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舒羽 任东升

“钦定”，意思是由皇帝裁定。民族、朝廷、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有权力对任何意义重大的事务做出钦定的行为和标示。中国的千年佛经翻译运动中，姚秦时期，姚主高度重视佛经翻译，亲自主持译场，规模也相当正规，请来鸠摩罗什之后，姚主以旧译诸经文多乖失经旨，请鸠摩罗什重译《大品般若》，作为其中一品的《金刚经》无疑就披上了“钦定”的外衣。南朝梁武帝也是好佛之人，据史料记载，梁武帝曾“躬临法座，笔受其文”。唐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日，玄奘取经归国，向唐太宗陈请进行佛经翻译。唐太宗答应他的请求，并令梁国公房玄龄负责监护翻译工作，所需物资全由国家府库供给。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到玄奘的“皇家译场”玉华宫看望玄奘，并阅读玄奘翻译的《瑜伽师地论》。读后便下诏：新翻译的经论要抄写九个本子，颁发给雍州、洛州等九个大州。唐太宗又应玄奘之请为经论题序，于是便有了《大唐三藏圣教序》。亲临法筵，参加译经首数武周朝皇帝武则天。“天后亲敷睿藻，制序冠首焉”。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实叉难陀在东都洛阳大遍空寺翻译《华严经》，“天后亲临法座，焕发序文，自运仙毫，首题名品”。武则天称帝后第十一年，即久视元年（700年），实叉难陀在三阳宫译《大乘入楞伽经》，武则天复制序，即《新译〈大乘入楞伽经〉序》。她还为义净所译新经作《圣教序》，下令标示于经首。此后，《华严》新经译出后，武则天又作《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实际上，“钦定”是宗教典籍翻译中的普遍现象，而圣经翻译“钦定”现象有一定的特殊性，其“钦定”现象背后的非翻译因素也是复杂的。

圣经的成书及其权威化过程

圣经被赋予宗教权威，经历了一个文本“正典化”过程。圣经的英文书名叫Holy Bible，意思是“神圣的书”。然而圣经其实并不是一本书，倒像是所谓的“两封面夹着的小型图书馆”。以基督教信教认定的圣经文本为例，这本书是由66本不同的书卷所组成的“合集”，而全本圣经又分为“旧约”（全书共39卷）和“新约”（全书共27卷）两部分，在中国习惯上称“新旧约全书”，用“三九二十七”很好记。若将这些书卷进一步分类，旧约包括：摩西五经、历史书、诗歌与先知写的书；新约包括：讲述耶稣及其门徒故事的福音书、使徒传教的行踪、使徒写的书信、启示录。根据现代圣经评断学研究，整本圣经实际上是由近四十位生活于不同的时代、地点的作者写成的。旧约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440到公元前400年之间，最初都是手抄本。新约是由耶稣的门徒在耶稣死后所写，于公元1世纪末全部写成，之后由中亚和南欧的地方教会抄写，彼此相传，直到整本新约汇编成册。早期的抄本是在羊皮纸上誊写的，用不了多久就得换新重抄。1947—1956年间在死海西北基伯昆兰旷野的山洞里发现的古代文献“死海古卷”，证明了早期圣经手抄本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旧约原文是用希伯来文写成，所以又称“希伯来圣经”，尽管有少量阿拉姆文写成的篇什。公元前3世纪，随着当时政治力量和文化中心的转移，希腊语盛行，耶路撒冷的主教埃里扎尔应埃及托勒密王朝第二任法老勒密二世之命，组织人员将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语。这就是圣经翻译史上第一个译本《七十士希腊译本》，这也是圣经首次被翻译成其他语言。72名最优秀的犹太学者参与翻译，使得该译本译文精确，并很快成为犹太圣经的标准希腊文译本，托勒密二世对译本表示满意，国王的指令和最后的认可使这一译本染上“钦定”色彩。

