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的症候构成

作为一部“沉潜十年超越之作”，邓一光长篇新作《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厚重阔大自不待言，但如果仅将其放在邓一光的个人创作序列中来考察，在所谓“战争书写”“城市文学”“英雄主义”等邓一光式的文学标签和光谱中予以打量，这部小说的意义恐怕难免会被极大地降解。当然，我们说这部小说的“厚重阔大”，并不是指小说篇幅容量的“超长发挥”——客观而言，即便不跟动辄几百万字的网络小说相提并论，就相比于新近的李洱《应物兄》的八十余万字，以及更早的张炜《你在高原》的四百五十万字，孙皓晖《大秦帝国》的百余万字，六十余万字的《人，或所有的士兵》也不过尔尔。

但无论是就文本表现形式来说，还是就小说的内在精神诉求而言，《人，或所有的士兵》显而易见的复杂性表征，实在令人无法回避。换句话说，在《人，或所有的士兵》中，“复杂性”事实上构成了小说一个不容忽视的症候。在小说复杂性追求的意义上说，《人，或所有的士兵》所要处理的，不仅是作家个人创作经验的整理或再现，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困境式存在的一个回应，以及在一个更宏大的视野中来说，《人，或所有的士兵》复杂性诉求，或也可看作是世界文学境遇的一个东方缩影。

就小说复杂性的构成而言，《人，或所有的士兵》在文本形式上一个突出的直观表现就是，小说除了有人物列表之外，还附有一张燊岛示意图和一张D战俘营示意图。我们看到，近年来的不少长篇小说，大都会在小说目录之后附上一个主要人物列表，人物列表一方面是为提醒读者小说的人物数量之众，交代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另一方面人物列表事实上也是在提示小说情节和内容可能触及的广延和深度——《人，或所有的士兵》中的小说人物除了来自中国，还来自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菲律宾等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三十多人的人物列表和两张地形示意图，表明了《人，或所有的士兵》故事的主要发生空间和聚焦重心。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在小说末尾，还附有一个长达四十七本的“本书参考资料”，并且这些参考资料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世界各国及部分地区的档案局，比如英国国家档案局的《香港：综合情报与职员者们》、美国国家档案总署的《同中国的战役计划》、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的《香港·长沙作战》、香港政府档案处的《由香港居民写下的香港保卫战亲身经历和观察讲述》等。

在《人，或所有的士兵》中，小说的人物列表、示意图和参考资料以及充斥于文本间的大量脚注，一起构成了热奈特所谓的小说“副文本”。在法国文论家热奈特看来，诸如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插图等，以及请予刊登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他许多附属标志，包括作者亲笔留下的还有他人留下的标志等，统统都构成和小说正文相互观照的副文本，这些副文本为正文本“提供了一种（变化的）氛围，有时甚至提供了一种官方或半官方的评论”①。我们看到，《人，或所有的士兵》中这些别有意味且又形式多样的副文本，实际上与正文一同构成了小说形式上的复杂性表征。换句话说，知识密集、信息量大的副文本，在某种意义上承当起了取消小说虚构与历史记载边界的功能，或者说在副文本的有效参与下，作为稗官野史的小说，具有了同官方正史等量齐观的见证意味。

虽然是长达近七十万字的篇幅，但《人，或所有的士兵》通篇保持了一种军人风格般的谨严和缜密，延续了邓一光一贯的写作风格。以作为副文本的小说脚注为例，我们看到，《人，或所有的士兵》里的脚注既是一种必要的补充说明，同时也是一种小说之外的延伸：比如所涉及的小说主要人物，有着精确的生卒年和确切身份;稍有影响的历史事件，大致都交代有前因后果和始末时间。在小说一开篇的接连七个时间注释中，从同治、光绪到民国，七个时间节点被七次历史性事件所标注，小说的虚构自然而然地吸纳进了正史意义的近现代史空间。值此之故，小说文本就不再是孤立封闭的实体，从而变成“一个永远不能被最终钉到任何单一的中心、本质或意义上去的无限的能指游戏”②。

当然，上述可以直观到的复杂性标记，仍是小说表层符号意义的显露，回到小说正文本的形式和内容，《人，或所有的士兵》所特有的复杂性才逐渐敞开自身。小说的故事主要是围绕一名身世复杂的战俘展开的，故事主人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D战俘营第131号名叫郁漱石的一个战俘。作为被告的郁漱石，被法庭指控犯有通敌叛国罪，法庭指证其作为国民革命军人，没有在内地任何战场上作过战。小说多元立体的叙事空间，正是由军事法庭上不同身份角色的控辩证言构成。

