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湘琳 王永海

1 引 言

在2019 年中国资本年会发布的“A 股董事长薪酬榜”中，共计有2849 家上市公司公布了董事长2017 年年薪，平均年薪达到91.65 万元；其中薪酬达到100 万以上的上市公司董事长就有748 人，前十名高管的平均工资达到1226.58 万元。上市公司管理高层的薪酬激励与公司治理、贪污腐败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当今社会热点问题密切相关，受到财政部、审计署、甚至是普通投资者的高度关注（杨德明和陈玉秀，2013［1］）。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较高时，有可能忽视公司股东及投资者的切实利益，采取机会主义盈余管理等行为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外部审计作为公司治理一项不可或缺的外部监督措施，能够有效识别上市公司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起到约束内部代理人行为、缓解代理冲突的作用。审计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对审计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合理的审计收费有利于其监督职能的发挥，对促进审计服务市场的健康发展起着关键作用（伍莉娜，2003［2］［3］；李补喜，2005［4］；张继勋等，2005［5］）。

本文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为出发点，考察其对审计收费产生的影响，利用2007-2017 年沪深两市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加以实证检验。同时，考虑到会计信息透明度与公司高管薪酬水平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论证会计信息透明度在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审计收费中起到的作用，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加以检验。本文研究的主要贡献为：首先，丰富了基于中国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和会计信息透明度的交互作用对审计收费影响的相关文献。现有文献虽有学者对高管薪酬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潘克勤，2008［6］； Chen，2015［7］；Parker，2016［8］）、会计信息透明度与审计收费的关系进行了研究（Gul，2003［9］；王艳艳和陈汉文，2006［10］；Ye，2018［11］），但少有文献将三者联系起来，放到一个框架体系内分析研究（曹琼等，2013［12］；Eshleman，2014［13］）。本文拟通过构建模型，将高管薪酬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结合起来研究二者对审计收费产生的影响作用，为企业通过调整高管薪酬制度和会计信息透明度如何交互影响审计收费的微观路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进一步丰富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其次，本文研究结论对于上市公司和监管部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会计信息不透明有可能导致管理高层进行盈余操纵，导致上市公司在外部审计方面承担额外的成本，支付更多的审计费用，上市公司需要及时与管理高层进行沟通和协调，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激励，从而降低因会计信息不透明而给自身带来的不利影响；对高管薪资激励过高且会计信息透明程度较低的上市公司，监管部门可以借助于市场中介组织的力量进行管控，制定出合理的管控政策，确保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本文其余部分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具体为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以及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最后为结论与启示。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高管薪酬与审计收费

审计从业人员代表投资者和债权人对上市公司履行监督职能的同时，也时刻关注着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是否有任何异常波动情况。张娟和黄志忠（2014）［14］在分析2006-2012 年的上市公司数据后发现，股权激励可能导致高管操纵股价来达到私人财富最大化，而审计师能够及时关注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并显著提高审计费用。Wysocki（2010）［15］在基于Engel 等（2010）［16］探讨审计委员会薪酬与审计费用的基础上，发现美国上市公司高管得到的货币薪酬激励越多，审计师收取的费用就越高。Chen 等（2015）［7］发现2000-2010 年美国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股票收益波动的敏感性和审计收费都呈正相关的关系；其中两职合一以及高管年龄都对此关系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审计师在收取服务费用时会将高管风险承担的因素纳入定价考虑范围当中。Kim 等（2015）［17］发现由于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降低了高管的风险厌恶程度，审计师认为公司高管操纵收益的可能性提高，审计风险增加。Salehi 等（2018）［18］在对90 家德黑兰上市公司2009-2014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后，发现公司在向管理高层支付更多薪酬的同时，也向审计师支付了更多的审计费用。Parker（2016）［8］研究发现，审计师的变更不仅仅是因为保守评估的策略，更多是与经理人的经济利益冲突造成的；其次，当审计师连任时，审计收费与公司高管薪资水平的正相关性会更加显著。部分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卫真（2019）［19］认为，如果上市公司利润提高，高管通常会选择降低或放弃操纵盈余，审计师可以减轻负担，此时审计费用反而呈下降趋势。Billings 等（2014）［20］发现，美国上市公司首席财务官的股权激励与审计费用正相关，而首席执行官的股权激励与审计费用没有显著的统计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首席财务官股权激励与审计费用的正相关性只有在公司内部会计信息环境较差时，才会更加显著。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由于上市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导致信息不对称，要想在生产经营期间达到理想的业绩效果，公司高管有可能会做出粉饰财务报表、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等欺诈行为来达到效用最大化，以期获得最高的薪酬激励；如果评估客户存在较高的财务舞弊风险，审计人员会增加相应的工作量来收集更多证据。依据信号传递假说，上市公司希望通过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向市场传递有效的会计信息来减少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公司的可利用价值；所有者和债权人也希望通过外部审计人员实现对代理人的监督，以避免可能发生的损失。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与审计收费正相关。

