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欣

摘   要： 沈从文的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以外来者探索异域的叙事视角描写中国现实。本论文，分析沈从文这部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形象，审视“奇幻异域”的中国形象塑造，探究其文学史评价问题。其中，关于东部城市与湘西乡下的对比书写，是沈从文艺术创作中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的雏形。

关键词： 沈从文   《阿丽思中国游记》   湘西世界   异域中国

1922年赵元任将英国作家卡罗尔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后，引发了阅读狂潮，胡适等人对这部童话小说大加赞赏，丁西林专门写书评表示希望写出一部中国的漫游奇境记。《阿丽思中国游记》（以下简称《阿丽思》）正是在这种“中国漫游奇境记”的读者期待下创作出来的，小说首刊于1928年《新月》第1卷第1号，沈从文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将中国展现为西方游览者初次探索的陌生异域，塑造出“异域视角”下独特的中国形象①。

一、异域视角下的中国社会

虽然套用阿丽思的名字，但沈从文笔下的中国游记和卡罗尔的童话原著在情节和构造上并无太大关联，沈从文也在第一卷后序中说：“写得与前书无关，这书名算是借重。”①相较于传统的童话奇遇，《阿丽思》主要用非现实的手法暗喻现实性的社会内容，包括侵略、战乱、灾荒、民生凋敝、敬神迷信等，小说沉重的话题和讽刺意味强烈的笔法，使故事童话的意味并不明显。

《阿丽思》一文中“作者運用讽刺的笔调把中国写成一个初次受人探索的异域”②，主要描写了少女阿丽思和兔子约翰·傩喜老先生来到中国后，在都市和偏僻湘西山村的见闻和奇遇。文本实际存在两个叙述者：第一为阿丽思与傩喜，第二为作者。前者客观展现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现实，后者作为抒发情感的工具，表现为常常越过阿丽思与傩喜进行直接叙述、抒情的“叙述者”，其中卷一出现的饥饿汉子及卷二中仪彬的二哥都是作者的一种化身。由此，文本形成了一种“他看”与“自审”相结合的叙事视角，一方面是借外国人视角看中国的“他看”，另一方面是中国人自我反思的“自审”，并融合陌生化的离间效果和民族情感的共鸣，既强调叙述主体与现实存在的距离，又在客观叙事与主观抒情两种声音之间张裂出“质疑”的空间，形成了两条“看与被看”的视角线索。自审固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然而“他看”也并不是完全客观的，一方面是因为这种“他看”是有意以“东方化”的模式反观西方人的，另一方面表现为这种西方现代文明打量中国社会的视角带有鲜明的民族优越感与异域猎奇心理。阿丽思和傩喜始终是带着赏鉴意味的漠然旁观中国的，他们所期待的是“那矮房子，脏身上，赤膊赤脚，抽鸦片烟，推牌九过日子的中国地方”，所期待的是“作揖磕头的风俗”“拖辫子的思想”“害痨病的美人”，他们把这些作为奇异独特的风景观赏。

二、中国形象的塑造

关于《阿丽思》中中国形象的塑造，这里主要从中国形象逐渐复杂立体的变化的角度分析。

在阿丽思和傩喜来到中国之前，中国形象表现为一种扁平的刻板形象，在姑妈格格佛依丝等人看来，中国是陌生而神秘的，“除了说神话故事上的中国以外，她就不明白中国是神比人多还是人比神多的一个地方”。傩喜先生等对中国稍有了解的人，对于中国也有“只以为那蒸盆便是人人所说的中国杂碎，他先以为中国人吃饭必定是只一种菜”类似的误解。这种关于中国形象的刻板印象在哈卜君赠送给傩喜的《中国旅行指南》一书中得到极致表现，书中对中国的描写如制定法律章程般逐条列出。可以说，正是这种刻板印象造成的心理预期，使真正来到中国的阿丽思和傩喜有一种失落感，要求警察带路去“真正的中国”。

