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杰明唐文标刮起横扫台湾西化诗坛的旋风

2020-04-07古远清

南方文坛 2020年1期

在台湾文坛，建立学派谈何容易。尽管如此，唐文标一度仍有过雄心从事这项工作。他1972年从美国到台湾后，曾试图与王杏庆（南方朔）及在大学期间就参加党外运动的陈忠信等人建立“台北学派”，研究台湾当代社会形态和文化思潮，以“建构台湾的社会分析”，可很快爆发了“美丽岛事件”，粉碎了他们从事学术建设的美梦①。

有鉴于此，本文所说的“学案”的“学”，不是指学派，而主要是指台湾新诗史上出现的重要现象、重大事件、主要论争;而重大事件，莫过于关杰明、唐文标刮起横扫台湾西化诗坛的旋风。

“关三篇”的震撼

从1970年代初起，在新世代诗人推动下，现代诗坛开始了内部反省。正是这种氛围中，在新加坡大学英文系执教的关杰明，在台湾诗坛刮起了一股导致现代诗人创作路线的论战与反省的旋风。

关杰明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72年2月28、29日《中国时报》《海外专栏》，题为“中国现代诗人的困境”，提及自己的研究生错把原诗用中文书写后由叶维廉编译出版的《中国现代诗选（1955—1965）》，竟当作中国人用英语书写的诗选。这让关杰明震惊，觉得中国现代诗人模仿西方作家，竟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这牵涉到中国现代诗向何处去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必须严肃对待。关杰明由此指出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文学活动，莫不以西方典范为标准，但这样对欧美文学全盘照搬的结果，丢掉了自己的文学传统。在关杰明看来：“创造传统的真谛应该在于能继承但不沿用过去，同时能以此启发未来，也就是将现在视为与过去和未来同是等于整个文学中的一部分。”又说：“我们中国的诗人们实在由西方作家们那里学错了东西，他们有永远只能是一个学生的危险，永远只有模仿、抄袭、学舌。”

鉴于台湾现代诗出现了与“中国味”对立的“美国味”，故关杰明在《中国现代诗的困境》的末尾加以严厉的抨击：

最近出版的一本题名《中国现代诗论选》的评论集，不论其成绩如何，至少记录了一些今日中国现代诗人的态度：由社会批评的观点来看，这本书是“文学殖民地主义”的产品;由美学的观点来看，那只是一批人事先商量好一起玩的一套文学上的障眼法。而由这两个观点同时看来，那些评论是在中国读者和这些诗人兼评论家之间建立起一种形同威胁的关系。

关杰明的文章尽管超越了“全盘西化”或“中体西用”等既有的中西文化对立的框架且措辞甚为强烈，可发表后并没有获得轰动效应，这是因为关杰明只点名批评叶维廉一人，故未惹来“众怒”。即使这样，关杰明仍有支持者，如周宁发表了《一些观念的澄清》②，另有洛夫心平气和地和关杰明讨论“现代诗与传统的问题”。

可贵的是，关杰明不因为自己的文章反响不大而停止自己的思考，因而又在同年9月10日《中国时报》《海外专栏》发表《中国现代诗的幻境》。此文和上一篇不同之处在于关杰明这次发射的是“排炮”，指名道姓批评洛夫、白萩、叶维廉、商禽、郑愁予、叶珊、纪弦的作品，是“极端缺乏大众化和明确的内涵”，其中洛夫的诗像是“一页页、一行行记载吞服迷幻药后迷离经验的剧本”，叶维廉的诗则是“刻意营造，矫揉造作，用过分琢磨并且孤芳自赏的华丽词句，把很多本可直接传达给读者的感觉，镀上一层夸张不实的外衣”。

关杰明尽管生活在海外，但他时刻关心台湾文坛的动向。他读过三本均冠以“中国”名，而实际上很少中国性却有浓厚的“国际性”“世界性”的三本有关诗集。除前面提及的由叶维廉编译的《中国现代诗选（1955—1965）》外，他读过的书另有张默、痖弦、洛夫主编的《中国现代诗论选》③以及洛夫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大系（1950—1970）》诗一、二辑④。关杰明沉痛地指出：“中国作家们以忽视他们传统的文学来达到西方的标准，虽然避免了因袭传统技法的危险，但所得到的不过是生吞活剥地将由欧美各地进口的新的东西拼凑一番而已。”“所谓的‘新诗，往往显示出一种不是土长土长、都是来自新大陆的任性;他们漫不经心地指责传统文化时文字运用束缚太深，但又自己不能深刻发展出一套控制语文结构及语文使用的理论。”

