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运用有力的制度保障和高效的动员体制，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农村经济的再造，其标志就是人民公社初期社队企业的兴起。社队企业的兴起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拐点，也是中国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崛起的逻辑起点。它不但改变了广大农民单一的小农经济发展意识，也重组、整合了农村的各种关系。

关键词：社队企业;经济转折;乡村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07-0023-02

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国家的热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发展地方工业的高潮，社队企业在全国范围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社队企业的兴起成为了乡村经济发展的历史拐点，改变了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格局。

一、社队企业发展的历史考察

中国共产党有着丰富的农村工业发展的经验。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人看到了乡村工业发展与战争胜利之间的紧密关系，从制度和措施上对乡村工业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建设。首先，成立各级国民经济部。1933年2月，毛泽东在人民委员会常委会上宣布：“为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以适应革命的发展，议决呈请中执委批准设立各级国民经济部，并委任邓子恢同志兼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1]4月，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成立，下设设计局、调查统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国营企业局和对外贸易处。其次，提出具体发展目标。8月，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指出：“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输出粮食和钨砂。”[2]之后，苏区各地开始恢复农具、石灰、钨砂的生产，烟、纸和木头的生产也有了生机。苏区农村工业得到快速发展。

抗战时期，边区政府指出，“旧的手工业须与以组织和改进，比如纺织，及落后的手纺机，捻线锤，知道用出十数根线的木制或铁制机，同时并进。”[2]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合作社。合作社的小型工厂发展很快，合作经济规模逐渐增大。“有了一些纺织合作社等小型工厂。由于边区盛产羊毛，抗战的被服需要又广，尽可能大大发展。绥德也有公营纺织厂，规模较小……造纸仍是手工，原料过去用破布、废纸、麻头、桑皮，现改用马兰草，原料广有……皮革厂生产正向半机械化发展。化学工厂出品：有肥皂、粉笔、墨，还打算榨油、制酒精、三酸、矿物燃料、火柴等。光华制药厂，中药中制，销路很好。煤业，陕北煤矿有名。”[2]边区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还得到了国际友人艾黎的肯定。1939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延安事务所成立合作社10个，股金11 315元;截至1945年，延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了591个，占边区合作社总数的67%，每月生产总值达3 222 086 525元（边币）[3]。1939年5月1日，边区第一次工业展览会在鲁迅艺术学院大礼堂召开，陈列原料、成品、机械、模型四部。陈列品一千多种，最出色的是边区机器工厂出的小型机件，印刷厂的铅印和五色石印品，通讯材料厂出的电信零件，卫生材料厂的改良中药，难民工厂的毛织物，职工学校工厂的日用品等[4]。

二、社队兴起的体制保障和动员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公社和生产队建立了数量庞大的企业。其规模达到了70万个，创造财富70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5]。社队企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体制保障和广泛的群众动员。

（一）体制保障：社队企业兴起的原因

社队企业的惊人发展，与当时的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尤其是人民公社的建立，为社队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在人民公社管理机构中，管理委员会是公社的最高管理机关。公社管理委员会下设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生产队的生产事业，管理大队范围内的土地、耕畜、农具及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制订生产计划，统一分配归大队所有的产品和收入。生产大队拥有资源配置权，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服从生产大队的管理。

通过设置的这些机构，国家和乡村实现了无缝对接，国家的意图通过这些机构很快灌输到每个生产队身上，为这一时期社队企业发展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让社队企业在短时间内快速发展。

（二）组织动员：社队企业发展的动力

群众动员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精神动员;二是组织动员，精神动员确保群众对国家政策的高度认同，组织动员确保国家政策顺利实施。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1.社队企业发展的思想动员。思想动员是中国政治傳播的基本方式，也是国家整合的重要手段。思想动员主要依靠数量庞大的地方广播电台和农村有线广播。“当时全国1747个县，1960年建立县广播站1 600多个。”[6]这些宣传工具基本覆盖了全国的每个家庭，“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一些小厂。”等相关政策就是靠着地方电台和有线广播，传达到了每个农民耳中。人民日报也积极宣传兴办社队企业的优势。1959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上呼吁，“目前人民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公社支配的公积金和公益金等，还不很多，但是它们却代表着我国农村的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发展前途。” 11月5日第4版发表了记者沈青写的“一棵茁壮的新芽”的报道，认为“新开辟的道路凤山公社的社办企业，从一露头儿，就给公社社员带来了好处”。各地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公社基层宣传筹办企业的政策。广州石龙公社建立了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3 700多人。该公社10个生产大队、169个生产队，均有自己的宣传队，平均每7个人中就有一个宣传队员，在全公社形成了一个星罗棋布的宣传网[7]。这些宣传队利用民歌、舞台剧等方式，讴歌社队企业发展中的典型人物和企业，批评落后的单位和个人，是社队企业发展的有力推动者。