从小说第一卷第五章开始，中国形象倏然变得复杂起来，这种复杂的形象在第一卷主要是由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的形象塑造出来的。第一卷描写了中国东部城市里穷人、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绅士贵族、革命家等一系列中国人，展现了中国社会里各种怪异现象、古风陋习和时髦风气。作者笔下的中国人是一种强烈自卑与强烈自尊的矛盾体，侍者二牛向阿丽思小姐介绍中国戏时语气得意：“中国是好的，一切是，聪明点的外国人都是这样说过的”，这种强烈的自尊感背后是对外国人的谦卑谄媚，小钱铺老板把打仗作为中国“近来一件顶热闹的事”介绍给傩喜老爷以博取对方的兴趣。关于这战争的原因，沈从文借小钱铺老板的猜测进行讽刺：“似乎是赌得有种东道……若不是两方主子赌得有东道，那么打赢了都领饷，这饷就不晓得打哪儿来了。”结合小说第一章交代的“国境南部正在革命”的背景，侧面反映了革命并不为群众理解和支持，在普通百姓的眼里，革命者和赌博赢东家赏钱的性质是一样的。第一卷第六章中挨饿的青年是这部作品最激愤的形象，也是当前《阿丽思》研究中被阐述的最彻底的一个形象，这里关于“墙”意象和挨饿者的形象不做赘述。小说中“腌杀中国孩子”这类情节的写法是对鲁迅等人书写国民性劣根的继承，小说还出现了大量具有寓言形态的“中国知识分子”角色，这些角色性格差异并不鲜明，其形象的塑造除了展现更丰富的中国形象外，还是为了达到讽刺目的。百灵、云南公鸡、南京鸭子、湖北水鸥等咬文嚼字、卖弄学识、互相排挤挖苦，折射出了当时混乱的文坛气息[2]。这应是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对自己在北京文坛中处境的反省。沈从文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做过这种反思：“北京一般朋友都劝我住在北京，他们在这里倒合适得很，各人在许多大学里教书……成天无事大家就在一块儿谈谈玩玩。我怎么能这样生活下去？”③

作者试图通过世俗众生生活百态展现多面的中国形象，然而这样广泛的社会内容在一部作品里和盘托出，平铺直叙的写法限制着作者塑造承担作品主题的典型形象，刻画的浮露便势不可免[3]。

中国形象真正立体起来，是在小说的第二卷。把阿丽思送到了湘西乡下，却把傩喜先生留在了东部的都市，形成了中国形象对立的两个方面——自然神圣的湘西乡村与腐化堕落的都市生活。在东部城市里，傩喜先生渐渐适应都市里浮夸的学术风气与堕落的生活习气，被学会吹捧为博士，去参加各种演讲应酬。在湘西世界，阿丽思所见是由野性犹存的汉子、精于赌博的孩童、谦虚直率的苗子与崇敬自然“认榆腊树作孩子干妈”等构成的原始风俗。虽然作者在描写湘西世界时往往带有自嘲的意味，例如第二卷第八章中称力大无比且不知疲倦的水车为“蠢东西”，并将其与任劳任怨、勤劳忠实的“蠢人”形象类比，但是作者对于这种“蠢”无疑是赞美与同情的，通过阿丽思的所见所闻，小说对老水车象征的“无告者”“被虐待者”等老弱人畜表现出了同情怜悯，对新水车象征的健壮有力、光明勇敢的中国青年形象更不吝称赞之辞。作品温和地赞美了苗民的淳朴善良和自然赋予的野蛮向上的生命力，从这种以回归湘西故土探寻人性的思路，也可以看出沈从文后来创作中“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两个互相参照的对立世界的雏形。

三、《阿丽思中国游记》的评价问题

相较于同类型的《猫城记》等作品，沈从文的《阿丽思》在文学研究上的重视程度明显较弱，受童话主题的拘囿，小说对社会现实的写照与批判的现实价值和反映出的作者对中国文化、伦理、生命认识等常常被忽视。

在《阿丽思》刚刊登出来时，《新月》的主编徐志摩对于这部作品的评价是极高的，“《阿丽思中国游记》是近年来中国小说界极其珍贵的大创作。著者的天才在这里显露得非常鲜明，他的手腕在这里运用得非常灵敏”④。这其中固然有广告的成分和友人间的浪漫赞许之情，但是当时小说出版后的销售情况也很能说明社会的认可，小说第一卷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7月初版，到1931年已三版，销量十分好。