由于批评面较广，《中国现代诗的幻境》一文引发文坛小地震，“史君美”即唐文标发表文章表示赞同关杰明的观点。《中国时报》《海外专栏》也发表从台湾到美国深造的李国伟《诗的意味》⑤。李国伟和唐文标一样，认为关杰明在许多地方说得不够充分，他们都认为现代诗不应满足于回归传统，而应在回归后反映现实而不是逃避现实。李国伟另在《中外文学》发表的《文学的新生代》⑥《略论社会文学》⑦，其主旨是现实应如何形塑现代诗的风貌：“前行代具有一个特点，就是与真正实存的社会生态与心态发生疏离的现象，在外省籍作家的作品里尤其明显。这种疏离的现象在时间座轴上若非超前便是落后。”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国伟与关杰明同中有異，异在他不赞同“怀古”，并一针见血指出现代诗的疏离是由于政治现状的制约，这体现了他的左翼倾向，尽管这倾向比关杰明来得鲜明和突出，但由于李国伟是泛泛而谈，因而影响力远不及关杰明。

关杰明的支持者还有颜元叔。他在《中外文学》1973年6月出版的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期待一种文学》，提出“写社会意识文学的人要勤于观察，勤于分析，他应是一个社会批评家”。他还提出“文学是哲学的戏剧化”的主张，虽然这种主张说得过于玄妙，但他要求作家要对现实生活有相当的省思之后才能发为文学作品，这种观点正好与关杰明相呼应。正因为有李国伟、唐文标、颜元叔的支持，过了一年后关杰明又发表了第三篇文章《再谈中国现代诗——一个身份与焦距共同丧失的例证》⑧。此文与前两篇文章略有不同的是，对方莘的《热雨》有细致的分析，尤其加大火力批评了叶维廉：

囫囵吞枣地将每一件新奇东西和西方事物生吞活剥的结果，使得这些诗人的作品，多多少少都显示出某种程度的不实与虚浮。假如有人问，中国近代诗内到底有多少社会文化与生活情趣？一定会大失所望的。因为除了用用典故以外，新诗里似乎已不再有属于广大民众的传统文化。所剩下的只是：极端的逃避现实;或在想象中追求所谓更“自然”更神秘的生命形式;甘愿在世界性的守旧作风中迷失自我。简而言之，就是大量抄袭，模仿西方诗的习惯、风格和技巧。

这种倾向最显明的例子，就是叶维廉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现代诗选》中所写的序文。这本书是一册英译的中文诗选，让西方读者看看当代中国诗人在写些什么。以这样的宗旨编译而成的书，它的序当然应该表现出“中国新诗界‘新声的冷静、独立、客观立场”，可是事实却不然。这篇序文，虽然英文华丽，却是不折不扣的七巧板，其中包含了艾略特、庞德、修姆及意象派各家的见解，资料来源芜杂，是马瑞内谛、康定斯基、华伦杰、路易·札克夫斯基、华莱斯·史蒂文司和胡塞尔诸子百家思想的大杂烩，甚至连对中国诗语言之阐释，叶维廉先生也直接取自庞德和范诺罗沙。

叶先生刻意模仿目前美国某些小圈子里晦涩派作家及通俗评论常用的语法，所以暧昧地就牵扯上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声称《坝上印象》这首诗已经与众象获致谐调。他的意思，我假设（因以叶先生引证的暧昧程度，必不在乎这点解释上的含糊）是指这位诗人已经与自然界获致一种浪漫的“融合”。在这里，我想提出这首诗两种不同的读法，而两种都足以驳斥叶先生的见解，同时也借此显示出某些中国现代诗的另一特征：就是读者不能常用常识去体会出“这首诗到底在说些什么”……

