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毅

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

有瀰济盈，有鷕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

雝雝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

——《匏有苦叶》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叶》是“变风”中我最爱读的几首之一，是名作，《左传》《论语》里都有引用，现代人选古诗也常选，尽管也不大清楚讲什么。诗的意思可能很深，但也许是我把它理解得意思深了，本身有没有，它的本意如何，我不敢肯定。但是，看自古以来的人对它的解释，又好像本来就该是深的。是不是清浅些的解释更好呢？怕也未必吧。

字面本来并不难懂，俗语村言翻译一下，大概是这个样子：

葫芦的叶苦，渡口的水深;深就合衣涉过，浅就拎衣蹚过。

渡口水满，野鸡“咬咬”叫唤;水满没不过车厢底，“咬咬”是唤公野鸡。

大雁叫得雝雝，早晨旭日方升;后生要娶媳妇，趁着河面结冰。

船夫反复相招，人家过河俺留;人家过河俺留，俺要等俺朋友。

初读此诗，我大约十二三岁年纪，因为它没有“国风”惯有的重章叠句，意象更稠密，韵律也更跳荡，所以喜欢背诵它。好比喜欢一首歌的调子，就随时哼唱，也不在乎它是什么词。

等到年纪稍长，定睛一瞧，才瞧出它的可乐之处：四章诗，一章一个意思。我常调侃它像侯宝林先生的作品：“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

不过它归根结底是吸引人的，恰以它的闪烁迷离、不知所云。《毛诗序》说它是“刺卫宣公”，王先谦说它是“贤者不遇时而作”，朱熹说是“刺淫乱之诗”，方玉润说这是一篇“座右铭”。大体上，近人普遍嫌古人脑洞太大，求之过深。闻一多说“这是订婚女子等待丈夫回来结婚的诗”，高亨说“这首诗写一个男子去看望已经订婚的女友”，而且指出这男子是“出赘妻家”的。两先生讲得确凿，主要都是据“士如归妻，迨冰未泮”这章得出。可是，既是如此具体而又正当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短短一首诗里又是游泳、又是蹚河、又是乘车、又是坐船、又是野鸡、又是大雁、又是秋天、又是冬天、又是早晨、又是士、又是妻、又是俺、又是船夫、又是别人、又是朋友……这一门心思巴望见着男友或女友的人，此刻未免有点过于六神无主了。所以，两先生的说法，马持盈不敢信，我也不敢信。不過，马老先生“咏河边之生活情调”（也就是“写景诗”）的说法，我认为多半也是万般无奈的结论：近人爱情诗、婚姻诗之说既不可信，而古人的讽刺诗、座右铭一类说法又已为近人所打倒。

如果非要信一种的话，我倒觉得讽刺诗一说近是。而且，这诗八成是讽世诗，是政治讽刺，才会如此闪烁其词。有些实在说不出口的话，实在要说，就只好说得人不易明白。可是，它又有非常实在、具体的内容，才让人情不自禁去琢磨，正像有些绘画，越是不易懂，越是引人去不断凝视。像《匏有苦叶》这样，东一句、西一句，总像话里有话，话外也有话，我从小到大忘不了它，或许也是有原因的吧。

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

《毛诗序》说：“《匏有苦叶》，刺卫宣公也。公与夫人，并为淫乱。”从《左传》看，卫宣公也确是少有的淫乱之人：先娶他的庶母，立为夫人，是为夷姜;又强占准儿媳妇，立为夫人，是为宣姜，此举导致了夷姜的自杀。后来，宣公又听信宣姜之言，暗杀了夷姜生的儿子，让宣姜的小儿子作太子（他和宣姜的大儿子也和前太子一齐被害了）。当其时，卫国的丑事接二连三，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终于引起朝臣不满，在宣公死后发动政变，另外扶植国君，使宣姜母子流亡国外达数年之久。桃色事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酵，终于演为政治灾难。

史事确凿无疑，但要说这首多少有点前言不搭后语的诗就是刺卫宣公的，不但近代人不服，连朱熹也不服。《诗集传》只说“此刺淫乱之诗”，可见并不反对毛序对诗义的体会，只是反对附会史事。近人仍是不以为然，将一个“刺”字也去了，讲它是“女求男之作”（陈子展），可见对此诗咏的是男女之事也还是承认的，但否认它是该“刺”的“淫乱”事件。同一首诗，毛序说它咏的是历史事件，且寓有讥刺;朱传否定其历史成分，仅承认其对现象的讥刺;近人又去其讥刺，仅承认其对现象的陈述，或更进而认为其现象十分正常乃至美好。这种古今解读的演变方式，在国风中不少见，令人觉得古今《诗经》学的许多变化，不过是生活信念变化的投影。也许，正是因着这种变化，一开头的“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才在《毛传》看是兴，在《朱传》看是比，今人则只当它是白描写实的赋了。