直到三十年代这部作品的评价还很高。1936年9月6日郁达夫在福州《小民报·新村·每周文坛》发表《我所喜爱的文艺读物》，开列了三部书：“鲁迅：《野草》。茅盾：《子夜》。沈从文：《阿丽思漫游中国》。”[4]直接将其与鲁迅的代表作《野草》和茅盾的代表作《子夜》相提并论。1933年《艺风》月刊第1卷第11期刊出署名知堂的补白《沈从文君结婚联》：国历重阳日，沈从文君在北平结婚，拟送一喜联而做不出，二姓典故亦记不起什么，只想到沈君曾写一部《爱丽思漫游中国记》，遂以打油体作二句云：“倾取真奇境，会同爱丽思。”这里的《爱丽思漫游中国记》指的是《阿丽思中国游记》，可见在当时文人眼中，阿丽思已然具有沈从文创作的代表作的地位。

1967年夏志清发表一篇题为“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专论现代中国文学的“感时忧国”的特征⑤。在这篇专论中，夏志清将沈从文的《阿丽思》与老舍的《猫城记》和张天翼的《鬼土日记》并置而论，一方面从“感时忧国”的现实意义肯定了这种创作题材“在其感时忧国的题材中，表现出特殊的现代气息。他们痛骂国人，不留情面，较诸鲁迅，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对《阿丽思中国游记》写作上的不成熟提出了批评：“《阿丽思中国游记》从很多角度去衡量，都不算是一部成熟的作品。”[5]不可否认，沈从文初次驾驭长篇，在写作上难免有不成熟之处：小说的结构显得松散，有的情节和前后关系不大显得累赘多余，如第一卷第四章不厌其烦地交代阿丽思姐妹如何听“睡前故事”，不仅和整部小说情节主旨脱节，单从姑妈格格佛依丝和阿丽思形象的刻画角度看，也并无太大的意义。因为是匆匆写就，部分寓意独特的情节在安排上显得有些粗糙，例如第二卷第一章“两个对立的阿丽思”相互争吵的对话，作者欲展示一种对于在现实中如何抉择的摇摆态度和矛盾复杂的心理，但在实际写作中，掺杂了大量不必要的口语描写，显得文笔烦冗。

沈从文起初是“想写一点类乎《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东西给我的妹妹看”，对于作品中未曾预料的沉重的话题和尖锐的讽刺，他说：“我不能把深一点的社会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种纯天真滑稽里，成为全无渣滓的东西，讽刺露骨乃所以成其为浅薄。”关于这种主题的偏离和讽刺的露骨，沈从文也意识到“若能在文字的处理上、风趣上好好设法，当然也可以成为一种大孩子读物。可惜是这点希望又归失败”，这种评价是很客观的，也是作家对于自己创作的总结与反思。正如沈从文所说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尤其是我走自己道路的一件证据。”不可否认，《阿丽思》在沈从文的创作历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部小说确实见证了沈从文从第一卷对斯威夫特、鲁迅等模仿和继承，到第二卷“把文学当作一种个人抒写”。

在这部作品中，“沈从文初步确立了都市乡村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开始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开始在文化身份上皈依苗族血统”[6]（142-158），以开放自由、充满想象力的创作模式营造自己的小说世界，并在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切思考中探索艺术新的表现形式，在追求与批判中传达对人性与民族性的反思，这其中对于沈从文研究和现代文学的研究的意义，是需要被重新评估的。

注释：

①异域视角是主体观看“自我”的本土（native）以外的其他国度、地域（theother）的视角，以“旁观者”身份对他国社会、文化、政治进行旁观。在《阿丽思中国游记》中，作者沈从文将中国作为异域，想象西方人游览中国时的见闻并模拟西方打量中国时的思维方式和文明立场，展现了西方人视角下的中国形象。这种具有本国特色的“异域视角”实质上仍是中国人对本民族的社会心理、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的反思，是作者主观情感下的“异域视角”;然而沈从文苗族身份和“乡下人”的立场，以及对于现代文明和都市社会有意识地疏离，使对于中国文明社会被投射在“异域视角”下成为可能。

②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11，第528页，附录一《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的一些作家，以忠于写实为义务，运用讽刺的笔调，把中国写成一个初次受人探索的异域。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老舍的《猫城记》（1932），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③沈从文：《致王际真》，《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143页，写于1931年6月29日沈从文在北京小住期间。

④徐志摩在1929年1月10日的《新月》第1卷第11期刊载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写的广告词。

⑤译本即为《现代小说史》中的附录一《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

參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3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他从凤凰来 沈从文传[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3]凌宇著.看云者从边城走向世界[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

[4]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8）杂文（上）[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1.

[5]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11.

[6]李永东.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与上海租界——解读《阿丽思中国游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03）.