整部圣经被世俗政权权威化，发生在公元4世纪。皈依基督教并将其定为国教的罗马大帝康士坦丁，下令抄写五十套完整的新旧圣经全本。现存最长的古抄本可能就出于这个命令，可见这道“命令”显然带有“钦定”的意味了。

接下来的哲罗姆的拉丁文圣经是应时代的需求，接受罗马教皇达马苏的委派开始翻译的。特伦托会议（1545—1563）将这一译本确定为权威的拉丁文官方译本，供教会使用，从而更加确定这一钦定性质的译本的地位。宗教改革的激励使得欧洲各国相继出现了用本国语言翻译的圣经，不少译本具有“钦定”色彩，如蒂腾勃格译本成了德国天主教的标准圣经；1550年，丹麦在克里斯蒂安二世的命令下，出版了全本丹麦文圣经；1541年瑞典出版了官方的全文瑞典文圣经；1632年担泽（Danzig）成为全波兰新教会的正式圣经等。

英文圣经“钦定”现象

圣经的英文翻译肇始于公元七八世纪，通常人们认为1611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下令翻译出来的英文圣经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钦定本”，其实不然。早在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统治时期，他就热衷于圣经翻译。作为最高统治者，他曾让迈尔斯·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翻译一本比以前所有出版的圣经都好的英文圣经。1539年，这部以克伦威尔命名的“克氏圣经”面世，也被称为“大圣经”（the Great Bible）。被认为英国第一位清教徒的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尝试过翻译圣经，科弗代尔参照丁道尔的译本，翻译出版了第一本英译圣经全书英文本，将它“献给”英王亨利八世。

英文圣经的第一个钦定本是《马太圣经》，是名叫约翰·罗杰斯的译者化名“马太”（Matthew）于1537年完成的，其实是对丁道尔和科弗代尔译本的修订和编纂。然而在大主教推荐下，《马太圣经》得到了英王亨利八世恩准而出版发行，成为英文圣经的第一个钦定本。宗教改革之后，英国也迎来了自己圣经翻译的新时期。新教徒的日内瓦圣经以其简单、格式清晰、插图生动、价格便宜等特点，1576年在英国出版后，便在皇家命令下进入英格兰的各个教堂。 为了满足英国天主教徒的迫切需求，由法国兰斯红衣主教阿兰（Cardinal Allen）发起并由杜埃（法国）的希伯来语教授格雷高利·马丁（Gregory Martin）实际承担的《兰斯—杜埃圣经》英文本应运而生。由于译本忠实于原文，自出版以来，一直都是许多英语天主教教徒心中唯一的圣经，直到20世纪，还是天主教徒正式的英文圣经译本。詹姆斯一世继位之后，希望能有一本精确的译本取代其他英文译本成为教会使用的唯一圣经。他挑选了英格兰最好的圣经学者和语言学家来完成。1611年在英国伦敦出版了英王钦定本，翻译此本圣经的学者们把这一成果献给了下令让他们从事这一翻译工程的人：“神赐予荣耀的大不列颠、法兰西和爱爾兰的王，信仰的守护者，至高无上的詹姆斯”，以王的名字命名这一译本，并宣布其为英格兰的正式圣经。扉页的题字说这本译本是由国王受命，利用原经文和其他译本编撰翻译而成，而且被“指定为教会使用书”。

美国也有钦定意义上的圣经。第一部在美国出版的英文圣经“艾特肯版圣经（Aitkens Bible）”是美国唯一一部得到国会（当时的第二次大陆会议）许可推广的圣经。由于这本圣经与美国独立战争有关，因此又被称做“美国独立战争圣经”，也是唯一一部在北美得到“钦定”的圣经。1782年9月，国会牧师审核该圣经译本的准确性。在确认其内容准确、语言优美之后，联邦议会同意授权出版通过这本圣经，但删掉了《启示录》，在美国民众中普及推广。乔治·华盛顿将军曾表示很乐意将这本圣经分发给每位队伍军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国会与“钦定本”体现了国家权力机构对圣经版权和话语权的争夺。

