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细玩味和寻绎康有为建构其碑学体系的著作《广艺舟双楫》，可以很容易得出康有为对帖学并未真正否定的结论[1]。只不过，康有为将观察帖学的视角和立场放置在碑学的背景之下，他对于帖学问题的考察与评价都无法从他的碑学体系中剥离出来。这无疑使得康有为的行草书观念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些个性特征固然有着很多精辟、尖锐之论，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站在创作实践的立场，梳理他碑学背景下的行草书观念，同时厘清其行草书观念之中存在的问题，具有很现实的价值和意义。此外，有研究者指出，当前康有为艺术思想（特别是书法思想）的研究与其他方面学术思想的研究，基本属于一种不同领域之间相关研究者自说自话的割裂状态，并未很好地贯通起来。[2]这一问题的指出，对于我们剖析康有为行草书法观念的问题，显然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一、康有为行草观论要

1.二王书法代表着时代高度与艺术高度

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具有时代高度和艺术高度。康有为对其不断地予以高度评价，并从很多方面表达出他的激赏之情。对二王书法尤其是其行草书之高度，康有为至少阐述了三个方面的看法。

其一，二王书法笔法雄奇，“章法秩理”，充满奇变之趣。

康有为认为二王书法代表着时代高度——“书以晋人为最工”[3]，而在艺术上，二王书法则笔法雄奇，并且认为，“右军所得，其奇变可想。即如《兰亭》《圣教》，今习之烂熟、致诮院体者，然其字字不同，点画各异，后人学《兰亭》者，平直如算子，不知其结胎得力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