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西疫灾的应对机制研究

2020-03-28白恒源夏文华

文教资料 2020年35期

白恒源夏文华

摘要：疫灾是清代山西最严重的灾害之一，往往与其他自然灾害紧密相连，多以次生灾害的面貌出现，扩大灾情的范围与影响。山西社会各阶层对疫灾的应对是古代社会对抗疫灾的一个缩影，无论官员、士绅还是普通百姓，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积极应对，有效减轻疫灾的危害。这一时期的疫灾与现代社会的疫灾有着显著区别，但疫情造成的民众心理变化有相通之处，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疫灾应对机制清代山西

“疫灾”是一种由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导致的疾病灾害，始终伴随着人类发展史，对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产生直接的危害。从历史记载可以发现，山西属于疫灾重灾区，清代是疫灾频率最高、资料留存最丰富的时期，相应地成为疫灾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目前，学界对清代山西疫灾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①，但主要集中于对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的研究，较少关注这一时期不同社会角色应对疫灾的措施。宏观上的规律探究是认识疫灾必不可少的手段，但微观上的考察同样值得重视，当疫灾来临时，民众是如何应对的？处于何种心理状态？本文以疫灾记载最丰富的地方志为研究资料，考察清代山西疫灾的应对机制。微观的考察有助于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引发对当代相关问题的思考。

一、清代山西疫灾概述

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记载清代全国共发生疫灾74次②（23），为历朝之最，但这一数字主要是对正史的整理所得，难免有所遗漏，事实上，仅山西一地发生的疫灾都远超这个数目。随着研究资料的增多和研究方法的进步，对疫灾的考察呈现出精细化趋势，有关学者以详备的史料为支撑，对清代山西疫灾的时空分布规律进行了细致和全面的考察。研究显示，山西在清代共有82个年份爆发过疫灾，平均每3.27年就有一个疫灾之年，且前中期疫灾的频率较低，半数以上疫灾发生在道光朝之后，夏秋两季是疫灾爆发的高峰时期，基本山西各地都或多或少发生过疫灾，呈现出独特的时空分布规律③（25-41）。

疫灾对当时社会造成的影响很大，从地方志的记载中可以窥见巨大的危害。比如，顺治十一年，榆次县大疫，“有一家尽死者”④，道光七年，大同县瘟疫横行，“有绝户者”⑤，整个家庭因瘟疫而消失;康熙三十一年，夏县瘟疫大作，“死者枕藉”⑥，道光元年，垣曲县大疫，“死者无算”⑦，尸体不计其数;危害有时会波及家畜，加剧饥荒和瘟疫的蔓延，如康熙三十七年，静乐县瘟疫大作，“人畜死者甚众”⑧;强烈的传染性令人防不胜防，如雍正六年，沁源县发生瘟疫，“传染迅速，鲜能免者”⑨，严重时甚至会出现“吊送者绝迹”的状况，可见人们对瘟疫的恐惧。

清代山西的疫灾往往以次生灾害的形式出现，即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单独的瘟疫流行现象较少发生。旱灾是瘟疫流行主要的诱因之一，如康熙三十六年，永宁州“夏大旱，草皆枯死，秋，瘟疫盛行，民死亡殆尽”⑩;同年，翼城县“夏大旱，民饥，瘟疫盛行”{11};康熙六十一年，介休县“大旱，疫死民人无算”{12}等。洪涝灾害与瘟疫也有一定的关联，如道光二年，大同县“闰三月大水，七月疫”⑤;同治十年，“七月大雨，文水溢，决堤伤稼，冬，大瘟疫”{13}等，但与旱灾相比，影响要小得多。蝗灾是古代社会面临的主要灾害之一，飞蝗过境之后往往会爆发较大规模的瘟疫，如咸丰九年，垣曲县“七月，蝗食禾，八月瘟疫”⑦;同治元年，夏县“蝗伤稼，瘟疫作”⑥等。此外，风雪雨雹等天气的严重变化会引发瘟疫的流行，如顺治七年，陵川县“雨雹如鸡卵，伤人杀稼，岁大疫”{14};康熙五十五年春，翼城县“大风寒，无麦，又大疫”{11};道光六年，崞县“大风昼晦，瘟疫流行”{15};道光十三年秋，阳城县“陨霜杀晚禾，民多疫”{16};同治九年，平陆县“雪大如掌，夏秋瘟疫盛行”{17}等，但异常天气状况引发的疫灾总体上数量不多。