“葫芦藤上长着苦叶，渡口有很深的水”，《毛传》说：“兴也。”看这话深有寄托。寄托的东西多，诗的兴会也就深。在毛公眼里，大概这整首诗都是用兴写成的。

葫芦有两种，甘的叫瓠，苦的叫匏。瓠可以吃，匏不可以吃。《豳风·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就是八月摘甘瓠吃。孔子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就是说苦匏没有食用价值，只能吊在那里晾干，孔子不肯以此自居。匏不能吃，叶子也是苦的，也不能作家什，是“没有用”的象征物，惠子拿它来骂庄子。但是，古人拿葫芦晒干了之后做“腰舟”，挂在腰上过河，它是济渡的工具，这差不多是唯一的用途，算是“废物利用”吧。

甘瓠八月就熟了，可以摘吃。苦葫芦要等叶子干枯，表皮变硬，才可以摘，差不多要到农历九、十月了。因此，郑玄从常识推断：“瓠叶苦而渡处深，谓八月之时。”可见，他也承认这话是写实的，所以，才能从其中推断出具体时间——葫芦将熟未熟，中国北方的河流正处汛期，渡口水正深。但是，“瓠叶苦”与“渡处深”一经并列，便不仅是写实了，令人联想到过河这桩事。自古及今都看出这诗跟男女婚姻有关，但若细数字数，大部分篇幅其实在讲“过河”。一对男女要成为夫妇，其间是有一条鸿沟的，有个人的原因，也有家庭、社会的原因，如何渡过这条鸿沟，是男女关心的问题，是人生的大事，是他们希望达成的心愿。《周易》六十四卦，唯独“既济”六爻皆当位，“济者，济渡之名;既者，皆尽之称。万事皆济，故以既济为名”（孔颖达）。“过河”便象征了一切争端的解决、险境的逃脱、目标的达成、紧张的消除，功德圆满，事事如意。其它六十三卦，若以既济为标准看，或差一爻两爻，或差三爻四爻，或者差得更多，总不能六爻俱当位，正如人生在世的不能事事妥帖，进学、求职、创业、成婚，需要计较成败的地方正多;而决定每事成败的，又往往不止一端。“匏有苦叶，济有深涉”，若是水正浅，没葫芦也可以蹚过;若有干葫芦，就算水深些，也可以游过。可世上偏有这么不凑巧的事，时机既不好，工具也不全，所谓阴差阳错，困住多少能人？耽误了古往今来多少好事？

可见，诗的开头虽是白描，却并非随意泛设，所写之景，是过不得河的光景。“深则厉，浅则揭”正是由这光景兴发的感想，乃是教人过河的总则：水深的话，合衣游过去（反正衣服也要湿的）;水浅的话，拎起衣摆蹚过去（可以避免弄湿衣服）。这不是顺接前句“渡口水深”说的，而是变成了水深、水浅两种情形，因此，它绝不是写实，正如“船到桥头自然直”不是写景，而是讲道理，是生活经验的分享。

到了世界上，总得问深浅的，完全不问，就是不知深浅。孔子去卫国，本来是期望有所作为才去的，去了之后才发现卫国的情形很复杂，虽然国力有，很富裕，但是国内发生的父子争位这类事情，伦理上属于两难，孔子插手好还是不插手好，还是说就此放弃离开比较好，当时有点进退维谷，只好关起门来跟门人一起演奏音乐。“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一个背草筐的人，似是道家人物，是个有修养、有人生态度、对社会看得比较透彻的人。他听到这音乐，刚开始的反应是：“有心哉，击磬乎！”这个人心里有事啊！这算是个知音，能听出演奏者有涵养，而又有心事。但是，再仔细听，就比较不满意了：“鄙哉！硁硁乎！”不好，敲得哐哐的，用劲太猛，说明这人心里有所执着，可能目标太明确，或者目的性太强，或者性子太拗。然后，就说了“深则厉，浅则揭”——到世上来，要看环境，不要根据自己的主观意见来，而是根据环境，深有深的过法，浅有浅的过法，如果卫国好你就待，不好就走人，要灵活一点，怎么会把自己逼到这个角落里来呢？说完就走了。门人报告给孔子，孔子说：“果哉！末之难矣。”孔子并不反对这句话，但是，他说这人的态度“好坚决啊”，人是有主观的呀，完全去掉主观感情，事情确实简单多了，有人理解我、欢迎我，我就做，对我不欢迎，而且这么一团乱的，那我就不做。但是，我恰恰是同情这个一团乱的国家、一团乱的世界，不能做，心里又同情它想要做，所以才望洋兴叹。孔子一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上天降下来一个轭，给他戴在身上，让他即便知道“深则厉，浅则揭”，也依然会同情。从实际行动看，孔子后来确实离开了。看来，孔子与荷蒉隐者，并非见地不同，而是情怀各异。但是，也可见“深则厉，浅则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难度。

