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振

2020年新春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在中国湖北的武汉市暴发，并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迅速蔓延。世界卫生组织（WHO）将这次疫情的病原体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后正式命名为COVID-19），并于北京时间1月31日凌晨3点，宣布这次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2003年“非典”一度引起的恐慌和无助，如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又引起了一次，而且是在中国人民欢度春节的时候，一时间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然而，对于瘟疫，人类并不陌生。因为自从人类出现以来，人们就受到各种瘟疫的折磨，可以说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与瘟疫作斗争的历史。

瘟疫（plague）是由细菌、病毒等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恶性传染病（如鼠疫、天花、流感等）的总称。历史上关于瘟疫的最早记载，是4000多年前的尼罗河地区，在此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都曾有过瘟疫的记载。古往今来，人类遭遇过无数次瘟疫，其中有些瘟疫特别严重，甚至夺去了数以千万的生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那么，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哪些严重的瘟疫呢？这些瘟疫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下面，笔者就来盘点一下，那些影响了人类文明，甚至改变了历史走向的瘟疫。

鼠疫：中世纪的梦魇

1347年的夏天，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东南端的一个港口城市卡法，蒙古金帐汗国的围城战进入到了第三年。虽然这些蒙古骑兵姑且还能忍受劳师远征的痛苦，但是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困扰着这支军队，那就是——鼠疫。这种来自亚洲的古老疾病，主要由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尤其是游牧民族经常接触的草原鼠，就是鼠疫杆菌的重要载体。对蒙古人来说，草原鼠是一种很普遍的猎物，不仅可以用来锻炼自己射箭的技巧，还是一种宝贵的肉食来源。在蒙古骑兵将鼠疫带到欧洲之前，鼠疫杆菌已经在蒙古高原的草原鼠身上潜伏了数百年，并让当地的游牧民族饱受鼠疫之苦。

在卡法坚固的城防下，蒙古人围攻了三年仍一无所获。鼠疫的到来，无异于是对军心极大的动摇，最后忍无可忍的蒙古人，决定使用恶毒的“細菌战”。他们将带有鼠疫杆菌的尸体用投石机抛入卡法城中，导致了城中的鼠疫流行。

在蒙古骑兵和鼠疫的双重打击之下，卡法城最终被攻破，但是一些携带病菌的卡法人在城池陷落前逃到欧洲。他们大多数死在逃跑的路上，活下来的人把这场瘟疫带到了意大利。1348年疫情又陆续传到法国、西班牙和英国，1350年再东传至德国和北欧地区，最后在1351年传到俄罗斯。就这样，瘟疫沿着水路和陆路在欧洲迅速传播开来，并在极短的时间里，蹂躏了整个欧洲大陆。卡法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们的逃离举动竟会引发欧洲三个世纪的黑死病狂潮，数千万人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瘟疫中殒命。

人们普遍认为，这场瘟疫是由藏在黑鼠皮毛中的跳蚤携带的鼠疫杆菌造成的，在人类历史上造成了严重的伤亡。感染者最初的症状是脖子、腋窝和腹股沟出现淋巴结肿大，然后皮肤会因为皮下出血而出现青黑色的斑块，并渗出脓血，因此这场瘟疫又被称为“黑死病”，感染者会高烧不退，而且精神错乱，并于24小时至3天内痛苦地死去。

黑死病（Black Death）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瘟疫之一。在中世纪，黑死病暴发了很多次，流行于整个亚洲、欧洲和非洲北部。仅仅在欧洲，黑死病就肆虐了300多年。由于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十分拥挤，公共卫生落后，导致鼠患猖獗，老鼠作为鼠疫杆菌的重要载体，穿梭于城市的每个角落，传播着致命的病菌，再加上当时的欧洲教会愚昧地认为猫是女巫的同伴和邪恶的化身，是这场瘟疫的元凶罪魁，于是下令大肆捕杀，这一举措导致当时的猫在欧洲几乎濒临灭绝。失去天敌的老鼠肆意繁殖，加剧了黑死病的传播，结果导致很多欧洲城市的死亡率高达70%。对于那些感染者来说，痛苦地死去是无法避免的，几乎没有任何治愈的可能。

此后，在15、16世纪黑死病多次侵袭欧洲，仅1347—1353年的黑死病，在欧洲造成的死亡人数就高达2500万，占到当时欧洲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疫情最为严重的英国和意大利，人口锐减了近二分之一。黑死病的大面积暴发，对整个欧洲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

由于人口的大面积减少，劳动力成为稀缺资源，使得原本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借机向贵族领主要求更高的待遇和更多的权利，从而也动摇了对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间接加速了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兴起。