之后由于时代的变迁，语言的发展，对1611年英王钦定本的修订成为必然。于是出现了英国版的《英文修订本》（the English Revised version，1881—1885），及随后的美国版《美国标准译本》（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1901）。此后为了跟随时代的步伐，适应语言的发展，两种译本又经过多次修改，依然具有“钦定本”的性质。1962年，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在罗马举行，主旨之一在于推进世界所有基督徒之间的重新合作，共同翻译圣经。于是在1965年，美国波士顿总主教批准教徒使用美国版的《标准修订版圣经》（Revised Standard Version，1952） 。它是英语世界中第一部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合用的圣经。次年，罗马教廷和美国圣经公会允许英国天主教圣经学会发行了《标准修订版圣经》的“天主教版”。

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上的“仪式圣经”

“钦定”宗教译本不仅具有宗教權威性，还可能具有法律效应，即译本文字的解释权归宗教权威所垄断，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得随意解释，不能提出异议，更不能随意修改和篡改，否则就被视为异端邪说或者是对教权、皇权的挑衅和蔑视。在宗教文本翻译的历史上，不乏因违背统治者或权威机构意愿，不信服“钦定”本，而自行翻译宗教文本，遭到禁止、焚烧，译者受到极刑的例子。英国的约翰·威克利夫曾经冒着生命危险私自翻译圣经，两次被英格兰教会斥为“异端”，所译圣经被焚烧。威克利夫死后其尸体还被掘出焚烧。威廉·丁道尔为秘密翻译英文圣经一直流亡海外，最后被天主教会抓获烧死在火刑柱上。马丁·路德翻译德语版圣经时，初期曾被视为异端。英格兰的亨利三世曾这样写道：“如果路德不悔改，就要将他与他的书稿一起付之一炬。”

所谓的仪式化，就是在宣誓仪式上使用圣经，比如在法院作证前，或者接受政府职位的时候。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会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具有特别的意义，因而称为“仪式圣经”。尽管美国宪法中没有规定必须手按圣经宣誓，但美国首位总统华盛顿1789年4月30日宣誓就职时，开启了这一传统。自那以后，每位美国总统就职时都会选择有历史意义或对其本人至关重要的圣经宣誓，比如许多人使用家传《圣经》。奥巴马并非首位选择两本《圣经》宣誓的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以及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都曾这样做过。

奥巴马第一次参加就职仪式时，使用的是林肯用过的《圣经》。奥巴马2013年续任总统就职仪式上，第一夫人米歇尔手捧两本《圣经》，一本是为解放黑人、统一美国做出牺牲的林肯总统使用过的，一本是为争取黑人地位和民权而牺牲的马丁·路德·金使用过的。奥巴马将左手按在上面，举起右手，重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的誓言。

美国当地时间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在美国国会大厦前手按《圣经》宣誓就职，正式成为美国历史上第45任总统。特朗普在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面前手按圣经宣誓。这一环节他使用了两本《圣经》。其中一本是特朗普自己的《圣经》——特朗普在1955年6月12日从纽约皇后区牙买加的一所教会小学毕业时，他的母亲把这本《圣经》送给了他。还有一本是林肯总统1861年第一次就职宣誓时使用的《圣经》，是由当时的最高法院书记官托马斯·卡罗尔（Thomas Thomas Carroll）专门为林肯宣誓购买的。这不仅彰显圣经在家族传统中的地位、美国政治历史的传承，更体现了权力的持续，具有隆重的仪式感和重要历史意义。

圣经汉译史上的钦定现象

圣经在唐代随着大秦景教传入中国得到翻译，后世学者称之为“景教本”。西安碑林里有一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是由唐代景教传教士伊斯出资、景净撰述、书法家吕秀岩书刻，于唐建中二年（781年）在长安大秦寺落成。唐后期被埋入地下，明天启年间在西安西郊（一说周至县）出土。碑文记载道： “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当时的圣经翻译与皇权，甚至与皇帝的支持和参与是分不开的。

