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5年8月27日至9月1日，由《批评家》编辑部主办的文艺评论刊物座谈会在山西太原举行①。参加此次座谈会的共有十八家批评刊物，并发布了《全国十八家文艺评论刊物联合倡议书》②。参加会议的十八家评论刊物③为《小说评论》④《文艺争鸣》⑤《文艺评论》⑥《文艺研究》⑦《文学自由谈》⑧《文学评论》⑨《文学评论家》⑩《文谈》11《艺谭》12《中州文坛》13《民族文艺报》14《百家》15《当代文艺探索》16《当代文坛》17《当代文坛报》18《当代作家评论》19《批评家》20《青年评论家》21。在这份名单里，还不包括在此之前已经创刊或复刊但是已经拥有很大影响力的《文艺报》22《文学报》23《作品与争鸣》24《当代文艺思潮》25《读书》26等评论刊物。到了1986年，此前参加会议却没有正式发刊的《文艺争鸣》终于发刊，到了下半年，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文艺理论与批评》27创刊。1987年则有《上海文论》28创刊，并迅速成为带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文学史研究和批评实践发展的重要批评刊物，《广西文艺评论》改名为《南方文坛》29开始发挥影响力。1988年，《写作参考》改名《文学角》30，在李劼的带动下曾短暂地发挥过重要的影响力31。至此，在整个80年代发挥过重要影响力的期刊都已经出现，其中部分批评期刊至今还在继续发挥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如果我们观察到，上述二十六种期刊中的一部分，从80年代末就开始停刊或转型，到了90年代初，便只剩下大概一半的期刊，那么，我们便会意识到80年代中期确实存在一个批评期刊短暂繁荣的时期。创刊于1985年停刊于1987年的《当代文艺探索》更像是1986年前后批评期刊短暂繁荣的一个缩影。《当代文艺探索》创刊时，刊名由时为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所题写。一年后，刊名变为美术印刷体。这种改变应该和项南卸任有关。1980年代中期评论期刊的短暂繁荣、批评观的热烈讨论及其实践，与当时政治/文学语境变动的密切关联在此可见一斑。

刊物创刊时，并没有发布创刊词，而是使用“以开放眼光开拓思维空间 用改革精神革新文艺评论”两句话作为办刊宗旨，刊于每一期的封面或扉页。创刊号以“改革的时代与文学评论的改革——闽籍在京评论家六人谈”为主题发表了刘再复等人的文章32，问题主要集中于文学创作、批评的观念更新（或者说改革）以及文学批评、创作如何融入国家改革进程等宏大问题。很显然，创刊词和创刊号的专栏都在强调文学批评与国家/社会具体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示自身的政治正确性。事实上，这些举动是一种表达策略，还是批评家真诚、积极的参与态度的表现，《当代文艺探索》都难以摆脱被“停刊”的命运33。

围绕一本批评期刊所发生的种种事情，都在提醒我们，批评期刊与批评观念的发展从来就不是文学史、批评史发展的内部问题。必须把期刊发展和批评观念嬗变重新置放回“80年代”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具体进程中来考量。具体而言，1986年前后批评期刊的短暂繁荣以及批评观念本身成为批评的重要话题，需要充分考虑到，清除精神污染、第四次作代会、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政治/文学事件所构造的基本历史情境，对期刊和批评所形成的决定性影响。他们不仅影响着期刊的创刊、改版、栏目设置，而且会在批评观念的讨论和实践中得到更为鲜明、具体的体现。

二

前述评论期刊座谈会上的倡议书在开篇就提醒了语境：“大家一致认为，在党中央倡导的评论自由精神的鼓舞下，我国的文艺评论工作正进入一个振兴、起飞的崭新阶段。”34这便引出那场曾经让文学界兴奋不已，不久便被便遭到批判35，以至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几乎消匿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36。1986年前后批评期刊的短暂繁荣和有关批评观念的讨论的迅速升温，正是源于这次会议上的祝词：

对于创作自由来说，党和国家要提供必要的条件，创设必要的环境和气氛。同时，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整个创作活动，要同党和国家所提供的这种自由环境相合拍。为此就必须尽最大努力，去认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认识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反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的遗毒。这样才能使自己真正进入自由创作的境地。我们相信，我们的作家会珍惜和正确运用这种自由，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只要不违犯（反）法律，都只能经过文艺评论即批评、讨论和争论来解决，必须保证被批评的作家在政治上不受歧视，不因此受到处分或其他组织处理。进行文艺评一论必须采取平等的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简单粗暴，不要“无限上纲”，不要戴政治帽子，允许反批评。现在我们的文艺评论还很不发达。文艺评论是为了提高人们前进的信心和勇气，提高作家的文学素养，从而促进整个文艺事业的繁荣。文艺战线的同志应当共同努力，使之逐步发达起来。同创作应当是自由的一样，评论也应当是自由的。评论自由是创作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科学的、说理的、高水平的评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是不可能的。37

在1980年代的政治语境里，“评论自由”“创作自由”这样的表达在1985、1986两年间能够通行无碍，且不带任何污名化的色彩。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在于这篇祝词所给予的承诺。

事实上，这篇祝词的根本立场与以往国家在文学政策上的基本态度并无本质区别，依然是国家权力意志主动调整的结果。但是在强调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它确实在表达策略和具体意图上传达出某些改革信号。这篇祝词所体现的温和、开明的态度，固然可以被理解为国家权威的修辞术，但它在具体的词汇选择、语言表达、立场强化等方面确实淡化了意识形态的威权形象，比如，未提强调“文学的党性原则”之类的政治话语。当然这也成为它此后遭到批判的原因之一38。同时，祝词提出了要把文學政策纳入法治等制度建设的意图。国家喉舌在此后的两年内也一直在宣传，要在宪法、法律制度框架内讨论文学政策的观点39。这样的情势并非偶然出现，它其实是当时由国家所主导推进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程在社会的某个具体层面（文学领域）的具体动员和响应。