而且黑死病也间接促进了欧洲的启蒙思想产生和发展，因为人们发现那些天主教教士和普通人一样，也会感染黑死病，并在痛苦中死去，而且由于人员的聚集、密闭的空间和不通风的环境加剧了病菌的传播，那些生活在城堡中的贵族家庭有着更高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对此，天主教给不出合理的解释，因此教会逐渐失去了公信力。摆脱思想禁锢和宗教束缚的欧洲人，开始了自由思想的启蒙，从而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

天花：印第安人灭绝的元凶

1521年，西班牙人埃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ez）率领的殖民者军队在围攻墨西哥原住民阿兹特克人的堡垒——墨西哥城时，遭到顽强的抵抗，进攻一次次被击退。受到重创的西班牙人原以为阿兹特克人会趁机发起反攻，但城中的阿兹特克人却没有任何动静。这给了西班牙人喘息的时间和卷土重来的机会。8月21日，他们发动了新的攻势，这次却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城中的情形让他们目瞪口呆：死尸遍地，无论是阿兹特克武士，还是老幼妇孺，无一幸免，一种比西班牙军队更为致命的力量已经横扫过这个城市——那就是瘟疫。

原来，就在阿兹特克人将科尔特斯的军队逐出墨西哥城，并予以重创的那天晚上，天花病毒正在城中肆虐，就连阿兹特克人的首领也死于这场致命的瘟疫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没有乘胜追击，反而让西班牙人卷土重来，赢得了最终的胜利。最后，科尔特斯以区区不足600人的兵力，就征服了人口数以百万计的阿兹特克帝国（Aztec Empire）。西班牙人之所以能够以极少的兵力，在征服新大陆的过程中所向披靡，横行异域，瘟疫的力量不可忽视。

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大量的欧洲殖民者涌入美洲，并将天花带到了这片从未有过这类病毒的土地上，导致美洲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因为缺乏抗体而大规模死亡。因为在哥伦布抵达新大陆之前，欧洲人就已经历过多次致命瘟疫的浩劫，也产生了相应的抗体。但是，美洲与欧亚非大陆长期隔离，印第安人也与这些疾病完全隔绝。这些瘟疫随着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后，便开始在新大陆蔓延。因此阿兹特克人即使拥有西班牙人无法攻破的堡垒，却被外来的瘟疫打败了。

曾经有人认为，是落后的武器让美洲的印第安人败了给欧洲的殖民者。因为在传统观念中，西方先进的武器是欧洲殖民者打败印第安人、征服美洲的关键，但他们当时使用的还是十分简陋的火绳枪，不但射程短，装药时间长，杀伤力有限，而且很难瞄准。尽管巨大的声响极具威慑力，但是印第安人对于火绳枪的畏惧很快消失，因为和火绳枪相比，印第安人弓箭的远程杀伤力并不逊色。因而，打败印第安人的，并非欧洲殖民者的火绳枪，而是他们带来的瘟疫，其中最为致命的就是天花，不但传染性强，而且感染后的死亡率也非常高。

欧洲殖民者带来的“致命杀手”——天花，在美洲大地上疯狂肆虐了近一个世纪，如同死神的镰刀一般，收割了无数印第安人的生命。15世纪末，欧洲殖民者刚刚踏上美洲大陆时，这里居住着近3000万印第安人，100年后，印第安人只剩下不到100万人，灭绝了95%以上，因而被称为“人类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实施这次种族屠杀的，不仅仅是殖民者的枪炮，还有他们带来的天花病毒。

最初，欧洲殖民者并不知道是自己带来的天花病毒让印第安人大规模死亡，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后，便开始故意将天花患者使用过的物品送给印第安人。很多资料记载了欧洲殖民者故意向印第安人传播天花的恶行。例如，科尔特斯曾故意送给墨西哥城中的印第安人沾有天花病毒的毛毯，后来的英国人在北美殖民的时候，一旦遇阻就与印第安人议和，把天花病人沾染过的枕头和被子作为礼物送给印第安人。

欧洲殖民者带来的不仅仅只是天花，随着越来越多的殖民者来到美洲，从欧洲传来的腮腺炎、麻疹、霍乱、淋病和黄热病等传染病也接踵而至。这些早已被欧洲殖民者适应的瘟疫却对印第安人极具杀伤力，其中最为致命的就是天花。一方面因为印第安人的免疫系统缺乏相应的抗体，对这些瘟疫几乎没有任何的抵抗力，另一方面再加上缺乏防疫知识，最终导致了印第安人的大规模死亡。