虽然自然灾害与瘟疫流行紧密相连，但通常不是疫灾爆发的直接原因，“饥疫”是疫灾记载中最常见的表述，有的记载更是清晰展现了各种灾害之间的联系，如乾隆八十五年，稷山县“旱，道殣相望，树皮剥食，瘟疫流行”{18}，干旱导致了饥荒，引发了瘟疫;同治元年，猗氏县发生蝗灾，“食禾始尽”{19}，引发瘟疫流行;同治十年文水县大雨引发洪涝，“决堤伤稼”{13}，不久即发生大瘟疫。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各种灾害的递增关系，通常的情况是旱灾、洪涝、蝗灾、风雪雨雹等自然灾害毁坏农田，導致了饥荒，饥饿降低了人体免疫力，疫病乘虚而入，尸体无处掩埋进一步加剧了瘟疫的流行，各种灾害之间的相互作用扩大了疫灾的影响范围，增加了力度。这种情况往往会造成“数灾并发”的局面，如康熙三十年夏，曲沃县发生大旱，到了秋天，“蝗、雹、疫、霪雨、饥”{20}等灾害交错爆发，造成巨大的破坏。

除自然灾害之外，战争等其他因素会导致疫灾的爆发。如，顺治七年，永宁县“张和尚掠县，盖遇时盘踞，至庚寅年二月，赖道府提镇四路攻破之，是年大饥，荒瘴交攻，灭烟者十有三五”{21}，战争破坏农业生产，造成饥荒，进而引发了瘟疫;道光二年，凤台县“安南贡象道经邑，民多疫”{22}，外来物种路过引发瘟疫。此外，还记载了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引发的瘟疫，如同治元年，清源县“雨黄土如雪，自辰至午乃止，是年疫大作”{23};同年，昔阳县“有五色蜨蝶，大如掌，群飞蔽日，是年疫疠盛行，死者无算”{24}等，或许是纯粹的疾疫成因，时人无法解释，故托之于神秘现象。

总之，清代山西疫灾爆发频率高，波及范围广，成因多样，与其他灾害的关联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这一时期的疫灾对社会造成的破坏相当严重。

二、官方对疫灾的应对

疫病流行通常伴随其他灾害，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往往令民众怨声载道，再加上人口的大量死亡和流失，对官方统治的稳定性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使其不得不迅速做出反应。历代统治者对灾害治理措施都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一定的地方特色。灾害发生后，地方官府将灾情报告朝廷，朝廷从宏观上发布治理措施，地方实施具体的救济行动，清代山西疫灾中的官方应对基本沿袭了这一惯例。

遣使赈济与蠲免钱粮是朝廷治理疫灾最常用的手段。如康熙二十年，忻州、阳曲两地发生疫灾，朝廷下令“遣使赈济，仍全蠲历年逋赋并本年地丁钱粮”{25}，不仅派遣专人组织救济，免除当年地丁钱粮，更将此前拖欠的赋税一笔勾销，在落实灾害治理的同时赢取民心。在灾情扩大之后，针对某地单独的治理行动会转变为多地联合治理，康熙三十一年，泽州与沁水发生疫灾，又有多地发生水旱灾害，饥荒蔓延，朝廷下令“结盟蠲赈，仍诏所司抚恤”{25}，多地联合救济的手段有效阻止了疫灾的蔓延。

除朝廷的宏观政策外，地方官员在疫灾治理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行动更具体。如康熙三十七年，永和县疫病蔓延，知县王辅“详请发翼城仓米，煮粥赈济”{26};道光十二年，广灵县受饥疫侵扰，知县李和春“奉发协济银五百两，并劝捐米石”{27};在光绪朝的特大灾荒“丁戊奇荒”中，山西全境遭受干旱，瘟疫大行于世，百姓苦不堪言，当地官员“奏请发帑数百万金，并函请各邻疆十余省截漕挽粟，层叠赈济”，又赴他地采办粮食，开方仓谷，“劝谕富室捐米助赈”{28}，实施了有效的救济。

此外，施医救济在疫灾期间的作用尤为突出，地方官员除依靠官方医药机构外，还会聘请名医，集中力量对百姓进行救治，如康熙四十七年，沁州大疫，传染迅速，知州张兆麟的仲弟张兆麒精通医学，“立方施药，全活多人”{29}。然而，有限的医疗力量始终无法应对大面积的瘟疫蔓延，当死亡人数迅速增长时，对尸体的处理成为官方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疫灾爆发后，露天的尸体带有极强的传染性，有可能扩大瘟疫范围，此时的官方会提供大量棺木或修建义冢，处理无人收置的尸体。如康熙三十四年，平阳府因地震引发了瘟疫，知府王辅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死者给以棺，不足继以席，又不足为大冢数十，男女各以类从，俾无至暴露”{30}，对露天尸体的及时处理有效控制了瘟疫的蔓延。同时，与旱灾时期设坛祈雨一样，祈禳也是地方官员面对疫灾的常用手段，如顺治十一年，交城县“疫盛，知县高纯忠祷而止”{31}，这种在今天看来迷信无益的行为，在古代却是必要的应对措施。出于职责与人道，地方官在疫灾发生时一般能积极投入，保境安民。然而，部分官员为了保全自身利益，在灾害严重时，隐瞒不报，如康熙三十六年秋天，永宁州瘟疫盛行，“民死亡殆尽，连岁奇灾，巡抚委公竞未入告”{10}，导致损失扩大。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疫灾往往作为一种次级灾害而发生，与旱灾、蝗灾等破坏力更强、直接造成饥荒的灾害相比，受到官方的关注度明显较小，官方实施的一些措施如开放粮仓、开设粥棚、劝富人捐粮等，并非专门针对疫灾展开，主要是为了解决饥荒。当数灾并发的局面出现时，官方对疫灾的应对大部分是包含于对其他灾害的治理当中的，总体而言，作为国家力量的集中表现，官方的行动在疫灾治理之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三、民间对疫灾的应对