在1966—1970年的《文学季刊》时代，许南村、尉天骢等人都曾批评过新诗西化的倾向，但由于他们的文章远非像关杰明发表在“光亮度”极大的《中国时报》上，因而未引起重视。据陈芳明分析，关杰明的批评具有下列优势：他身在海外，可以不受国内各种人情关系的羁绊，所以论事较为客观;他受过系统的文学训练，特别是对西方文学的发展非常熟悉，能够清楚认识西方文学的优劣;他进一步以西方的文学来印证中国现代诗的西化部分，精确地找到了中国现代诗的弊端⑨。

由于关杰明的文章有强烈的针对性，尤其是他凌厉而严苛的措辞和指名道姓的批评，故立即引起三本“选集”的主持者即《创世纪》负责人的紧张。他们准备以出版《中国现代诗总检讨》专辑的形式来反驳关杰明的观点。1972年11月出版的《幼狮文艺》，也在征求对关文不同意见的稿件，并发表端木鼎的《现代诗与现代诗的批评》。此文没有正面批驳关文，却以“关杰明本人粗通中文（他的文章是以英文写成即可证明），对中国的现代诗缺乏直接而深刻的了解”为由抹杀关文的理论价值。《创世纪》在发布取消反驳关杰明启事⑩时，也说关杰明“以异国文字来写批评，更知他对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学均极隔膜”。这种“鸵鸟式的逃避”11，充分说明三“选”主持者心虚、不敢正面回答关文提出的要害问题。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关三篇”全用英文写成，景翔翻译时难免会在语意的轻重上与原文有差异，另根据蔡明谚在《燃烧的年代——70年代台湾文学论争史略》12中说，译稿中的“诗坛上几位老手”“新诗的巨头们”“新诗界的大师们”均系意译原文，这就存在着两个关杰明，一是“英文关杰明”，二是“中文关杰明”。两者大同小异，但毕竟有“异”。叶珊在答复替关杰明辩护的刘绍铭时，所依据的是“英文关杰明”：“我确实觉得关先生在他《淡江评论》的英文稿中，是刻薄寡恩的，时而诬人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时而讥人写诗只趋美式风尚，时而责人作诗仿佛吃迷幻药，一再断言现代诗完全破产，其行文之剧烈，绝非吾兄所谓‘不过点到即止而已！我一方面叹服他英文写得好，一方面深恶他假洋鬼子似的欺侮人，有如借西洋之利刃宰割中国之诗人，故我称他为暴民。”13这里所说的“暴民”，已不是学术探讨的口气。需要说明的是，叶珊对关杰明不屑一顾和《创世纪》组稿反击关杰明，其靶子均不是《中国现代诗的困境》而是《中国现代诗的幻境》这篇文章。

关杰明旋风只刮到1972年底，从此关氏退出文坛，不再有文章回应。按蔡明谚的说法：“从文学史的角度回顾起来，关杰明‘震撼最大的意义在于，他提出了以‘文化殖民，而且是‘美国文化殖民来重新思考台湾现代诗，以及战后整个台湾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尽管关杰明不是“文化殖民”一词在台湾的首创者，也不是头一个提出引起人们注意的“美利坚化”14的学者，但他比余光中、颜元叔说得更透彻，其姿态也更勇敢。

唐文标事件

在关杰明的启发和带动下，1960年代曾写过诗的唐文标，以史君美的笔名发表了《先检讨我们自己吧》15。他针对有些人提出关杰明应以中文写作的离题要求，说了句十分精辟的话：“臭蛋外国鼻子也可以嗅出来，不一定需要跳楼才能证实可以跌死。”这种幽默和机智，说明这位批评者出手不凡，这正好为即将到来的“唐文标事件”作了预告。

所谓“唐文标事件”，是颜元叔在《中外文学》上发表的《唐文标事件》16一文中最先杜撰的词。他指的是唐文标结束客座教授的职位，回台湾前夕同时发表的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的共同之处是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批判“艺术至上论”。唐文标更明确地把“逃避现实”者视为艺术至上主义者：

是的，他們谈的仍然是艺术至上。翻开（《文学杂志》）第一期的内容，你看不出他们活在大战乱之后，看不出他们安身立命的社会，甚至看不出他们的生命目的，他们过的仍是当年士大夫的优游生活，他们就是新一代的有闲阶级，偶尔地相濡以沫。他们的文学，是嗜好的，而非需要的;是赏玩的，而非合成一体的;是小摆设的，而非可运用的;是装饰的，而非生活的。他们甚至连发泄个人遭遇，也压了下去，中国的过去大可以不谈，未来吗？生活下去就是了，不必为什么。有闲而苦闷，但又不欲正视现实四周。他们的文化修养，是自以为和当时社会相异，而又不欲和社会十分混杂，他们需要逃避，遁到一个书本上的艺术世界中去……