要过河，“厉”也容易，“揭”也容易，要紧的是判断深浅。要判断深浅，打比方容易，困难的是，落实到具体的婚姻上、做事上，究竟深浅的标准何在？毛、郑认为是“礼”，关键要判断一个行为合礼或违礼的程度。《毛传》：“遭时制宜，如遇水深则厉，浅则揭矣”，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就有什么样的应对。“男女之际，安可以无礼义？将无以自济也。”男女婚姻，怎么可以不依据礼义呢？不依礼义就没办法把自己渡过去。《郑笺》：“既以深浅记时，因以水深浅，喻男女之才性，贤与不肖，及长幼也”，男女间有各种各样的对应，门第、长幼、身份、相貌、才华、人品……都有一个匹配问题，总可能有适合、不适合的方面，完全契合不大可能，但又怎么能为了结成婚，就对这些条件全不顾及呢？卫宣公和他两位夫人身份不能匹配，拿礼稍一衡量，本来是一目了然的。

毛公用“礼义”解释“深浅”，郑氏更具体化为男女双方的各种条件，二说实不相悖。所谓“礼”，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通行的做事程序，反映公序良俗，代表大众对是非美丑的共识，比如择偶标准，比如结婚程序。说起要守礼、不能违礼，一般想到的可能是礼的制约作用，觉得有了礼之后干什么都格外不方便。其实未必如此。即在今日，有了红白喜事，无礼可依才真会手足无措。人生大事当前，有种种不同的情况，有人是鳏寡孤独，有人是老女不嫁，有人是再嫁续娶，有人是玉女吉士正当其时，不一样的情况有不一样的标准、不一样的程序，来帮他们结成婚姻。又如婚礼中有各种宾客，长辈、平辈、晚辈、邻里，有的人来了，有的人没来，但是送礼了，都要一一怎样对待？比如婚事碰上别人家的丧事，怎么办？准备结婚，碰上经济紧张备不齐彩礼、办不起酒席，怎么办？这些都很复杂。有了礼就有了应对的依据。如果无礼可依，完全粗暴应对，难免落得尴尬难堪。礼是世世代代解决各种疑难案例的经验总结，从而为后人准备了诸种情况下的预案，“遭时制宜”正是它的特点。原来，尽管世事纷繁，差池万端，却也并非稍有一个条件欠缺就都渡不过去的，凡是尚能变通的事情，礼会帮忙更体面地成全;同时，凡是过于荒唐悖理的事情，从礼上也就找不到变通的余地，礼也就杜绝了它，使人不至于进一步犯错。表面看，礼常妨碍人成其美事，其实，也可能恰是在帮他规避潜在的风险。这是礼的可贵之处。如果一切依当时的礼俗而行，卫宣公与他两任夫人的婚姻是绝难成就的，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一系列惨剧了。

毛、郑句句不离“礼”，欧阳修是反对的，他看这二位老先生多少有点迂腐可笑：“烝父妾，夺子妇，岂有婚姻之礼？安问男女贤愚、长幼相当与否？”和庶母、儿媳妇结婚，难道还能有礼可依？既然都乱伦了，还看什么才性、长幼是否般配？这里面或许有他的误解。春秋时的礼教远不似宋代严厉，贵族妇女丧夫或离婚后再嫁本是很普遍的，夷姜于已故的卫庄公，应该是地位较低的妾室，丧夫之时年纪既轻，又无子息可以依靠，考虑再嫁、渴望获得新的婚姻，在当时至少是默许的;而其时娶庶母或婶、嫂的“烝报婚”，作为一种古老婚俗，在列国中也尚有遺存（尽管由于引起继承的混乱而越来越遭到抨击），它的含义还不是后世理解的纯粹由于个人淫欲导致的伤风败俗行为。因此，宣公和夷姜的婚姻，的确有择偶不当的问题，本来他们各自择偶的余地都很大，而烝父妾在当时虽非厉禁，却渐已视为陋俗，非要以此为依据结为夫妇，差不多是诸种选择中最坏的一种。二人的结合尚在公子晋（即宣公）发迹以前，等到他由于偶然的运气成了一国之君，这桩婚姻的破口便马上被放大了：夫人过去的身份引人指摘，夫人背后又无强国为援，所生世子也地位可危，而随着夷姜渐渐老去，卫宣公还在盛年，结合他后来表现出的性情，则不必宣姜出现，婚姻的破裂也几乎是必然之事。又由于其后果的持续发酵最终引发了政治灾难，从后发视角观察，这桩婚姻就更显得丑陋而可怖了。毛、郑的解说，可以说是经过了对那一整段历史的揣摩和消化，因此，多少暗含了一点对当事人处境和渴望的理解。他们试图纠正当事人的错误行为，指出一条有可能改善其命运的道路，更以此令这首诗的后代读者受到教诲，因此，他们口中的“礼”，并不是道德教条，而更多是实践指南。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毛、郑的字里行间，我们尚可看到活生生的、犯了错误的人，而到了欧阳修的笔下，却几乎简化为对“乱伦”行为抽象的道德谴责了。

