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针对大中型工程项目群运作的复杂多变性，为保证项目群取得既定的综合效益，以道德强度、个体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为研究变量，分析伦理气氛下道德强度、个体道德认知发展水平对项目群管理者伦理决策的影响，以明确伦理决策的生发机制，探究道德强度、个体道德认知发展水平对伦理决策行为意向的正向关系中，对多层级决策主体伦理决策的影响，以期促使项目群管理者做出符合项目群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行为。

关键词：道德强度;个体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伦理决策行为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07-0188-03

项目群管理是将一组具有交互耦合关联的项目统一协调，以获取超越各个项目单独管理时所能产生的效益及控制过程[1]。与单项目管理相比，对项目群的管理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类别的知识、经验及资源，实现对群体项目的总体规划、控制与协调。项目群自身的结构复杂多变，为实现既定的效益及控制要求，体现出任务层级化、目标分散化的决策特点;而参与多项目整体决策的既有各个决策参与者，又有从各项目中取得既得利益的相关者或决策支持者等非决策者，反映出多层级主体参与的结构特征。要实现对项目群的高质量管理，既要兼顾项目群体中单个项目各自的利益诉求，也要考虑项目彼此之间的交互耦合关联所造成的群体利益导向，以便达到项目群管理的利益最大化。

本文提出伦理气氛下道德强度、个体道德认知发展水平对项目群管理者伦理决策的影响研究，以道德强度、个体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为研究变量，对多层级决策主体伦理决策的影响进行详细探究，以明确伦理决策的生发机制，使得大中型工程项目群管理者能够明确非伦理行为对伦理决策造成的影响，建立起有效防范项目群多层级决策主体非伦理行为的治理体系。

一、项目群管理研究现状及趋势

根据项目群的整体运作过程，各个项目对不同类别资源的需求状况不同，各自运作的过程体系存在差异性;多个项目彼此之间虽存在交互耦合关系，但面临的市场环境及依赖的技术支持条件也存在不小的差距。这些都直接导致项目群管理中多层级决策主体所能采集到的原始决策信息的广泛性、信息内容与反映形式上的多变性，当原始信息在不同项目间不断传递时，在群体层面反映出高度复杂性及冲突性[2]。此外，由于参与决策过程的各个决策者及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偏好及对所获各种类别决策信息的处理能力不同，整个决策过程在不同的时空阶段表现出模糊性及不确定性，使得决策主体无法准确获取所有可能的备选方案。以上两个方面都直接导致多层级的决策主体难以对备选方案进行排序择优，即参与项目群管理的决策群体反映出“有限理性”的决策特征[3]。项目群管理系统既是多阶段条件下多层级决策主体的复杂决策过程，又是基于多决策主体间交互关联的复杂博弈过程。

要实现对项目群复杂系统的全面解析，既要考虑到各个项目在资源状况、技术条件、市场需求、运作成本与收益等方面的限制，也要考虑到关联项目之间在共享信息状态、认知偏好上的合作与博弈，而这些方面却是当前项目群管理研究很少涉及的[4]。因此，有必要将社会伦理因素纳入项目群管理决策系统中，从参与决策过程的各个决策者及利益相关者的整体视角进行伦理决策分析，研究道德强度、个体道德认知发展水平对管理者伦理决策的影响，为优化项目群管理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伦理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及发展趋势

“伦理决策”是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频发商业欺诈、贿赂等非伦理事件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此后企业管理者开始重视组织及个体在面临伦理问题时的行为表现，逐步兼顾决策者的道德责任，将伦理决策纳入决策过程，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追求利润和遵守道德的协调统一[5]。与普通决策相异，包括决策者在内的伦理决策主体会对备选方案进行伦理判断、伦理评估并涉及情感道德因素[6]。早期研究主要通过个体变量及组织变量探讨伦理决策行为，“道德强度”概念的提出推动了伦理决策领域的研究，随后逐渐形成伦理决策研究的四大流派[7]。学者们逐步建立伦理决策关系模型并采用实证研究对伦理决策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展开积极的探索，以决策者的復杂心理活动为依托，构建伦理决策过程模型，不同种类的过程模型基于各自视角对伦理决策的不同层面展开阐述及分解[8]。决策个体如何搜寻过滤和解释信息、对伦理意识及伦理意图的极大关注、中国本土化的伦理决策研究等方面成为后续研究的主要趋向。

近年来，伦理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重点关注道德强度、个人因素、组织因素及领导者风格对伦理决策的影响，并对各个因素进行细分，指出细分的各个因素对伦理决策产生正向或负向的影响，以及影响水平是否显著。这些影响因素凸显出个人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的冲突与协调，道德要求与组织利益最大化的平衡博弈，涉及个人与他人或组织在群体关系上的处理。新的研究趋势主要是将权威观点、组织伦理风气作为影响个人伦理决策的变量，重点关注个人道德发展阶段与组织特征的关系。伦理决策的关注对象逐步拓展到企业、营销、消费者、企业员工等方面，“伦理想象”等新的伦理决策工具也被纳入到伦理决策研究中，主要探析这些工具对伦理决策的影响效应，对中国本土化伦理决策的管理实践提供了充分的参考空间[9]。截至目前，西方伦理决策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及研究方法，趋向于从具体行业背景出发探讨伦理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内容包括伦理决策的界定及过程、伦理决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跨文化比较及伦理决策的理论模型构建等，验证了个体、组织与情景变量对伦理决策行为的影响效果[10]。

反观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实质表现为道德性组织的各类企业跨越到另一个极端，盲目地以个体或组织的利益最大化为绝对目标，企业的败德行为导致企业破产，也使得社会付出惨痛的代价，此类教训屡见不鲜[11～12]。在此背景下，为应对屡屡出现的企业伦理决策问题，稳步提升企业伦理，中国本土化伦理决策研究逐步展开，已有西方伦理决策研究为我国本土情境伦理决策的实证研究、伦理决策的实践机制及心理机制、寻求更多的解释变量提供参考依据。

[3]  赵金先，武丹丹，张英，等.基于熵权法的绿色建筑项目管理绩效可拓评价[J].工程管理学报，2018，（2）：1-5.

[4]  吴红梅，刘洪.西方伦理决策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6，（12）：48-55.

[5]  刘彧彧，谢天立.影响企业员工伦理决策的关键因素研究[J].管理学报，2013，（8）.

[6]  Ferrell O.C.，Fraedrich J.Business ethics：Ethical decision making & cases[M].Nelson Education，2015.

[7]  Heyler S.G.，Armenakis A.A.，Walker A.G.，et al.A qualitative study investigating the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process：A proposed model[J].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16，（5）：788-801.

[8]  刘彧彧，张佳良，刘雨萌.伦理气氛下道德强度对组织员工伦理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J].管理學报，2015，（8）.

[9]  Bazerman M.H.，Sezer O..Bounded awareness：Implications for ethical decision making[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16，（136）：95-105.

[10]  赵忆忆.会计职业道德推理能力对会计决策中道德意图的影响研究[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2018.

[11]  彭茜，陈凯.灰色营销决策中的道德强度结构及其影响机制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7，（12）：60-76.

[12]  李晨曦.当代大学生道德认同的现状及培育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7.

[责任编辑 陈 鹤]

收稿日期：2019-09-19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伦理气氛下道德强度、个体道德认知发展水平对项目群管理者伦理决策的影响研究”（2018-ZZJH-361）

作者简介：韩二东（1987-），男，河南三门峡人，讲师，博士，从事区域经济、决策理论与方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