2.2 高管薪酬与会计信息透明度

国内外不同文献中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定义略有差别：Bhattacharya（2003）［21］将“会计信息不透明度”（Earnings Opacity）定义为一国公司财务报表收益中，真实但又不可观测的经济收入所占比例，它由收益激进度、收益平滑度和损失规避度三部分组成；国内文献将其定义为“收益透明度”（杨之曙和彭倩，2004［22］）。王艳艳和陈汉文（2006）［10］将会计信息透明度定义为投资者透过会计信息分析公司管理高层行为的方式，或是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对实际经济盈余的反应程度，部分文献也将其称为“财务报告透明度”、“信息披露透明度”或“财政透明度”（方军雄，2007［23］；王克敏等，2009［24］；周金飞和金洪飞，2018［25］）。

目前研究高管薪酬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相关关系的文献较少。江金锁和胡焱鑫（2010）［26］发现，中国上市商业银行高管人员的薪酬越低，银行内部会计信息环境愈加透明。Huang and Boateng（2016）［27］发现上市公司向高管支付的薪酬激励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当获得较高薪酬的领导层被赋予了更强的结构性权力时，更容易出现分析师预测误差，对企业的信息披露透明度会产生不利的影响。Hogan and Jonas（2016）［28］在对美国2004-2013 年1178 份重述报告（8-K）进行抽样研究后发现，公司高管薪酬的股权激励水平与会计信息透明度呈负相关关系。杨志强和王华（2014）［29］发现，当薪酬激励适度、符合高管预期时，管理高层治理企业的积极性会显著提升，责任意识进一步增强，会及时反馈企业信息以回报投资者与股东，从而提升企业的会计信息透明度。Kwangjoo and Jonghwan（2018）［30］采用高管薪酬激励和公司不透明度指数作为CEO 权力与公司信息环境的代理变量，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司不透明度呈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后指出，公司高管薪酬的增加会导致公司内部信息更加不透明、造成更差的信息环境，以掩盖（如果有）代理问题或者糟糕的公司绩效。何任和王纯（2018）［31］发现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透明度较低时，公司高管更加倾向于采取投机措施实现自我薪酬的飞跃式增长。

无论是直接的现金薪酬还是间接的权益性薪酬，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对会计信息透明度都产生了实际性影响：管理高层有可能通过操纵应计项目来实现个人收益最大化，导致公司内部会计信息透明度降低、会计信息质量下降；如果在生产运营中未达到规定业绩或违反相关规定，公司高管也有可能通过修饰经营绩效、主动掩饰自身过失的方式来降低会计信息透明度。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与会计信息透明度负相关。

2.3 会计信息透明度的中介效应

会计信息透明度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有所研究。陈小林（2009）［32］发现，如果上市公司存在大股东侵占利益等情况时，审计收费显著更高；如果公司财务报表披露透明度较好时，审计收费显著更低。宋婷（2017）［33］发现审计师能够发现并鉴别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的利润操纵行为，信息透明度越低的公司审计费用越高。汪健和王为（2018）［34］认为，关联交易上市公司的盈余透明度较低，并且低盈余激进度和高质量审计导致审计师提高了对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Gul 等（2003）［9］对648 家澳大利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检验后发现，公司高管倾向于采用盈余管理的手段来改善其薪酬水平，可自由支配的应计利润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Park（2010）［35］发现当上市公司审计费用与财务报表的会计信息质量呈负相关关系时，市场投资者认为信息风险加大，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大幅度增加。Lee（2011）［36］认为，当审计师认为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行为以获取私人利润时，审计师就会评估审计风险，并为此进行额外的审计工作；随着客户盈余管理波动性的增加，审计师将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以降低审计风险。Ye 等（2018）［11］使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调查发现收益透明度对审计收费会产生负面影响，证监会会计准则的颁布会对其显著性产生削弱作用。Park and Shin（2018）［37］发现，财务报告透明度较低的韩国上市公司，其超额现金持有的边际价值会受到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审计成本大幅度提高。