接受基督徒、创立“拜上帝教”的洪秀全，所用的太平天国玉玺上刻有“天父上帝，天兄基督”。他组织专门人员以郭实腊译本为依据于1853年出版了《旧遗诏圣书》《钦定旧遗诏书》《钦定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钦定新遗诏圣书》《钦定前遗诏圣书》等圣经译本。值得一提的是，《旧遗诏圣书》两种刻本的封面上端标有“太平天国癸丑三年新刻”，标题两侧各刻一龙一凤图案，其钦定性质不言而喻。

中文圣经版本史上虽不是“钦定”但颇有皇家色彩的版本是著名的“君王版”《新约》，是1894专为晚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等人特制。当时适逢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南方女基督徒踊跃捐款，共制作了四部“君王版”，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醇亲王和福晋各一本。

最著名的中文圣经“和合本”，虽然没有钦定的荣幸，但凝结了中西教内学者的共同智力和心血。早在1890年，传教士在上海召集大会，计划分别出版深文理、浅文理及官话（白话文）和合译本。著名的官话和合译本于1919年4月22日出版，1939年更名《国语和合译本》。这个以1885年出版的英文修订本（Revised Version） 为蓝本译成的中文译本成为20世纪流传最广的译本，当代学者认为是“权威译本”。

民国时期，天主教徒翻译家吴经熊接受蒋介石的授意和资助，用中国的五言、七言诗体翻译了《诗篇》，天主教徒的蒋介石参与对译稿进行反复审阅和修订。该译本以《圣咏译义初稿》的书名出版时，封面上除了枢机主教田耕莘题写的书名外，还印有“蒋主席手订”五个字，引起轰动。再加上扉页附录的中国地区总主教的序言和签准证，使这个圣经节译本具有不折不扣的“钦定”性质和权威。吴经熊之后翻译的《新经全集》蒋介石同样给予了资助和关注。

在当代，决定以哪个圣经版本为蓝本来翻译，以什么样的翻译原则作为指导，同样带有宗教机构和赞助人的“钦定”色彩。如在世界性合一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台湾地区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人士也合作成立译经委员会，将《现代英文译本》（Todays English Version，1966）翻译成中文，于是便有了1979年在中国香港地区出版的《现代中文译本》。这个中文译本不仅是当代圣经汉译事业的需要，更是“圣经联合公会”（United Bible Society，简称UBS）主导的在世界范围内翻译和普及圣经的产物。该译本的翻译工作自始至终在纽约“美国圣经公会”总部的“圣经大楼”里进行。其“序言”称，它的翻译原则和方法是“联合圣经公会在世界各地推行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实际上，这些“翻译原则和方法”就是由以奈达为首的执行委员会制订的以“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为主导的翻译原则和方法。

从第一个圣经译本的钦定到当今的圣经翻译，“钦定”现象一直存在；此外，“钦定”圣经翻译的形式多样，形成“钦定本”“权威本”“精华本”等文本现象；在“钦定”过程中，圣经文本不断完善，其宗教文本功能不断得到强化。从很大程度上讲，某一宗教突破地域性和民族性向世界范围传播的过程，就是该宗教的典籍文本被翻译和得以流传的过程。一种外来宗教的教义要想在目的语社会广为散播，就需要使其宗教经典的译本取得合法的文化地位和与原本相当的宗教权威。这种宗教意义上的需求促使宗教机构或译者群体，乃至个体译者千方百计制作出一个具有宗教解释权威、语义精准、令人信服、具有感召力的譯本。圣经翻译过程与教权、皇权或世俗政权密切相关，不仅要符合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还必须得到教派首脑、教会领袖们的认可以及普通信徒的支持。随着教皇权力的更迭和世俗政权的更替，甚至教会自身的革新和发展，必然会带来宗教、政治、教会方面或大或小的变革。旧有的“钦定本”会变得过时，教义解释需要更新，语言风格需要变化，甚至新一任的教权皇权干脆推翻已有的“钦定本”，推出新的“钦定本”。这样就促使“钦定本”不断更新换代，成为一种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