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每一个《山花》的作者都会在第一段第一句这么写，“××年，我在《山花》发表了作品《×××》，编辑是×××。

反正我是会这么写的，我甚至不用去翻资料。

“1998年五月，我在《山花》发表了小说《告别辛庄》，编辑是何锐老师。”

脱口而出，完全不需要经过头脑。

1997年，1998年，我在各个期刊发表了二三十个中短篇小说，可是我对《山花》的这一篇记忆特别深刻，有可能是因为范小青老师评论里的那句话，也有可能是因为何锐老师的那个电话。

我想很多作者已经叙述过，何老师的口音需要特别用心地辨认，或者就是他说什么都答“对”。

现在想起来，我真是赶上了一个写作的黄金时代啊，编辑们是真的会跟作者们打电话讲稿子的，那个时代，编辑真的是编辑，作者真的是作者，编辑与作者真的谈稿子。

我不是要讲变化，我并不知晓任何变化，尤其是作为一个离场者。我的重点是：二十多年前，《山花》的编辑何锐老师，因为一篇小小的小说，与作者，也就是我，通了一个电话。也许我是用猜的，也许我是答了很多个“对”，但是我也确切地记得，何锐老师谈了很多很多他对这个小说的看法，最后，他给了我一个最肯定的肯定——小说将要在《山花》发表。

对，黄金时代。我们的黄金时代！这就是我的重点。

发表在《山花》的这个小说——《告别辛庄》，与我任何其他的作品都不同，它可能是我唯一一篇故事发生在村庄的小说，我的探索之作。如果你已经写了一百篇城市，你擅长城市，你肯定也得来这么一篇村庄，当然，你的探索失败了，因为你就是不那么擅长。

我讲的失败，仅仅是我自己讲的失败。也会有一些别的看法。

“也许有人更喜欢周洁茹的其他一些小说，比如她的《告别辛庄》，但是说实在话我不太喜欢那一篇，原因很简单，那一篇不大简单。那一篇有美丽的幻想，有奇怪而且独特的感觉，有电影一样的画面，或者有人会认为那一篇才是艺术精品，我的想法不一样，这篇《做伴》，是另一路的，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路。”——范小青《我们制造什么》，刊于《雨花》1998年第11期。

虽然范小青老师是要表扬我的另一篇小說《做伴》，但是提及《告别辛庄》的这一句，“电影一样的画面”，已经是对《告别辛庄》最好的评价。感谢范小青老师。

我应该再向《山花》投一个小说的，在我彻底离场之前。可是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开始结束，写作，我在中国的生活。

离开前我肯定又接到过何锐老师的电话，我肯定又答了无数个“对”，但我没能交出任何一个小说，我就快要离开，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

那篇叫做《逃逸》的小说发表在《山花》2002年第3期，我甚至忘记了那篇小说写的是什么。肯定不是往前走的那种，或者只是一个交待，最后向我约稿的两位编辑，另外一位是《大家》的李巍老师，他在越洋电话里面的声音，听起来更为飘摇。

奇迹发生在2008年，我突然写了一批小说，其中有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小说，《幸福》，发表在《山花》2008年第5期，不计算任何失败之作的话，这才是我在《山花》的第二个小说，间隔了十年整，甚至没有多一个月。

我也在很多创作谈里谈过，我2008年的复出是失败的，即使那批小说现在看来还是很不错的。反正我是再也写不出来了。我又来讲失败。但我讲的失败，仅仅是我自己讲的失败。我相信也有一些别的看法，只是我暂时没有看到。

我也想过谈一谈那次复出，以及这一次复出，好像又没什么必要。

中断写作的作家有不少，中断写作又复出的作家也不少，但是复出之后又不见了的作家，肯定是最多的。原因是什么？对我来讲就是我要承受自己对自己的反复质问：你超越你了吗？你需要超越你吗？你跟你自己较劲有意思吗？

至于外界的反应，我好像不太关心。

我想的是肯定也有一部分复出又不见了的作家是承受不了另一个原因：没有反应。读者没有反应，评论界也没有反应！这也太残忍了。

我因为命运复出写作，我直接告诉你，命运。

命运叫我重新开始写作的，命运说的，你是天才，你不写了可惜了，去写吧。那就再写一写吧。我若是失败也是命运，命运说的，那就这样吧，不写也行，你好好生活吧。

所以反应不反应的，不影响我。

现实主义，当下现实主义，这是我2008年那批复出之作的主要方向。现实主义这四个字是我刚才突然想到的。

我相信以后它们会被看到，包括刊发于《山花》2008年第5期的小说《幸福》。没有任何写作是会被浪费的。

第三篇发表在《山花》的小说叫做《40》，2018年，又是间隔了十年，数字太奇妙，没有办法言说。编辑是李晁。何锐老师已经退休了。至于这个小说为什么叫做《40》，因为我40岁了，我就写了一个《40》。年龄与作品非常契合的一次叙述，小说本身也许也不是那么重要。

接下来我要讲散文，对，我还写散文，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昨天有人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写散文。对方说，你老了。”——周洁茹《一个人在40岁》，刊于《南方文学》2017年第1期。