目前，对高管薪酬、会计信息透明度和审计收费三者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Hsu and Liao（2012）［38］发现，薪酬委员会根据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质量会对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进行调整，当公司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较好、会计信息透明度较高时，具有金融专业知识的高管获得的薪酬会更高。Eshleman and Guo（2014）［13］认为，当企业会计信息不透明时，审计师通过增加审计工作量、调用更高素质的审计师并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进行审计，可以显著提高审计质量，有助于避免公司高管因为自身利益而做出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Maria and Emma（2014）［39］对担任董事会成员的机构投资者进行研究后，发现董事会是有效的监督机构，有助于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增加，审计师发布无保留的审计意见可能性大大提高。Carlos 等（2017）［40］采用2004-2011 年在西班牙上市的122 家非金融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高管人数较多、薪资水平较低的公司，被审计师出具有保留意见的概率较低，会计信息质量较好；但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较差，审计师有更高的可能性出具有保留的审计意见。闫紫琪（2017）［41］以高管薪酬为调节变量，实证检验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审计收费的关系后发现，高管薪酬激励的增加可以降低审计风险和盈余管理水平、增加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从而降低审计费用。

本文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越高，公司内部会计信息越不透明，审计师承担的风险就越高；为了减少风险并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审计人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额外的审计程序，审计师对被审计公司的支出相应增加，会计信息透明度在高管薪酬与审计收费之间担任了一定的中介作用。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会计信息透明度在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与审计收费的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

全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 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和支柱产业，鉴于其生产过程的重要性和产品制造的特殊性，制造业上市公司对财务报告会计信息透明度的要求应更高。因此，本文以上海、深圳两市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7 年数据为研究对象，并对数据进行以下处理：（1）删除在研究期间内高管薪酬、审计收费等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2）删除ST、PT等生产经营活动异常的公司样本；最终得到1025家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对本文所有回归模型进行F 检验和Hausman 检验之后（非平衡型面板数据），检验结果均拒绝了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因为异方差性，截面相关性和序列相关性可能同时存在，因此，本文采用混合回归估计方法对所有模型进行回归。本文所有数据都来自于CSMAR、WIND 数据库，所有连续型变量都以1%和99%分位数缩尾，采用STATA15.0 和SA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和实证检验。

3.2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审计收费(Audit Fees)

借鉴相关文献的做法，将制造业上市公司当年财务报告的审计费用定义为审计收费，取自然对数进行衡量，简称为AUD_FEE（潘克勤，2008［6］;李延喜等，2019［42］）。

（2）解释变量:高管薪酬(Executive Compensation)

借鉴相关文献的做法，将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中前三位高管的货币薪酬激励定义为高管薪酬，取自然对数进行衡量，简称为EXE（张娟，2014［14］；王克敏等，2009［24］）。

（3）中介变量:会计信息透明度(Earnings Transparency)

本文借鉴相关文献的做法，将制造业上市公司收益激进度和收益平滑度进行十分位排序后取其均值，定义为会计信息透明度，简称为ET。为便于计量，所有结果均乘以-1，数值越大代表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越高，内部会计信息质量越好(Bhattacharya 等, 2003［21］；Hutton 等, 2009［43］；Dechow 等, 2012［44］)。

收益激进度（EA）的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根据应计项目总额对模型（1）分年度分行业进行回归

然后，将回归评估得到的系数带入模型（2），进而评估得出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收益激进度（EA）

收益平滑度（ES）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DAi,t代表应计项目总额，TAi,t代表资产总额；ΔREVi,t代表营业收入增长额；ΔRECi,t代表应收账款增加额；PPEi,t代表固定资产原值，OCFi,t-3代表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NIi,t-3代表净利润。计算后采用十分位数赋值法，使用收益激进度和收益平滑度的均值为会计信息透明度: ETit=（Decile（EAit）+Decile（ESit））/2。与此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收益激进度（EA）作为会计信息透明度（ET）的替代变量进行假设检验，采用的计算模型和计算方法没有变化，数据处理方法也没有变化。

（4）控制变量

中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主要受到公司资产状况和股权结构、审计业务复杂程度和审计风险的影响，本文借鉴相关文献，选取以下控制变量进行检验：资产负债率（LEV）、上市公司总资产报酬率（ROA）、应收项目总额与资产总额比例（RECA）、存货总额与资产总额比例（INVA）、上一期审计意见（OPI_L）、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管理层持股比例（MGNH）、控股股东股权质押（PLEDGE）、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DUAL）、成长性（GROWTH）、公司年龄（FIRM_AGE）等，同时控制了年度和行业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蔡吉甫，2007［45］；翟胜宝，2013［46］；张俊瑞，2017［47］）。变量描述及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及定义

