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林兴

日前，我在朋友圈晒出拙作《少时鱼事诗书五首》。当天，我收到了两首调侃诗。一首由师兄周洪林（复旦大学教授、书法家）写的，诗曰：“垂钓鱼虾蟹，挥笔诗书文。桑木居海上，风流天下闻。”一首由师弟侯宝良（沪上作家）写的：“老翁挥毫气轩昂，诗文书法全在行。晚辈难追汗颜露，文房四宝璧窖藏。”

我是学经济学的，对自己的散文、近体诗和行草写作处于什么水平，很清楚。可以说，一般般，乃至很蹩脚。一些朋友曾几次要介绍我参加上海市作协，我婉拒之，我没有作家水平，我不想滥宇充数，把不适合的帽子戴在头上招摇撞骗。

“风流天下闻”“全在行”“晚辈难追汗颜露”……周、侯俩位把本人捧上了天，这些“褒誉”词，名实相差甚远。我认为，周、侯两位的诗很明显是调侃，但字里行间依然充满着朋友之谊，同学之情。

捧之愈高，摔之愈疼。我深知此理。人至耄耋，我绝不会尾巴翘上天，而是从他们的调侃中，看到了自己差距。我自知，在散文、近体诗和书法创作上，我只是个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清朝思想家、科学家魏源主张晒太阳，他说：“受光于隙见一床，受充于牖见室央，受光于庭户见一堂，受光于天下照四方。”（《古微堂集·治篇》）魏源着眼于政治，立足于助帝皇治国。其实，对人而言，适当的晒太阳，包括政治和自然界的太阳都是有益无害的。半年前，有朋友婉转地批评我的行草好像是“硬笔写的（意即太硬）”，“写的很漂亮但难识（意即不规范）”，即所谓的“草字一失脚，欧王都不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