有瀰济盈，有鷕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

毛公说：“公与夫人，并为淫乱。”郑玄特地指出这“夫人”是指宣公先娶的庶母夷姜，因为，后娶的宣姜是宣公强占的，且不说她后来的堕落变坏，至少在他们的婚姻上，宣姜是被动的受害者，而夷姜却有着庶母的名分，若没有她的主动配合，宣公是很难娶到她的。

若没有第二章、第三章，首章便只是讲涉水，第二章才真正点出了雌雄相配的问题。“有瀰济盈，有鷕雉鸣”：渡口的水瀰瀰地充满了，野鸡在鷕鷕地叫。《毛传》：“瀰，深水貌。盈，满也。深水人之所难也”，这是人人看了都畏惧的条件，现在是“济盈”，不仅是“济有深涉”，是水满了。郑笺：“有瀰济盈，谓过于厉，喻犯礼深也”。已经比“厉”更深了，蹚也蹚不过去，游也游不过去，对礼法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强要渡河，便有“过涉灭顶”之灾。但是，身在其中的人，居然没有觉察，因为，他们会觉得：“我们不知不觉产生感情了呀。当我们突然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不可挽回地相爱了。”一个庶母，一个儿子，两人之间的爱恋是没法自然而然产生的，须是先忽略了身份的差异，而这，只能是因为愿望太强烈，以致降低了对于环境、礼法、现实困难的敏感。

“鷕，雌雉声也。卫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辞，不顾礼义之难，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毛传》以训诂为主，对诗意殊少发挥，因而，他一发挥就要当心，他可能真是读出东西来了。他讲：夷姜有不对的地方，“有淫泆之志”，她内心深处的打算不对，所以，向外面发出了一些信号——“授人以色，假人以辞”，“授”是交给，“假”是借给，主动诱惑别人，通过神色、语言抛出诱饵，向人展示了缝隙。这太有可能了，她本人都未必清楚知道。主观意向太强烈了，会流露为言行，一个人遇到的人和事，很大程度是自己内心感召的结果。

主观意向太强烈，也令她“不顾礼义之难”，因为，她已经不辨深浅了。 “济盈不濡轨”讲的是当事人的主观感受：渡口的水虽满，却没有沾湿车轨。“由辀以上为轨”（毛传），辀是车辕，一头连着车轭，一头连着车轴，车轴上安放着车厢。古代的车在行进时，车轴是不转的，直接承托着车厢，“由辀以上为轨”即指辀与车轴衔接部位以上，也就是半个车轮高的地方，叫“轨”。（“轨”的解释经过了漫长的争论和考索，这里且略去不提。）古代车往往水陆两用，可以乘车过河，前提是水不能深于半个车轮，超过了就没过车轨、灌进车厢了。河流渡口通常是河道较窄、水流较缓之处，一般是水深之处，那么，“济盈”了，能不濡轨吗？按常理，这是很难的。但是，人想要过去的愿望太强烈，主观的干扰影响了人的判断，会认为济盈不会濡轨，于是，不知不觉之间违背了公认的规范和常识。“渡深水者必濡其轨，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礼而不自知。”（郑笺）一般情况下，人是知道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的，但是，到了太想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难免一叶障目，在那个情况下真的会考虑：“这样也可以吧？”“也许别人也是这样的吧？”“渡口虽深，也许不会沾湿车轨吧？”人在那个时刻，对这些都不太敏感了。