2.社队企业发展的组织动员。除了有力的思想动员外，对农民进行有效的组织动员也是社队企业快速兴起的重要原因。组织动员分为党内动员与党外动员，党内动员主要指利用党内会议，文件、电话传达等方式，把党的重大决策传达到基层的一种动员方式;党外动员是党员干部借助会议、走访等方式向党外群众传达党的指示的一种动员模式。在乡村工业发展过程中，二者均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五省一市的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并通过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在这个条例中，毛泽东首次号召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工业工作。同年3月，中共中央又在成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并通过了《中国中央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等文件，规定了地方工业为农业、国家大工业、城乡人民生活和出口服务的基本任务。中央会议以后，各地方、各部门党委也召开了类似的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坚决执行中央相关精神。通过党内动员，关于发展社队企业的决策从中央传播到了地方。

党外动员主要表现为党员干部凭借一定的条件，组织群众，确保中央决策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这些条件包括：一是“一把手负责制”。地方党委书记按照组织要求，运用权力和专业知识，对辖区内的公社和生产队的经济生产做出具体指示。如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区委书记阎普堆在检查杏坛公社工作时，对该公社甘蔗种植的进度，养蚕、鱼、猪的数量以及所需饲料的多少都做出具体要求，保证地方要“遵守党的各项经济政策”[8]。二是以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插红旗，拔白旗”就是其中一种。凡是响应党的政策、生产积极性高的单位插上红旗;反之则插白旗，成为被批斗的对象。三是频繁的工作会议。1969年10月到1983年8月期间，顺德区北水大队所在公社“要求召开会议1 694场，平均每年得开121场，即大约每3天就要召开会议一次”[8]。

三、社队企业对劳动形式的重构与乡村社会变动

社队企业的兴起改变了农村生产方式和人民生活方式，重构了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也影响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动。

第一，社队企业的出现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经济运行逻辑。人民公社提高了农村经济的集体化程度，农业的规模经营模式客观上要求农业生产资料的增加，这与农村中原本生产能力偏低的辅助性工业产生了矛盾。社队企业的兴起一方面改变了农村中辅助性工业生产能力不足的局面，满足了农业规模经营的需求;同时也重组和整合了农村中分散经营的手工业合作社。社队企业的兴起，标志着党发展乡村工业的政策取得了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单一生产模式，引起了农民從业结构的重大调整，推动了农业的现代化。

第二，社队企业的兴起标志着农村分工的出现。社队企业的广泛兴起，吸收了农村中广大的劳动力，拓宽了农民的就业渠道，使农民和工人之间的比例更加合理。1958—1960年上半年，运用在农业生产方面（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劳动力，占公社劳动力总数的50%～60%，比1957年减少近4 000万人[9]。1980年，陕西省长安县社队企业从业人员达5.1万人，占全县农村劳动力的18%[10]。1981年，我国社队企业从业人员达3 05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10%。特别是面粉制作、农机具制作、酒的制作等行业，培养了大量的技术型农民。这些社队企业和技术性农民作为乡镇企业兴起的前身，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

第三，社队企业的兴起转变了农民的思想。社队企业给相对封闭的农村提供了一个了解外界的窗口，通过销售产品和购买原材料，企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社队之间的信息交流越来越频繁，农民之间的交往越来越深入。这一系列的变化消解了农村中原有的文化，重构了农村新秩序，让农村变得越来越现代化。社队企业的兴起开拓了农民的视野，提升了农民的格局，激发了农民致富的潜能。在社队企业发展的高速时期，全国到处活跃着农民推销员的身影。后公社时期率先致富的那一部分人，主要是“生产队干部、社队企业经营者、有一技之长的农村‘能人、回乡知青和复员军人”[11]。

综上所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地方党员干部积极干预，为社队企业获取资本、技术提供了机会，推动了社队企业的发展。社队企业改变了中国传统乡村的落后面貌，给保守的中国乡村注入了新的血液。随着社队企业的发展，农民也逐渐摆脱了贫困落后的面貌，变得越来越富有，为乡镇企业的兴起储备了人才和技术。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349.

[2]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G]//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1-195.

[3]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延安事务所工作概况与今后计划的报告[R].工业交通，1946：485-486.

[4]  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G]//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1941：197.

[5]  马三杰.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38.

[6]  袁军，哈艳秋.中国新闻事业史教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269-270.

[7]  人民日报，1968-11-30.

[8]  谢淑娟.论人民公社体制下的村庄经济——以解读《通知》为中心[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2）.

[9]  王文彬.加强民营企业会计工作的建议[J].上海会计，1980，（3）.

[10]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593.

[11]  人民日报，1981-10-31.

[责任编辑 吴高君]

收稿日期：2019-09-19

作者简介：王铁成（1979-），男，河南沈丘人，讲师，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