在第四次作代会之前，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刚刚偃旗息鼓，至少是阶段性暂停，所以“创作自由”“评论自由”这些承诺在文学界最初激起的反应，与以往文学/政治关系重新缓和时的诸种情态相比，并无不同。类似的反应通常表现为，诸多作家、批评家携裹着政治承诺、政治权威去声讨政治对文学造成的种种压制、束缚40;同时配合以各种规模不等的会议、座谈、笔谈，从思想来源和国家权力意志两个方面来论证新口号的政治正确性“评论自由从来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是我们党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真理”41;这些举动的最终诉求都是将新的口号、承诺转化为政策执行和具体实践42。

简而言之，从领导讲话到文学组织/个人的论证、响应再到政策推行和文学实践，是这种类似的文学/政治的事件的发生过程、影响轨迹的基本形态。从这个层面来说，第四次作代会的召开以及文学界对它的反应与以往类似的情况相比，并无不同。

三

如前所述，尽管文学界对第四次作代会上的各种祝词的反应存在着思维惯性和历史的相似性，但这并不影响“评论自由”“创作自由”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成为远比“双百”“双为”更为激动人心的口号。

需要强调的是，过于强调政治正确或领导人个人喜好对文学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造成了巨大干扰，祝词的意图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并将其纳入制度化建设之中，这也是当时正在推进的国家管理制度化进程的构成部分。但是因为“自由”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是一个语义复杂却又光芒耀眼的词汇，所以，围绕着祝词的理解及其实践便交织出复杂的意义层次。对这种意义层次的辨析，是理解1980年代批评观及其实践所涉及的诸种问题的关键。以《文学自由谈》为例，可以将这些问题具体化。而这本刊物恰好在第四次作代会闭幕不久后创刊，且是唯一一本以“自由”为刊名的评论杂志。

《文学自由谈》是时代的产儿。文学自由已为党和人民所认定，而文学也正在空前广阔的天地里获得全方位发展。在我们的革命文学史上，以文学自由为刊物之称者，迄今仅见。我们有幸分享了时代的光荣。

文学自由谈，就是自由谈文学。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去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利用行政的力量、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我们的《文学自由谈》，就是为这种自由的发展、自由的讨论，为文学创作和理论的探索、实践，提供一个讲席。43

这是《发刊词》的前三段。参照同期的“文学自由思议”专栏的五篇文章44，可以更为清楚辨析批评界对“评论自由”反应。

自由，首先应该表现为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自觉性。这是因为。不管是创作自由还是评论自由，都是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中的固有之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完全可以理解为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的同义语，而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则体现着实行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的根本宗旨和目的。如果说自由是文艺存在和发展的规律，那么，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正是这种规律的体现，这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空前繁荣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如果党的方针政策没有为文艺提供一个生存和发展的自由的空间，这种空前繁荣局面的出现是根本不可想象的。45

很显然，对于长期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如履薄冰的批评家而言，他们的第一反应便是在党和国家的文艺政策中寻找“自由”的依据。在这样的思维定势（式）中，他们只能得出如下判断：“评论自由”“创作自由”是“双百”“双为”等指导方针的顺然延续。接下来，他们通常会从現实语境和思想渊源两个方面继续论证早已作出的判断，以确保与“自由”的表述能够被控制在政治安全的界限之内。比如，《“文学自由”与“党的文学”》试图从现实境况中寻找依据：

今天听起来仍然是新鲜的，意味深长的。人们觉得它不会象（像）过去那样仅仅是一个招牌或一纸空文，而是要切切实实贯彻实施的具体方针。因为这个口号是在对“四人帮”和极“左”路线拨乱反正之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尊重实际、尊重历史、尊重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基础上，在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进一步强调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并且对外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的形势下提出来的，人们发现，它不会是任何长官意志的产物，而是新的政治、经济对它的文艺所提出的必然要求，很难设想，一个开放的经济、开放的社会，它的文艺是禁锢的，封闭的，也很难设想，没有创作自由的文学，能够适应它的政治、经济并进而起到推动作用。可以说，文学自由不仅符合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而且适应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这样的潮流是势不可挡的，谁要去阻挡，只会落得被彻底吞噬的下场！46

这篇文章强调的是，“自由”是国家根据现实情况所作出的政策调整，并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已经在中国历史语境下被庸俗化理解的观念作为理论支撑。这种论断在批判“长官意志”的同时，却掩盖了“自由”得以被倡导与“长官意志”的隐秘关联，由此，简化了“自由”这个词汇在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所能唤醒的复杂、深刻的文化力量。

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关于“自由”的理论溯源中。《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自由》论证道：

照我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讲，无论是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乃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都是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揭示，对必然王国的科学认识和反映，因而遵循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一切实践活动，包括思维活动，才是真正自由的活动。特别是文学和艺术，更是人类一切精神活动中最有生气、最为自由的领域，所以，文学自由观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本义之一。47

如何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的讨论，并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上述引文所涉及的文体和推论方式所具有的代表性，才是需要被关注的。事实上，1949年之后，几乎所有被国家认可的文学政策和口号在被进行理论溯源时，都能在这样的表达中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接，并获得历史进步性的意义。在理论渊源和现实语境上如此表述“评论自由”，其实比祝词为“自由”所设定的边界更为谨慎。

很难想象如此理解“评论自由”能为批评观念的更新带来动力。因而在同期的专栏中，夏康达尖锐地指出：

王若水同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宪法已经规定了公民有创作的自由，“为何在宪法通过时，作家们没有产生这种乐观和振奋的情绪呢？难道宪法的保证力不如一个领导人的讲话吗？”（见《文艺报》总第441期第3版）这是值得深思的……因为，至今的生活经验尚未有效地改变人们的这个观念：真正解决问题的往往不是宪法，而是某个主管领导人……另一方面，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至高无上，却又不可能十分具体，所以还要制定各项法规。可是，至今还没有一个保证创作自由得到实现的文艺法规。因此，尽管宪法中规定公民有创作自由的权利，但这个“自由”究竟作何解释，人们颇多疑惑……这是1982年通过的宪法公布之后，我们所见到的第一个对于“创作自由”最具体的权威阐述，人们为之感奋不已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然而，领导人的讲话毕竟还不能代替法律……真正的自由需要法律的保证。在文艺法规诞生之前，胡启立同志的祝词已经给予了作家的创作自由以可能有的最大保证，这无疑是我国文艺事业发展道路上的又一不可磨灭的里程碑石。