3.3 模型设定

本文的检验过程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高管薪酬与审计收费的主效应检验，以此验证假设1；第二部分是会计信息透明度对高管薪酬与审计收费关系的中介效应检验，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48］［49］提出的方法，以此验证假设2、假设3。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如果模型（4）中EXE 的系数α1是显著的，假设1 是有效的，并基于中介效应立论，否则就是遮掩效应。

第二步：如果模型（5）中EXE 的系数β1和模型（6）中ET 的系数γ2都是显著的，则间接效应是显著的，并且可以执行第四步；如果至少其中之一不显著，则进行第三步。

第三步：通过Bootstrap 的方法检查假设(β1×γ2=0)。如果假设成立进行第四步；否则，停止检验并分析原因。

第四步：如果模型（6）中EXE 系数γ1不显著，则除中介效应外，直接效应不显著；否则直接效果明显，进行第五步；

第五步：比较β1×γ2和γ1的符号，若同号，则属于部分中介效应，即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有一部分是通过会计信息透明度实现的，除此之外还有影响审计收费的其他路径；若异号，则属于遮掩效应。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本文研究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在选定的制造业公司样本中，被解释变量审计费用（AUD_FEE）均值为13.525，最小值为11.695，最大值为17.133，说明不同上市公司向会计师事务所支付的审计费用存在较大差异；解释变量高管薪酬（EXE）最小值为2.485，最大值为17.563，均值为13.442，结果显示制造业上市公司管理高层的工资收入水平差距较大；中介变量会计信息透明度（ET）的均值为-5.585，最小值为-10，最大值为-1，说明制造业上市公司整体会计信息透明度处于良好状态，公司财务报表会计信息质量较好、公司内部会计信息环境较稳健。控制变量方面，审计意见（OPI_L）和企业独立董事占比（IND_MEM）差距较小，企业成长性（GROWTH）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差距较大。其中企业成长性（GROWTH）均值为0.209，大于中位数0.064，最大值为246.674，最小值为-1.244；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最小值为10.463，最大值为94.459，均值为53.558，接近中位数53.5。各样本企业的成长性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存在显著差异，过半数企业成长能力低于平均水平，过半数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接近平均水平。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中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比例的平均值为0.483，符合我国《公司法》第109 条款中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比例不低于董事会人数1/3 的要求。

表2 描述性统计

4.2 相关性分析和多重共线性检验

表3 列出了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主要变量间的相关性基本符合本文的假设预期，被解释变量审计收费（AUD_EXE）与解释变量高管薪酬（EXE）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289，初步表明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越高，审计人员向客户收取的审计费用就越多。解释变量高管薪酬（EXE）与中介变量会计信息透明度（ET）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304，表明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的提高反而对会计信息透明度起到反作用，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有所下降。同时，被解释变量审计收费（AUD_FEE）与各控制变量之间都在1%显著性水平上呈现相关关系，各相关系数均小于0.5，所选择的控制变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本文对全样本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VIF 检验，主要变量方差膨胀因子均值为1.50 且远远小于合理值10，表示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适合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4.3 面板回归结果分析

表4 第2 列列示了模型（4）的回归结果。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EXE）与审计收费（AUD_FEE）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且系数α1为0.131，说明上市公司管理高层的货币薪酬激励越高，审计师收取的费用就越高。假设1 的成立具备了探讨中介效应存在的基本条件，这表明高管薪酬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也比较合理，例如，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率（RECA）越高，资产流动和变现能力越小，审计风险也相应提高；上市公司总资产回报率（ROA）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针对股权集中度较低及盈利能力较差的公司，审计人员的投入更多；企业成长性（GROWTH）越高、公司成立时间（FIRM_AGE）越长时，审计人员的收费也相应提高。综上所述，当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的货币薪酬激励高于某一界限时，有可能会导致管理高层的利润操纵行为，从而使公司重大错报风险提高；基于此，审计师会通过增加审计费用的方式来规避或降低由于扩大审计范围、增加审计程序等而被迫提高的审计风险。表4 第3 列列示了模型（5）的回归结果。会计信息透明度（ET）与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EXE）在1%水平下显著负相关，且系数β1为-0.296，表明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激励越高时，会计信息透明度反而下降、公司财务报表的会计信息质量有所降低。这显示部分企业有可能利用投资者和债权人对其的信任对利润进行了操纵，制造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的假象，支持假设2 的推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存货占总资产率（INVA）越高，存货积压不能及时变现的可能性增大，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增加，会计信息透明度因此有所下降；董事长和总经理任期（TERM）以及企业成长性（GROWTH）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高管任职时间越长以及成长性越好的企业，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透明度（ET）反而越低；与现有文献的结论基本表述一致。