唯其不知深浅，才会做出离谱的事情：“雉鸣求其牡”。《毛传》说这是“违礼义不由其道，犹雉鸣而求其牡矣。飞曰雌雄，走曰牝牡”。后代经学家讲，“雌雄”二字都带隹字旁，表示鸟类的雌雄;“牝牡”都带牛字旁，表示兽类的雌雄，所以，毛公的意思是说“以禽求兽非其类也”，也即是说雌雉只宜求雄，它却求牡，也太不正经了。字面虽解释得通，但涉想过于奇特，就算毛公有这个意思，也很难让人相信古代诗人创作此句本就是这个意思。再说，“雌雄”“牝牡”又是可以通用的，《尚书》上明有“牝鸡无晨”的话。我一度猜想，古人较于今人，对自然远为稔熟，雉鸡求偶在古代或本应是田间地头都能得见的景象。也许，根据他们的经验见闻，雌雉主动求偶极其少见，然则，“雉鸣求其牡”大概类似今语“公鸡下蛋”之类，是罕见、反常之事。而随着对自然的开发深入，人造环境漸渐挤占了山林原隰，飞禽走兽逃得愈来愈远，以及后儒又渐渐脱离了“古之学者耕且养”的生活方式，成为了“职业读书人”，对雉鸡的习性便不再有那么亲切的经验了。然而，经师们仍晓得这句诗的本意是讥刺反常，故从文字的“雌雄”“牝牡”生发开去，来足成这层“反常”的意思。巧在夷姜之于宣公，不仅是以雌求雄，而且，是以母求子，这就使“以禽求兽”之说更显得巧妙。只是，巧妙可喜的推理常常未必正确，让人觉得可惜。若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诗句的本意与后儒的解说原来相去不远，都是形容反常之事，仅有程度深浅之别，则“雉鸣求其牡”与前句“济盈不濡轨”一样，都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前句是认知的严重偏差，后句则是行为的严重失常。我后来查过一些资料，偶尔也问过猎人和在山林中生活过的人，据他们讲，野生的雄雉有自己的领地，所以，到了繁殖季节，通常是且鸣且舞，一方面吸引异性来观看择偶，一方面也使同性来展开竞赛，这是通常的情况，这时，雌雉常是应和雄雉而鸣叫，而不是主动召唤异性。但是，也不排除交配季节末期，一块领地上几只雌雉都已产卵，忙于孵化，这时如果还有未交配的雌雉鸣叫，雄雉便会飞奔过去寻找，所以，就有了猎人通过模仿雌雉的叫声来诱捕雄雉的事。可见，“以禽求兽”是绝不存在，“以雌求雄”却只是相对少见，因此，在这句话的理解上，以上猜想也只能是猜想，不能算定论。

《左传》里有几个写得有声有色的女人，但夷姜不在其列：“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夷姜缢。”干干巴巴，仅保存了最基本的事实，人物形象模糊得很。读到《匏有苦叶》的毛传、郑笺时，我才第一次仿佛感触到了夷姜感情、欲望的呼吸。庶母与儿子，其间的鸿沟不可谓不深，他们是怎么跨过去的？怎么会一无顾虑？这两人是古人说的“禽兽之行”，曾经给我感觉仿佛是另外一个物种，无法设想，他们这样做时在想什么。毛公、郑氏却把这次乱伦展开成了一幕戏剧，而且，是主观视角的戏剧：不经意间抛出的诱饵，被误判为浅水的深深的渡口，有违常理而不自知的行动，使这个女人走向了毁灭的命运。过河应该“深则厉，浅则揭”，谁个不晓得？可是，还是会有人犯规，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之所以犯规，其实是因为误判，误把深当成了浅。之所以误判，是因为主观意愿太强烈，愿景单一而绚烂，使一个正常人不再知道深浅——归根结底，是内心深处“志”的偏差。那隐秘的、变化多端的“淫泆之志”，也许当事人一生都未曾觉察，可是，平日的一言一行、人生的每一个渡口，又都在它的支配之下。

不得不承认，不论是将“有鷕雉鸣”说成辞色引诱，还是将“雉鸣求其牡”解作“以禽求兽”，毛、郑以及后儒的解释看起来真的很难逃脱穿凿的嫌疑。不过，我在读书时，会有个别时刻，因为产生了某些直指自身生命的联想，便久久沉浸在激动和满足当中，在这种时候，是不会在乎为我带来这种联想的著作论证的逻辑、引用的对错、解说的圆融与否等等问题的。

雝雝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

第三章场景一转，又是另一番景象。早晨太阳出来了，大雁那种非常和谐的叫声，有点沙哑。毛传：“纳采用雁。旭，日始出，谓大昕之时。”昕就是天亮的时候。郑笺：“雁者，随阳而处，似妇人从夫，故昏礼用焉。”大雁是候鸟，随着太阳直射点移动，古人说它是随阳之鸟，用来比附当时妇女在夫妇关系中的一般位置和应有作风。古代婚姻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采是男家上门提亲，男女婚姻的第一步，要用到雁，要送活的大雁当礼物（但活大雁实际上没有那么易得，所以，实践中常用家鹅代替）。“自纳采至请期用昕，亲迎用昏”（郑玄），亲迎是我们今天说的“婚礼”，其实是狭义的婚礼，是古代婚礼的最后一步，正式把媳妇接过门，在黄昏举行;但前五步都是一早进行，“旭日始旦”的时候。

“雝雝鸣雁，旭日始旦”和首章“匏有苦叶，济有深涉”类似，既是铺写，又有兴寄，首章兴在过河，此章兴在结婚。不同在于：“匏有苦叶”是工具不足，“济有深涉”是时机不对;而“雝雝鸣雁”是工具有了，“旭日始旦”是时间恰好。再看下去：“士如归妻”，男子要娶媳妇。“士”是对男子的称呼，但可偏指未婚男子，与偏指未婚女子的“女”恰成一对，“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女承筐，无实;士刳羊，无血”是其例。原来，时间是对的时间，手段是对的手段，人也是对的人——一个尚未婚配的适龄后生。从前的困难一扫而空，七颗龙珠集齐了，“未济”要成“既济”了。其实还没呢：告诉你“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嘛。