我们有些同志太怕变。前几年，党中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有的理论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设法论证这个方针与过去讲的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如何一致、如何没有本质差异，而不想认真深入地研究这一新提法跟过去有何不同，有何发展，我们的文艺政策应如何适应这一新的文艺方针，文艺园地因此将会发生怎样的深刻变化。这种现象的产生可能跟某些人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心理状态有关：一是唯恐理论问题上有什么新提法，会背离了他们心目中的“基本原理”。过去习惯于以“捍卫”为己任，实际上是用“左”的旧思想来否定新思想，现在则竭力把新思想塞回到旧思想的框子里去。二是唯恐否定了自己的“一贯正确”。过去接受和宣传过许多“左”的错误思想，现在眼看跟不上趟了，又不愿正视现实，便接过新口号，竭力纳入自己旧有的思想轨迹中去，似乎他们过去那些旧思想因此便可“万古长青”了。

现在党中央倡导“创作自由”，我希望理论界不要把过多的精力用于追溯在何时、何地、何人曾经有过类似的提法以证明其“古已有之”，而是深入地研究一下提出这一原则在当前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对文艺创作和评论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实现这种自由时可能遇到什么阻碍和产生什么偏差，等等。总之，一个新的方针、原则、口号的提出，都是为了有所变化，有所发展，所以，我们不要总是怀着一种恋旧的心情去寻求跟过去的相似点，而应抱着一种创新的精神去探求跟以往的不同点，要着眼于变化，使其变得更多，更好！48

夏康达显然更清楚，“评论自由”在1980年代政治语境中对陈旧的批评话语和思维方式所能造成的冲击、反抗。因此，他更愿意将“评论自由”与当时正在推进的社会主义法制进程进行关联。对于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制度框架内关于“自由”的边界的讨论，与对上级领导讲话犬儒式的认同、表态49相比，前者才在“自由”的话语方式、思维方式上完成了现代性跨越。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不管“长官意志”遭到何种程度的批判，“长官意志”支持的政治承诺依然是建构1986年前后批评观念讨论热潮的基本历史语境的重要因素之一，依然是推动批评观念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样，当政治对文学的过多干预成为被视为当代文学史的顽疾时，由衷情况却甚少被注意到，即在特定的情境下，政治权威的加持反而成为文学生态健康发展的前提。这是1980年代批评史发展重要而微妙的语境。举例而言，《读书》曾在“评论自由”得到提倡后，开辟了《评论的评论》专栏。这个专栏中文章后结集为《评论的评论》50一书。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未做任何说明的情况下，此书在结集时增添了四篇并非原专栏的文章，却删掉了第一篇专栏文章，即《“评论的自由”二题》51。唯一合理的解释便是，在1987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之后，“自由”及其“评论自由”在政治语境更迭中再次成為污名化的话语禁忌了。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评论自由”携带着政治承诺构成了批评观念和批评期刊短时间繁荣的具体语境。不管这些观念和期刊是否直接讨论“评论自由”这个话题，它们的发展、变化都与这个具体语境的变化有关。

四

“评论自由”的口号提出之后，很多讨论并没有直面“批评自由”及其所涉及的政治语境，而是将焦点放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批评观念、方法的探讨上。《文学自由谈》的一篇《编后记》曾谈及设置“评论的艺术”52专栏的初衷：

鲁枢元的“同题文章”，谈评论的主体意识，我们冠以“评论的艺术”之栏目，意谓将评论视为一种“艺术”，寄予我们对新时期新批评起飞的翘首以待。53

专栏“评论的艺术”中的第一篇文章为引文中已经提到的鲁枢元的《我所评论的就是我》54，呼应的是此前不久发表的滕云的同题批评《我所评论的就是我——谈评论家的主体意识并论文艺评论的思维特征》55。如果考虑同时期，《文学评论》《读书》分别开设“我的文学观”56和“评论的评论”57专栏，可以说，一场关于文学批评观念、方法的讨论已经全面展开。

《文学评论》谈到设置“我的文学观”的初衷时说道：

“我的文学观”只是个总题目，它所包容的方面甚多：既可以谈谈“我”对整个文学的理解，也可以谈谈“我”对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文学等不同文学门类各自特性的认识，还可以谈谈“我”的文学史观、“我”的文学批评观、“我”的文学鉴赏观……。总之，角度多得很，宏观、中观、微观都可以“观”，只要文章言之有物，言之有益，而且言之有“新”，均可言“我”谈“观”。面向未来，面向创新，言前人之所未言，原本就是有志攀登文学高峰者的分内之事。可做的文章很多啊！58

在不涉及具体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对这些观念进行一一描述。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观念都是关于如何描述、判断作为对象的“文学”及其相关事物的。因此，所谓“文学观”事实上是在更为宽泛意义上关于何为批评、如何批评的讨论，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讨论所强调的“新”在短时间内释放了关于批评的多元诉求。在此之前，当代文学的批评观及其实践一直处于封闭的循环论证之中，即历史/社会批评以论证国家权力意志合法性为目的，而国家权力意志又恰恰规定了这种批评的理论来源。所以，以今天的知识生产的水平来衡量当时批评观的多元诉求在知识意义上的对错，是缺乏历史眼光的表现。因为，多元诉求的历史意义正在于，它把批评的本体性、主体性从单一的规定性中解放出来，即依据何种方法、理论作为批评前提，如何进入批评实践，批评目的何在等一系列有关批评的基本问题，成为批评主体可以相对自由选择的事情。正如《读书》在设置《评论的评论》栏目时，所提到的那样：