有一种说法是，老人才写散文。于是我一直有点避免写散文，我写小说，我用小说挥发我自己。我这么说，好像我不会成为一个老人一样。我当然会老，而且老得很快。这跟我写什么，小说或者散文，都没有什么关系。当我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我也这么说过，写诗是造爱，写小说是生孩子，我可想不出来写散文是什么。

年轻人就是很爱表现。我年轻过，很多人没有老过，所以不要说不同意我的说法。年轻人写作的问题就是表现，习惯性表现，越爱表现越表现。当然在你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你是看不到这个问题的。你看不到语言的问题，你看不到表现的问题，你看不到所有的问题。很多年以后了，你有了经历了，你安静了，一切慢下来……好吧直接的说法是，你老了。写散文吧。

所以“老人才写散文”这一句，换个角度，其实是个好句子。

我看到好的散文，就如同看到一位智慧的老人，样貌都不重要，我只在意呼吸的节奏。我可想像不出来一个智慧的年轻人的模样。年轻人都是活泼的吧，跳来跳去。一个智慧又活泼的人，那得是机器人。前些天我去一个读书会，有个学生问同场的嘉宾，诗人陈东东，机器人写作会不会替代人类写作？陈东东是这么答的，机器人为什么要写作？会后我同陈东东讲，机器人觉醒了就消灭人类呗，机器人写什么作嘛。

陈东东说，人为什么要写作？

这个问题棉棉替我答得非常清楚，“在周洁茹那里，写作是她可以确定的一件不容置疑的纯洁的事情。”——棉棉《我们为什么写作》，刊于《香港文学》2015年第11期。

所以后来我也替棉棉答了一次，“我能够看到的棉棉的为什么写作，也许她也真的不是那么需要写作了，我看到爱。”——周洁茹《我们为什么写作》，刊于《香港文学》2016年第4期。

人为什么要写作？当然是纯洁，还有爱。

回到散文。

散文《我在圣弗朗西科斯做什么》，刊发在《山花》2003年第3期，这是我唯一一组写美国的散文。我有点忘记了，为什么要投给《山花》？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2003年的《山花》，接受了一个海外题材文学作品。也许现在的很多期刊都开始了海外华文作家作品的推进和推广，但是在二十年前，能够具备这个视野的刊物也不是那么多的。

2014年我开始写香港，散文《马鞍山》和《未圆湖》（刊于《山花》2014年第9期）可以说是我香港书写的最开始，一个标识，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直觉往往也是对的，《山花》是一个最包容最广泛的刊物，我可以向它投去任何尝试，任何探索，任何一个重新的开始。

2014年2015年是我的回归年，如果我是一个艺人，就有个经纪公司为我开个发布会了，但是我不是，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先去各个期刊发表了二三十个中短篇小说，就像我在1997年1998年一样。当然与1997年1998年也不太一样，因为时代真的不同了。

还有散文，二三十个小说的同时，再加二三十篇散文。我后来问过我自己，有意思吗？

有意思。我也需要告诉我自己，你回来写作了。写作仍然是一切，是光和信仰。

感谢《山花》，见证了我的来来回回，我的成长与写作，小说，或者散文。

2015年，我写了一个《周友记》系列，四辑，十数位良师益友，写他们与我的交集，他们的闪亮与温暖，我以后应该不会再写了。《山花》2016年第1期和2017年第8期刊发了其中的第一辑和第二辑。第一辑的第一篇，写的是陶然老师。

“刚刚到香港的时候，我只有陶然。

我打电话给他，约他饮茶。北角的茶楼，我还不知道香港人都是要先用滚水洗碗洗杯的。我说一定要洗的吗？他说一定，这些碗碟都不是你看到的那么干净的。

有两位老师的话我总是特别用心地听的，一是何锐老师，尽管很多时候我加了倍地用了心听，我也没有听懂，还有就是陶然老师了，陶然老师的普通话绝对不是香港的腔调，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印尼华侨，但是可以这么说，陶然老师的普通话，一定是所有的香港老师中间最好的了。”——周洁茹《陶然》，刊于《山花》2016年第1期。

2017年，我来到《香港文学》杂志社工作，学习成为一个文学编辑。陶然老师约稿也是用电话，截止期快要到达的时候，再打一次电话。陶然老师打电话时的声音总是温和的，也是坚定的。

2018年，我接手《香港文学》编务。时代不同了，但是我也会给作者打电话，当然用的微信语音，时代不同了嘛。我也会谈一些对稿子的看法，最后，我会给作者一个最肯定的肯定——文稿将要被刊用，多谢支持。作为一个写作者又作为一个编辑，我比谁都要知道，这有多重要。

2019年3月9日，陶然老师去世。15日，何锐老师去世。我清晰地记得这两个日子，两位对我很重要的老师离开了。刚才又去翻到那篇文章，“有两位老师的话我总是特别用心地听的。”看到这里，潸然泪下。

作者简介：

周洁茹，1976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出版长篇小说《小妖的网》《中国娃娃》，小說集《你疼吗》《香港公园》等。现任《香港文学》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