“深则厉，浅则揭”是过河的经验;“士如归妻，迨冰未泮”是娶妻的经验。说不定两句都是当时的谚语，早于《匏有苦叶》这首诗本身，也未可知。毛传：“迨，及也。泮，散也。”“迨”“泮”二字都挺有意思。“及”有互相对立的二义：趁着（如“及时”“及早”）和等到（如“及期而往”“及瓜而代”）。“迨”也是如此，“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是趁着，“迨及”是等到。一个往前赶，一个往后拖，看起来意思对立，其实也许是相通，说的无非是对特定时机的依赖：时机来了必须赶紧，时机未到只好等着。从句法上看，此“迨冰未泮”正如《鸱枭》的“迨天之未阴雨”，解作“趁着”为宜。

毛传言“泮，散也”。要娶媳妇，趁河冰未解，看来这是要从冰面上过去迎亲。深冬时分，从冰上过河可以取直线距离，不必特意绕路去渡口，实在是个捷径。不过，一定要注意，时间的限制非常严格，不能心存侥幸。如是在辽东地区，一般立春过后就不能在冰上行车了，虽然看起来冰面还完好，但冰的内部结构已经改变，开始从内里解体，有些地方变得非常脆，很危险，所以，往往在春节期间家家团聚欢庆的时候，传出某人某人车偾于河的噩耗。同时也可见，“冰泮”不一定是指肉眼可见的冰面开裂，而有可能是一个特定的节令，从那时开始，进入一个大地回暖、河冰泮散的阶段，古人对此应该也有他们的经验。从诗的上句“士如归妻”看，这句是劝人趁“冰未泮”的时候去迎亲，就是行古六礼中的亲迎之礼;但郑玄沿着毛公提到的纳采，又结合他自己丰富的礼学知识，将此句定为亲迎之前的请期（商定迎亲的日期）。有理无理，这里可略去不论，总之，这句是讲婚姻中某一个关键步骤要趁着冰未泮时将它实现。又，“泮”本通“判”，从中间一分两半的意思，故自古“冰泮”通常被理解為冰面坼裂解冻，但是，也有将两半之义引申出相反的意思来，将“冰泮”解作“泮合”的，即水面冻结合拢。这争论其实涉及古代婚俗的实际情况，到底是几月到几月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又是几月到几月可以亲迎？古时的风俗，如果能搞清楚当然好，会对诗境的体会有帮助。不过，倘如实在搞不清楚，或一时没法下结论，那也不妨就疏放一些，只要知道这句诗是鼓励那男青年当机立断过河结亲，也就够了。不论“冰泮”是冻结也好，还是解冻也罢，也不论“归妻”指亲迎也好，请期也罢，总之，很多事情若要做成，往往有一个宝贵的“窗口期”，过了这个时段，也不一定绝然做不成了，但做成的难度和成本要成倍加增。

如果一定要说这首诗就是为刺宣公和夷姜而作的，则第一章还隐约有劝人识趣知止的意味，第二章讽喻的意思更加显然，可是，到这第三章却是一派光明和谐的气象，态度转变明显，语气里甚至带了些鼓励乃至催促，所以，近人才不肯信毛、郑乃至朱熹的解释。这倒让我想起春秋时对这首诗的另一次引用，其时，是鲁襄公十四年（前559年），比孔子出生尚早十来年。

秦晋两国是宿敌，斗了近百年。斗到白热化的时候，晋国以霸主身份召集各国一起攻秦，齐、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大大小小的诸侯都派兵了。开始还算顺利，等打到秦国境内，泾水岸边，秦人渡水而去，联军便逡巡不进了。诸侯远离本土出兵，本是碍着霸主的面子，此时便生出狐疑，互相观望。这于晋人是个艰难时刻，若有一路人马掉头而去，其他诸侯军也可能就此解散，霸主的脸面难保，在秦国面前的气势也低落了，甚至霸主地位也可能大大动摇。晋人就派贤人叔向去观察各军，探听他们的动向。

叔向到了鲁军大营，见了主将叔孙穆子。穆子说，我刚好在看书，刚好看到《匏有苦叶》。叔向一听就放心了。回到晋营，吩咐准备船只，说鲁国人要带头过河了。在叔向看来，穆子态度是很明确的，“深则厉，浅则揭”嘛。在《国语》里，叔向还有几句解释，他说匏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大用，但是，它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帮人过河，好比鲁国虽然小，实力也不强，但是，这个节骨眼儿上它会起关键作用。这时候，大家都在观望，一个出来带头，其他人就会从众。有人先撤走，其他人也走，不然都不敢，怕得罪晋国人;反过来，有人先过河，大家也都会抢着过河。这是榜样的力量。

