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晓铮

《那不勒斯四部曲》由《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 和《失踪的孩子》四部书组成，讲述了两个女人一生的友谊与成长，被译为40多种语言，引起全球无数女性读者的共鸣。该书作者是当代意大利文坛的神秘作家埃莱娜·费兰特：作家的名字是笔名，从未公开露面，只接受少量书面形式的访谈，甚至无人知道其真实性别。

很多人称《那不勒斯四部曲》是“伟大的女性史诗”——一部完全以女性视角去观察、体验和认知生活，多维度全景解读女性生存处境的不凡之作。费兰特以罕见的角度探究女性间深刻复杂的友谊存在模式，描摹贫困对女性的特殊影响，以及女性在正视自己身体欲望、大胆表达两性关系时的坚持与妥协。

《那不勒斯四部曲》摆脱了女性文学传统思路的种种桎梏，通过女性之眼对世界进行审视及思考，从而建立自己的发声主体，但陪着两位女主角走过一生的读者们却始终无法确定，如此分毫析厘、寻幽入微的女性视角，是否真的来自一位女性作家呢·

“庶民就是我的母亲”

20世纪40年代，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的破败街区里，生活着野蛮生长的天才少女莉拉和不那么野蛮生长的天才少女莱农。那不勒斯是地中海沿岸名城，曾是罗马皇帝的避暑行宫，但两个女孩却从未见过大海。这两个女孩就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女主人公。

从城区远眺，能看到曾以雷霆暴怒埋葬了庞贝古城的维苏威火山。第二次世界大战带给欧洲大陆的伤痛尘埃未落，法西斯主义、克拉莫分子、高利贷者让她们的城区暗影丛生，但在不到10岁的莱农的眼中，伤害却反而来自身边亲近的女性：“伤害仿佛一种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生物，它们会进入我们吃的食物、喝的水和呼吸的空气，会让我们的母亲、祖母像恶狗一样易怒。她们表面上很安静，心平气和，但她们会愤怒到底，停不下来。”

似乎只有女性才能看穿贫困投射在她们身上的尖酸轻蔑的特殊偏见——女性不具备创造财富和提供智识的能力，因而在人生的起点处就被设置了 “可供牺牲”的属性。贫困中的女孩没有接受教育和获得信息的权利，贫困中的母亲只能“顺从”地反抗命运，莱农的祖母、母亲，以及邻居家的主妇们化解愤怒的方式极为有限：对自身形象的自暴自弃、对孩子的愤怒发泄和对邻居的恶意窥视。

莉拉是鞋匠的女儿，黑发，桀骜不驯的野孩子。莱农是市政府门房的女儿，金发，文气又招人喜欢。五年级时，两个女孩面临辍学。小学教师奥利维耶罗曾为这两个天才少女极力争取过继续求学的权利，但男性的态度决定一切：鞋匠认为女儿继续上学无疑是一种异端，门房则抱持着审慎的怀疑让莱农参加考试——如果不是特别出色，就要马上退学。在她们的城区，学识仅仅代表一种近乎卑微的权威，而一切权威都会在贫困面前败下阵来。

极强的挫败感下，奥利维耶罗老师用冰冷的态度掩饰自己的痛惜：

“你知道什么是庶民吗·格雷科（莱农的姓氏）。”

“是的，罗马帝国的平民。”

“当庶民是一种很糟糕的事情。”

“是的。”

“假如一个人想一直做庶民，那他的孩子、孙子，都会命若草芥，不值一提。你不要管赛鲁罗（莉拉的姓氏）了，为你自己考虑吧。”

在由“庶民”构成的世界中，女性的天赋是一种天然的挑衅和颠覆，男人们企图运用他们的原始优势——暴力——联手终结来自天才女孩的“挑衅”，但她们拒绝被轻易扼杀。莱农开始了艰难的求学之路，自信和自卑像潮水一样轮番冲刷着她，但她无法停止学习。莉拉在父亲的鞋子作坊帮忙，却偷偷自学拉丁语和希腊语，在充满皮革气味的陋室，她们谈论《埃涅阿斯纪》和狄多女王。

