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黑死病期间，“投毒说”的流行在西欧引发了对犹太人的迫害狂潮，这既与中世纪人们对疾病的想象有关，也是欧洲长期以来反犹传统的必然结果。不过，当时亦存在反对“投毒说”和呼吁保护犹太人的声音。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世纪晚期人们思想中轻率和狂热的一面，也能感受到理性力量在灾难面前的涌动。

[关键词]黑死病，投毒说，犹太人

[中图分类号]K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8-0082-04

1348年，黑死病在西欧爆发，这是有史以来最著名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场瘟疫。关于这场瘟疫爆发的原因，时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如天谴说、地震说、星宿说等等。这些说法无论是从宗教出发还是从科学角度考虑，其共同特点都是把瘟疫归结为不可抗拒之外力因素。不过当时亦存在着一种与之相对且广泛流行的观点，即认为瘟疫不是天灾而系人祸，是有人朝水中投毒所致。国内外许多论著在谈到黑死病爆发的原因时都会提及“投毒说”，但往往语焉不详。因此，本文拟依据原始材料，对黑死病期间的“投毒说”做一详细介绍，并就人们对“投毒说”的反应以及该说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希望能由此加深学界对于该问题的认识。

关于“投毒说”，黑死病时期留下的官方档案和时人的记载为我们了解这一说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来源。

一个曾亲历黑死病的方济各会修道士在其当时所著的编年史中这样写道：“一些人说瘟疫是由空气的污染带来的；其他人则认为犹太人计划用毒药消灭所有的基督徒，并且已经在各地的井水和泉水中投了毒。许多犹太人在严刑拷问下承认：他们在盆罐中饲养蜘蛛、蟾蜍等毒物，还从海外获取毒药；但除了那些比较有权势的。并不是每个犹太人都知晓此项罪恶，这样阴谋才不会被人泄露。”

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的城市档案为以上叙述提供了更为详实的注脚。该市在黑死病期间曾写信询问周边城市是否有证据表明犹太人向水中投毒，并最终收到11份答复。其中的一封回信极其详细地列举了多名犹太人的燜，表明投毒是一项有计划、有组织的阴谋。信中提到1348年一个住在托农(Thonon)名叫巴拉温格尼(Bal-avigny)的犹太外科医生在切伦(Chillon)被捕后于9月15日承认：早在大约十周前，拉比雅各布派一个犹太男孩送来一些毒药和一封信，命令他把毒药投到镇里使用最频繁的公用水井里，并且不要告诉任何人。信中还说。拉比已经下令其他地方的犹太人执行同样的命令。巴拉温格尼还承认他在一天晚上偷偷把毒药投到托农的一眼泉水中后，马上要求妻子和孩子不要使用该处泉水，但却没有告诉他们原因。为了说明该证据的可靠性，回信还特别强调巴拉温格尼第二天在未经受拷打的情况下，主动当着许多证人的面重复了他前一天所承认的事实。并且，巴拉温格尼后来还被带到投毒现场进行指认，在那里人们发现了一块用来包毒药的布。其他犹太人的供词与巴拉温格尼的基本上大同小异：投毒是受人指使，指使人多为犹太拉比；对于是否有其他犹太，人参与此事，答案或者是肯定或者是不知道。该信最后还提到一些基督徒也卷入到投毒事件中，背后指使则是犹太人。

尽管铁证如山，但以今人目光视之，把黑死病的病因归之于犹太人投毒显然十分荒唐。不过对中世纪人来说，他们却很容易相信这种说法。14世纪德国神秘主义者亨利·苏索(HenrySuso)在其自传《仆人的生活》中就通过亲身经历对黑死病期间民众对“投毒说”的激烈反应进行了生动的描述。苏索的同伴在一家旅店被人诬为投毒者，为了脱身，他就嫁祸于当时不在场的苏索，说他受修会委托四处投毒，毒药来自犹太人。关于他投毒的谣言在民众中传开后，人们就纷纷指责他是杀人犯，叫嚷着要把他处死，有的说要把他淹死在莱茵河里，有的则主张把他活活烧死。苏索苦苦哀求众人，却没人敢替他说话，也不敢施以援手。最后，在一个教士的帮助下他才得以摆脱这突如其来的灾艰。