可见，“深则厉，浅则揭”这句话原是可以两面听的，一面是不要固执，不要勉强，要看深浅、顾深浅;翻过来看，“深则厉”，是过去，“浅则揭”，还是过去，是不论深浅，逢山开路，遇水叠桥，见招拆招，也要过去，这也说得通。这虽是古人赋诗断章，取其所需，但也可见这话的字面本不死板，有灵活理解的可能。换句话说，果真志在必济，不顾深浅乃至不知深浅怎么可以？也只有知道深浅、考虑深浅的人，最能应对无方，最有可能达成济的目的。此两义原是一义，既不能不知深浅，也不要随便放弃，究竟是劝阻还是鼓励，全看听的人是谁。因此，《匏有苦叶》第一章，其实是抱着中立的态度，“匏有苦叶，济有深涉”不过是说要过河困难大而问题多;“深则厉，浅则揭”，不过是说对不同的困难、问题宜区别应对。而毛传、郑笺强调“礼”对婚姻的重要，也是看到它“遭时制宜”的特性，能够“各顺其人之宜，为之求妃耦”（郑玄），并不是一味劝人退缩，不要过河了。

春秋中期以后的鲁国，国力弱小，又受齐国压制，处境不算宽松。善事大国，以抗强邻，是其基本外交方针。遥想两千五百年前的泾水边，夜幕掩盖了诸侯大军连绵的营帐，夜色中，晋国使节匆匆来访，叔孙穆子对此大概早有准备。作为专命而行的一军统帅，此时此刻，晋人的困难和需求、鲁国的处境和实力、列国军队的心理、战争发展的态势、鲁国人在其中应扮演的角色……在他的心中都像有一本账，深浅轻重，透彻见底。他判断，对弱小的鲁国来说，眼下是一个以较低成本为霸主效劳、巩固双方友好关系的机会，因此，不可不当机立断。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

诗到最后一章，换人了，也不是士，也不是妻，也不是雉鸣，也不是雁鸣，也不是葫芦，也不是车，河上驶来一条船。我们这才想起，过河还可以用船呢！之前为过河想了种种办法，蹚过、游过，踩着冰过，乘着车过，这时忽然有了专用媒介，有了专人来帮忙，来推动一下——遇见贵人了。“招招舟子”，“招招，号召之貌”（毛传），“来吧来吧”，“上船了、上船了”，热情招呼。“舟子，舟人，主济渡者”（毛传），他是两岸之间的中介，郑玄说好比媒人组织集体相亲了（“舟人之子，号召当渡者，犹媒人之會男女无夫家者，使之为妃匹”）。以前没渡过去的人，又有了一次机会，谁不愿意呢？

然而，“人涉卬否”，“人皆从之而渡，我独否”（郑笺），别人都去登船渡水了，可是我不去。为什么不去呢？为什么不珍惜机会？难道不会焦虑吗，尤其是看到大家纷纷向那正在飞逝的机遇伸出手去，还在犹豫什么呢？

这章纯是白描过河的场面，却由于前两章的铺垫，自然让人想到成婚，两个主题自然叠合在一起，让人觉得说A的同时也就是在说B。可是，若说过河等一等没关系，则婚姻大事，照理说不能一直等的，尤其古人又特别注重男女及时婚配，上章不是还说趁着冰未泮抓紧成婚吗？此时，对这滞留岸边不肯过河的人，却好像丝毫没有责备，与上章的态度又反转了：等一等吧，等一等也没关系。问题是：等什么？等到何时？等渡口水落？等河面冻结？等葫芦晒干？等的人自己清不清楚在等什么？如果不清楚，那真的只是在犹豫中拖延，亦不足贵。

“人涉卬否，卬须我友”，“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独待之而不涉”（郑笺），原来，并没什么好犹豫的，是在等朋友一同渡河。“涉大川”本是一件险事，既然，都在过河，便注定了总归要和某些人同舟共济，那么，同心同德之人还是值得等的。郑玄说这比喻的是一个淡定的姑娘：“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适，贞女不行，非得礼义，昏姻不成”，则又将等候朋友之意转进一层，成了等候“礼义”上的完满。原来，判断水深水浅的标准，也同时是选择行动时机的标准。

这首诗一开始就讲过河，左一句右一句，东一句西一句，思路若断若续，场景不停切换，讲了好多种情形、好多种方法，水深、水浅、水满、水结冰，用车、用船、用脚、用葫芦，眼花缭乱。里面的形象如果打乱重组，大概可以基本囊括当时所有的过河手段和过河结果，可见，作者涉水的经验十分丰富，也正因为如此，才能一开始就提纲挈领给出涉水的总则：“深则厉，浅则揭。”不过，饶是如此经验丰富，诗到最后一章，却并没过得河去。诗中那个人后来过去了没有呢？没有人知道。将过未过，悬而未决。这个悬而未决来得意味深长，好像反映了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的状态。本来嘛，《周易》六十四卦，也只有一卦是既济，而既济后头却又是未济。