在小说中，不同的故事讲述者，因立场和身份的不同，从而呈现出对同一事件持不同的价值判断，而即便是同一讲述者，也因不同的“现场”，有着不同的讲述口吻。在叙述的复调中呈现变调，在故事变调的同时，又尽可能保留某种复调色彩，构成《人，或所有的士兵》叙事的一大鲜明特色。我们看到在小说中，郁漱石个人的讲述就分成了两种情况，一是小说甫一开篇的“法庭自辩”，因为是在法庭上，因而就不仅仅是所谓“第一人称”叙事那么简单，而是有了浓郁的辩护陈述的意味。第二种是“庭外供述”，这一部分的内容，相对来说虽然不像“法庭自辩”那样具有很强的现场感，但内容却翔实而详尽。换句话说，在小说中，不但不同身份讲述者的陈述可以形成互证，郁漱石自己的“法庭自辩”和“庭外供述”也構成一种潜对话。

当然，相比于小说可以直观的复杂性，以及多种叙事方式交叉互映所钩织成一张网格交错的复杂之网，小说的战争主题才是《人，或所有的士兵》之为复杂的根本所在。《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部关于战争的大书，诚如小说扉页上题旨所言：“远离战争，不论它以什么名义。”在战争书写中，往往预设有正义和非正义的价值立场。但无论是哪种名义的战争，一旦落实到战场上，必定是残酷的杀戮和血腥的暴力——这么说并不等于说是取消战争的性质，更不是无视战争的动机和目的，而是说在战争书写中，宏大的战略和微观的个体存在一种先天的人性张力。就《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叙事意图而言，我们看到，在法庭指证和反证的辩驳中，战争内在的歧义和矛盾，人性特有的乖戾和冲突，均呈现出某种二律背反的面相来。换句话说，战争的正义或非正义，在小说充满反讽的总体性结构中得以弥散和消解——诚如小说题名所示，《人，或所有的士兵》实际上是把战争的重心放在了人身上。本来是被国民政府指控犯有通敌叛国罪的郁漱石，在法庭的自辩中如是陈述：

我要说，我没有什么可辩护的，我不知为什么辩护，为什么站在这儿接受审判。你们指控我在中日战争期间犯下通敌叛国罪，请告诉我，你们怎么界定中日两国的战争，这场战争从哪里算起？同治十三年？光绪二十年？光绪二十六年？民国三年？民国十七年？民国二十年？民国二十一年？还是民国二十六年？不，你们从来没有说清楚过，害怕说清楚。你们说不清楚中日间的战争自何时起，说不清楚近百年来中日间的冲突哪些算战争，哪些行为应该被计入战争罪，哪些罪行应该由国家承担，由担任政府决策者和最高领袖的人来负责，你们在这些事情上语焉不详，在国家责任上闪烁其词，又怎么能够合法地执行生杀予夺大权，指控我们这个低级军官对中日间的战争负责？我若不明白这个，怎么交代“罪行”？

战争的发动者宣布终战了，施加者交出了佩刀，你们不在乎终战与投降的关系，只在乎终于熬过了“这一场”战争。“很好”，你们说。你们想尽早结束眼前的一切，去忙别的。那是另一场战争，对手换成了中国人，对吗？

一个国家经历了七十一年战争，有多少肮脏的内幕，多少人的死亡和耻辱，还不够？

郁漱石的自我辩护，固然有一定程度的混淆是非之嫌，但其一连串的质问和反问，其实也间接道出了战争本身的复杂和吊诡。在回应法庭指控的过程中，郁漱石一再表示回到战争的事实中去，正是回到一个个的鲜活生命在战争中灰飞烟灭这一最大不义上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开篇郁漱石的这段自我辩护，某种程度也算是一个总楔子，这个总楔子撬动了战争原本泾渭分明的立场预设，从而让读者直面战争本身，直面战争的历史思考。

在小说的后续展开中，我们看到，《人，或所有的士兵》所涉及的并非是某一场具体的战争，而是经有不同的陈述，在一种参差互证的复杂叙述中，围绕郁漱石个人复杂的经历，勾勒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亚太战场的轮廓。而郁漱石复杂的经历，某种程度又正是由其复杂的身世所决定的。通读整部小说便不难发现，郁漱石迷离暧昧的身份认同，不仅是理解郁漱石个人命运的关键，同样也是领会整部小说题旨的关键。