作家们听到“创作自由”感动得下泪，学者们正在畅论“学术自由”，评论家们欢呼自己的评论得到了应有的自由……这些都是近年来出现的好现象，是文化发达的标志之一。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自然也想到了书评的问题。……

为了开展真正的书评，必须提倡各种看法、多种形式的评论，特别是“评论的评论”，甚或“评论的评论的评论”……评论作者应当允许别人评论自己。

书评问题现在已经引起重视，自是好事。本期我们发表朱虹、周介人同志关于评论问题的文章，用意也在于由此开始“评论的评论”这一专栏，有助于包括书评在内的整个评论工作的发展壮大。59

与期刊专栏几乎同步是1985年与文学批评观念、方法有关的四场研讨会。如果说上述的专栏更注重的是批评主体性的释放与张扬，这四场会议似乎更偏重批评本体论意义上的技术性问题。

第四次作代会闭幕后不久：

1985年1月29日到31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委会于北京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文艺理论批评的方法论问题60。

1985年3月17日至22日，《上海文学》编辑部、《文学评论》编辑部、天津市文联理论研究室、《当代文艺探索》编辑部和厦门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在厦门联合举办了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61。

1985年4月14日至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听、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江苏省社科联、江苏省作协、扬州师范学院、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吉林大学、深圳大学的中文系于扬州联合主办了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在扬州召开62。

1985年10月14日至20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与华中师范大学于武汉联合举办了文艺学研究方法论学术讨论会63。

北京会议介绍了七种方法论的历史和现状。这七种方法论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符号学、结构主义、审美经验现象学、接受美学。到了厦门会议时，林兴宅则将这些方法论内容概括为三大内容：第一是借鉴西方各种批评流派的方法;第二是引进自然科学的概念、知识和方法;第三是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这些会议的讨论大多都是围绕着这几个方面展开。

对于长期遵循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下的理论批评界来说，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看待这些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即如何协调批评方法的多元选择与定于一尊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在1942年至今的历史语境中，只要我们还继续在政治正确的边界内而非在西方思想史的脉络内讨论马克思主义，这种讨论便始终都难以获得实质性的成果。激烈否认两者兼容的可能性的论者，要么是在进行一种政治层面的直接反抗，要么就是在维护国家权力意志的批评领域的权威性。调和论者的情况则较为暧昧，他们可能只是要为其他方法论的引进提供一个政治正确的幌子而已，但结果却是知识、观念、方法在起点上就发生变形乃至谬误。但不论是何种情况，类似的讨论都难以在思想意义上、知识意义上为批评观念带来实质性的推动。

其次，自然科学方法论、以“三论”为主的系统科学方法论适用于文学批评的可能性，是这些会议讨论的又一个焦点。科学主义批评的实践在此前后曾经形成过短暂的热潮，例如，林兴宅的《论阿Q的性格系统》64《论文学艺术的魅力》65《文明的极地——诗与数的统一》66，张世君的《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的悲剧系统》67，杨健明的《论艺术观察系统》68，朱大可的《论艺术及其美学的有序化》69，程文超的《从陈奂生系列小说看文学创作的反馈方法》70、《小议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信息方法》71、刘再复的《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72《〈棋王〉与热力学第二定律》73等批评实践都曾引起过热烈讨论，那篇曾引起巨大轰动的《论文学的主体性》74亦存在“三论”的影子。尽管科学主义批评的潮流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但是其影响却并非仅仅局限为文学批评提供更多的方法。“三论”及自然科学方法论中所包含的科学精神是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对科技重要性的强调是契合的。同时，方法论并非仅仅提供的是技术手段，它们所包含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对在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内残留的前现代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都是一种冲击与扫荡。具体到文学批评领域，这些会议和专栏的最大贡献恐怕在于，使得批评家能够以科学的态度面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文学批评的本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文学批评边界意识和独立性，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专业意识、学科意识得以渐渐成熟。

五

1986年5月1日至7日，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委托，暨南大学中文系、海南大学中文系、海南行政区75文联、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海口市联合举办全国青年评论家文学评论研讨会76，会议的主题“我的批评观”77。对于批评史研究而言，了解每一件批评事件/行为的内容固然必要，但是还要建立不同的批評事件/行为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联系。

前述厦门的方法论会议的报道曾提到：“会议结束时，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给全国文学评论工作者的倡议书。倡议如下：①召开全国青年评论工作者会议。”78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陈剑晖则在另外的一场座谈会中提到：“五月份，我们在海南召开了一个会……这个会是在厦门的会议上定下来的。”79可见，不管是从事实上的联系，还是从批评史角度描述事件的历史意义，这次研讨会都是前述讨论方法论、批评观的会议、专栏等批评行为的延续与总结。

这场研讨会事实上涉及1980年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事件，即青年评论家群体在1980年代中期的集中涌现，他们在当时亦被称为“第五代批评家”。这样命名并不意味着，这些批评家通过批评观念、方法、实践表现出了内在特征的相似性。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它都不被视为有效命名，它只是对在1980年代中期的批评活动中崛起的部分青年评论家的笼统称呼，仅存的合理性在于一些较为容易把握的外在标识，如教育经历、社会角色、知识结构等80。大体来讲，他们大部分都有过红卫兵和上山下乡的经历，并在“文革”后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毕业后供职于大学、社会科学院、作协、报社、出版社等文化机构。这是他们在成长教育经历、社会角色方面大致类似的地方。具体到知识结构，他们对外来思想的接受基本是与当时国内的翻译、介绍同步的，然而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他们会因为个人审美喜好、禀赋及知识积累而做出各自不同的理解和选择。作为“对青年评论家的成长热心扶持的中老年评论家”81之一的陈骏涛比较详实地记录了青年评论家的基本情况：