在第一篇文章《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17里，唐文标列举了新诗中的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以周梦蝶为代表的“传统诗的固体化”;二是以叶珊为代表的“传统诗的气体化”;三是以余光中为代表的“传统诗的液体化”。对这“三化”，唐文标并未作具体解释，但他批评现代诗未为社会、现实服务的意图仍可体现出来：

周梦蝶的诗是耽于传统诗，不能自拔的人写的。叶珊的诗是感于传统的，而《莲的联想》不过是用中学生观点看传统诗的人写的。从某一点看来，周诗是苦行者的涩语，叶诗近于“便说寻春为你归”那些少男少女口语，《莲的联想》则是单口相声，连感情也是附庸风雅的那一种。

把《莲的联想》主人公优美的爱情独白贬为“单口相声”，这种比方不仅不伦不类，而且混淆了不同文类的界线。唐文标另有分上、下篇的《诗的没落》，副标题为《香港台湾新诗的历史批判》。上篇《腐烂的艺术至上论》，主要以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作批评的靶子，批评其“助纣为虐，鼓励青年写逃避文学”。主张作家不应逃避现实是对的，但作者对《文学杂志》为什么要“逃避现实”缺乏具体分析，对这个杂志在抑制“反共文学”中所起的作用更没有肯定。下篇《都是在“逃避现实”中》，批评现代诗人不该搞个人逃避、非作用的逃避、思想的逃避、文字的逃避、抒情的逃避以及集体的逃避：

逃避现实的现象，当然不始自《文学杂志》，但它的吹火煽风作用，无疑加强了它的堕落。真正推动的却是当时差不多同期独立创办的几个诗社。较重要而且相继自印诗刊、诗集的三个诗社：（甲）主张放弃旧的，为新而新的“现代诗社”。（乙）浪漫的、贵族的、山林文学的“蓝星诗社”。（丙）破坏的、达达主义作风的、带反理性的“创世纪诗社”。他们间争吵，互相影响，以及混淆在一起，但我们仍可辨别的。而十五年来的诗史，也在他们各方向的逃避现实中写出。

这种逃避贻误青年，使“他们也学习这些，在其中三分之一痖弦，加一点叶珊，调余光中之味，配洛夫之色，烧烤之下，又一首新诗了”。唐文标的文字写得十分富于感情色彩和讽刺意味，感叹“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而所表现的文学竟全没有社会意识、历史方向，没有表现出人的绝望和希望”。《僵毙的现代诗》18火药味更浓，作者特别强调“今日的新诗，已遗毒太多了，它传染到文学的各种形式，甚至将臭气闭塞青年作家的毛孔。我们一定戳破其伪善的面目，宣称它的死亡，而希望中国年轻一代的作家，能踏过其尸体前进”。

《诗的没落》19也可倒过来成《没落的诗》，其结尾写得非常感性：

救救这一代的青年吧。

今日港台这种颓废文学，以诗为代表，实有全盘检讨的必要。十多年来，文学家，尤其是新诗的作者们，以为能挣脱某几种空笼，以为自己的年青和冲劲，便自由了，可以表现了。岂知他们刚脱离了旧的陷阱，却走了新的歧路，以至陷溺越来越深，到了瘤破毒散，不可收拾。但是世界是要进步的。那么，就请他们站到旁边去吧，不要再阻拦青年一代的山、水、阳光了。

这里把现代诗比成毒瘤，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但把“港台文学”连在一起，这种提法有新意。

就这样，居高临下、危言耸听的唐文标，以法官判决式的口吻宣判现代诗死刑，致使整个诗坛喧哗骚动起来。比起过去诗社与诗社之间、诗人与诗人之間的争辩，唐文标以一人的激扬文字、粪土当年现代诗的气魄向整个诗坛挑战，自然犯了众怒，怪不得受到众多诗人、作家的抵抗。颜元叔本来也是提倡社会写实主义的，唐文标与他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颜元叔看不惯唐文标的霸道和以“救世主”面貌出现在文坛，他指出：

