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婕

摘   要： 《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一书，是关于中国华南地区环境史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作者马立博，在环境视野下，集中考察明清时期岭南地区的气候、人口和经济变迁。本文介绍该书主要内容，探讨岭南环境变迁的影响因素，对该书进行总体性评价。

关键词： 马立博   环境史   岭南环境变迁

“环境史”这一术语最早由美国学者纳什（Nash）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此后，西方学者逐渐将环境史研究引入历史学科之中，目前环境史研究是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二十世纪末，“环境史”研究进入中国，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马立博（Robert B. Marks）所著的《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1]可以称为使用环境史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进行研究的开山之作，是一部学术视野开阔、内涵丰富、思路清晰、论证严谨的专著。全书密切关注明清时期岭南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关系，通过叙述细致的历史事实，再现了历史时期岭南环境变迁的基本过程与人类活动，为区域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作者从环境视野出发，对明清时期华南地区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进行探究，如珠三角新的商业模式形成后，直接造成岭南地区农作物种植种类的变化及岭南地区环境的变迁;面对突发的气候情况，官方和民间都开始选择建立粮仓抵御灾害等。本文将对该书进行梳理，对书中几个方面进行讨论，并对此书进行总体评价。

一、主要内容

《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由引言、正文、结论、参考文献和索引组成。主要以时间为顺序论述华南环境史，展现帝制晚期华南农业发展的难以为继。引言中，作者直讳该书核心问题即为华南地区人与环境的关系是相互的，且从“气候变迁、人口变动、商业化和国家政府”四个主要议题展示这种关系。作者认为，到十九世纪末，岭南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已显著下降，依靠不断增加的投入，岭南地区的农业发展得以继续[1]（10）。

本文正文以时间为顺序，从第一章铺垫岭南地区的自然环境开始，展开对岭南环境史的研究。书中介绍岭南地区的自然特征，山脉的阻挡与内部水系的发达，整体交互影响下，整个岭南地区的低地和丘陵地带供人类居住，森林覆盖率高的区域为老虎、大象等动物提供栖息地[1]（51-52）。公元2—1400年间，汉人到达岭南地区后，对岭南地区的改造和珠江三角洲的形成。珠江三角洲的形成不是由自然因素所致，而是北部山区人口的增加，开垦土地，導致水土流失，南下形成珠江三角洲。在偶然的情况下，珠江三角洲出现了，并成为岭南地区日后人口稠密、经济富庶的地方[1]（80）。

明代，岭南地区出现的新的变化。以1550年为分界线，1550年以前，人口增长使经济快速恢复;1550年以后，商品经济的驱动，国际贸易的刺激整个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最繁庶的珠江三角洲更是日益商业化。岭南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呈现出“中心——边缘”的经济结构，周边城市的被边缘化愈发严重[1]（128）。直至十七世纪，全球气候转凉，普遍性的危机在全球蔓延——因战争、饥荒和疾病人口的大量减少;大量土地被抛荒;农业生产力急剧下降;谷物价格下落;沿海地区贸易衰退;经济停滞，白银、铜钱大量流入的场景不再。但是，与此同时，经济速度减缓为岭南地区自然生态的迅速恢复提供了重要基础。1684年海禁取消，沿海地区贸易快速扩增并推动岭南地区农业商业化[1]（187）。珠三角地区广泛种植丝和蔗糖，开展贸易。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种植区域和比重的变化，将岭南地区联结成一个经济整体。十七世纪末和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寒冷气候使岭南地区的农业受到重创，作物产量大幅度下降。气候的频繁波动与农业产量形成正相关，人们开始通过建立新的制度“试图切断气候变化对于地区性粮食供应的影响”[1]（220）。随着社会的稳定，政府官员开始着手建立粮仓体系，储备粮食，降低气候对农业的影响。但因官办仓储的缺点较多，代之兴起的是官员用白银从市场进行购买。除官方外，庞大的私人粮食储备也是抵御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1]（243）。