除了造成了大量印第安人的死亡，瘟疫还对美洲的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改变了当地的文化特征。尽管越洋抵达新大陆的欧洲殖民者数量并不多，但他们后来却把自己的文化成功地强加给了人数比他们多得不成比例的美洲印第安人，尽管欧洲文明的独特魅力以及西方的技术优势，并不足以促使印第安人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全面崩溃。

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只杀死印第安人、却对欧洲殖民者毫发无损的瘟疫对当时印第安人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对这种明显的偏袒，在当时的情况下，幸存的印第安人只能从超自然的角度加以理解。在欧洲殖民者的神祇展现了其“超自然的能力”之后，那些以印第安神祇为中心构建的文化、宗教、祭祀制度和生活方式也就很难维持下去了，最终导致了印第安人向欧洲殖民者俯首称臣，并全面接受了基督教和西方文化。这为我们理解这些欧洲殖民者为何能轻易地征服美洲，并改变当地的文化，提供了一把钥匙。

流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加速终结者

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首次战火波及全球的战争，卷入其中的人口多达数亿，毒气、坦克、新式机枪和阵地战，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可人们不知道的是，提前终结这次世界大战的竟是一场流感疫情的大暴发。

1918年3月11日，美国堪萨斯州的福斯顿军营的一位士兵突然感到发烧和头疼，被军医诊断为普通感冒，然而，几天之内这个军营里突然出现大量类似病例，有1000多名士兵染病，患者的颧骨先是出现红褐色斑点，很快从耳朵扩散到整个面部，病情迅速恶化，并伴随咳血等症状，最终导致47名患者死亡。然而，这次流感疫情却并未引起军方的重视。不久，隨着美军横跨大西洋到欧洲参战，使得美国军营的这种流感病毒，因为战争期间士兵的大量流动，迅速扩散至欧洲乃至全世界。

由于这次流感疫情暴发于“一战”期间，许多国家都在搞战时新闻管制，对疫情进行隐瞒，所以当时所有参战国的新闻媒体都对这次疫情只字不提。而作为中立国的西班牙同样流感肆虐，有800多万感染者，就连西班牙国王也病倒了，西班牙当地媒体对此大加报道，让当时很多人误以为西班牙就是这场流感的发源地，因而将这场流感命名为“西班牙流感”。

就在第一起流感病例出现20天后，德国对英法军队发动了春季攻势，借以打破维持了四年的战争僵局。然而，就在德军胜利在望之际，由美军士兵带到欧洲的流感病毒突然横扫了德军前线。到1918年5月，已经有超过100万德军染病，每天都有好几万新增病例。由于疫情严重，大量的士兵病倒，很多军营甚至连站岗的士兵都找不到。

流感在严重削弱德军战斗力的同时，对协约国军队的打击也不遑多让。从6月1日到8月1日，仅驻守法国的英军士兵中，就有大约120万人染病。流感病毒不但让士兵失去了战斗力，还会消耗战场上宝贵的医疗资源。由于在战争的环境下，医疗条件恶劣，许多患上流感的士兵因为无法得到有效治疗而死亡，导致了这次流感极高的死亡率。

不仅仅在战场上肆虐，流感还对参战各国的民生造成了严重的打击。相较于协约国，这次流感给德国造成的打击更为沉重。在流感的推波助瀾下，德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政治经济危机。屋漏偏逢连夜雨，在战争形势下，食品短缺和营养不良提高了德国流感患者的死亡率。在德国的柏林、汉堡、科隆等城市都有大量的流感患者死亡，这加剧了德国紧张的国内局势，工人罢工、士兵起义此起彼伏，迫使德国不得不与协约国议和，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最终，在流感的打击下，由于参战各国缺乏足够的兵员作战和紧张的国内局势，只得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流感就这样成为“一战”的终结者，但是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伏笔。因为德国在投降的时候，本土还没有一个敌人，德军还有几百万人在前线，远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就这么投降了。这让无数德国人心怀不忿，然而，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最终击溃德国的，并非协约国的枪炮，而是一场流感疫情。

虽然战争结束了，但这次流感疫情并未终结，而是随着参战士兵的复员回国，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从美国到欧洲，从中东到印度，甚至北极圈的因纽特人都因此饱受摧残。令人恐惧的是，西班牙流感在20—40岁的青壮年人群中死亡率特别高，一旦感染，患者就会高烧发作，脸色铁青，大量咳血，并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死亡，在当时根本来不及采取任何急救措施。

这场席卷全球的流感疫情，共导致10亿人感染，超过5000万人死亡，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还要多。就单次暴发致死人数而言，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危害性远高于鼠疫和天花，以至于这次流感疫情被称为第二次黑死病。