在黑死病期间受到指控的不仅仅是犹太人和那些被认为与犹太人有瓜葛的基督徒。在西班牙，阿拉伯人曾被怀疑在瘟疫的蔓延中起到了某种作用，麻风病人则被怀疑是犹太人的共谋，只不过犹太人在其中起主要作用，而麻风病人是犹太人实现其罪恶企图的工具。1348年6月，一些葡萄牙朝圣者被传在阿拉贡往井水中投毒。1348年4月17日，一封出自纳博讷(Nar-bonne)官方的借说，在纳博讷和其他地方，许多乞丐因为投毒而被捕，他们承认毒药是一些身份和姓名不明的人给他们的。该信认为：“既然有人给钱让他们散播致命的毒药，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他们是为法国的敌人服务的，尽管还不能完全确定。”而这里所说的“法国的敌人”显然是指英国人，因为当时英法正处于战争期间。

可见，黑死病期间被指控投毒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犹太人、麻风病人和乞丐等社会弱势群体；一类则是政治和军事上的敌对者，如阿拉伯人之于西班牙，英国人之于法国。不过“投毒说”所针对的矛头主要还是犹太人，这从黑死病期间犹太人所受迫害程度尤深、范围尤广就可以看出来。

据康斯坦茨(Colastane)的一位教士叙述，对犹太人的迫害开始于1348年，从该年10月1日到1349年9月29日，生活在科隆和奥地利之间的所有犹太人，无论老弱妇孺，全部都被烧死或杀死。该教士还描述了犹太人在土坑中被烧死时的惨烈场景：“当木柴和稻草燃尽的时候，还有一些犹太人，包括年轻人和老人，气息尚存。围观者中身体比较强壮的抓起短棒和石头朝那些试图爬出火堆的犹太人头上猛掷，就这样迫使他们最终堕入地狱。”

西欧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同样没能幸免于难。1348年棕榈主日，在法国土伦，40个犹太人在睡梦中被人杀死。5月，卡尔卡松(Carcassonne)和纳博讷的犹太人被彻底消灭，拉博姆(LaBaume)的犹太人也被全部杀死，他们的财物被抢劫一空。5月17日，一群暴民袭击和洗劫了巴塞罗那的犹太人居住区，销毁了与当地债务人有关的契据，还杀死了20个犹太人。不久，又有300个犹太人在塔雷加(Tarrega)被杀，塞尔韦拉(Ccnem)则有18个犹太人遇害，所有犹太人的房屋都遭到劫掠。1349年1月，布赖斯高(Breisgau)和乌尔姆(Ulm)的犹太人遭到屠杀。据说，一些犹太人面对即将到来的可怕命运，只好在自己的房子里点火自焚。

以上仅仅是一个缩影。黑死病期间，在欧洲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行动。到1351年，欧洲有60个大型和150个小型犹太人社区被消灭，共发生350多次大屠杀。为了躲避迫害，许多犹太人被迫向东迁移，来到波兰和俄罗斯，从此定居下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一些犹太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此外，许多犹太儿童从火中被带出，在违背其父母意愿的情况下，接受基督教的洗礼。直到黑死病消失，对犹太人的迫害行动才暂告停止。

黑死病肆虐期间，欧洲各国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基督徒还是犹太人，都同样成为疾病侵袭的对象。那么，为什么当时人们还会把这场人人谈之色变的瘟疫与“投毒”联系在一起并把主要矛头指向犹太人?为什么人们会对犹太人同样大量死于黑死病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

笔者认为，黑死病期间之所以会出现“投毒说”，首先与中世纪人们对疾病的想象有很大关系。对于流行病，当时人们除了把它当作上帝的惩罚外，还有一种倾向就是把它看成是一种外来的疾病。15世纪末当梅毒在欧洲流行时，英国人就把它叫做“法国病”，而佛罗伦萨人则称其为“那不勒斯”病，此外还有“西班牙病”、“德国病”等名称。这种把疾病与“他者”联系起来的做法实际上暗含着一种对异族或者异类的排斥，那些“被判定为邪恶的人总是被视为或至少可能被视为污染源”。