这次我跟与会的不少年轻朋友是先前就认识的，如上海的许子东、吴亮、陈思和、蔡翔、王晓明、毛时安，北京的李黎、张凌、李洁非、陆文虎，福建的南帆、林建法，辽宁的刘齐，新疆的周政保，甘肃的管卫中，天津的王绯、赵玫，广东的郭小东、陈剑晖、殷国明、张奥列、陈志红，有几位是先前知道却未曾谋面而这次终于相见的，如北京的滕守尧、湖南的陈达专、甘肃的屈选;另有几位则是初次结识的广东地区的年轻朋友。这些年轻的同行，有的已步入评坛多年，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有的是这一二年才迈进评坛，并初露锋芒，有的则由于缺乏机遇，至今尚未崭露头角……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我都在他们身上感受到“第五代批评家”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不安于现状、不崇拜“权威”，勤于思考，勇于探索，企图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批评世界。这次因故而未能与会的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一批较突出的“第五代批评家”，如北京的黄子平、季红真、吴方、何志云、罗强烈、李书磊，上海的宋耀良、邹平、程德培、曾小逸、杨文虎、李劼、李振声，福建的王光明、杨健民，浙江的李庆西，等等（恕我不能一一具名），他们身上也都有这样一种特点。这是作为一个批评家的十分可贵的品格。82

这份长长的名单表明，诸多青年批评家于1986年在海南岛的这次聚会事实上提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评史事实，即积极参与批评观、方法论的讨论，并迅速将之运用于批评实践的批评家的主体部分，正是这批崛起于80年代中期的青年评论家或者说“第五代批评家”。正是他们的批评实践几乎决定性地影响了80年代后期乃至90年代至今的批评史基本面貌。

在前述的1985年的几场方法论会议报道中，就已经在强调青年评论家群体的积极参与。比如：

参加会议的七十多人当中，有一半是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的不少人已经在近年来的批评文坛崭露头角。83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各地的文学教学、研究工作者及哲学界、电影界的同志一百二十余人，还有二十余名文学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参加了会议。84

出席会议的……四十岁以下的青年约占百分之四十二;老中青济济一堂，相互学习，共同探讨，气氛和谐热烈。85

如果说，会议报道中的只言片语，还难以展现青年批评家的批评实践的具体情况。那么到了年底，则有王蒙专门撰文对他们的批评实践做出了整体描述和具体评价：

我们倒是欣喜地发现，我们的一批比较年轻的文学评论家、文学评论队伍中的新人锐意进取。思想活跃，知识更新，正在取得新的成果。在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以后，与创作相比，也许可以说评论的面貌更给人以焕然一新之感，其活跃与繁荣，都是前所未有的。

……关于研究方法的议论则正在热火朝天。一批中青年文艺评论家热心地提倡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来自自然科学的新方法研究文艺现象并且已经身体力行地做出了一些成果，与此同时又受到“新名词太多”“无实质性突破”乃至更严重的具有政治意味的指责。86

王蒙自然也无法对青年评论家的诸多形态各异的批评实践87进行有效的归纳和整理，因而只能采取点评式的评述。然而王蒙却强调了，作协四代会及其依托的历史语境，为批评观、方法论的兴起所起到的催化作用，同时梳理了在方法论、批评观成为热门话题之前青年批评家所进行的探索性的、零星的、具体的批评实践。由此，青年评论家群体在批评观、方法论热潮前后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

到了1986年，已经有更多的杂志愿意为青年评论家开设专栏、设置专号。青年评论家的批评实践在这一年全面展开。《当代文艺思潮》第2期为“第五代批评家专号”88;《当代文艺探索》第2期为“华东师大青年校友专号”89，第6期为“福建评论新人专号”90，第5期策划了“女评论家专辑”91，这些女评论家亦大多为青年。可见在1986年，对于青年批评家而言，是他们在观念、方法的讨论和具体的批评实践中齐头并进、大放异彩的一年。

1987年，《当代文艺思潮》第3期为“青年理论探索专号”92。

1988年，《读书》杂志将专栏《评论的评论》中刊发的文章结集成书，书名依然是《评论的评论》93。在成书的集子中，第一篇专栏文章《“评论的自由”二题》被删去，同时增添了四篇在专栏撤销后刊发的文章94。我们可以把这种细微的变动，与1986年前后历史语境的迅速转换以及青年批评家群体崛起这两件事情建立起联系。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评论自由”作为政治承诺，为批评观、方法论的兴起提供了契机。此后两年内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则为各种批评观念、方法及其实践继续活跃提供了较为坚实的政治保护。在1986年与1987年之交开展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使得历史语境迅速逆转。像往常一样，文学界未能幸免。由此，便不難理解，何以《评论的评论》在出版时删去了与“自由”相关的篇章。

新添的四篇文章与其他的一些重要的批评史事件相关。四篇书评分别评论的是四位年轻人写作生涯的第一本书：赵园的《艰难的选择》、黄子平的《沉思的老树精灵》、南帆的《理解与感悟》、陈平原的《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除了《艰难的选择》系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其余三本均是他们在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实践的首次结集成书，且三本书属于同一套丛书。《评论的评论》中还有两篇文章《批评与描述》《文学批评与“文化—心理”整体意识》亦是这套丛书另外两部专著吴亮的《文学与选择》、季红真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评论。事实上，浙江文艺出版社从1985年开始出版青年批评家的批评文集，截止到1989年，共出版十四部，这便是著名的“新人文论丛”95。这套丛书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持续出版强调了以下批评史事实。首先，青年批评家群体是在批评观、方法论讨论热潮中迅速崛起的，他们不仅参与了观念、方法等技术层面的讨论，并且以具体的批评实践参与了历史形态的建构。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末肇始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和文学史研究、教育的学院化进程中，他们立于历史现场的价值判断又迅速转化为带有权威和经典的历史论断。这些集子中的若干话题依然是当下文学史教育和传播的基本立足点。但是，从价值判断到历史定论几乎同步，这之间省略了太多必要的程序和距离。这种情况固然能够说明当时的青年批评家参与历史建构的深广度，同时也意味着关于这段历史的理解一直在扁平化。