然而，就在当时的人们都在为如何预防和治疗西班牙流感而大伤脑筋之时，西班牙流感却在1920年春天，突然在全世界范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科学家至今都没有完全弄明白其中的原因。西班牙流感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神秘杀手，来去无踪，无声无息地来到我们这个世界，收割了几千万条人命后，悄然而去。

瘟疫的别样面孔：客观上推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

虽然瘟疫给人类带来了可怕的伤害，但是另一方面，瘟疫客观上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首先，瘟疫客观上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比如黑死病，虽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灾难，却在不经意间打破了欧洲教会的专制地位，许多人开始信奉科学，而不是信奉上帝，欧洲社会开始从暗无天日的中世纪转而走向了文艺复兴，从而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

另外，瘟疫还推动了人类医学和微生物学的发展。为了研究瘟疫，人们发现了细菌和病毒，促进了现代微生物学的诞生。为了对抗天花病毒，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疫苗——天花疫苗应运而生。有了疫苗的出现，天花不再可怕。1979年10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已经消灭了天花病毒。从此，天花这种困扰了人类几个世纪的可怕疾病就此终结。

如今，由于医疗水平和防疫手段的大幅提升，很多昔日令人闻风色变的瘟疫，和天花一样，已被彻底控制和消灭，即便是鼠疫这样的冷血杀手，我们也已将感染后的死亡率控制在10%以下。随着疫苗学的深入发展和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瘟疫正在被一一攻克。

而且，瘟疫迫使人们更加注重水源的清洁、食品的安全和环境的卫生状况，促进了公共卫生学的建立和公共卫生的改善，使得人们从公共卫生的角度重新考虑城市规划，用几何布局和拓宽街道来改善过于拥挤纷杂的旧城，使得能够容纳更多人口的现代都市的出现成为可能。

公共卫生学最早形成于欧洲中世纪，意大利医学家弗拉卡斯特罗教授认为，瘟疫是由传染媒介或接触传染物引起的，包括人体接触，使用被感染的物体，还有接触空气当中的传播媒介等。他的这些认识为后来的预防和研究瘟疫提供了正确的思路。尽管现代医学对瘟疫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在防治瘟疫的时候，比如流感病毒、埃博拉病毒、2003年的冠状病毒（非典），以及如今的新型冠状病毒，沿袭的依然是中世纪的防控思路和手段。

在瘟疫面前，当病毒和致病菌等病原体尚未找到，疫苗和抗生素没有研发成功的时候，最科学的防护手段就是通过隔离，阻隔其传播路径，并做好公共卫生方案。在欧洲中世纪，人们想到很多种方法治疗瘟疫，但是全都无济于事，只有公共卫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当时意大利的罗马，人们开始强调清洗街道，不允许乱丢垃圾与动物尸体，病人和疑似病人要求严格隔离，死者的物品被要求销毁，港口开始检疫，外来人员必须严密警戒，这些对当时黑死病疫情的控制和防护都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敬畏自然：写在最后的话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瘟疫的作用被很多人都低估了，它非但不是历史的配角，很多时候还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主要因素。可以说，瘟疫远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它不仅影响了人类的历史进程，还塑造了某些区域的文明形态。

瘟疫给人类带来的危害，还有人类与之斗争的历程、付出的代价，以及从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深思。瘟疫始终是人类最大的顽疾，虽然某些瘟疫已被控制和消灭，比如天花，但是新的疫情仍在不断出现，这就说明人类必须要学会和大自然和谐相处。如果肆意破坏大自然，必将遭受大自然的惩罚，就像2003年引发非典疫情的冠状病毒源自于果子狸，如今的新型冠状病毒来源于武汉市江汉区华南海鲜批发市场里非法销售的野生动物，之所以会引发人与人之间大规模传染的疫情，究其根源还是因为有人食用野味而导致感染。

就像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所言，“人类在改进自身命运的同时，也加大了自己面对疾病的脆弱性。我们应当意识到人类自身的力量是有局限的，应当牢记，我们越是取得胜利，越是把瘟疫赶到人类经验的边缘，就越是为灾难性的瘟疫扫清了道路。我们永远难以逃脱生态系统的局限。不管我们高兴与否，我们都处在食物链之中，吃，也被吃。”

医学的昌明和科学的发展，绝对不是我们自大无知、挑战自然法则的理由。要知道，不管是人类、生命，还是自然，还有太多的未知等着我们去探索。面对疫情，我们不必过分恐慌，坚定信心，做好防护，科学防治，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但是面对自然、面对生命，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寻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