随着岭南地区一体化稻米市场的发展，岭南地区农业专业化程度提高，农作物品种趋为单一化;官私储量方式的改变，也降低气候变化对米价的影响[1]（271）。面对持续增长的人口，政府推行垦荒政策。随着土地集约化的饱和发展，争夺土地而引起的各类民生问题（如民间械斗，宗教传播等）成为岭南地区重大的不稳定因素。同时，森林砍伐、土地开垦带来洪水、干旱日益频发和生物物种的灭绝。

在该书的结论中，作者对书中提出的主要思想做出较为系统的总结，归纳华南地区环境与经济变迁的“五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其一，宋元时期汉族移民对瘴气的逐渐适应;其二，珠江三角洲的产生;其三，从珠江三角洲开始并扩展到岭南其他地区的商业化;其四，人口的不断增长;其五，华南虎因栖息地减少而走向濒临灭绝的命运。解释里程碑的背后是三种驱动力（气候变迁、人口变动和经济的商业化）对岭南地区的环境塑造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岭南环境变迁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国内区域环境史的研究不断兴起，学术作品也在增加。《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经济与变迁》这本书可以称为中国区域环境史研究的开创之作。该书不仅内容翔实、观点新颖，而且提供许多角度让读者一窥区域环境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

首先，环境史的研究从来都是以自然因素为基础的，不同区域内的地理环境是使各地区人类文明形态差异显著的关键所在。书中，作者首先将岭南地区的自然环境放在首要参考位置，强调汉人在岭南定居时的环境条件对日后珠江三角洲的形成有很重要的奠基作用，同时农作物种植种类和范围的变化对岭南地区的环境有深刻的塑造作用。从现有的气候资料看，岭南地区属于东亚季风气候区，高温多雨，南岭阻隔，使大多数地区终年不见霜雪，太阳辐射量较多，日照时间较长，植物生长期相应延长。在探讨岭南地区的环境变迁时，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栽培、种植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气温对社会稳定、人口数量起到更广泛且深刻的影响，并且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同一时段的温度波动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具有参考和相似性的。同时，岭南地区动植物资源丰富，马立博教授选取“虎”作为代表性的生物指标推测岭南地区的环境变迁具有启发性。另外，在漫长的地壳运动中，岭南地区的地貌因受褶皱、断裂和岩浆活动的影响，形成山地、丘陵、台地、平原交错的多种自然地貌。且岭南地区河流众多、流量大、汛期长、水道繁密。当南下的北方汉民在岭南北部山脉大面积开垦的时候，过度水土流失造成河流下游泥沙含量增加，淤积形成珠江三角洲，为岭南地区农业商业化的发展提供重要契机。在环境史的写作中，将环境作为基础因素，而非决定因素，通过考察人与环境的交互影响长时段地记录岭南地区的环境变迁，这样的撰写无疑是科学的且值得借鉴的。

其次，社会因素对岭南地区的环境塑造是具体且直接的。书中指出珠江三角洲并不是等着北方的汉族移民去开发的，而是在人为开垦的副作用和为获取土地故意拦截沉积物的过程中形成的。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改造，随着人口恢复与贸易扩大，珠江三角洲土地集约化程度达到高水平，跟随市场导向，珠三角地农业由原来的传统农作物的种植（如水稻）转为高价值的经济作物种植，农民需要的粮食作物通过市场交易获得。这样的变化引发广西在农业商业化的冲击下迅速被边缘化，广西地区农作物种类种植的单一化使该地成为向珠三角地区供应粮食的生产输出区。作者在书中一直强调人口对于环境的影响是不可取代的，但是人口增长与环境恶化不一定成正相关。举例来说，珠江三角洲在形成的时候并没有森林覆盖，所以即便大批汉民进入珠三角利用土地，也不会造成我们固有印象中的大面积生态破坏。在叙述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时，不能简单归类为河流淤积，而是应该考虑在漫长的时间里珠三角地区的利用情况，种植作物种类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周边地区环境是否有影响或造成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十七世纪，自然灾害引发岭南农业的重创。不难看出岭南地区在经过汉人的长期改造后，伴随着农作物种植种类的单一化，农业生态系统愈发剧烈地受到区域气候的影响。然而在面对一个渐趋完善的农业商业化体系中，市场自发选择运用更多社会因素避免该地区粮食供应的紧缺。例如，珠三角地区会通过购买其他地区的粮食填补本地市场的亏空，降低灾荒的伤害程度。不可忽视的是，十九世纪统治者对于垦荒政策的推行让岭南地区的环境愈发脆弱，生态危机和社会运动的联系值得我们思考。

