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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在的“地方性”到自觉的“在地性”

2020-03-31宣宏宇

画刊 2020年1期
关键词:主客体蒙自工作坊

宣宏宇

“世界”是一个现代概念,它意味着全球范围内所有地方之间的交往状态。在古代,各个地方之间也都存在着相互影响,但其间的直接交往大多局限于相邻的范围之内。现代技术消减了空间屏障,把所有的地方——哪怕相隔万里,都卷入一个共时性的相互作用场域。

然而,世界却仍然并非一个集合,而是一个系统,一个包含着各种从属关系、主次关系、联动关系的系统。那些因为某种历史优势而具有引导力的部分在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它们扮演着主体角色,制定着规则,而其余部分则成为客体,按照中心的价值观依次排列,直至边缘。在殖民时代,这种主客体关系是紧张的。之后,在资本全球化的进程中,这种主客体关系成为一种共谋,即中心之外的地方均会“主动地”按照中心的标准去塑造自己,然而这样的模仿并不会使各个地方趋于平等,相反更强化了主客体关系。其中,越处于边缘地带的地方就越被他者化,为满足中心的消费需要而用“土特产”卖弄风情,甘于资源提供者的身份。

蒙自的碧色寨火车站当前的情形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曾经的滇越铁路第一大站,在消沉多年后,因一部商业电影《芳华》而再度闻名,每天都有大量的游客来到这里,穿着20世纪80年代的军装或五四装在法式建筑前拍照,场面奇幻。游客们并不关心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他们要的只是一张模仿电影剧照的相片以及由此获得的猎奇满足。当地人对此十分欢迎,因为这是商机。当然,这只不过是旅游业的一个缩影,在另外一个地方会有另外的一个话题,虽然具体的内容不一,但都是同样的套路。

这意味着,构成世界的各个地方之间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可以从种族、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一直追溯到地区、家族、家庭,乃至个人的微观层面;反过来,亦可由个人的社会身份看到性别、职业、阶层等各个层面的“不平等”问题。根源于“系统性”的“不平等”既是合理的(无论大自然还是到目前为止的人类社会都是系统性的存在),也是不合理的(不合乎人类的理想)。因而,人类一直以来致力于消除各种“不平等”的努力也可以被看作是对系统结构的挑战。尽管文明史整体上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系統化的建构史,但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各种新思潮都显示出解构系统的倾向,现代艺术中的前卫意识尤其显著地体现了这一点。从“一切都可以是艺术品”到“人人都是艺术家”,可以看到审美观念从普遍到特殊、从同一到差异、从一般到个体的转向。然而就现实来说,大多数对特殊性、差异性、个体性的强调往往还是落回到系统性之中,最终成为普遍性、同一性、一般性的表征。这在“地方性”的表现上尤为突出。

“地方性”指的是一个地方不同于别的地方的特征,在自然层面涉及岩石、地貌、土壤、水、气候、生物等地理条件,在人文层面涉及社会形态、民族习俗、生活方式等文化环境。基于这许多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性,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或多或少地生成一些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特征,因此,“地方性”乃是“地方”存在的常态,是自在的。“地方性”之所以成为一种让地方陷于从属地位的力量,仍然是因为中心与地方之间的主客体关系,而这种主客体关系的维系又依赖于业已被双方认同的“地方性”特征,碧色寨之被“‘芳华化”是这样,云南被“少数民族化”是这样,中国被“东方化”也是这样。

要实现地方的自觉就需要解构既定的“地方性”符号系统,从而打破它与中心之间的主客体关系,进而建立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这也正是我们要引入“世界”这一概念来谈论“地方”的理由。虽然当今世界仍然是一个系统,但“世界”本身并没有固定的符号系统,它对蒙自这样一个地方来说意味着开放、多元、包容。因此,2019·“蒙自:地方与世界”艺术工作坊旨在通过邀请国内外具有实验和探索精神的艺术家、策展人、艺术评论家来对蒙自的“地方性知识传统”进行梳理、发掘、研究与转换,重新建构一个联结地方与世界的文化艺术交流平台,就像当年的滇越铁路或西南联大所起到的积极作用那样,带动当地一些艺术家、知识分子和艺术爱好者和那些渴望文化创造力的人,鼓励他们去重新发现蒙自、定义蒙自,让人们对蒙自的认识不仅有米线或石榴。