其次，这套丛书在创作氛围重新变得紧张起来后得以继续出版并产生影响，固然说明青年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依然在持续进行，但同时掩盖了另外一种倾向，即1980年代中后期的批评实践开始逐步疏离政治和文化反抗，并在19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研究和学术批评中成为顽疾，即批评实践和知识生产在有意或被迫地回避与周遭世界的张力关系。这一切或许起源于历史的巧合。1986年前后出现的这些新作品、现象96，不仅使得批评观、方法论并没有停留在技术层面的空谈上，而且这些新作品、现象在整体上呈现的审美特征，让批评实践在远离政治/社会敏感区域的地方展开成为可能。大约从这个时候开始，当代文学的批评实践的焦点在整体上从社会、历史、政治转向审美、形式、虚构等层面转移。所以说，1980年代中后期至今批评实践愈发远离政治/社会等公共生活的倾向，在这里找到了比较清晰的源头。

或许当年的两篇文章已经解释了上述问题。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和鲁枢元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都发表于1986年并引发较大争议。众所周知，前者是方法论、批评观热潮中涌现的代表性观念，后者则是对截止到1986年为止的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心灵化了、情绪化了、诗化了、音乐化了”97等艺术新质的归纳概括和溯源。这两篇文章的共同点在于反驳、批判受制于政治权威下的“反映论”“工具说”等创作、批评的方法、观念。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篇文章所处的历史语境，便不难发现：在政治相对宽松的时期，这些观念可以被视为创作、批评表达自律诉求的一种表现;当形势发生逆转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创作、批评牵引到所谓的文学内部，从而能够避免批评、创作与现实中的政治、社会、历史等敏感问题的正面接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观念又构成了批评、创作的自我保护策略。因为，与“十七年”“文革”时期相比，1980年代的创作和批评获得的最大的相对自由便是不参与、不表态、不谈论现实政治的自由。

上述分析并非要强调“主体性”“向内转”是80年代中后期批评、创作的主要理论资源。事实上，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批评在具体资源选择上差别很大。但是这些资源基本都是集中于虚构、形式、语言等所谓的“纯文学”意识层面被理解、运用，与“主体性”“向内转”存在着观念上的相似性。因此，凭借着对历史现场信息的敏感反应和精确判断，这两篇文章在今天看来更像是关于那个时代创作、批评的觀念及其实践的高度概括和修辞策略。至于这些观念及其实践到底是一种文学自律意义上的坚守，还是历史语境转换下的策略选择，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无论如何，历史都进入了新的阶段。正如朱大可所说的那样：

一九八七年，当所有的声音都被严厉地打断时，只有非意识形态的纯粹语言，才像灵巧的鸟儿那样逃遁到罗网之外。而这漏网之鸟又回过来成为拯救文学的神明。98

【注释】

①晋平文：《文艺评论刊物座谈会述要》，《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②这份倡议书分别在《当代文坛》（1985年第11期）、《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5期）、《小说评论》（1985年第6期）、《文学自由谈》（1985年第1期）、《文艺评论》（1985年第6期）、《当代文艺探索》（1985年第6期）上发表。

③这十八家刊物以及文中所涉及的其他刊物的基本信息，均为本人根据上海图书馆馆藏期刊和潘旭澜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文学词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中所提供的信息编撰而成。

④《小说评论》：双月刊，陕西作家协会主办，创刊于1985年1月。

⑤《文艺争鸣》：双月刊，吉林省文联主办，创刊于1986年1月。参加座谈会时，此刊并没有正式创刊。

⑥《文艺评论》：双月刊，黑龙江省文联主办。原名《文艺评论报》，创刊于1982年8月，为半月报。1984年9月改现名，改为双月刊。

⑦《文艺研究》：双月刊，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1979年4月创刊。

⑧《文学自由谈》：双月刊，天津市文联主办。1985年11月创刊。座谈会召开时，此刊并没有正式创刊。1990年，改为季刊，1997年，恢复为双月刊。

⑨《文学评论》：双月刊，1978年2月复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办。从1985年第4期开始，刘再复担任主编。1989年，改为刘再复、何西来双主编。1990年，主编易人。

⑩《文学评论家》：双月刊，1985年5月创刊，山东省作协主办。1993年起改作他名，办刊方向亦改变。

11《文谈》：双月刊，天津市文联理论研究室主办。原名为《津门文讯》，创刊于1981年，不定期出版。1982年改为现名，改为双月刊，1986年底停刊。

12《艺谭》：双月刊，安徽省艺术研究所主办。1980年6月创刊，初为季刊，1986年改为现名，改为双月刊，1987年12月停刊。

13《中州文坛》：河南省文联创作研究室主办。1984年创刊，不定期出版，1989年停刊。

14《民族文艺报》：双月刊，内蒙古文联主办。1982年3月创刊。1985年改为现名。1996年停刊。

15《百家》：双月刊，安徽省文联主办。1983年创刊，初为季刊，1987年改为双月刊，1990年停刊。

16《当代文艺探索》：双月刊，福建省文联主办。1985年创刊，1987年停刊。

17《当代文坛》：双月刊，四川省作协主办。原名为《文谭》，创刊于1982年5月，月刊。1984年，改用现名。1986年，改为双月刊。

18《当代文坛报》：月刊，广东省作协主办。1983年10月创刊。1991年改为双月刊。1997年之后的信息不详。

19《当代作家评论》：双月刊，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办。1984年11月创办。

20《批评家》：双月刊，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办。1984年5月创刊，1989年底停刊。

21《青年评论家》：旬报，河北省文联主办。原名为《文论报》，1985年改为现名。1986年恢复为《文论报》。1990年改为《文论月刊》。1992年再次恢复为《文论报》。2002年改作他名，辦刊方向亦发生改变。