官方在疫灾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行动并非及时有效，相比之下，民间力量对疫灾的应对更有针对性，更灵活。瘟疫蔓延时，民众会自发地采取一些行动应对，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士绅阶层也在特殊时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士绅阶层一直是明清社会最具活力的民间力量之一，在维系社会的稳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施医药救济是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如顺治十一年，文水县瘟疫盛行，甚至有灭门惨况，儒医武承业等人“广用良药起之，全活甚众”{13};同治六年，稷山县瘟疫流行，梁芝发“自治药珥，历各庄散给之，病痊酬以资，不受”{32}。捐济棺木是士绅阶层应对疫灾的另一手段，当灾情严重，死亡人数众多时，仅仅依靠官方已经无法处理尸体，士绅阶级捐献的棺木成为救急之物。康熙三十一年，芮城县大疫，贡生寇玉“捐棺不继，复施苇席五百余掩之”{33}。无论是施医药还是捐棺木，士绅阶层的这些行动与官方相辅相成，切实有效地阻止了瘟疫的蔓延。

整体而言，清代对疫灾的“治理”能力相对欠缺，官方或士绅的行动所救济的灾民始终有限，民众最常采用的方法其实是“迁移”。顺治三年，武乡县大疫，朝病夕死，蔓延迅速，持续数月之久，“阖县人民避居深山，城市虚无人焉”{34}，集体性地暂时离开病源地躲避瘟疫，这是百姓面对疫灾的本能反应。更常见的情况是盲目逃亡，如康熙三十七年，永和县疾疫蔓延，百姓“逃亡几尽”{26};乾隆二十五年，盂县发生瘟疫，“民多逃亡”{35};光绪四年，平定州大疫，“人民流离”{36}，饥荒与瘟疫的双重侵害，令百姓不得不背井離乡，更有甚者在迁移途中已饿死或病死。不过大部分迁移并非永久性的，当灾情减缓或消失之后，不少百姓仍会回归故土，如康熙二十年，大同县饥荒，人口大量流失，等朝廷的救济粮下发之后，“民赖以甦，逃亡者渐归故土”{37}。

面对疫灾，除躲避、逃亡之外，民众也有一些自救的方法，最典型的是民间盛传的避疫药方。如道光元年，太平县发生名为“乌鸦”的瘟疫（据其症状研究，应当是霍乱{38}（39）），医治稍缓便有性命之忧，民间流传着一套治疗方法：“看舌根下有青红紫泡，急用针刺见血，点以雄黄，蒙头汗出，忌风三日，多效，或用平安散及藿香正气丸。”又有由羌活、白芷、细辛、吴茱萸、大黄等组合而成，供随身佩戴的避疫药方一则，不失为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39}。

古代社会把疫灾看作阴阳失调或神灵作祟的现象，与官方祈禳应对瘟疫一样，其行为在民间更盛行。同治元年夏，太平县发生瘟疫，“居民于八月初一日张灯彩以禳之”{40};光绪二十八年，太原瘟疫波及四方，“人民畏而祭瘟”{41}（113），瘟神本就属于民间信仰的众神之一，正月间各地会有“送瘟神”的习俗，以避灾祸，当瘟疫流行时，出于畏惧，祭瘟神的活动会更加频繁。张灯结彩、祈祷、祭祀等相对迷信的活动，本质上是民众对不可名状的疫灾的恐惧与盲目应对，但是积习成俗，久而久之，类似的行动成为民间应对疫灾常备措施，对疫灾期间民众心理的安定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士绅与普通百姓共同组成了应对疫灾的民间力量，无论是前者的施医药、捐棺木还是后者的迁移乃至祈祷等行动，均体现了民众的能动性，在对抗疫灾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疫灾期间的民众心理