然而，一般人恰恰是很难承受悬而未决的，总好像眼前的问题便是此生最大的问题。庶母与儿子的鸿沟当前，夷姜也许以为这便是她人生的终极障碍了。及至如愿以偿做了国君夫人，她的儿子也成了太子，大概也曾深自庆幸，以为后半生可以幸福安稳。岂料，敢娶庶母的那个人，也一样敢强占儿媳妇，敢杀亲儿子。却原来，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便须了，“既济”不过是“未济”的开始，旧问题的解决，不过是换个方式提问。等一切尘埃落定，回头再看，“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的奋不顾身强行求济，实不如“人涉卬否，卬须我友”之悬而未决远甚。

公元前637年冬天，在风陵古渡口，一支船队浩浩荡荡准备由西向东渡过黄河，进入晋国境内。这是护送晋公子重耳回国的队伍，水手和兵士多是秦人。重耳流亡了十九年，艰难困苦，备尝之矣，漫长艰苦的流亡为他培养了一批最忠诚、干练的部下，重耳自己也长成了稳健的政治家。如今，他的宿敌晋惠公也死掉了，西邻秦国又放弃了惠公的继承人，转而支持重耳——万事俱备，一水之隔的晋国，仿佛已经遥遥在望。将要登船之际，狐偃却忽然奉上一块玉璧，请求辞行：“多年跟随您，所犯的过失，臣自己都记得不少，何况还有您记得而臣不记得的。现在，您已经胜利在望，请放臣一条生路，就此别过。”重耳吓得不轻，赶紧赌咒发誓：“我过河之后，如果敢不与舅父您同心同德，有河神看着呢！”接过玉璧，投之于河，作为献给河神的信物。对狐偃的行为，后世颇多不解，有人批评他携功要君，着实是忠臣的耻辱;也有人鉴于后来文种、韩信等鸟尽弓藏的教训，同情狐偃，认为此举实出于不得已。不过，如果看看后来发生的事情，狐偃此举也可以作别种解释。据《左传》，重耳一过黄河，没遇到什么激烈抵抗，就轻而易举登上了君位。但是，事关生死的考验也接踵而来：晋惠公的旧部并没有肃清（也不可能全部肃清），吕甥、郤芮担心清算，策划阴谋，企图置重耳于死地;寺人披、竖头须等纷纷求见，曾经有仇怨、有嫌隙的人都急需来自重耳的明确、彻底的谅解，一念之差他们也会转化为敌人;流亡时期的忠臣魏犨、颠颉嫌封赏太少，不再听从号令，军纪遭到破坏;多年追随、生死与共的诸臣开始攀比、争功，介子推愤而归隐……原来，舍舟登岸之时，便是“既济”转化成“未济”之时，而狐偃看似突兀的辞行，也许是为这个转折时刻委婉敲响的警钟。既然，后面的路还长得很，何须匆忙登舟，何妨再耽搁一刻，以确保同舟之人的同心同德？

毛公、郑玄说《匏有苦叶》是刺卫宣公和夷姜的，那他们听得懂吗？我猜想，几乎一定听不懂。当他们一心要截流而过的时候，看到济盈都认为不会濡轨，还哪里听得进这恍惚离合的一番话？要说是“刺”，哪有“鹊之彊彊，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鹑之奔奔》）“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来得痛快淋漓？因此，近人往往不信它是刺诗。不过，若按《诗大序》的讲法，“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则所谓“国风”，本是一个社会上下层沟通的手段，上层用它来感化下层，下层用它向上层提意见。则“刺上”正如“化下”，是一种柔性、弹性的手段，“化下”使下层不知不觉追随，可减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刺上”使上层不知不觉改变，可避免“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则其特色必然是“主文而谲谏”。所谓“主文而谲谏”，便是以美丽的文辞为包装，提出灵活微妙的劝谏，使人既听出弦外有音，又捉不住确实的把柄，这样，才能使言之者不致获罪，而闻之者却被美丽的文辞迷惑，放松内心强固的自我保卫，心弦给一阵不知哪里来的“风”轻轻一拨弄，弹出一声与平时不一样的异响。

《毛诗》次《匏有苦叶》于卫宣公时，次《鹑之奔奔》于卫惠公时，次《相鼠》于卫文公时，前后跨度有八十多年，历五任国君（宣公、惠公、懿公、戴公、文公）。在此期间，卫国的国势每况愈下，直至亡国，又迎来戴公、文公的复国。此后，在文公的治理下，出现了复兴的势头。不过，刺诗的风格却是日益直白、严厉了，不见有向“主文而谲谏”回归的迹象。想是当时世道混乱，人心浇漓，谲谏不入，遂激愤而为骂詈。可是，既已扬声痛骂，双方的对立便也可想而知，又焉能指望挨骂的人听得进去？下一步多半只能是拒谏弥谤，防民之口，使矛盾更加激化。再回头看宣公时代的《匏有苦叶》，或许是刚入春秋，去古未远的缘故，讽刺之中犹得风人深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