16岁时，莉拉决定结婚，嫁给肉食店老板斯特凡诺。她是那种没有办法不耀眼的人：设计出的鞋子灵光闪耀，城区里的年轻小伙子们以企慕的方式迷恋着她，但那种好像要突破一切界限的冲动与灰暗的现实冲撞在一起，让莉拉格外期待秩序与稳定。

在莉拉的婚礼上，莱农经歷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失望时刻——她付出心血、满怀期待的文章没有发表，家里人觉得她上学是白费时间。“在那一刻，我更清楚什么是庶民。我们就是庶民，庶民就是争抢食物和酒，就是为了上菜的先后次序、服务好坏而争吵。庶民就是我的母亲，她喝了酒，张着大嘴在笑，因为佛罗伦萨的古董商人讲了一个淫秽的段子。”

当年那个聪慧敏感，用10岁女孩的直觉和视角体察出自己性别劣势的莱农，把“庶民”定义为母亲。莱农的母亲只有35岁，生活却已日薄西山，“庶民”的魔咒像茧一样缚在女性身上，贫困稳固地在代际间传递，莱农看不到自己的命运之轮有任何转舵的可能。

互为镜像的“双生”关系

在传统意义的书写中，女性友谊很少被严肃呈现。每个作者和读者都会带着各自的性别视角去看待“友谊”这个主题：男性与男性的携手同行足以成就“整个世界”，而女性与女性的联手至多只能构建出一个“女性的世界”——混杂着带有局限性的目的、不稳定的情绪与相互间的算计——所有这些，都让女性间的友谊不值得被深究与探寻。

实际上，任何一种友谊都极难维系一生，女性的友谊尤为复杂，因其能同时具备光辉与脆弱这两种极端属性。莉拉和莱农的友谊持续了近60年，她们是一生的朋友和战友，与生活作战，与找寻意义的生命历程作战。她们互为攀比的对象，却又是彼此的精神支柱。她们时常会在嫉妒中备受煎熬，在痛苦中背过脸去，但却始终并肩御敌。如果她们之间存在一面镜子，她们会在其中混淆了彼此。

光鲜的婚礼过后，莉拉面对着龃龉暗生的婚姻，她能轻而易举把生意打理得欣欣向荣，脸上却时常带着青紫，所有人揶揄的话题只是这对新婚夫妇为何还没有怀上孩子。莱农的恋爱被动而困惑，男朋友是爱她爱得炽热的机修工人安东尼奥，但她从小就暗恋的男孩尼诺却总是漫不经心地路过她的生活。

在莱农的狂想中，她会和莉拉一起逃走，两个人去远方生活，带着“破坏性的快乐”，因为她们是彼此的“天才朋友”，我缺少的，你能拥有，反之亦然——她得到富足的物质生活，她得以继续在学校披荆斩棘。

如果以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看待莉拉和莱农的友谊，那么，在艰难的生命历程中，她们唯有通过彼此才能完成对自我的认同——在“天才朋友”的镜像中获得“理想的我”的主体形象。她们一生都无法从自己的生命中完全剔除彼此，她们就是一个人，爱和恨都是一种投射和反射——对自己的厌恶，以及最终发现对自己的爱。

在伊斯基亚岛的海边，她们共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夏天，爱上同一个浪子，爱情和友谊如急雨一般地发生和消失，失真得仿佛梦境。海滩上，莉拉和尼诺的爱情电光火石般迸发，无比失落的莱农于是没办法推开尼诺的父亲——一个油腻的中年男人——冰冷的手指。

莱农被苦涩的嫉妒煎熬，在内心交战中培养出抑制绝望的天分。她们的友谊变成了一种意味复杂的守望相助——既出于情感和信念，带着女性间的惺惺相惜和温柔怜爱，又混杂着迫切在对方羸弱时展示自己强大的虚荣感。这是只有女性视角才能窥探到的女性友谊迷人的最深处：爱与恨共存，依赖与毁灭交错，如同莱农自己所言：“我们的友谊是多么地辉煌与黑暗。”