提到疫灾期间的民众心理，大多数研究会用“恐慌”一词概括，确实是民众面对疫灾的心理基调，若是将疫灾中的每个人都视为有血有肉的生命，而非简单的群体符号的组成部分，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官员、士绅还是普通百姓，他们对疫灾的恐慌还会衍生出其他心理。“了解之同情”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一把钥匙，古人在疫灾期间处于何种心理状态？与今人有何异同？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有必要对清代山西疫灾期间的民众心理进行考察。虽然有关疫灾的史料很少涉及民众心理，但仍然可以通过有限的记载窥探大部分人在疫灾时期的心理现象。

光绪六年，临晋县知县艾绍濂主持续修县志，作诗数首感慨光绪三到四年间发生的各种灾害，其中有《瘟劫》诗一首，描绘了疫灾时期的社会状况。艾绍濂亲历“丁戊奇荒”，距作此诗时仅仅两年，可信度较高，通过对《瘟劫》诗文的分析，可以更好地把握时人面对瘟疫的心理状态。“亟延扁鹊医，束手苦无策;病疟莫能名，朝偏不保夕”，未知的是最令人恐惧的，时人对瘟疫的认识不足，便是医生也无法医治未知疾病，无疑加深了民众的惊惧与社会恐慌。“无分老少年，贫富何曾择”“纵然仕宦场，一样填沟壑”，对瘟疫的恐惧令民众产生了幻灭感，生命尚无法保障，财富、地位之类的东西又有何意义呢？“传染或全家，其间冤莫白”，瘟疫传染迅速，一人得病之后，首要的传染对象是家人，“有全家病死无人问者”{42}，全家暴毙是常有之事，无处喊冤。“忝居父母官，掩盖是其责”，当百姓生命受到威胁，发现官方治理不够积极时，对疫灾的恐惧心理会再次上升到对官员的抱怨与责难，从侧面反映了官方应对的不足{43}。

与其他灾害相比，疫灾因其传染性和未知性，影响了民众心理，对传统社会观念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葬礼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可由于怕被传染，人因瘟疫死亡之后，往往没有一个人前来哀悼{44};放置尸体的棺木不济，以草席代替，甚至在郊野挖掘两个大坑，将尸体分男女堆积其内，便算下葬{45};自杀向来被民众视为不齿之举，然而当饥荒瘟疫一同袭来之时，民不聊生，自杀现象愈演愈烈，“每有举室闭门仰药或投环赴井者，邻里不及过问，辙数日无人知”⑥。

普通民众在疫灾期间会产生强烈的心理波动，对瘟疫的恐惧令其对生命、对名利、对官方行动都产生一些思考，传统的社会观念受到了冲击，甚至会发生心智失控的极端行为，与后世疫情蔓延期间的民众心理有相通之处。

五、结语

清代山西社会各阶层对疫灾的应对是古代社会对抗瘟疫的一个缩影，无论是官员、士绅还是普通民众，大都积极主动地应对，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疫灾的危害。这一时期的疫灾与其他災害关系密切，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应对，除医药救济方面的其他措施外，都与其他灾害有一定的联系，不能算是专门治理疫灾而采取的行动。此外，疫灾的结束往往不是因为应对有效，而是造成瘟疫传播的重要根源——饥荒——得到了解决，《昔阳县志》的记载很好地反映了这一关系：“（乾隆）二十五年春，因上年饥馑兼瘟疫大作，死尸枕藉，死亡过半，至夏秋俱大有，民始安。”{24}通常在丰收之后，瘟疫便得到了有效遏制。方志中记载的清代山西“疫灾”与现代社会面临的疫灾在起因、性质与表现形式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往往与自然灾害联系紧密，后者主要通过病毒传播，但不同群体的应对措施仍有历史意义，而且疫情造成的民众心理之变化颇有相通之处，对其考察能提供一些启示，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注释：

①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丽芬：《明代山西疫灾特点及救疗措施述略》（2005）;单联喆：《明清山西疫病流行规律研究》（2013）;李孜沫：《清代山西省疫灾地理规律与环境机理研究》（2014）;张娜：《危情与控制：明中后期山西疫情治理考察》（2016）;龚胜生、李孜沫：《清代山西地区疫灾时空分布研究》（2017）等。

②邓拓.中国救荒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③李孜沫.清代山西省疫灾地理规律与环境机理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④同治《榆次县志》卷十六《祥异》

⑤道光《大同县志》卷二《星野·岁时》

⑥光绪《夏县志》卷五《灾祥志》

⑦光绪《垣曲县志》卷十四《杂志》

⑧康熙《静乐县志》卷四《赋役·灾变》

⑨雍正《沁源县志》卷九《别录·灾祥》

⑩康熙《永宁州志》卷八《灾祥》

{11}民国《翼城县志》卷十四《祥异》

{12}嘉庆《介休县志》卷一《灾祥》

{13}光绪《文水县志》卷一《天文志·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