唐文标反对现代诗，是说现代诗脱离了社会与群众，这是一个特殊的反对。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是程度问题，二是幅度问题。从程度上说，唐文标用大扫除的方法，把整个现代诗都说成脱离时空。现代诗都是脱离了时空的吗？现代诗都没有反映当代人生吗？假使我们睁开眼睛看个真切，便会发现大量的现代诗正是时代之反映，甚且批评。有些人如余光中，写得很露骨;有些人如洛夫，写得十分含蓄;现代人生显然时常在其念中，在其笔端。其二谈到诗的幅度。诗的幅度越宽，则表现的人生境遇情态也越多。就历史上看，文学在题材上遍及人生之全体;人生每一片断每一角落，皆可入诗，皆可成文章。所以，能够写出最多的人生境遇情态的诗，也就是最丰富的诗。现代中国诗固然不算丰富，然而当它尝试描绘各样人生时，正是不应阻挡的企图。因此，像叶珊、叶维廉、梅新、罗门等人的诗，其中若干或缺乏突出的时空勾连，仍然是可读而有价值的。文学那（哪）能够天天“车辚辚马萧萧”，有时也当“香雾云鬓薄，清辉玉臂寒”一番吧。……当代的诗应该着重当代人生的描绘，甚至要求它有社会意识;然而这只是重心，这只是强调，而不应断言只有社会意识的文学才有价值，其它的文学作品都是废料。唐文标的褊狭的文学见解，只是从望远镜里看到人生的一小块，以为只有社会，没有家庭;只有群众，没有个人;只有上意识，没有下意识;只有述众人之事，没有抒个人之情;只有“怒发冲冠”，没有“泪湿青衫”20。

这里有许多精辟的警句，如“文学那（哪）能够天天‘车辚辚马萧萧，有时也当‘香雾云鬓薄，清辉玉臂寒一番吧”。但有些地方词语欠推敲，如说“余光中写得很露骨”，这“露骨”应改为明朗;又说“洛夫写得十分含蓄”，这“含蓄”应改为“隐晦”。因为含蓄与晦涩不是一回事。

喜欢论争的刘绍铭在《中国时报》副刊发表了《汉魂唐魄——为“关杰明事件”致叶珊书》21，文中详述了关杰明的身世和背景，强调关杰明批评现代诗的动机不是要打倒现代诗，而是出于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叶珊说他自大傲慢，这完全不符合实际。由于刘绍铭从民族主义着眼，叶珊不服，又写了《孤儿与暴民——答刘绍铭书》22，认为他并不反对民族主义，但自己批评对方完全正确。由于叶珊的态度过于轻蔑，不少人对他的态度看不惯，《中外文学》第三卷第三期，便成了关、唐论战最后一波的反弹声浪。唐文标写了《实事求是不作调人》23，仔细回应对他各种无理的指责。余光中的《诗人何罪？》24，则意气多于客观冷静分析。他说：“要诗人去改造社会，正如责成兽医去维持交通秩序，是不公平的。”他认为唐文标的文学观是“幼稚而武断的左倾文学观……这种半生不熟的幼稚口号，早在三十年代已经喊滥，现在竟劳数学专家、客座教授从美国像转运鸦片那样批来台湾，当作时鲜补品一样到处叫卖，真令人有点‘惠蛅之感”。这里给唐文标加上“左”倾的红帽子，又把其理论比作“鸦片”，均是把学术讨论往政治上靠近，尤其是将唐文标言论与中共行为画等号，更为不妥：

满口“人民”、“民众”的人，往往一脑子独裁思想，例子是现成的，不同的是，所谓文化大革命只革古典文化的命，而“僵”文作者妄想一笔勾销中国文学与现代。这种幼稚而武断的“左”倾文学观，对于今日年轻一代的某些读者，也许尚有迷惑作用，可是对于1949年以前曾经在大陆读过大学的我这一代中年读者，可说早成了“僵毙”的妖怪，已经无所施其术了。25

这里说唐文标“一脑子独裁思想”，其文与大陆“文革”相似，难怪引起对方和诗坛的严重不满。但余光中这个“妖怪”也有知音，如周鼎的《为人的精神价值立证》26，反对唐文标的偏激态度所用的也是上纲上线的手法，认为唐文标的理论是三四十年代的普罗文学观，因此唐文标倡导社会文学是“居心叵测”，有的人甚至骂唐文标也就是余光中没有明说的和“大陆共匪互相唱和”。

