2018年“高被引科学家（Highly Cited Researchers）”名单显示，美国高被引科学家数量为2639人次，中国大陆482人次，中国香港50人次，中国澳门5人次，中国台湾20人次。泰晤士高等教育2018年发布的第15届年度世界大学排名显示，美国共41所大学进入前100强，而中国仅有6所（含中国香港3所）。从营商环境看，世界银行公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的营商环境世界排名第46名，美国排名第8名。从社会发展看，2018年9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和指标报告》显示，中国位列第86位（0.752分），美国位列第13位（0.924分）。

（二）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

从更长时期和深层次来看，中国原有的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渐减弱，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产业、新市场和新业态的形成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总体还处于创新发展的培育期，创新要素的集聚对于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亟待加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较大，非实体经济占用了较多的发展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新动力的形成。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转型成功的国家和地区表明，创新和延伸经济价值链是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方式。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总体不强，短板比较突出。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依然不足，高科技产出比较低，部分产业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中国科技创新的政策和体制还不健全，高端科技人才的比重不高，能实现颠覆性创新的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非常缺乏。中国多数企业的创新成果缺乏，只有少数企业具备世界级的创新能力。2018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50强中，美国22家企业上榜，位居第一，德国9家企业，日本6家企业，中国仅有华为1家企业上榜，排名第八。从OECD统计的2016年全球三方同族专利（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美国专利与商标局共同保护的同一专利）数量看，日本17022件、美国15219件、德国4583件、中国3766件、韩国2671件，占各国当年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受理量的比例分别为30.1%、26.9%、8.1%、6.7%、4.7%。中国的占比较低，高质量的国际专利相对不足。中国企业创新成果的质量亟待提升，只有少数企业活跃在技术前沿领域。

（三）世界级的企业和品牌缺乏

目前，中国企业在技术、品牌、市场等方面与世界级企业的差距依然较大，缺乏具有全球运营能力的世界级企业。《财富》杂志2018年世界500强排行榜显示，中国企业上榜数量120家，仅次于美国（126家），但是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中国企业的销售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均呈下降趋势。同时，上榜中国企业中的10家银行平均利润高达179亿美元，远远高于120家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水平（31亿美元），上榜银行利润总额占111家中国大陆上榜企业总利润的50.7%。上榜美国银行的总利润仅占126家美国企业的11.7%。此外，在2018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仅有的5家房地产公司都是中国企业。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知名品牌较少，世界级的品牌更少。中国的工业产品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我们自有品牌在世界品牌100强当中只有华为1个。据OECD统计，仅占全球商标总量3%的知名品牌，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40%和全球销售额的50%。世界品牌实验室2019年4月发布的2018年度《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显示，位居第一的美国拥有185个世界品牌，中国只有38个品牌入选。中国品牌的国际地位与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不相称，这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多数中国企业在塑造世界级品牌上既缺乏战略，也缺乏人才，导致中国中低端产品供给严重过剩和高质量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四）能源瓶颈制约加剧

长期粗放发展导致中国能源消耗巨大，主要能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中国2017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之后，2018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进口国。中国石油进口约占全球贸易总量的20%，石油消费每年增量占全球石油消费增量的40%。海关总署发布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进口原油4.62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70.9%，较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中国进口天然气9039万吨（1254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45.3%，其中，进口液化天然气5378万吨，同比上涨41.2%，进口金额268.4亿美元，同比上涨82.0%。未来，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很可能超过8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很可能超过50%。中石油公布的《2018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的原油产量为1.89亿吨，同比下降1.3%，连续3年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生产天然气161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7.5%。2018年，中国原油进口量与生产量之比为2.44：1，天然气进口量与生产量之比为0.77：1。中国已探明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储量较低。2017 年，中国石油的探明储量为35 亿吨，约占世界总量的1.5%;天然气的探明储量为5.5 万亿立方米，约占世界总量的2.8%。英国石油公司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9》显示，2018 年中国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24%和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34%，并连续18年稳居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