再次，该书主要从气候变迁、人口变动和农业商业化三个角度思考华南地区历史环境变迁问题，将环境史与经济史相结合，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商业社会、海外贸易与环境等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引起的华南的经济和环境变迁。过去我们往往对岭南地区“桑基鱼塘”这一土地开发模式和繁荣的商业持赞扬态度，但作者却从环境史的角度指出珠三角地区高度的商业化和农民食物的需求把整个岭南地区转变成了“漏斗型”的经济模式，从珠三角周边种植的粮食都被集中到这个人口密集的中心，为珠三角的繁荣提供物质保障，同时造成恶果，源源不断地为这个中心输入能量的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产米地区因为向珠江三角洲输送粮食而被耗竭。剧烈的环境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表明华南的农业经济系统并不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人类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改变环境，但是不能任意妄为地改造环境。随着现代经济、科技、人文的高速发展，如何抉择新的生态农业文明，打造绿水青山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最后，该书通过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辩证看待，细致且中肯地阐释了历史时期岭南地区环境变迁与经济情况。

三、總体评价

毋庸置疑，马立博《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这部著作是环境史与经济史结合的范例性文本，具有启发意义。本文对该书作出如下评价：

第一，作者思路清晰，研究视角新颖，是一部典型的美国汉学研究专著。作为岭南环境史的初探者，无论是题材切入还是数据搜集，马立博教授呈现出来的效果都是十分精彩的。该书线索直观，对十七世纪以前人与环境的互动史勾勒得简约且清晰，基本是从先秦到帝国晚期的岭南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的互动过程。该书通过大量数据重建，注意到广为人知的事件背后的重要角色，初步提出很多问题，此前很多有关对岭南、珠三角的历史假想得到印证，人为因素“造成珠江三角洲”这一说法十分具有新意。

第二，马著运用极其丰富的史料，并以交叉学科理论及数据分析，为读者展示了历史时期岭南地区极为生动的环境变迁历史画面。作者对生态学理论之运用甚好，且并未因为生态学的注入而单纯走向“破坏环境论”的旧思路。书中同样注意到疾病的影响，考虑周全，对于历史事件的分析十分全面。经济作物、移民、粮价、市场整合、白银等丝丝入扣，逻辑完整。但是在环境情形的分析上仍需细化，以作区分，可能会更好。另外，作者选取的代表性生物指标较为单一。书中典型的生物指标为“虎”，虽然老虎作为华南地区“明星动物”，但是在史料的记载和搜集上会有许多不便之处。本文认为岭南地区植被类型多样，可以更多地截取特殊植物作为另外一个生物指标考察自然环境、气候变化等。

第三，广泛吸收西方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包括布罗代尔关于历史的前两个层面、唐纳德·沃斯特研究历史的三个准则和资本主义模型和施坚雅“中心—边缘”的学说。同时，作者参阅大量学者对于中国其他地区的研究，例如濮德培关于湖南的研究、奥斯本关于长江下游地区的研究、萧邦齐关于湘湖的研究等，作者都将上述文章中研究地区出现的环境问题与岭南地区进行比较，找出其中的相似性。

总之，该书用新颖独特的视角讨论了华南地区历史上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作为一本早期华南环境史的开山之作，尽管部分内容显得有些零乱破碎，但是书中提供的新视角和新观点，值得我们思考、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1]马立博.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M].王玉茹，关永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