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墨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各种政府“战疫”表现有差异。这种差异解读，较为流行的是以东西方政治为分界线。有人从中看到了西方政治的傲慢—以为自由民主制可以“包打天下”。我看到的是西方政治的惰性。

美国传染病学家理查德·克劳斯曾说，瘟疫的到来如死亡和税收一样不可避免。人类与瘟疫已斗争数千年，但历史地看，人类社会政治上的每一步进化，都在抵消致命病毒对人类的杀伤力。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后，人类社会再也没有出现过因传染病导致千万级别人类死亡的事件。

那时的政治进化，主角是西方国家。英国19世纪中期建立全国性公共卫生体系，开创了政府治理的先河，后来成为欧洲多国政府模仿的做法。如今世界各国的公共卫生体系，都能找到“英国基因”。

后来，起引领作用的是美国。美国1946年成立的国家疾控中心，是当时世界上首个专门应对传染病流行的政府机构。目前世界上设立了疾控中心的国家，或多或少都参照了“美国样板”。

传染病防控方面的领先地位与国际政治上的主导角色相匹配，这绝非历史的巧合。从冷战后期开始，美国长期在国际防疫方面扮演领导者角色，这又与美国相比于英国的国际主导地位“含金量”更高相符合。

欧盟可以说是西方政治进化的标杆，成员国之间人员、信息、资本的自由流动，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划界的清晰，几乎神话为世界政治的黄金标准。这是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但也是西方政治进化“停滞”的开始。

欧美成为疫情重灾区，不是自由民主制的错，但你总能看到政治认知上的惰性伤及治理体系的效力。

这种停滞在岁月静好时“不可见”，危机来临时则异常扎眼。冷战结束后的相当长时期里，西方世界既不曾遭遇危及民族存亡的战争威胁，也没有出现动摇国本的国家危机。这种岁月静好孕育了政治惰性。如果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只是提了个醒，那么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则是一记重拳。

无论是带有“超民族国家”色彩的欧盟，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国际社会，自由民主制度都是治理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在一个人类与病毒共存的危机四伏的世界里，政府治理能力不能拖政治进化的后退。

欧美成为疫情重灾区，不是自由民主制的错，但你总能看到政治认知上的惰性伤及治理体系的效力。政治学者郑永年在分析欧洲疫情失控时写道，“对政治权力感到深度恐惧的人来说，他们宁愿选择在家里孤独地死亡，也不愿看到一个高度集权政府的出现。”

百年前美國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提出警告：“英语民族，长期以来一直疏于行政方法的完善，却一门心思钻研对行政权力的遏制。它对政府的控制，远远超过对政府的激励。它一直关注的是敦促政府变得更公正与温和，而不是变得更灵活有效和井然有序。”

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写道，对于世界上许多人来说，现代政治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约束强大、唯我独尊乃至暴虐的政府。他所说的“现代政治”，实际上指的是“西方政治”。因为历史进入“现代”以来，西方政治一直是世界政治的主角。福山关于西方政治衰落的论述，何尝不是西方政治在进化上的惰性？

从政治进化的角度看，能称得上“现代”的政治，肯定是能因时因势而变、能有效治理的政治。这一点，东西方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