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 姜爱华 费堃桀

一、引言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动力(Romer，1990)。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快速发展，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随着前期制度红利、人口红利逐渐消退，过去“高投入、高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区域创新在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中显得越发重要(韩坚等，2017)。创新活动的成果通过传播与扩散，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益(Bloom et al.，2013)。但创新活动天然地具有外部性与高风险的特征，导致其存在市场失灵的状况(王铁山和冯宗宪，2008)，因此需要政府进行适当干预，来克服创新过程中的市场失灵(Howell，2017)。

国际上，欧美等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利用政府采购促进创新：20世纪40年代，美国政府通过承担基础研究的费用和购买企业产品的方式，使信息工业迅速成长，为美国成为科技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石金叶和范旭，2019)；日本在1961～1966年间，对计算机产业实施“战略产业租税特别措施法”，利用倾斜性政府采购手段扶持相关行业的发展(李方旺，2015)；其他诸如韩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等国家，也都通过政府采购来保护和促进本国高新技术的发展(任胜钢和李丽，2008)。我国同样有相关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而在2006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则提出“实施促进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