度过如风暴般动荡的青春，莱农考入大学，成为城区的奇迹，莉拉为了尼诺放弃婚姻，在一家香肠厂备受屈辱地打工，这对天才朋友再度分道扬镳。数年间，她们不再无间亲密，莉拉有一次批评莱农新写的小说，自己却在电话里痛哭，她对莱农说：“我对你期待很高，我非常肯定，你能做得很好。这是我渴望的事。如果你不是很棒的话，那我是谁？我是谁呢？”

没有赢家的性别战争

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由男性主宰的时期，权力来源于性别，权力与性别同在。《那不勒斯四部曲》却构建了另一种语境：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性或非主体性不是一种天然定制，而是文化建构的结果。莉拉和莱农从婚姻中的出走都试图打破这种建构，是女性用自己的视角看待性别政治博弈，平衡与自己内心中“破”与“立”关系的决然尝试。

波伏娃在《第二性》里写道：“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她们可以安稳地活在婚姻中，只要认定“我付出我所能付出的，获得我所能获得的，忍受那些该忍受的事情”。但穷其一生，莉拉和莱农都无法让自己长久停留在波伏娃所谓“极乐”的舒适区内，相反，她们不断出走：走出稳定的关系，走出秩序，走出“有时挨打、有时受宠”的古老咒语，走出女性被认定的角色——稳重的妻子和祥和的母亲，最终从一条已被划定了千百年、被绝大多数男性与女性都默认的界线中，走向一片陌生领域。

在伊斯基亚岛，莉拉的母亲曾向女儿传授婚姻的本质：“女人一辈子就这样，有时候挨打，有时候受宠。”莉拉不以为然。在“天才”的生命中，接受毁灭，甚至是挺身迎向毁灭换来的那种自暴自弃的快感，是超出生命意义本身的正当存在。莉拉的天分是具有与生俱来的独立意识，她拒绝被一切绑架： 父權、夫权、自己的女性身份，甚至孕育生命都犹如一场交战。莉拉的才智是免费的，但却只供自己率性而为地挥霍。抱持着“男性性别即权力”的本能信心，斯特凡诺的痛苦来源于他得不到可以支配莉拉才华的那把钥匙，用金钱不行、用拳头不行、用“丈夫”的身份也不行。莉拉超出了他控制的范围。

莱农的丈夫彼得罗出身于颇具威望的知识分子家庭，很年轻就当上了大学教授，尊崇理性现实、秩序与实事求是。但男性固有的视角偏差，让他和粗俗的斯特凡诺没有本质区别。生下女儿后，莱农被困在“无能的母亲”的身份中。彼得罗对养育孩子的态度呈现出一种事不关己的冷漠，他从未真正欣赏过妻子的才华和努力，在他看来，妻子的身份就是这样，类似于一个合格的佣人，要做好家务，带好孩子，不能打乱丈夫的生活节奏，更不能提出以分担家务占用他的“男性专属”时间。莱农被彻底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她尝试写作，在开车时构思小说，但“很多时候，日常琐事会像一记耳光一样把人唤醒”。

这是由两性视角的差异造成的矛盾，莱农不愿承认，但生活的节奏却平铺直叙地告诉她：要在婚姻上成功，妻子就需要自我否定。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本书作者埃莱娜·费兰特曾说：“女性生活在别人设定的界限里，当女性不尊重这些界限时，她们也无法喜欢自己。男性突破界限不会自动产生消极的后果，反而会是一种好奇心或者勇气的标志。但女性突破界限——尤其是在没有男性引导或监督的前提下，会令人无所适从——会是一种女性魅力的丧失，是逾矩、堕落和疾病。”

但这是没有任何一方会成为赢家的战争。男人们会在年老后丧失统治的力量，会在激烈的革命后陷入空虚并生成一种痛楚的厌世，而女性在风暴后背负着隐秘的爱继续挣扎求生。

莱农和莉拉的暮年，身边都没有男人为伴。

“痛苦之浴”与“浪花”

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第二次女权运动方兴未艾，许多女性作者默契地出版了一些极具识别性的作品，她们从自己的视角进行观察，用女性自己的声音说话，展示了对生命体验的纵深挖掘和对女性欲望的正视与张扬。