苏珊·桑塔格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一文中指出：“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借疾病之名，这种恐惧被移植到其他事物上。”由于中世纪医疗水平低下，人们对黑死病的发病原因不可能做出正确的解释，而黑死病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事实又加剧了人们内心的恐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找到一种宣泄途径来缓解内心的恐惧。换句话说：“当无知的人们受到他们无法控制和无法理解的力量所冲击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地寻求他们能够理解的解释。在受到惊吓或受到严重伤害的时候，他们要寻求可以报复的对象。因此，愤怒的人们就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靶子，而其中首选的对象便是少数人团体，容易识别的，不受欢迎的，到处散居的和缺少任何强有力保护的人。”

犹太人很不幸地成为符合上述条件的群体之一。在中世纪，犹太人由于在借贷活动中收取高额利息而受到人们的憎恨。14世纪中期，在人们心目中，犹太人与后来莎士比亚创造的“夏洛克”形象并无二致；另一方面，犹太人的“敌基督”形象在中世纪也广泛流传。犹太人被看成是魔鬼的化身，不仅出卖耶稣、亵渎圣饼，而且绑架和杀害基督徒儿童。从中世纪的绘画作品和方言文学如《坎特伯雷故事集》等对犹太人形象的塑造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基督徒对犹太人的误解和偏见。因此，当人们找不到黑死病在欧洲肆虐的原因时，犹太人便顺理里成章地被当作投毒者。塞西尔，罗斯就认为：“他们身上似乎具备了应遭屠杀和该受虐待的所有必要条件。在当时，他们既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种族，又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宗教少数民族。”因此，一旦发生天灾人祸，人们就会把责任推到犹太人身上，有时候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总之，“如果爆发了瘟疫，除了他们谁还会带来这种玩意儿?如果是他们先染病的，就可以证实的确如此；如果他们没有发病，同样也证明是他们带来的，因为这就清楚地表明他们是事先蓄意预谋好的，他们不得不对种种用别的方式无法解释的谋杀负责。”

其次，犹太人在黑死病期间被指控投毒并遭到迫害，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欧洲反犹的惯性使然。“每当出现一次民众或政治动荡，每当一个城镇遭到猛烈的攻击，每当一场瘟疫或不幸降临，而需要找一个替罪羊时；每当宗教狂热被异乎寻常地煽动起来时——在所有这样的情况下，对犹太人进行攻击便成为一种预料之中的必然结局。”

在欧洲，对犹太人的敌对与迫害由来已久，这其中既有宗教因素，也有经济上的考虑。宗教方面，“在某些基督徒看来，犹太教的存在对社会的精神健康构成了难以觉察然而危险的威胁”。教会为了避免犹太人在信仰上影。向基督教徒，便想方设法“妖魔化”犹太人，使基督徒与犹太人的关系不断疏远。从经济上来看，在中世纪，由于犹太人的客居民身份，他们既不能从事农业生产又不能进行手工业劳动，因此只能经营受人歧视的商业和借贷业。因为缺少竞争对手，犹太人很快就能积聚大量财富，这自然引起很多人的嫉恨，特别是那些与犹太人有借贷关系的人。

斯特拉斯堡编年史的作者就认为：“其实是金钱给犹太人招来杀身之祸。如果他们很贫穷，如果封建主没有欠他们的钱，他们就不会被烧死。”乔纳斯·诺霍尔(Johanncs Nou)也认为：“犹太人成为往井水中投毒这一荒诞说法的受害者，与其说是出自宗教和种族仇恨的原因，不如说是由民众长期累积的对资本主义的憎恶造成的。”他还引用罗舍尔(Roscher)的观点说，“14世纪对犹太人的大迫害是一场野蛮的财政危机，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革命在中世纪的表现。”黑死病期间，对犹太人的屠杀往往伴随着对其财物的掠夺和债务契约的销毁，很大程度上足以证明。

总之，犹太人在中世纪欧洲所处的边缘地位决定了犹太人必然会反复遭到驱逐和屠杀。事实上，指控犹太人投毒这并非第一次。1321年，在比利牛斯山南麓人们就纷纷谣传：犹太人和麻风病患者这一对社会的弃儿，同突尼斯和格拉纳达的异教国王们相互勾结，已经在井水里投了毒。结果这一借口得到了积极响应，在许多城市都发生了屠杀事件。可见，黑死病期间犹太人的遭遇只不过是以往悲剧的一次重演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黑死病期间，在犹太人因为“投毒”而受到迫害的同时，西欧亦存在反对“投毒说”并呼吁保护犹太人的不同声音。