小说主人公郁漱石身世和经历的复杂性，在小说一开始就通过其法庭自辩和证人尹云英的法庭外调查记录显示了出来。在尹云英的陈述中，郁漱石的生母是个日本人，他十四岁离家去国留学，留学的五年期间，郁漱石中途从没有回国。“如果我说不清楚我是什么人，我又怎么可以煽动报国的激情？我该报生父的国，还是生母的国？我能为它，为它们做什么？或者相反，它和它们能为我做什么？或者我和它本来应该做，但我们都没有做，没有做到，不肯做？”我们看到，关于郁漱石的身世和身份，在小说接下来的展开中不断出现：“我不是一名军人，天生就不是。我出生优渥，喜欢读书，命运却让我做了一名军人。我有一个随着不断易主总在变换肩牌上星数的父亲，一个与恋人共赴白山黑水去刺杀占领军军官的大哥，一个唇色鲜艳迎着歪歪扭扭降落在跑道上的轰炸机跑去的大姐，一个在淞沪战役中被倭寇炮弹切掉脑袋的二哥，一个在沦陷后仍然不肯离开复仇的二姐，但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就算我是一名士兵，人們称之为战士，那也是某种原因‘让我‘是，并非我的本意。我怎么会那么可笑地认为，我是勇敢者，能够成为国家危亡时刻需要的那种人？”③如果说，郁漱石D战俘营的经历是整个故事的核心，那么贯穿故事核心的则是郁漱石的特殊身份以及暧昧的身份认同。换句话说，《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全部复杂性，正是经由郁漱石内在的身份归属与外在的战争经历双重复杂性叠加以及作者在叙事层面的苦心经营建构而成。

城市寓言和悖谬困境

就创作初衷而言，无论《人，或所有的士兵》的主人公郁漱石是否有其原型，邓一光沉潜十年显然并不只是为向读者讲述一个“郁漱石通敌案”的故事经过。纵观小说全篇，郁漱石一生的经历遍访中、日、美等国，但重心实际上是落在了香港。也就是说，邓一光实际上是通过郁漱石的曲折往事，把香港近一个世纪的命运沉浮摇落笔下。换句话说，《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复杂性建构及呈现，本质上是由香港问题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也正是在这里，我们说，携近七十万字长篇归来的邓一光，既重复了其一贯的“战争书写”“城市文学”“英雄主义”等主题，又超越了既有的标签式书写。

即便不通过郁漱石的命运象征，小说的腰封“香港陷落，被摧毁的不只是城市，还有人心”其实也做了相当明确的暗示——也正如热奈特所言，“副文本性尤其是种种没有答案的问题的矿井”，小说参考资料中的香港主题加之腰封的暗示，在在表明了小说的主题主旨。就历史而言，由来已久的香港问题，其复杂程度超常人想象。在《人，或所有的士兵》中，邓一光试图以小说的方式去接近并揭开历史复杂性的谜团和真相，其艰辛也注定非比寻常。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或所有的士兵》所确立的复杂书写主题，必也得找到一种相应复杂的表现方式。

众所周知，战争是政治的再现，香港问题实际上是中、英、美、日四国角力的结果。诚如小说所示，帝国列强的居心叵测，以及不同利益集团的纷争，二战的胜利只是以美、英、俄重新瓜分世界约定利益，以及那些恰好站在胜利一方的民族主义当权者们获取不当权力和财富来结算。美国人并非是客观公正的裁判长，其在香港问题上扮演着同样暧昧的角色，他们的政府和大多高层人士在反殖民地政策上演出了一场真诚而自大的丑剧。而长期处于这样一种复杂历史格局中的香港人，正如腰封所示：“被摧毁的不只是城市，还有人心。”

我们看到，在小说的第七部辩护律师冼宗白的一段陈述中，小说写郁漱石去浅水湾凭吊一位姓张的华人女作家，并唱了一首名叫《旅愁》的歌：“一个人忧愁，怀恋的故乡，亲切的父母，走在梦中，回故乡的路。一个人忧愁，风雨敲打窗，梦被打破，遥远的他们，心啊在迷惘。”④这首《旅愁》无疑唱出了郁漱石的心声，也唱出了香港人无所适从的某种生存境况。甚至到20世纪90年度初，这种“旅愁”的境况也在港人的作品中时有表现——罗大佑在他那首著名的《皇后大道东》歌曲的宣传文案上曾这样写道：“这样的时代终于来临：一九九○的年代。住在这里，我觉得像个掮客一样，做着一宗历史与未来之间的最大买卖。而此时此地的香港客，谁又不是呢？谁？东方之珠，整夜未眠，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是的，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不是直线，也不是斗争，而是一个梦想。于是我知道，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我们正在梦幻里，在她的怀抱里，迈向一个只有她知道的未来。”“掮客”与“旅愁”抒发的是同一种心声。时至今日，在香港回归二十年来，可以说仍是一个“问题”，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和归属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内在解决。