22《文艺报》：1978年7月15日复刊，初为月刊。1981年改为半月刊。1982年改为月刊。1985年，出完第6期，从7月开始，改为周报。

23《文学报》：周报，上海市文联主办。1981年4月创刊。

24《作品与争鸣》：月刊，文化艺术出版社主办。1981年1月创刊，初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1985年改为现机构主办。

25《当代文艺思潮》：双月刊，甘肃省文联主办。1982年4月创刊，初为季刊。1983年改为双月刊。1987年，出完第6期，编辑部成员并入《飞天》。

26《读书》：月刊，三联书店主办。1979年4月创刊。

27《文艺理论与批评》：双月刊，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所主办。1986年9月创刊。

28《上海文论》：双月刊，上海市作协和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联合主办。1987年2月创刊，1993年，改名《上海文化》。

29《南方文坛》：双月刊，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主办。原名《广西文艺评论》，1982年创刊，不定期出版。1986年，定为双月刊。1987年改为现名。

30《文学角》：双月刊，上海市作协主办。原名《写作参考》，1981年创刊。1988年改为现名。1990年5月，出完当年第3期后停刊。1991年，与其他杂志合并后，改为《海上文坛》。

31参见《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历史备忘》（李劼著，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中《〈文学角〉第三期之后灯光转暗》一节。

32这六篇文章分别为：刘再复的《培养开放性的眼光与建设性的文化性格》、张炯的《迎向新的时代》、谢冕的《自觉的历史意识》、陈俊涛的《探索·开拓和革新文艺观念》、何镇邦的《追踪现实生活变革的脚步》、曾镇南的《文艺批评家思想的更新和蜕变》。

33有关《当代文艺探索》的停刊原因，参见林焱：《“探索”三年——〈当代文艺探索〉始末》，《生机——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34《全国十八家文艺评论刊物联合倡议书》，《当代文艺探索》1985年第6期。

35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所倡导的政策、观念在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受到批判。详情参见《涿州会议的前前后后》，见《当代文艺思潮的若干理论问题与重大事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36《团结起来同心同德为中华腾飞为创作繁荣奋勇前进——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京开幕》，《人民日报》1984年12月30日。

37胡启立：《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文艺报》1985年第2期。

38涂途：《坚持文艺的党性原则》，《当代文艺思潮的若干理论问题与重大事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39《迎接社会主义文学新时期（本报评论）》，《人民日报》1985年1月6日;《保持党的文艺政策的稳定性（本报评论）》，《人民日报》1985年10月14日;《双百方针与法律保障》，《人民日报》1986年5月30日。

40《作家代表热烈讨论党中央祝词克服“左”的思想影响实现创作自由和繁荣》，《人民日报》1985年1月4日。

41《反对“左”的倾向实现评论自由——〈文艺报〉召开“评论自由”座谈会纪要》，《文艺报》1985年第3期。

42《继续贯彻作协“四大”精神把主要精力放到繁荣创作上来——记作协各刊物负责人讨论当前文艺工作》，《文艺报》1985年第6期。

43《发刊词》，《文学自由谈》1985年第1期。

44《文学自由谈》上的《文学自由思议》专栏文章为：戈兵的《自由絮语》、鲍昌的《创作自由之路——在西柏林中德作家会晤时的发言》、汪宗元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自由》、思效的《“文学自由”与“党的文学”》、夏康达的《创作自由的新鲜感》。

45戈兵：《自由絮语》，《文学自由谈》1985年第1期。

46思效：《“文学自由”和“党的文学”》，《文学自由谈》1985年第1期。

47汪宗元：《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自由》，《文学自由谈》1985年第1期。

48夏康达：《创作自由的新鲜感》，《文学自由谈》1985年第1期。

49与《文学自由谈》创刊号上的文章类似的是，1985年第2期的《文学评论》以“评论的自由”为总题所刊发的五篇文章，分别为：荒煤的《评论自由与“双百方针”》、严秀的《创作之友：生活、借鉴、批评》、洁泯的《因评论自由而想起的》、顾骧的《评论必须自由》、林非的《文学的批评与内心的自由》。

5093高尔泰等著：《评论的评论》，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

51朱红：《“评论的自由”二题》，《读书》1985年第7期。

52《评论的艺术》作为专栏，从创刊号开始从未中断，一直持续到1990年《文学自由谈》改为季刊为止。

53《编后记》，《文学自由谈》1985年第1期。

54鲁枢元：《我所评论的就是我》，《文学自由谈》1985年第1期。

55滕云：《我所评论的就是我——谈评论家的主体意识并论文艺评论的思维特征》，《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

56《我的文学观》专栏在《文学评论》上刊载7期，分别为1985年第4、5、6期，1986年第1、2、4、6期，作者有孙绍振、鲁枢元、刘心武、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李庆西、贾平凹、南帆、张承志、徐岱、林兴宅、戴厚英、李存葆、李杭育、陈晓明、王玮、蔡翔、吴予敏、林斤澜、杨文虎。篇目省略。

57《评论的评论》专栏在《读书》上共刊载9期。分别为1985年第7、8、10、11期，1986年第1、2、4、5、8期。作者有朱红、周介人、黄子平、李陀、高尔泰、林大中、郭宏安、南帆、李庆西、吴方。篇目省略。

58编者：《我的文学觀》，《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

59《编后絮语》，《读书》1985年第7期。

60华生：《文艺理论批评中的传统方法与系统论、系统论、控制论——〈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编委扩大会议讨论方法论问题》，《文艺报》1985年第4期。

617883晓丹、赵仲：《文学批评：在新的挑战面前——记厦门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

6284钱竞：《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记扬州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

6385李心峰：《武汉文艺学研究方法论讨论会综述》，《文艺争鸣》1986年第2期。

64林兴宅：《论阿Q的性格系统》，《鲁迅研究》1984年第1期。

65林兴宅：《论文学艺术的魅力》，《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66林兴宅：《文明的极地——诗与数的统一》，《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