首先，知识界对“投毒说”进行了断然驳斥。14世纪欧洲最著名的医学院校巴黎大学和蒙彼利埃大学的医学教授宣称，对犹太人的所有指控都是错误的。他们指出，犹太人和他们的基督徒邻居使用的是同一水源，出现的是几乎相同的瘟疫病状。从当时流传下来的对黑死病进行解释的各种文献中，我们也很难看到把瘟疫归罪于犹太人的说法。康拉德(Konrade of Megenberg)就反对对犹太人的指控：“有人说瘟疫是犹太人带来的，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在其述作中所援引的证据就是维也纳的犹太人死亡率非常高，不得不修建新的墓地。

一些世俗政权也通过实际行动否定了“投毒说”。在科隆给斯特拉斯堡的信中，科隆的法官、市政官员和议员表示：“无论如何，我们依然相信，死亡和与之相随的糟糕状况是上帝报复的结果，而不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因此，我们不仅打算在我们的城市禁止任何因为这些谣言而侵扰犹太人的行为，而且要忠实地保护他们，确保他们的安全。”在信中，科隆还提醒，在处理犹太人事务上要明智与谨慎，要采取措施防止可能造成屠杀犹太人和其他混乱的民众暴动。民众对犹太人的敌意在扩展到莱因地区之前就应该被遏止。该信还建议：“在你们的城市，你们应该做出决定保护犹太人，确保他们的安全——就如你们的前任们所做的那样——直到真相大白。”

阿拉贡国王佩德罗(Pedro)四世则对犹太人采取了积极的保护措施。黑死病期间，在巴塞罗那的居民攻击犹太人并洗劫犹太人居住区后，佩德罗四世十分震怒。1348年5月22日，他向巴塞罗那派出了一位新的统治者并下令惩处罪犯，不许再发生类似事件。一周后，他又通告各

地政府，命令他们保护犹太人和防止骚乱。1361年当瘟疫再次来袭时，犹太人向佩德罗四世寻求保护，他就派出全副武装的卫兵守在犹太人居住区的门口。

最后，教廷也一改往日的反犹姿态。黑死病期间，教皇克莱门六世一再颁布敕令，宣布教会将对犹太人实施保护，要求主教和教士们采取行动反对任何人迫害犹太人。克莱门六世在1348年的教皇敕令中说：“我们已经将犹太人置于我们的保护之下，我命令任何基督徒不得使用任何方法伤害或杀死犹太人，或者拿走他们的钱财，或者在他们的雇佣期结束前驱逐他们，除非经过犹太人所居住国家的领主或官员的法律判决，任何人如果明知故犯的话，将失去他的头衔或职位，或者将受到逐出教会的惩罚，除非他采取措施通过应有的补偿来纠正其胆大妄为的做法。”教皇还在敕令中指出，犹太人投毒不可能是造成瘟疫的原因，因为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犹太人和很多其他种族一样，没能逃过瘟疫。

由于教皇的保护，尽管从地中海一直到德国都有犹太人被烧死，伹教廷所在地阿维农的犹太人却得以幸免。还有一些城市如上文提到的斯特拉斯堡的教俗上层人士也认为犹太人并没有犯下人们所说的罪恶，因此不愿意迫害犹太人。

但反对犹太人的力量显然十分强大。斯特拉斯堡想要保全犹太人的市议会在1349年2月9日至10日被推翻，隨后上台的新议做出让步，在13日逮捕犹太人。斯特拉斯堡还做出决定，犹太人100年不能进入该市。不过时间还未过20年，议会和当地官员就同意犹太人可以再次进入该市，因此在1368年，犹太人又回到斯特拉斯堡。奥地利公爵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y)也曾保护过犹太人，但是后来迫于压力，在次年将他们烧死。

著名荷兰文化史家赫伊津哈在《中世纪的秋天》一书中曾经指出，中世纪晓朗的人普遍比较轻信，但轻信的程度因文化水平的不同而表现出巨大的等差。从黑死病期间“投毒说”的流行以及不同社会阶层对其的反应来看，普通民众更倾向于对谣言不假思索地加以接受，而处于社会上层的人士相对来说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更多的怀疑和批判态度。但不管怎么说，透过“投毒说”，我们不仅看到了中世纪晓朗人们思想中轻率和狂热的一面，同时也感受到理性力量在灾难面前的涌动。

[作者简介]高建红，女，讲师，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欧洲中世纪史。

[责任编辑：柳文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