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新雨

李大钊的北大好友们，往往被李大钊的学识、为人所打动，即便在一些观念上有分歧，也没有影响情谊，这或许是李大钊人格魅力的体现和例证。

一生挚友章士钊

1914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章士钊流亡日本，在东京创办《甲寅》杂志。之后，章士钊接到一封“温文醇懿”的来稿，署名赫然写着“李守常”（李大钊字守常）。章士钊马上写信，请李守常来见。第二天，李守常果然来了，章李二人自此开始了长达13年的友谊。

在日本的两年多中，李大钊与章士钊每个月都要见一次面。章士钊回国后，希望先入北大为李大钊铺路。果然，1918年8月，入职仅半年的章士钊便向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文科学长陈独秀推荐李大钊接任自己的职务，担任图书馆主任。

李大钊凭借他开设的“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史”等课程很快声名鹊起，成为教授。后来，李大钊曾向章士钊介绍过共产主义理论，章士钊则认为自己不适宜于群众运动，二人志向不同。

之后，章士钊进入段祺瑞执政府，任司法部长，后兼任教育总长，竟弹压学生运动，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批判，以至于李章二人终于渐行渐远。

两人的分道扬镳，可以说是政治倾向的不同，而非个人感情、关系的不合。其时，李大钊对章士钊的夫人吴弱男说：“行严（章士钊字行严）沈溺太深，吾不能救。独吾何能卸却保护其家属之责任。”李大钊坚持每周两次亲至章士钊住宅辅导他的三个儿子的学业，并为其讲授社会学。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为吴弱男义女，李大钊的夫人亦经常到章宅存慰，彼此“时来时往，饮食谈天”“直不啻一家骨肉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