在假设1、假设2 得到支持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模型（6）的检验：用中介变量会计信息透明度（ET）的加入来检验高管薪酬（EXE）对审计收费（AUD_FEE）的影响机理，并分析中介变量起到何种性质的作用。表4 中第4 列模型（6）回归结果显示，会计信息透明度（ET）与审计费用（AUD_FEE）在1%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且系数γ2为-0.0498，证明了当制造业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越低时，审计人员认为客户的审计风险增加，提高了收取的审计费用。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步骤，模型（5）中EXE 的系数β1和模型（6）中ET 的系数γ2都显著，可进行第四步检验；模型（6）中 EXE 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系数γ1为0.129,进行第五步检验，β1×γ2(-0.296*-0.0498)和γ1(0.129)的符号均为正，从而验证了会计信息透明度（ET）在企业的高管薪酬（EXE）对审计收费（AUD_FEE）的作用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高管薪酬不仅对审计收费产生直接的显著影响，还会通过会计信息透明度对审计收费产生间接的影响，支持假设3 的推论。控制变量中，管理层持股（MGNH）与企业成长性（GROWTH）都未与被解释变量呈现显著关系，鉴于本文样本数据为制造业上市公司，其机构数量庞大且多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老牌企业；因此会计信息透明度有可能无法及时反馈真实状况，因此回归结果未得到支持；其他控制变量如资产负债率（LEV）、上一期审计意见（OPI_L）、董事长和总经理任期（TERM）与公司年龄（FIRM_AGE）等均与审计收费（AUD_FEE）之间呈正相关的关系，提高了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与现有文献结论保持一致。

表4 面板回归结果

续表

4.4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定性，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测试：

第一，使用工具变量法来做进一步的稳健性测试。为了解决解释变量高管薪酬（EXE）与被解释变量审计收费（AUD_FEE）之间互相影响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利用高管薪酬的滞后一期（LAG_EXE）作为工具变量, 采用2SLS 对基准模型重新估计。结果见表5。显示模型（4）中滞后一期高管薪酬（LAG_EXE）与审计收费（AUD_FEE）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在将中介变量会计信息透明度（ET）带入模型（6）进行回归后，其与审计收费（AUD_FEE）在1%的水平下仍旧呈显著负相关的关系。检验结果与上文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证明会计信息透明度在高管薪酬水平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实证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5 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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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使用收益激进度（EA）作为会计信息透明度（ET）的替代变量，进行中介变量的稳健性分析。为防止遗漏变量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加入其他可能会影响审计收费的控制变量：高管数量（NUM），高管年龄（AGE），现金流（CFLOW）以及每股收益（EPS）。结果见表6。检验结果显示收益激进度（EA）在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实证结果支持前文中的研究假设。

表6 稳健性检验-遗漏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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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按企业成长性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分类，区分为高成长性企业和低成长性企业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7。检验结果显示，在高、低成长性分组的制造业上市公司分组中，会计信息透明度在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中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实证结果未产生明显差异。各模型中的主要研究变量与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依旧显著。

表7 稳健性检验-企业成长性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沪深两市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以会计信息透明度为中介变量，实证检验高管薪酬水平对审计收费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越高，审计收费越高；（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的提高，将导致会计信息透明度的下降和公司财务报表信息质量的下降；（3）在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过程中，会计信息透明度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获得薪酬激励越高的制造业上市公高管越倾向于进行利润操纵，同时审计师也受到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增加了对客户的审计收费。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首先，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应建立健全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督促上市公司提高财务报告的会计信息透明度，提升财务报告的会计信息质量。上市公司应当建立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正确引导并激励公司高层，抑制过度盈余操纵行为，从而降低经营风险和代理成本、实现利益共赢；应当制定合理的高管薪酬分配制度，通过适当的薪酬激励来增强制造业管理高层的社会责任心，促进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的不断提高；其次，对于会计师事务所而言，薪酬水平的提高会强化管理高层操纵利润的动机，因此，当审计客户的薪酬激励水平较高时，审计师应强化风险意识，主动追加审计程序、加大审计力度来识别客户可能存在的盈余操纵行为，降低审计风险；最后，对于监管部门而言，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监管机构有效的外部保障。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迷惑性，监管部门应关注高管薪资激励过高的上市公司，保证其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和财务报表的准确客观，加强对制造业行业管理高层的法律意识普及和职业道德教育，确保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当然，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高管薪酬在审计师定价过程中存在着多样化的影响方式，并不仅仅只有会计信息透明度这一条路径来影响审计收费，未来还可尝试将更多因素纳入研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