67张世君：《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的悲剧系统》，《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4期。

68杨健明：《论艺术观察系统》，《福建论坛》1984年第4期。

69朱大可：《论艺术及其美学的有序化》，《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3期。

70程文超：《从陈奂生系列小说看文学创作的反馈方法》，《学习与探索》1984年第4期。

71程文超：《小议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信息方法》，《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

72刘再复：《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

73力冈：《〈棋王〉与热力学第二定律》，《读书》1986年第5期。

74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

75海南于1988年建省，之前海南隶属广东省，故称海南行政区。

76会议详情可参见李挺奋：《全国青年评论家文学评论研讨会在海南召开》，《天涯》1986年第3期;陈剑晖：《批评，在新的审美坐标系上——全国青年评论家文学批评研讨会》，《天涯》1986年第3期。

77此次会议的文章后来结集为《我的批评观》（漓江出版社，1987）。

79《青年批评家自省（座谈会）》，《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6期。

80“第五代批评家”命名的含混、分歧之处，主要在于如何描述这些批评家，以及这些批评家是否通过批评实践表现出一种内在的相似性。这个群体大致包含了哪些人，在当时并不存在争议。参见《中年批评家自省（对话）》，《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5期;《青年批评家自省（座谈会）》，《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6期;谢昌余：《第五代批评家》，《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2期;陈骏涛：《翱翔吧！“第五代批评家”》，《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5期，后收入《我的批评观》一书（漓江出版社，1987）;《新潮汐——对新评论群体的初描》，《文学评论》1986年第5期，此文系《新时期十年研究》专栏文章，后收入《我的批评观》（漓江出版社，1987）一书。

81李挺奋：《全国青年评论家文学评论研讨会在海南召开》，《天涯》1986年第3期。

82陈骏涛：《翱翔吧！“第五代批评家”》，《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5期。

86王蒙：《读评论文章偶记》，《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87王蒙的这篇文章梳理了青年评论家截止到1985年年底时的那些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的批评文本，它们分别为许子东：《张承志和张辛欣的梦》，《当代文艺探索》1985年第2期;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新时期小说的基本主题》，《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4期连载;宋耀良：《论“思考的一代”文学思潮》，《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4期;殷国明：《艺术的具体性与抽象化》，《上海文学》1983年第7期;南帆：《小说技巧断想》，《钟山》1984年第1期;黄子平：《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文学评论》1984年第5期;周政保：《走向开放的中篇小说的结构形态》，《文学评论》1984年第6期;邹平：《现实主义精神和多样的创作方法》，《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陈思和：《中国文学发展中的现代主义——兼论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的融汇》，《上海文学》1985年第7期;殷国明：《应该冲破僵化的、封闭的文学批评方法模式》，《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南帆：《文学批评的有机整体意识》，《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4期;南帆：《文学批评中美学观念的现实感与历史感》，《文学评论》1985年第1期;宋耀良：《浅说批评流派》，《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吴亮：《综合：研究当代文学的一种途径》1984年第5期;黄子平：《当代文学中的宏观研究》，《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许子东：《文学批评中的“入”与“出”》，《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

88“第五代批评家专号”的文章有十八篇，其中包括四篇其他艺术门类的评论。作者有谢昌余、陈思和、陈晋、朱大可、蔡翔、周政保、李书磊、郭小东、李洁非、张陵、李庆西、邹华、李黎、徐亮、刘树生、邓平祥、王铁、谭明、郑羽。篇目省略。

89“华东师大青年校友专号”共刊发十四篇文章，作者有许子东、南帆、沈乔生、李劼、宋耀良、晓丹、夏中义、张擎、邓键、魏威、朱大可、欣明、方克强、夏志厚。篇目省略。

90“福建评论新人专号”共刊发十六篇文章，作者为陈晓明、颜纯钧、洪申我、林君桓、王光明、朱水涌、盛子潮、萧春雷、陈仲义、俞兆平、王炳根、华孚、北村、刘牛、杨健民、徐学。篇目省略。

91“女评论家专辑”中收入十篇文章，作者为李子云、刘蓓蓓、刘思谦、牛玉秋、刘爱民、赵玫、北明、吴宗蕙、高原、[印]雷克哈·汉吉、刘牛。篇目省略。

92“青年理论探索专号”共刊发十七篇文章，作者为童丽云、张首映、许明、尤西林、邓晓芒、孙津、陈晋、陈晓明、徐兆淮、丁帆、钱海毅、靳大成、陈炬、丁宁、刘强、徐亮、李振声、程金城。篇目省略。

94这四篇新增的文章为，王晓明：《更为艰难的选择——读赵园〈艰难的选择〉》，《读书》1987年第6期;李庆西：《史家笔法与诗家风度——关于黄子平与〈沉思的老树精灵〉》，《读书》1987年第7期;张晓丹：《打通一堵墙——读南帆的〈理解与感悟〉》，《读书》1987年第12期;黄子平：《文学史的“边际研究”——读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读书》1988年第4期。

95“新人文论丛”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共计十四部。1985年出版的有程德培：《小说家的世界》;吴亮：《文学的选择》;1986年出版的有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南帆：《理解与感悟》;周政保：《小说与诗的艺术》;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1987年出版的有蔡翔：《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刘纳：《论“五四”新文学》;王富仁：《先驱者的形象：论鲁迅及其他中国现代作家》;赵园：《论小说十家》。1988年出版的有殷国明：《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1989年出版的有，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李劼：《个性·自我·创造》。

961986年前后那些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被迅速经典化的作品的发表情况和相关现象的发生情况，参见《从文学期刊到文学选本：1980年代文学批评史形态的一个侧面》，《文艺争鸣》2016年第9期。

97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

98朱大可：《空心的文学——关于新时期文学的白皮书》，《作家》1988年第9期。

（方岩，辽宁大学文学院，《思南文学选刊》。本文系“南京市青春人才签约计划”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