在反对唐文标的所有文章中，除了颜元叔的文章较有影响外，陈芳明发表在余光中主编的《中外文学》诗专号上的《检讨民国六十二年的诗评》27，也有较强的说服力。该文从下列方面考察了唐文标立场的几个偏失：

第一，对“传统”假设的错误：唐文标心里的“传统”最多只延伸到唐代，而这些又是停滞不变的。

第二，对“现实社会”假设的错误：唐文标心里的“现实社会”只有洪水猛兽的世界而忽略了其它。

第三，对“诗人”假设的错误：唐文标只看到“逃避现实”的诗人，未看到另一种积极对抗现实的诗人。

在还没有转变为“台独”的陈芳明，他年轻时写的文章就如此深刻和有说服力。

作为唐文标反晦涩重点对象的洛夫，他把唐文标比作“挥笔如挥刀的偏激分子，挟古以凌今的狂妄分子”28，认为唐文标——

为了争取廉价的掌声，乃借“大众化”的口号，不惜使诗沦为次等散文的分行，只求流畅顺口，诗质荡然无存，写诗形同吐痰便溺，随时随地可行。据他们说：凡他们看不懂的诗，都是坏诗。其狂妄幼稚如此，夫复何言！然而，大众真的读他们的诗吗？他们的趣味就是大众的趣味吗？他们真正了解大众吗？他们几时下过煤矿？进过农村？睡过战壕？……他们是一群廉价品制造商，粗制滥造，以广销路……如果他们为了迎合社会大众的需要，而不惜走粗鄙堕落的通俗化路线，塞给读者一把糟糠，这又岂不是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污辱！29

强烈反对工农兵文艺的洛夫，这回主张只有当过工农兵的人，才有资格谈大众化，指责通俗化路线指导下写的作品是“糟糠”，还有什么“写诗形同吐痰便溺”，这种反驳才真正是“粗鄙”化。

尽管关杰明和唐文标的文章有不够客观科学和盛气凌人之处，但它毕竟是1950年代左翼政治、文化思想全面遭受镇压后首次冲破冷战思想体系而得到的一次勃发，在光复后的文艺运动史乃至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学上，关、唐不无偏颇的文章，也引起了人们思考现代诗向何处去的问题。关杰明这股旋风披靡所及，首先被伤了元气的便是“创世纪”在20世纪60年代所倡導的超现实主义。关、唐文章冲击诗坛的客观效果表现在：“以《笠》诗社为主的写实派线路和《葡萄园》的明朗风格，仿佛赢得了胜利，70年代开始，配合现实政治及社会情势的诉求，明朗稳健的写实诗风取代了60年代现代主义的诗风而成为诗坛的主流。”30总之，“为人生而艺术”路线获得越来越多作家的认同，“回归民族，反映时代”的创作路线深入人心。连关、唐的论敌余光中也不能不承认：

唐文标的几篇文章冲击和影响力相当大，逼得诗人们不得不做一些反省，而逐渐地摆脱病态的现代主义束缚，另辟蹊径，重返传统——不是形式，而是一种自觉的认知。于是讨论文学里的时代社会意识的文章便多起来了，不染人间烟火的作品开始受到严厉批判。诗人们也喊出：唯有真正属于民族的，才能成为国际的了。

……

作为“百年台湾新诗学案”的“战地记者”，本文用细致热情的笔触描绘了忙于“巩固国防”的台湾诗人们在诗坛扬起的硝烟战火。但“学案”毕竟应与“学”为主而不是以“战”为主，它不可能离开诗人诗作。不过，这已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

【注释】

①蔡旻轩：《幸而唐文标永远学不会冷漠》，台北《文讯》2018年11月号，第44页。

②台北《现代文学》1972年6月，第47期。

③高雄大业书店，1969。

④台北巨人出版社，1972。

⑤台北《中国时报》《海外专栏》，1972年11月17、18日。

⑥台北《中外文学》第一卷第12期，1973年5月1日。

⑦台北《中外文学》第二卷第2期，1973年7月1日。

⑧关杰明：《再谈中国现代诗——一个身份与焦距共同丧失的例证》，台北《龙族》1973年7月第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