1975年，中国作家张爱玲以自己与胡兰成的感情纠葛为蓝本，创作了小说《小团圆》。爱情是漂泊不定的，《小团圆》的开篇纠缠着对男性的等待与眷恋：“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小说的终章却充满一种隐晦、离奇的意向：“她从来不想起之雍，不过有时候无缘无故的那痛苦又来了。威尔斯有篇科学小说《摩若医生的岛》，写一个外科医生能把牛马野兽改造成人。但是隔些时候又会长回来，露出原形，要再浸在硫酸里，牲畜们称为‘痛苦之浴，她总想起这四个字来。有时候也正是在洗澡，也许是泡在热水里的联想，浴缸里又没有书看，脑子里又不在想什么，所以乘虚而入。这时候也都不想起之雍的名字，只认识那感觉，五中如沸，浑身火烧火辣烫伤了一样，潮水一样的淹上来，总要淹过两三次才退。”

对于自己的身体之欲，那“五中如沸，潮水一样淹上来”的欲望，女性从未被赋予公开表达的权利。大学毕业时，莱农把伊斯基亚岛的经历写成了一部小说，小说大获成功，各种声音纷至沓来，获得了诸如以《一个充满野心的女孩的情色回忆》《年轻的反叛者和老反动派》此类为标题的评论。批判她的人认为小说“粗鄙不堪”，只有“那些惹火的章节”能够形成记忆点，力挺她的人也毫不体恤小说中曲径通幽的女性心理，只一味将其强行解读为两性间的二元对立。

意外的是，在莱农“粗鄙不堪”的城区朋友中，这本小说得到了真正的理解和共鸣，她们是“处境孤独的新娘” “男人忠诚的奴仆”，是“有时候挨打，有时候受宠”的牢固践行者，她们没有在小说中看到政治与对立，她们无法表达、甚至尚不自知的直觉都来源于“痛苦之浴”——因为无法在性爱中体验到满足与快感，身为女性，她们深感羞耻。

那一时期，女权主义成了知识分子间时髦的话题，但《那不勒斯四部曲》却跳出了“女权”局限，继续以更为宏大的“女性”视角徐缓推进。生活是需要去奋力挣扎的海洋，人们遭遇问题、解决问题，在海浪的峰谷间沉浮，女性的问题不仅仅是“女性”的问题，也是“人性”的问题。苦涩之神的巨掌从不偏袒任何一种性别，男性与女性的悲欢也许并不相通，但造成差异的，往往是人类自己。

放弃婚姻，最终又告别苦恋的莱农租住了莉拉楼上的房子，她以城区生活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再度获得成功。有16年的时间，两个妇人彼此相伴、对抗生活。她们是从典型的贫困、典型的婚姻和典型的男性视角审视下走出来的“非典型女性”，以各自的形式完成着自己“非典型”的生活战役。

刚刚度过40岁生日时，莉拉的女儿蒂娜离奇走失。女儿的消失让她陷入了一种尖刻而没有着落的痛苦：“谁说人生必须有意义？意义就是一段段黑线，就像虾子身体里的屎。”在经历过欲望、控制、伴侣之爱、子女之爱等等人生主题后，莉拉率先拥有了天神般的角度看待相爱和离开。

66岁时，莉拉“消失”了，她抹去了一切自己曾经存在过的痕迹：衣服、文件、电脑、照片。莱农不知道她消失在哪里，是否终于走出了她一生也未曾走出过的那不勒斯。木心先生曾經说过：“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但莉拉最终“完成”了她的生活——以“自我删除”的形式。

1977年，美国作家玛丽莲·弗伦奇出版小说《醒来的女性》，洋洋数百页，反映了一代美国女性的生存境遇。从张爱玲，到费兰特笔下的莱农，再到弗伦奇，她们以各自的笔触为女性的生活与命运做了描述：“我打开了头脑中的每一道门。我打开了身体里的每一个孔。可只有浪花涌进来。”

那不勒斯依然在那里，城区依然在那里，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依然在那里，但这座靠海的、火山脚下的城市，终究只余浪花拍岸。莱农在等莉拉，但莱农放弃了继续找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