抛开香港历史问题的复杂性不谈，重新回到《人，或所有的士兵》的文学表现上来。必须承认，作家直面复杂的历史问题，的确需要足够的勇气，我们看到，邓一光沉潜十年，也的确下足了功夫。如果说书写主题的复杂性，需要相应复杂的文学表现方式作为支撑，那么这种复杂性的文学追求，终会取得怎样的一种历史效应呢？在探讨复杂性的文学命运之前，这里实有必要勾勒一下复杂性作为社会现象的历史呈现。

复杂性科学源起于20世纪40年代一般系统论的形成，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复杂性研究的兴起，大致与第三次科技革命同步。回顾并不久远的历史，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又一次重大飞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其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也深刻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向着更为复杂的目标跃迁。当此之时，复杂性社会科学研究应运而生。就此而言，20世纪以来的文学和文化，其实也是呼应了人类文明的前行轨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迈因策尔指出：“复杂系统方法是一种沟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并消除二者之间隔阔的有效方法。”⑤

我们看到，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正如莫兰所说的，生物组织和社会组织的高度复杂性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它们同时是无中心的（也就是说以无政府的方式通过自发的相互作用运转）、多中心的（即拥有几个控制和组织的中心）和一中心的（即同时还有一个最高的决策中心）”⑥。而复杂性的追求和形变在文学层面的反映，大致落实在了文学外部形式内在精神两个维度上。所谓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文学，无论是文学上的意识流、荒诞派、实验小说、先锋文学，还是艺术领域的达达主义、立体派等不一而足，无一不是在形式和技术上耗尽心思做足文章。而也正是在复杂性的意义上，传统的现实主义、有头有尾的线性叙事以及皆大欢喜的小说团圆结局，均被指认为过于简单低级而遭到否定抛弃。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大致也遵循了这样一种从简单向复杂过渡的路径。比如，80年代先锋小说的形式实验，把中国当代小说的形式复杂性推向了一个极端，所谓“叙事的圈套”或“叙事的迷宫”，使得精神性的文学阅读，越来越需要借助智力的参与拆解和还原。当先锋文学这种复杂的形式实验被推向极端后，也常遭人诟病，被指故弄玄虚，装腔作势。进入90年代，在逐渐感到形式复杂的疲劳之后，当代文学才开始耐下心来在篇幅上下功夫耕耘，进而迎来了90年代长篇小说的井喷。但自始至终，复杂性的追求一直没有变。需要指出的是，当代文学复杂性的追求，并不是创作的单兵突进，而是一开始就跟当代批评紧密相连——当代文学批评对复杂性的关注其实也早有迹象。复杂性进入文学的历史程序之后，当代文学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或换句话说，“不确定性”实际上是“复杂性”的一个较为文学的说法⑦。

公允而论，文学的复杂性追求，某种意义上是复杂的社会分工分化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当文学写作成为一门职业或专业，这种职业或专业性的写作，必然会走向一种复杂性的竞技。当然，即便就文学本身而言，复杂性也并非仅是文学技术性追求的结果，其實也是为了更好地抵达真实，既是为避免历史的简化抵达历史情境的真实，更是为避免人的单向度模式抵达人物内心的真实。

但与此同时不可避免的是，伴随文学职业化、专业化的复杂性追求，文学的公共性和影响力也日趋淡化。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近年来的当代文学“公共事件”，几乎都是返璞归真反复杂性的范例，比如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范雨素，刚刚被推选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年度致敬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文学而言，复杂性既是追求也是羁绊，是一把名副其实的双刃剑。经由文学回应历史，而同时又复归于文学，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可以说实现了其复杂性的意图，但其结果会不会跟其他复杂性文学命运一样呢？也只能交由时间来回答了。

【注释】

①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第72页。

②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36页。

③④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第147、694页。

⑤克劳斯·迈因策尔，曾国屏译：《复杂性中的思维——物质、精神和人类的复杂动力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12页。

⑥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41页。

⑦自2009年以来，孟繁华先生接连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不确定性”主题的批评文章：《不确定性中的苍茫叩问》（《文艺争鸣》2009年第4期）《在不确定性中的坚持与寻找》（《小说评论》2011年第1期）《不确定性与作家的历史观》（《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不确定性与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南方文坛》2014年第4期）。

（唐伟，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