“地方与世界”这一话题由策展人管郁达提出。之所以从蒙自开始,是因为有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生活在蒙自的人已经在进行自觉的“在地性”艺术实践。笔者自2008年起开始跟随管郁达从事当代艺术的批评与策展工作,多年来深受其“第三空间”策展理念的影响。所谓“第三空间”,指的是处于流行的展览模式之外的可能性。它并非另外的一种模式,而是开放的;它与地域特殊性关系密切,却又超越既定的地域符号,即“地方性”的限制,通过自觉的“在地性”艺术实践,在具体的风土人情中揭示普遍性,同时又生成新的特殊性;经由“第三空间”,艺术审美与日常生活相互贯通,地方与世界相互联结,现实与理想互相映照。基于这些认识,笔者于2017年在蒙自的十里铺村龙头寨乘降所创立“后苑艺术空间”,至今已独立策划了12个艺术展览。参加这些展览的艺术家有蒙自本地的,也有云南其他地方的,还有省外和国外的。展出作品的媒材、风格各不相同,但都与蒙自这个地方有关,不是那种采风式的关联,而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关联。最重要的是,这些展览已经逐渐让蒙自本地的观众意识到,在大型场馆展览与日常生活之间,还有另外一种艺术审美的可能性。

在距离后苑5公里外的长桥海边还有另外一个私人的艺术空间——洞天映月艺术空间,其主人是一位名叫白勇的艺术家。洞天映月艺术空间原是一个养猪园子,自2014年起,白勇亲手一点一点地将其改造成今天这个古色古香的样子。随着城市化弊端的显现,在郊区造园本不算稀奇事,但大多是出于商业目的。然而,洞天映月艺术空间却完全是一个乌托邦,白勇不仅将其视为自己的栖居之所,而且希望它能成为一个汇聚各路文艺人士的交流场地。于是便有了2019·“蒙自:地方与世界”艺术工作坊。

“后苑”和“洞天映月”都没有“土特产式”的“地方性”特征,但它们毫无疑问都是蒙自人在蒙自本地的日常化艺术实践;它们与周边自在着的充满“地方性”特征的乡村之间的对比,恰好揭示出一个地方经由自觉的“在地性”走向世界的一种途径。同时,2019·“蒙自:地方与世界”艺术工作坊亦不是按照艺术工作坊经典的“驻留-创作-展示”模式展开的,其核心单元展出的作品,有的来自本地艺术家,有的则是外地艺术家在蒙自以蒙自的人或事物为题创作的作品,还有的是艺术家长期系列作品在蒙自的延续,或者是艺术家之前的作品在蒙自重新演绎,甚至还有一些作品虽然和蒙自没有关系,但它们特别的思想观念和艺术语言给蒙自观众带来了全新的启发。此外,7位特邀嘉宾的大提琴演奏和浸入式剧场魔术秀也并不仅仅是现场氛围的烘托,而是对“奇观社会”的一种象征性的回应。

总而言之,2019·“蒙自:地方与世界”艺术工作坊关注的不是语意上的表达而是语境中的效应。既不是通过艺术作品的内容去记录蒙自或表现蒙自,更不是要把蒙自作为一个为艺术创作提供素材的地方,而是通过艺术的介入,解构人们对蒙自的成见,拓展蒙自人对艺术的认识。从蒙自开始,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当越来越多的地方不再囿于“地方性”的自在状态而走向“在地性”的自觉行动时,地方之间才可能建立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关系,世界由此趋向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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