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凌燕 赵斐

1953年，有着近百年殖民历史的柬埔寨摆脱法国控制，重获新生，为了抵御西方话语霸权，构建民族文化内涵，稳固社会伦理秩序，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尝试把电影作为国家建设的工具之一，不仅“为柬埔寨制片厂和电影制片人成功地减免了税收”[1]，同时还派遣罗姆·索芬（Roeum Sophon）、列夫·潘纳卡（Lev Pannakar）等人留洋法国学习电影制作，据不完全统计，“1960-1975年间，柬埔寨的电影业快速发展……全国共制作并上映了350余部电影。”[2]一时间，成千上万的民众涌入电影院，柬埔寨电影成为复兴高棉文化、复苏社会建设的象征，“柬埔寨电影的价值是如此之高，以至于许多专家认为20世纪60和70年代是柬埔寨电影的黄金时代”[3]。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柬埔寨社会日新月异，“―个国家的电影比任何其他艺术媒体都更直接地反映这个民族的心态”[4]，柬埔寨电影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想象性建构搭建了桥梁，一方面，影像本体折射出这一特定时期下的众生百态;另一方面，作为文化媒介，这些电影涵盖了柬埔寨传统所牵涉的各个现实层面，在电影主题上，基于传统价值观认同的意识形态建构，呈现出小国崛起过程中的有序重建。在剧作上，主要体现在该时期柬埔寨电影所呈现出的成人童话般的审美趣味、道德寓言式的佛教观念和民族叙事特点突出的艺术风格。它们针对该时期社会内部的伦理运作提供了精确的维度反映，在崇尚神灵和礼法观念的古老国度，重构起民众的无意识动机与集体欲望，是对柬埔寨伦理规范的浓缩与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